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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办奥运与都市门坎 （此文原发于新加坡的联合早报）
郑也夫
北京又要申办奥运了。我在北京生活过40年以上，是个超级体育迷，写过30万字的体育评论文章。但迄今为止对申办奥运我未置一辞，原因是我陷于深深的困惑中。
去年我加入到冬泳的行列。冬泳人不仅性格硬朗，且幽默善侃，下水前总要神吹一阵。某日聊到申办奥运，一位来冬泳的武警，一本正经对大家说：“北京
如果申办成功，北京人一人长一级工资，开奥运会那个月，外地人不准进京，北京人放一个月假不上班，白拿工资，‘但是’－不准出门。”大家轰然大笑。无疑他
是对北京每逢盛典整顿秩序的方式聊发牢骚。而我的困惑也正在此。奥运会乃全世界人民共同参与的节日，如果北京申办成功，参与者包括北京人、外国人，自然也
要包括外地中国人。如果这时候外地人不能进京，乃至在京打工的外地民工也要遣返，而我们身为北京人就成了高等华人，怕是也要为这高于同胞们的身份而
汗??。“承诺”一词在社会上颇流行过一阵，我想，申办奥运我们不仅需要向世界——其实是外界作种种承诺，同时也应该向国人，向全体中国人作一些承诺。世
界杯期间，法国政府在球票上与外部世界的冲突，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我同意各国人士的抗议，但也赞同一个政府把本国公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即使稍稍得罪了
外界。
但是话说回来，如果由我这种主张的人操办，还能不能说上述的大话？如果不对内搞“关门主义”，北京的路况、旅馆能否承受奥运的超级负荷？我承认一个城市应该有“门坎”，问题在于它是人造的门坎还是自然的门坎，是看得见的手还是看不见的手造就的门坎？
文学史上有过这样一段逸事。少年白居易初到长安，托人将诗集呈送某公，以求提携。此公看到诗集上的名字脱口而出：“长安米贵，居大不易。”这句戏
言中暗含著一个真理：价格系统是可以约束和调节城市人口的。中国大城市的管理者之所以不敢放弃城市门坎的人为建造，是因为我们的城市早已丧失了那道自然
的、无形的手造就的门坎。改革开放前30年中，以户籍制为基础的严格的城乡二元机制是与政府优待、偏袒城市人的政策相配套的。它对城市人的福利政策表现在
方方面面：粮油票制，低价格的房租、水电、公共交通费用，等等。这一政策的前提是，城市人不可随意增长，农村人不可进入城市，否则政府吃不消。改革开放后
的情形是，农村人可以到城市打工了，而政府对城市生活的多数补贴却迟迟没有让位于市场。因而它畏惧城市中外来人口的膨胀。首都对秩序的格外需求和高度敏
感，更使它不时将外地人清扫出门。这一手段对排解管理者眼下的压力是如此必要，与改革开放的大政方针却又是如此不协调。改变这一窘境的唯一办法是政府甩掉
包袱，让每个城市人承担起市场经济下自己生活的负担。唯其如此，我们才能走出这一中国特色的怪圈。
但是改革需要时间，而奥运的申办近在眼前，举办（假如申办成功）也不遥远了，又该如何呢？那将是为众多的外宾和爆满的内宾共办的一桌宴席。委曲内宾是不妥的，没有内宾的热忱奥运是不会圆满的。动员内宾为外宾腾些地方，几乎一定会发生，而那是决不可以生硬和鲁莽的。
有条件支持与反对
以上文字写于大约一年前，不能见容于中国国内报纸，故置于抽屉多日。今日抖擞精神，续说这一话头。
