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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贵阳
欧阳小戎 （贵州）
我每到一个城市之后都会发现，只有在贵阳，才有那种心如明镜，一尘不染的感觉。
我的贵阳肮脏、混乱，很难招人喜欢，却又令人难舍。这其中或有难以言表的原因，大概因为与别人的贵阳相比，我的贵阳卓尔不群吧。这座城市并不大，徒步穿越大半个城区，也只需一个小时，只要不离开主大街，垃圾亦没有想象中那么多，只是太过于混乱以至于令人试图徒步穿越城市时，心生倦怠。很多路口没有交通灯，也没有执勤警察。这不是临时现象，也不是个别现象，行人和司机随时神经高度紧张地争夺着这些路口，令整座城市如同官僚们肥大而沾满油腻的心脏。它和中国的绝大部分城市一样，除了拥有一个豪华的党政部门办公楼群之外，其余似乎再无长物。
尽管是个省会城市，但它却属于中国最贫困的省份。如果你不是贵阳人，请不要对"最贫困省份"这个头衔幸灾乐祸，以为在别处赚钱之后，可以到这里来享受老爷一样的生活，这样想的话你将大错特错。这里的一顿早餐，并不比北京、上海便宜多少。
因此，这座城市很难找到能够招人喜欢的理由。不过这并不妨碍我对这座城市的好感，因为官老爷们总是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并想方设法搜刮地皮。是以无论他们怎么搜刮，在哪里搜刮，穷奢极欲、声色犬马，对我的生活影响都不大。反正他们总是要干那些事，并且到一处干一处，招数也大同小异，且都要落到你我的头上，无处可躲。与其为官老爷们苦恼，不如去和叫花子们寻些穷开心。
在贵阳下车之后，我会敲敲杜和平先生的房门，他住在市中心，无论从哪一个方向进入贵阳城，他那里都是最便宜的落脚点。有时候他不在家，这没关系，只需到他家附近的公园里稍坐一会，他就会回来。他象很多云贵同乡一样，脸色黝黑，一副憨厚相。不过和很多人不同的是，他是位残疾人，刚打到我的腰间。你只需与他照上一面，便知道他比你我都要快乐。并且，就象你一样，他有很多书，都放在他的小楼上。小楼用木板和铁皮搭成，虽谈不上结实，遮风挡雨尚无大碍。有一次我取道贵阳回家，在他书橱边徘徊良久后，向他索要汤因比的《历史研究》。他掂起脚打开橱门，将那三本微微发黄的书递给我，并稍显抱歉地一笑："虽然是商务印书馆出的，可惜是删节本。"然后仰起头，平静地注视我片刻。"你会有一个很好的前途的，而且你还这么年轻。"
我想对他说："我已经不年轻了。"但转念又有些犹豫，在一个年长者面前，说这种话是不恰当的。他在我这个年纪时，早已投身公共活动多年，1989年，因为积极参与贵阳"爱国民主联合会"，全力支持学生运动，他被当作政治犯投入监狱。他的残疾为他赢得了朋友们的尊重，却没有因此逃脱牢狱之灾。统治者如果知道发些慈悲心，那么也就轮不到象他这样爱好学问的人去当异议人士。
当晚我蜷缩在他的小床上过夜，他则披了一条毯子，坐在椅子上。我躺在那小床上，心中颇有些不安，他仿佛看出了我的心事，告诉我，自己经常辟谷斋戒，辟谷期间，一坐就是几夜。然后闭上双眼，飞速进入一种无忧无虑的状态，象是在思考什么，又象是在享受着什么。我侧身望着他，渐渐被感染，然后我睡着了……
贵阳是一个神奇的城市，如果你选择在这个城市居住，那么你很难因它而产生多少愉悦感。但是我每到一个城市之后都会发现，只有在贵阳，才有那种心如明镜，一尘不染的感觉。尽管从禅的角度来说，这并不是多么了不起的境界，但我有足够的理由来赞美这种境界，因为我尘根太重，能够进入这种境界，便已是莫大的幸福，哪怕是短短一瞬。
如果你怀念八十年代，可以去贵阳。有时，你可以抱怨一下时光太过于匆忙，转瞬之间物人两非。三月，花溪的春天来了，田野一片耀眼的黄色。阳光从油菜地里反射到全林志先生脸上，在他渐显斑白的双鬓旁添了几分神采。尽管他的女儿还未成年，但他毕竟已经年长。有时他会喃喃地念叨，似乎在自言自语："我活不到那一天了……"又抬头望我一眼，心情高兴起来。"但是你可以！你肯定能看到！"我很想回答："我从未想过自己能活着看到什么。"但是这话难以启齿。
