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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万“农民工”的去从成奥运悬念？——从“2008让上访者回家”想到的
樊百华 （南京）
我愿意看到的情形是：北京奥运能够善待“农民工”、流浪者和众多“低端”个体私商小贩。
2008年被国际舆论称作“中国年”。奥运会的吸引力果真大的话，那么中国的方方面面当然会受到国际社会特别多的关注。想想政治、经济、社会千头万绪、错综复杂的种种乱象，2008对中国意味着什么，还真是吉凶难卜的。
中国是一个农民大国。奥运会是个什么会估计大多数中国农民不甚了了，更不用说从申办到举行，除了动用也有农民一份的公共财富外，别的就与包括农民在内的绝大多数中国人，没有什么关系了。但是有一部分中国农民，会与“北京奥运”有关系，就是进入北京（还有部分水上项目举办地青岛）打工、上访和流浪的农民，政府肯定会“垂顾”到他们。这部分农民将近千万吧。是的，政府为了交通和治安，是一定要关照到他们的。
这一判断既是基于过去的政府习惯，又是基于业已出现的“新苗头”。例如2008年1月3日北京学界、法律界部分人士发起的“2008让上访者回家”。
“2008让上访者回家”预示着什么
上访农民几年来本来就遭遇了严苛的“截访”。各地各级政府一直在动用官员、警察、“专业截访人员”（不法社会“闲杂”），“让上访者出不了门”、“让上访者半路返回”、“让上访者无功而返”。但这一次是被视为维护弱势民众利益的学者们发起的活动。
1月3日当天，著名维权人士湖北随州的刘飞跃（《民生观察》网刊编发者）获悉后，随即电话采访了《2008让上访者回家》行动的两名发起人之一，北京理工大学经济学教授胡星斗，和“响应该项活动的第一位访民”刘学立。
刘学立来自河南嵩县库区乡柏坡村，曾因当地政府征地问题上访被数次拘留，并劳教四百多天。2005年他出了劳教所又到北京上访，一呆三年。三年来他靠拾垃圾、摆水果摊维生，同时不停地在北京的各机关控告，逐渐成为著名的京城上访村一位有影响的访民。在北京上访，2007年十七大前夕，他参与组织了万名访民上书请愿活动。据跟踪报道访民回家的人士介绍，实际上“2008让上访者回家”是长期活动于上访村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于建嵘教授，获悉他的“研究对象”兼“朋友”刘学立曾向他表达过“想回家的愿望”，于教授受到启发萌生了“2008让上访者回家”计划。
据报道，刘学立最后一次离家赴京上访，孩子才两岁，而妻子比他小8岁，且比较漂亮。想想吧，颠沛流离了数年的热血青年，怎么会没有“想回家”的愿望呢。有时吃住在于教授家里的刘学立应当很多次对于教授流露过“想回家”的心情了吧，通常于教授或许会为他筹措路费完事，但这一次的“想回家”恰逢中国“奥运年”啊！注意“与研究对象保持一定距离”的于教授，显然是有感于官方越来越强烈的“让上访者回家”的急迫需要，才很自然地想到了发起一次“非官方”行动。胡星斗教授对采访他的刘飞跃说：“我们这次主要是针对那些长期在北京上访的，滞留北京至少达三个月以上的访民。活动采取自愿的方式，那些愿意回家的访民，我们将免费为他们提供路费，并护送他们回家。将他们送回家后，我们还将和地方政府交涉他们的问题，督促地方政府尽快解决。更重要的是，我们将通过加入我们这个活动团队的维权律师们为他们提供法律援助。”
胡教授又说：“我们这个活动是在社科院申请批准的一个项目。”而刘学立则对刘飞跃披露说：“明天上午开完说明会后，晚上9点半我就要回去了。一个星期前，我就和于教授他们谈好了这件事，明晚走时可能还会有些学者、人大代表们跟随，记者还会来。”
2008，奥运，征地，上访，年轻漂亮的妻子，团圆，流浪，疲劳，民间，学者，官方，稳定……一切组成了迷茫混沌、混沌迷茫的意向。可以确定的是：“让访民回家”成了一种“欲望”；样板或者形象从来就没有丝毫制作的困难；柔性专制将成为沟豁纵横、斑驳僵硬的肌肤上，供求诡谲的廉价脂粉。
预计，“民间”、“非强制”、“非官方”的“全民奥运政治”，将紧锣密鼓地粉墨登场！但当然都是临时的点缀性的。
2006谣言、精神病条例等等
事实上，刘学立这三年京城的身份，与其说是上访者，不如说是漂泊的谋生者。上访者仅仅是他个人的意向，或者不耐烦的衙门对他的命名，或者学者研究报告中的临时指谓，而他的实际生活基本上可以归为一个农民在北京的艰难生存，捡垃圾和摆水果摊才是他漂泊京城的主要情形。简言之，刘学立是一个个体进京“农民工”。