从上面文字可见，我是一个“有条件的支持者”。社会上存在著一些“无条件的支持者”，是我所能够理解的。但若社会上的大多数人都是“无条件的支持者”，就超过了我理解的范围。
从媒体上看到国外很多申办城市中的反对派。该申办城市并不以此为耻辱，为遗憾，当然他们更奈何不了人家的立场和言论。还看到媒体在我国申办的报道
中称，中国的申办得到了全民的支持。中国这样大，我不相信没有反对意见。开句玩笑，如果我是申办的策划者，一定留出宣传空间报道一下反对派，暂时没发现就
更稀缺了，更要千方百计派人去找反对派。一个大社会，有了反对派和不同意见，才是真实的，才像那么回事。如此搞成的申办报告才接近真实，才有竞争力。
我在电视上看到悉尼奥运期间，一个澳大利亚公民对摄相机说：她不喜欢奥运，反对在悉尼办奥运，因为奥运打破了这里的安宁。听到这一平凡女子的言
论，我感到欣慰。记者们对这一不谐音的披露，使我们看到了自由的、真实的悉尼。没有人会谴责这位平凡的女士不爱国。相反，国家应该爱这些公民，体谅他们种
种世俗的心理。
账单
我是有条件的支持者。我希望申办者能像对外界一样对内部承诺。对内需要作出特别交代的是开支。这不是公司行为，这是国家行为。国家行为花的是纳税
人的钱。纳税人有知情权。如果收支能平衡，纳税人在经济上愿意接受。如果能赚些，自然更好。如果赔得不多，乐趣和名誉上挺过瘾的，纳税人仍有可能同意。但
应该把预算的账目一笔笔讲清楚。不要盲目地认为外国办奥运能赚钱，中国办奥运就也一定能赚钱。别忘了，奥运赚钱只是晚近的事情，奥运赔钱的历史远比赚钱的
历史漫长。都来关心奥运的账单，会抑制赔钱的因素。无条件的支持者能够作到无论赔多少钱都照样支持吗？否则就和笔者一样是有条件的支持者了。
奥运对北京的负面影响及挑战
世界上的事情没有尽善尽美的，更没有不要钱的午餐。当我们得到了某项好处、利益时，一定要思考其代价。奥运对北京的好处甚多，但也有代价。
其一，宏观和长远的看，北京不宜膨胀，不宜成为全国政治、经济、文化、艺术、体育等等一切的中心。那样必然太大，难以负重。而奥运必将推动北京膨胀。
其二，急速建立的城市容易粗糙，缓慢建立起来的建筑群落才有特色。一方面因为慢工才出细活。另一方面，同一茬人在审美上无论如何比较接近，造不出多样化的建筑。因此短期内突击出一大批建筑，对北京不完全是好事，要格外当心。
其三，奥运希望运动员村距离体育场馆越近越好。但体育场馆“扎堆”在生态上是不平衡的，是浪费。因此我们无论如何要兼顾长远。最好为奥运新建的体育场馆，能放在大学一些，促进奥运会后大学体育的开展。
奥运还将使北京前所未有地面临一些挑战。
在硬件方面，首当其冲的是交通。我是反对在中国大城市中发展私人轿车的代表人物。曾经邀请李慎之先生就私车发表一点看法。李先生说：“我不谈，谈
也没用。这事是不撞南?暀ㄕ^头，撞了南?棷N回头。”我曾参加过一次北京交通问题主管领导出席的交通咨询会，该领导的开场白是：“限制私车和发展地铁的
建议请诸位免谈，我没有能力做这两件事。”这无异于堵了专家的嘴，因为多数与会专家认定，不做这两件事，北京交通的改善是无望的。七年后的奥运或许正是一
堵“南?晼芋C李先生所说撞了南?棷N回头，此其时也。修地铁要大钱，筹钱无疑是天下最难的事情之一。但且不说我一向不相信我们在如此重大的基础建设上真
的无法融资，至少我们可以说，奥运将为北京大规模的地铁融资提供最大的理由和便利。
在“软件”方面，我认为面对的最大挑战不是对待外宾，而是对待国人，非北京户口的中国人。常驻北京的外来人口太多了。他们为北京的繁荣作出了巨大