他从八十年代便开始追求自由，时光荏苒之后，社会在以超出我们想象的方式变化着，而我却很难分辨出，现在的他和八十年代时区别究竟何在？他身材依旧匀称，眼神中依旧满怀期待。经常穿一件长外衣，柔和而稳健地站在一个不那么显眼的地方，向每一个他所认识的人微笑着点头致意。有一天在花溪，一位穿短袖运动服蹬山地车的大女孩从我们背后冲出。他望着那女孩的背影羡慕道："青春的活力！"我很难理解一位长者在青春面前的心情，但我有足够的理由认为，他之所以如此羡慕青春，那是因为如果他也拥有青春的话，就有机会活着看到自己想要看到的一切。尽管从表面上看，社会和八十年代时已经迥异，然而定睛看，它并没有发生多少变化。我不知道这一切究竟该归咎于谁，但我坚信命运会给我们一个最终的答案。
在八十年代，他有一位学生，那是他最好的学生。质朴、好学、聪明、热情……几乎具有一名青年所能具备的一切优秀品质。一天我的同乡兄弟王玉文去看他，我们坐在简易沙发床上，吃着他从安顺老家带来的一种糯米团子。"那是我最好的学生，"他说："我教了几十年的书，再也没有遇到过那样的学生。但是他死了……死了……他当兵去了，在越南战场上……"一边招呼我们吃那糯米团子，一边拼命试图忍住老泪。
我们望着他通红的眼圈默默无语，我不知道，如果自己给他当学生的话，能否做得象那位死在越南人枪下的青年一样？当然，如果让我死的话，我不愿死在越南人或是印度人、苏联人的枪下。我这一生为自由而活，如果不能抱着自由死去，那就去为自由而死。这应当是最完美的结局，还有什么能比之更加值得去生或是去死的吗？
我的同乡兄弟王玉文住在贵阳，他已经二十三岁，并且远非我在二十三岁时所能比。作为一名诗人，他有很多愁苦，这些愁苦在一个人二十四岁时，足以令人产生撕心裂肺的绞痛。
我们俩曾经在深夜街头，顶着寒风四处游荡。他的诗中仍然充满激愤，这些激愤是他走向未来的宝贵财富，所谓愤怒出诗人。有朝一日，它们纷纷沉淀成不可磨灭的热情后，会滋养出一颗强大的内心。我很羡慕他，年轻，充满对真理的渴望，还有一位美丽的未婚妻（如今他们已经成婚，我在他并不知晓的远方为他们祝福）。他还去过西藏，我做梦都想要去的地方。那时他刚从西藏回到汉地，一路都在笨拙地诉说着。和藏区相比，汉地的一切都显得污秽不堪，这我明白，因为每一个去过藏区的人都会这么说。
西藏离我们很近，只要闭上眼，她就来到我们面前，尽管我们之间仿佛如同两个世界。每当她在脑海中浮起，我就情不自禁低声呼喊自己改编的惠特曼诗句：
Oh,Tibet!My Tibet!
多年以来，极权专制的毒液正在令她渐渐离我们远去，一步一步蹒跚着，仿佛无法追回。我坚信，只有汉地的自由才能挽留她的脚步。尽管在这个罪恶制度的毒害下，离我们远去的远远不止是西藏，但西藏乃是我们所能触及的最美的所在，于是，其中的感伤渐渐多过了愤怒。
那是个降温之夜，我们睡在张重发先生宿舍里，那张床虽不算宽，躺两个形容消瘦的人却绰绰有余。
和大部分云贵一带的人一样，张重发先生也长了一张黝黑的脸。这种相似足以令我们之间产生某种不可言传的亲近。那是他的单身宿舍，有时他会住在那里，如果有朋友来到贵阳，他便到别处去住。他话不多，开一辆旧汽车，那车似乎是他上班处公司的，他有权将其开回家。尽管年届不惑，但你依稀能从他身上感受到那种处子式的腼腆。尤其在人多的时候，他只是偶尔说那么几句，每一句都仿佛带着某种羞涩去试图关怀别人。
十多年前，他因受王炳章博士案牵连入狱。王炳章博士还在狱中，他可以活着出狱，这毫无疑问。那时他将受到广泛尊重，当然，现在亦能，如果我们足够努力的话。我到过贵阳很多次，大部分时间都住在张重发先生的宿舍里。那是座很老的房子，光线很差并且不太结实，有时屋顶还会漏雨，并不比我们在电视上看到的那些印度或者拉美的贫民窟住宅强。但是在中国大城市，住这种住宅的人要比拉美或者印度多。我喜欢那屋子，它令人心情平静，走进它，会让人觉得瞬间与世界隔开。
一次我又到了贵阳，天色已晚，他得知立刻叮嘱下，让我一定等他。天黑很久后，我和吴玉琴大姐在一个过街天桥下等他。吴大姐有时会自言自语，又象是在问我："那是重发的车吗？"然后又自己回答自己："哦，不是，重发的是夏利车。"我和她有个共同点，除了夏利之外，几乎无法从外型分辨出汽车的品牌。其实我早知道那不是他，因为和约定的时间还差了十几分钟。果然，他非常守时地到了，脸上看起来有些疲倦，但是看见我，又跳跃着些许亢奋。他从很远的地方开车前来，也许刚刚忙完手上的活。目的是为了带给我一套干净的被褥，那被褥放在车后座上，看一眼被褥，又看一眼我，越发高兴起来："刚洗的……干了！"脸上一如既往流露着那种男孩式的神态。于是我钻进车，心照不宣地相互传烟，在贵阳，抽烟的人并不多。