朋友约谈“农民工与奥运会”。我当即蹦出来的想法就是：北京奥运会不会给进城农民带来什么好处。有人要立即说：“没有奥运会进城，农民的工作机会会少很多吧。”这说法与没有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人民的新生活、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冰箱彩电一样。底层劳动者的最高收获永远是残羹剩汁，或者最后的渣滓。有没有害处呢？这要看“每逢喜事就驱赶”的老习惯能在多大程度上收敛。有人要说“有事驱赶”并不是泱泱政府的行为习惯，例如2003年SARS肆虐非但没有驱赶，还千方百计强留呢。这种被吴稼祥新近文章肯定的“隔离法”，大概官方也不愿意旧事重提了。
说2006年的事情。是年9月间曾曝出消息：“9月14日下午，北京市2008环境建设指挥部在北京会议中心向31个相关单位下发了第一批奥运立法的工作安排。奥运立法协调工作小组认为，北京流动人口主要是从事城市基础建设项目施工的农民工，在奥运期间仅计算建筑行业，预计有100万人。政府可以要求建委协调施工单位建立企业整建制，对这部分人劝返回乡。”（华夏时报9月15日：《北京奥运期间考虑控制流动人口 劝返部分农民工》 http://www.jcrb.com/zywfiles/ca549081.htm 10K 2006-9-15 - 百度快照）
消息甫出，舆论哗然。13天过去，同一消息源才迈着四方步出来辟谣：新华社北京９月２７日电（记者汪涌 张雷）在奥组委２７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北京奥运立法工作协调小组办公室主任周继东说，目前关于“‘２００８年奥运会期间北京将会劝返１００万农民工’的说法是毫无根据的，也是不负责任的。”2003年几十位公民因SARS期间“造谣”被判刑事罪，这是继1989“秋后”专政机构接续的对“谣言”的强硬惯例。但是，这一次应当说严重影响国家形象的“谣言”，却没有一个公民遭到追究。人们对此心知肚明，瞠目咂舌。相关消息中让我注意的是两点：一是“奥运立法工作”；二是“北京市政府已经提请北京市人大订立精神卫生条例，这个条例主要是为了维护精神病人的合法权益，使他们能够得到及时的救助和治疗，同时也防止精神病人的行为给公共安全带来危害。”
后一项立法应当早已有之，却借了奥运东风应运而生。这当然使人们有理由想到：为了奥运的需要，被关照的“精神病人”的数量将大大增加。而若干年来，中国精神病院中的种种故事——我指的是利用精神病“关照”揭腐反腐公民的故事，光是新闻界披露出来的就已经屡见不鲜了。
关于“奥运立法”，人们很自然地联想到了1999年急用急立的“取缔大法”。据报道，已有65项已立待立的项目。立法本身当然是进步，奥运运作要有法可依，固然已经说明过去已经显得繁缛的成文法条，却原来远远不敷发展之需（该立没立甚至绝不肯立的法律还少么！），但当然也是进步。我查了一下网络，没能看到外国奥运立法的条目。茫然！
期待法治奥运
对于百万“农民工”怎么办，似乎成了奥运立法不应有的的空缺了。但周继东（曾经的时代婴儿取名多有“继承毛泽东”的）先生一出一进的消息中，还有没有收回的“非谣言”：“对于城市的流浪乞讨人员，将依法对其进行救助，特别是对未成年人将实施强制救助；对废品收购、小美容美发等出现问题较为严重的低端行业，在奥运期间将把一部分流动人口挤出北京；对于外省市进京人口，经请示国务院同意，可以发布通告，限制进京人员数量，如进京人员须出具县级以上证明等，从根本上控制流动人口。”这里面已经有有违人权的内容。由此我当然有理由怀疑强制驱赶农民工的习惯是否能消失。
我愿意看到的情形是：北京奥运能够善待“农民工”、流浪者和众多“低端”个体私商小贩，例如在公民平等、协商、自愿的基础上，同时给予相关损失的补偿（经费当然要从奥运收入中支取）。让相关人员“和谐”配合奥运，好去好还。
没有必要像部分舆论说的那样“给农民工免费赠票”。我本人请我去北京看奥运我也不会去，我相信农民们即使不晓得党和国家领导人是谁，不晓得奥运会与一般体育赛事有何区别，更不晓得特赦政治犯是怎么回事，但他们作为人的正当的生活欲望，是与党和国家领导人、与奥运方方面面的角色们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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