贡献。但北京对他们未必算得上礼待。每遇国家庆典，便要清除外地农民工。我猜想，奥运举办前夕大约也少不了这一出戏。我理解在一定意义上确实是“人少好办
事”。但希望能改改“软件”，即这事不要做得简单粗暴，相反应该尽可能文明礼貌，比如市长作个电视讲话，对需要暂时停工离京的人表示一些歉意。我们都希望
奥运期间北京人能显示出五千年文明古国应有的文明礼貌。礼的本质是善待他人。而礼的发生和建立是由近及远的，是从善待国人、家人开始的。
（作者是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北京又要申办奥运了。我在北京生活过40年以上，是个超级体育迷，写过30万字的体育评论文章。但迄今为止对申办奥运我未置一辞，原因是我陷于深深的困惑中。
去年我加入到冬泳的行列。冬泳人不仅性格硬朗，且幽默善侃，下水前总要神吹一阵。某日聊到申办奥运，一位来冬泳的武警，一本正经对大家说：“北京
如果申办成功，北京人一人长一级工资，开奥运会那个月，外地人不准进京，北京人放一个月假不上班，白拿工资，‘但是’－不准出门。”大家轰然大笑。无疑他
是对北京每逢盛典整顿秩序的方式聊发牢骚。而我的困惑也正在此。奥运会乃全世界人民共同参与的节日，如果北京申办成功，参与者包括北京人、外国人，自然也
要包括外地中国人。如果这时候外地人不能进京，乃至在京打工的外地民工也要遣返，而我们身为北京人就成了高等华人，怕是也要为这高于同胞们的身份而
汗??。“承诺”一词在社会上颇流行过一阵，我想，申办奥运我们不仅需要向世界——其实是外界作种种承诺，同时也应该向国人，向全体中国人作一些承诺。世
界杯期间，法国政府在球票上与外部世界的冲突，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我同意各国人士的抗议，但也赞同一个政府把本国公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即使稍稍得罪了
外界。
但是话说回来，如果由我这种主张的人操办，还能不能说上述的大话？如果不对内搞“关门主义”，北京的路况、旅馆能否承受奥运的超级负荷？我承认一个城市应该有“门坎”，问题在于它是人造的门坎还是自然的门坎，是看得见的手还是看不见的手造就的门坎？
文学史上有过这样一段逸事。少年白居易初到长安，托人将诗集呈送某公，以求提携。此公看到诗集上的名字脱口而出：“长安米贵，居大不易。”这句戏
言中暗含著一个真理：价格系统是可以约束和调节城市人口的。中国大城市的管理者之所以不敢放弃城市门坎的人为建造，是因为我们的城市早已丧失了那道自然
的、无形的手造就的门坎。改革开放前30年中，以户籍制为基础的严格的城乡二元机制是与政府优待、偏袒城市人的政策相配套的。它对城市人的福利政策表现在
方方面面：粮油票制，低价格的房租、水电、公共交通费用，等等。这一政策的前提是，城市人不可随意增长，农村人不可进入城市，否则政府吃不消。改革开放后
的情形是，农村人可以到城市打工了，而政府对城市生活的多数补贴却迟迟没有让位于市场。因而它畏惧城市中外来人口的膨胀。首都对秩序的格外需求和高度敏
感，更使它不时将外地人清扫出门。这一手段对排解管理者眼下的压力是如此必要，与改革开放的大政方针却又是如此不协调。改变这一窘境的唯一办法是政府甩掉
包袱，让每个城市人承担起市场经济下自己生活的负担。唯其如此，我们才能走出这一中国特色的怪圈。
