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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寒 (美国)
泰国乱局对中国模式的借鉴和启示



如果政治精英再不对泰国广大农民进行政策扶助,军人干政不受制约,泰国的这政局混乱恐怕会循环出现。



2009年4月14日,泰国红杉军结束对曼谷总理府长达20天的包围及街头示威抗争行动,使得喧闹一时泰国的混乱局面暂时趋向稳定。但是泰国各方政治势力的较量并没有善罢甘休,尤其是红杉军——前总理塔信在农村以及城市底层社会的支持力量,泰国政局的危机并未真正消失。

泰国当前局面的暂时稳定,并不是因为人民恢复了对泰国政府的信任,乃是因为泰国国王普密蓬的介入,而其背后是效忠他的军队,3月14日军队进入曼谷市内驱散示威者,并摆出准备铁腕镇压的姿态。泰国的局势目前仍不明朗。泰国的民主体制曾经获得国际上肯定,但近几年来却遭遇到重大挫折。

对于泰国的这场政治危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姜瑜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泰国是中国的友好邻邦,中方关注泰国局势发展。我们衷心希望泰国国家稳定,社会和睦,经济持续发展。”话说得四平八稳,并无实际内容。泰国曾创造出经济奇迹(1985年至1995年泰国的经济发展居于世界前列),有亚洲四小虎的美誉,但近几年来发展停滞,国家陷入政治动荡。中国和泰国同是发展中国家,今日泰国的政治动荡大有中国借鉴之处。

泰国的教训主要有:
其一是:经济发展的成果并没有惠及广大的社会底层,城乡差距极大。截止到2008年,泰国人均所得已达到7940美元,已为中等富裕国家,但社会贫富悬殊严重,未实现发展的平衡。

其二是:几十年来,泰国经常发生军人不当干政。对待此次示威,泰国军方使用武力过度。

其三是:整个国家未搞好廉政建设,贪污腐败层出不穷,法制不彰,人民的权利得不到有效的保障。

其四是:只偏向经济发展,未同时进行政治民主化改革,以防止家族势力坐大和军人干政。此外加上泰式民主进程中特有的国王、军队、议会、政府之间的关系一直未能理顺,泰国的政治隐患时隐时现,最终导致政局动荡不已。

九十年代末期以来,几任泰国政府都没能很好地去解决阶层对立和贫富分化问题。到上世纪末,泰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超过2500美元,被世界银行评定为初级发达国家。但是,泰国80%的人口生活在乡村,数以千万计的农民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应该说,富豪出身的塔信在缩小贫富分化问题上政绩最显著。塔信于2001年当选总理后,在扶持农村发展方面耗费了大量精力,取得了不小成绩,但是到塔信2006年下台时,泰国的富有阶层与贫困阶层的收入差距仍然达8倍之多。

再来看泰国的军人干政传统。在泰国的传统文化和不少泰国民众的观念里,民选的文官政府带来的似乎是低效、混乱和贪污,军人政府却是高效、秩序和廉洁,于是军政府在20世纪频频上台,成了泰国独特的政治景观,也成了泰国的军方干政传统。毫无疑问,热衷于干预政治的军队是一个新兴民主国家确立民主游戏规则的障碍,军队天性倾向于用枪杆子来捍卫自己的利益,而民主的游戏规则规定各政治参与方只能动嘴皮子和笔杆子。       

自1931年泰国确立君主立宪制国家政体以来,超过四分之三的世纪,国王、军人、议会政党是泰国政治的三大主要势力。如此就形成了一种不完善的民主,也就是由民众选举出来的民意机构,并没有获得在国家政治事务中的最终发言权,军人常常会以保卫国家的名义干政,国王处于超然的、虚权的地位。事实也是如此,泰国历史上军人政变逼迫政府下台,最后由国王仲裁平息争议的史实层出不穷。政党政治发展不成熟,且缺乏稳定性,导致过于频密以及不正常的政府更替。因此国际政治学者认为泰国政党政治还处于稚嫩状态,泰国各主要政党先天不足,缺乏共认的意识形态和政纲之基础。