贵阳的夜似乎格外黑，我和我的兄弟王玉文躺在床上，他反反复复无法入睡。他的未婚妻今夜会到贵阳来，凌晨三点到达。两点钟，他醒来了，如果接的不是未婚妻，我一定陪他一起去。那个降温的夜晚，夜色格外黑，火车站上盗匪横行。我爬起来，从张重发衣柜里找了一件格外厚实的外套让他穿上，他脸上仍然写着愁苦，尽管未婚妻很快就要到来。我很想对他说点什么，但是什么也说不出口。他还沉浸在为自由而受难的痛苦中，因为刚刚从遵义来到贵阳不久，遵义、贵阳和云南的警察们象梦魇一样缠绕着他，还有他未来妻子。他还年纪轻轻就饱尝了受迫害的滋味，这迫害远非身心被囚那么简单，这意味着所有与他沾边的人都必须带着另一种眼光来审视他，而这眼光里往往充满恐惧和怨毒，如同在审视一个传播瘟疫的人。从此他生命的一切都将受到这眼光的挑战，尤其是他试图去恋爱和结婚。更何况，他是一个情感激烈的诗人。也许他还没有明白，为自由受难，是人生至高无上的荣耀。世界上配得上这种荣耀的人寥寥无几，我们应当为这荣耀的机缘降临到自己头上而欣慰。
他走了，当他走后我才想起，应该让他再带上一件长外衣，为他未婚妻而带。那姑娘叫格桑，格桑花是西藏的象征，这很美，这一切都很美。正如特维根斯特所说："我度过了多么美好的一生啊！"我在窗下听了一会北风，疑心外面的路上已经结了冰，想要祈祷什么，但我相信他完全有能力面对这一切，不需要再去祈祷什么。
在贵阳，每个礼拜，都有人权讨论活动，各色人等都可以参加。活动场地经常变更，有时在茶馆里，但是有人会提出两块钱一杯的茶水费太贵，便迁到室外；等到刮风下雨或冬天，又必须迁回室内。诸如此类的麻烦，几乎每一次都会遇上。但是这种人权讨论活动奇迹般地坚持了数十年，似乎已成传统。如果你到贵阳，不妨去感受一番，甚至发表一些言论，这是在中国任何一个城市到找不到景象，没有任何官方势力插手，纯民间的人权活动。
我的朋友黄燕明先生，多年来热心于此。在贵阳，他显得与众不同，因为他面色更象一个北方人。他很英俊，言谈举止充满热情，热情得近乎单纯。这也许就是那种常备人们挂在嘴边，却很少有人能真正表现出来，那个被称为"赤诚"的词吧。如果他和我站在一起，人们会认为我们俩年龄相仿，其实他比我大十八岁。我觉得，正是因为对自由的赤诚，令他年轻。我和他是很好的朋友，我相信有这样的朋友，会让我象他一样青春永葆。
每一次离开云南或是回到云南，我都要取道贵阳。我又要回云南了，于是习惯性在贵阳下车，然后去找他。他住在一个类似于张重发宿舍的小楼上，生活十分简朴，并且惯于把一切都收拾得整洁。是以无论起居或是穿着用度，虽然朴素却丝毫没有寒酸感。我俩有好几次躺在同一张床上，用在看守所里"揠刀片"的方法，即两人一对，头各朝一方。他常说："我们就当是在看守所里'揠刀片'嘛！比看守所里舒服多咯嘛！"1995年，他在天安门广场上撒传单，拉横幅，公开宣告中国民主党贵州分支成立。然后迅速被当场擒住。
"我和王丹呆的是同一个看守所，那时候王丹也刚进来。"他说，轻快之色流于言表。那一举令他在北京市看守所吃了三个月的馊窝头，然后又回贵州蹲了五年大牢。王丹也许并不记得他，或者压根也没听说过这档子事。这都没关系，转眼十三年过去，他仍象当初一样年轻而热情。
第二天我向他告辞，要回云南去。他闻言略有些慌乱，到处翻抽屉，想要从抽屉里找些东西送我。但没有找到什么可送之物，只有些速溶咖啡，一定要带走。我告诉他自己并不喜欢喝咖啡，但是他找了很多理由，告诉我应该喝一些咖啡，喝咖啡对我很有帮助，尽管这些理由都很难站得住脚。我有些哭笑不得，带上那些咖啡走了，一路暗笑他迂腐。迂腐是一种美德，人活一生能结交一位迂腐的朋友，象是得了一份天赐的礼物，令人受用不尽。
我又离开了贵阳，下次还会来，然后再离开，再来……如今，我仍清晰地记得，第一次来到这个城市时的情景。那时天还没有亮，春寒料峭。尽管有些人早在茫茫中夜时便已醒来，但贵阳城并没有多少灯火，仍躺在熟睡之中。在寂静无声中，她充满希望地等着你，你充满希望地看着她。因此寒春丝毫无法影响心头的热情，黎明的大幕即将徐徐拉开。
哦，贵阳！我的贵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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