但是改革需要时间，而奥运的申办近在眼前，举办（假如申办成功）也不遥远了，又该如何呢？那将是为众多的外宾和爆满的内宾共办的一桌宴席。委曲内宾是不妥的，没有内宾的热忱奥运是不会圆满的。动员内宾为外宾腾些地方，几乎一定会发生，而那是决不可以生硬和鲁莽的。
有条件支持与反对
以上文字写于大约一年前，不能见容于中国国内报纸，故置于抽屉多日。今日抖擞精神，续说这一话头。
从上面文字可见，我是一个“有条件的支持者”。社会上存在著一些“无条件的支持者”，是我所能够理解的。但若社会上的大多数人都是“无条件的支持者”，就超过了我理解的范围。
从媒体上看到国外很多申办城市中的反对派。该申办城市并不以此为耻辱，为遗憾，当然他们更奈何不了人家的立场和言论。还看到媒体在我国申办的报道
中称，中国的申办得到了全民的支持。中国这样大，我不相信没有反对意见。开句玩笑，如果我是申办的策划者，一定留出宣传空间报道一下反对派，暂时没发现就
更稀缺了，更要千方百计派人去找反对派。一个大社会，有了反对派和不同意见，才是真实的，才像那么回事。如此搞成的申办报告才接近真实，才有竞争力。
我在电视上看到悉尼奥运期间，一个澳大利亚公民对摄相机说：她不喜欢奥运，反对在悉尼办奥运，因为奥运打破了这里的安宁。听到这一平凡女子的言
论，我感到欣慰。记者们对这一不谐音的披露，使我们看到了自由的、真实的悉尼。没有人会谴责这位平凡的女士不爱国。相反，国家应该爱这些公民，体谅他们种
种世俗的心理。
账单
我是有条件的支持者。我希望申办者能像对外界一样对内部承诺。对内需要作出特别交代的是开支。这不是公司行为，这是国家行为。国家行为花的是纳税
人的钱。纳税人有知情权。如果收支能平衡，纳税人在经济上愿意接受。如果能赚些，自然更好。如果赔得不多，乐趣和名誉上挺过瘾的，纳税人仍有可能同意。但
应该把预算的账目一笔笔讲清楚。不要盲目地认为外国办奥运能赚钱，中国办奥运就也一定能赚钱。别忘了，奥运赚钱只是晚近的事情，奥运赔钱的历史远比赚钱的
历史漫长。都来关心奥运的账单，会抑制赔钱的因素。无条件的支持者能够作到无论赔多少钱都照样支持吗？否则就和笔者一样是有条件的支持者了。
奥运对北京的负面影响及挑战
世界上的事情没有尽善尽美的，更没有不要钱的午餐。当我们得到了某项好处、利益时，一定要思考其代价。奥运对北京的好处甚多，但也有代价。
其一，宏观和长远的看，北京不宜膨胀，不宜成为全国政治、经济、文化、艺术、体育等等一切的中心。那样必然太大，难以负重。而奥运必将推动北京膨胀。
其二，急速建立的城市容易粗糙，缓慢建立起来的建筑群落才有特色。一方面因为慢工才出细活。另一方面，同一茬人在审美上无论如何比较接近，造不出多样化的建筑。因此短期内突击出一大批建筑，对北京不完全是好事，要格外当心。
其三，奥运希望运动员村距离体育场馆越近越好。但体育场馆“扎堆”在生态上是不平衡的，是浪费。因此我们无论如何要兼顾长远。最好为奥运新建的体育场馆，能放在大学一些，促进奥运会后大学体育的开展。
奥运还将使北京前所未有地面临一些挑战。
在硬件方面，首当其冲的是交通。我是反对在中国大城市中发展私人轿车的代表人物。曾经邀请李慎之先生就私车发表一点看法。李先生说：“我不谈，谈
也没用。这事是不撞南?暀ㄕ^头，撞了南?棷N回头。”我曾参加过一次北京交通问题主管领导出席的交通咨询会，该领导的开场白是：“限制私车和发展地铁的
建议请诸位免谈，我没有能力做这两件事。”这无异于堵了专家的嘴，因为多数与会专家认定，不做这两件事，北京交通的改善是无望的。七年后的奥运或许正是一