在此次泰国政治事件中,当反政府的红衫军在冲散东盟系列峰会后,泰国军队在13日强力驱散红杉军,并在次日拂晓向总理府前进,以装甲车阻断了全部的出入口。在冲突中,泰国军方最终向示威者开枪,引发流血事件,造成2人死亡,123人受伤。于是红杉军领袖被迫结束抗争,带领示威者逐步撤出示威地点。红杉军领导人前往警察局自首。但是泰国政局的动荡并没有因武力镇压而结束,民众仍然要求政府下台,呼吁重选议会。

可以预见,由于全球的金融危机,泰国的经济衰退仍会持续,泰国的贫富分化和城乡对立只会继续扩大,其无法短期内得到解决。而军方武力平息示威又会埋下仇视的种子,泰国的政坛乱局还会持续。如果政治精英再不对泰国广大农民进行政策扶助,军人干政不受制约,泰国的这政局混乱恐怕会循环出现。

在中国经济崛起,国际影响力增强,民族主义情绪亢奋的背景下,北京不能头脑发热,泰国今日的局势是一面镜子,可以映照中国在发展中的缺陷。

中国作为开发中国家,国家经济总体得到发展,社会财富总量大增当然是好事。但同时,必须让经济发展的成果落实到改善民生,惠及全体国民,尤其是对庞大的底层民众。只顾特权阶层利益,放纵对中下层民众的掠夺,将会扩大贫富悬殊,增长阶层对立和仇恨,社会失衡所积蓄的问题迟早会像火山一样喷发出来。

更重要的是,只注重经济不进行政治改革的发展模式存在着巨大缺陷,特权与腐败之下的稳定不可能长久持续。国家权力需要在民主与法制的框架内加以约束,否则经济再繁荣,也难以维持社会的平衡,而非平衡的积蓄就是酝酿危机。

泰国的乱局不是民主的失灵,而恰恰是因为其民主制度的不完善。成熟的民主制度首先是保证宪政,即树立宪法最高权威,佐以法律的保障。无论是执政者还是民众,都必须在法制的范围内行事。作为民选领导人的塔信在总理任内的贪腐行为,应当经由独立的司法机构进行调查追究,或由议会依据宪法进行弹劾,而不应当用武力,即军事政变的手段去推翻政府。三年来泰国的乱局表明,这个新兴的南亚民主国家尚未能走出专制传统。

泰国经历了几百年的君王统治,到1932年方才实行君主立宪制,从政治制度上引进西方民主机制。但此后几十年,绝大部分时间是由军人当政。按政治学者的看法,泰国真正实行民主制度,不过是从1992年新宪法制定后才实施,至今才十几年。总体上来说,泰国的民主实践为亚洲类似发展国家提供了一些经验,包括正面的,也包括自2006年“失去的三年”的负面经验。

泰国的民主的确是出了问题。泰国的问题,并不能以此来证明西方式的民主不适于亚洲,也不能为北京在今年两会上高调拒绝西方式的民主作证。用邻国民主制度的不完善来证明中国极权之合理,要么是混淆概念,要么是谎言。

虽然塔信的影响力在泰国已日渐衰弱,但泰国的政局依然存在隐患,其民主政治需要修整和完善。此次镇压红杉军之后,现总理阿披实即宣布将进行政治改革。近年来泰国的政局,是亚洲民主进程宝贵的经验和借鉴。当前的中国在繁荣之下隐藏着民众的强烈不满和巨大社会危机。北京当局应当走出重经济发展拒绝政治改革的老套,应主动有序地推行政治体制改革,将经济发展纳入宪政和法制的框架内,以避免泰国的覆辙。
               

2009年4月17日初稿,4月21日二稿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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