堵“南?晼芋C李先生所说撞了南?棷N回头，此其时也。修地铁要大钱，筹钱无疑是天下最难的事情之一。但且不说我一向不相信我们在如此重大的基础建设上真
的无法融资，至少我们可以说，奥运将为北京大规模的地铁融资提供最大的理由和便利。
在“软件”方面，我认为面对的最大挑战不是对待外宾，而是对待国人，非北京户口的中国人。常驻北京的外来人口太多了。他们为北京的繁荣作出了巨大
贡献。但北京对他们未必算得上礼待。每遇国家庆典，便要清除外地农民工。我猜想，奥运举办前夕大约也少不了这一出戏。我理解在一定意义上确实是“人少好办
事”。但希望能改改“软件”，即这事不要做得简单粗暴，相反应该尽可能文明礼貌，比如市长作个电视讲话，对需要暂时停工离京的人表示一些歉意。我们都希望
奥运期间北京人能显示出五千年文明古国应有的文明礼貌。礼的本质是善待他人。而礼的发生和建立是由近及远的，是从善待国人、家人开始的。
（作者是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北京又要申办奥运了。我在北京生活过40年以上，是个超级体育迷，写过30万字的体育评论文章。但迄今为止对申办奥运我未置一辞，原因是我陷于深深的困惑中。
去年我加入到冬泳的行列。冬泳人不仅性格硬朗，且幽默善侃，下水前总要神吹一阵。某日聊到申办奥运，一位来冬泳的武警，一本正经对大家说：“北京
如果申办成功，北京人一人长一级工资，开奥运会那个月，外地人不准进京，北京人放一个月假不上班，白拿工资，‘但是’－不准出门。”大家轰然大笑。无疑他
是对北京每逢盛典整顿秩序的方式聊发牢骚。而我的困惑也正在此。奥运会乃全世界人民共同参与的节日，如果北京申办成功，参与者包括北京人、外国人，自然也
要包括外地中国人。如果这时候外地人不能进京，乃至在京打工的外地民工也要遣返，而我们身为北京人就成了高等华人，怕是也要为这高于同胞们的身份而
汗??。“承诺”一词在社会上颇流行过一阵，我想，申办奥运我们不仅需要向世界——其实是外界作种种承诺，同时也应该向国人，向全体中国人作一些承诺。世
界杯期间，法国政府在球票上与外部世界的冲突，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我同意各国人士的抗议，但也赞同一个政府把本国公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即使稍稍得罪了
外界。
但是话说回来，如果由我这种主张的人操办，还能不能说上述的大话？如果不对内搞“关门主义”，北京的路况、旅馆能否承受奥运的超级负荷？我承认一个城市应该有“门坎”，问题在于它是人造的门坎还是自然的门坎，是看得见的手还是看不见的手造就的门坎？
文学史上有过这样一段逸事。少年白居易初到长安，托人将诗集呈送某公，以求提携。此公看到诗集上的名字脱口而出：“长安米贵，居大不易。”这句戏
言中暗含著一个真理：价格系统是可以约束和调节城市人口的。中国大城市的管理者之所以不敢放弃城市门坎的人为建造，是因为我们的城市早已丧失了那道自然
的、无形的手造就的门坎。改革开放前30年中，以户籍制为基础的严格的城乡二元机制是与政府优待、偏袒城市人的政策相配套的。它对城市人的福利政策表现在
方方面面：粮油票制，低价格的房租、水电、公共交通费用，等等。这一政策的前提是，城市人不可随意增长，农村人不可进入城市，否则政府吃不消。改革开放后
的情形是，农村人可以到城市打工了，而政府对城市生活的多数补贴却迟迟没有让位于市场。因而它畏惧城市中外来人口的膨胀。首都对秩序的格外需求和高度敏
感，更使它不时将外地人清扫出门。这一手段对排解管理者眼下的压力是如此必要，与改革开放的大政方针却又是如此不协调。改变这一窘境的唯一办法是政府甩掉
包袱，让每个城市人承担起市场经济下自己生活的负担。唯其如此，我们才能走出这一中国特色的怪圈。
但是改革需要时间，而奥运的申办近在眼前，举办（假如申办成功）也不遥远了，又该如何呢？那将是为众多的外宾和爆满的内宾共办的一桌宴席。委曲内宾是不妥的，没有内宾的热忱奥运是不会圆满的。动员内宾为外宾腾些地方，几乎一定会发生，而那是决不可以生硬和鲁莽的。
有条件支持与反对
以上文字写于大约一年前，不能见容于中国国内报纸，故置于抽屉多日。今日抖擞精神，续说这一话头。
从上面文字可见，我是一个“有条件的支持者”。社会上存在著一些“无条件的支持者”，是我所能够理解的。但若社会上的大多数人都是“无条件的支持者”，就超过了我理解的范围。
从媒体上看到国外很多申办城市中的反对派。该申办城市并不以此为耻辱，为遗憾，当然他们更奈何不了人家的立场和言论。还看到媒体在我国申办的报道
中称，中国的申办得到了全民的支持。中国这样大，我不相信没有反对意见。开句玩笑，如果我是申办的策划者，一定留出宣传空间报道一下反对派，暂时没发现就
更稀缺了，更要千方百计派人去找反对派。一个大社会，有了反对派和不同意见，才是真实的，才像那么回事。如此搞成的申办报告才接近真实，才有竞争力。
我在电视上看到悉尼奥运期间，一个澳大利亚公民对摄相机说：她不喜欢奥运，反对在悉尼办奥运，因为奥运打破了这里的安宁。听到这一平凡女子的言
论，我感到欣慰。记者们对这一不谐音的披露，使我们看到了自由的、真实的悉尼。没有人会谴责这位平凡的女士不爱国。相反，国家应该爱这些公民，体谅他们种
种世俗的心理。
账单
我是有条件的支持者。我希望申办者能像对外界一样对内部承诺。对内需要作出特别交代的是开支。这不是公司行为，这是国家行为。国家行为花的是纳税
人的钱。纳税人有知情权。如果收支能平衡，纳税人在经济上愿意接受。如果能赚些，自然更好。如果赔得不多，乐趣和名誉上挺过瘾的，纳税人仍有可能同意。但
应该把预算的账目一笔笔讲清楚。不要盲目地认为外国办奥运能赚钱，中国办奥运就也一定能赚钱。别忘了，奥运赚钱只是晚近的事情，奥运赔钱的历史远比赚钱的
历史漫长。都来关心奥运的账单，会抑制赔钱的因素。无条件的支持者能够作到无论赔多少钱都照样支持吗？否则就和笔者一样是有条件的支持者了。
奥运对北京的负面影响及挑战
世界上的事情没有尽善尽美的，更没有不要钱的午餐。当我们得到了某项好处、利益时，一定要思考其代价。奥运对北京的好处甚多，但也有代价。
其一，宏观和长远的看，北京不宜膨胀，不宜成为全国政治、经济、文化、艺术、体育等等一切的中心。那样必然太大，难以负重。而奥运必将推动北京膨胀。
其二，急速建立的城市容易粗糙，缓慢建立起来的建筑群落才有特色。一方面因为慢工才出细活。另一方面，同一茬人在审美上无论如何比较接近，造不出多样化的建筑。因此短期内突击出一大批建筑，对北京不完全是好事，要格外当心。
其三，奥运希望运动员村距离体育场馆越近越好。但体育场馆“扎堆”在生态上是不平衡的，是浪费。因此我们无论如何要兼顾长远。最好为奥运新建的体育场馆，能放在大学一些，促进奥运会后大学体育的开展。
奥运还将使北京前所未有地面临一些挑战。
在硬件方面，首当其冲的是交通。我是反对在中国大城市中发展私人轿车的代表人物。曾经邀请李慎之先生就私车发表一点看法。李先生说：“我不谈，谈
也没用。这事是不撞南?暀ㄕ^头，撞了南?棷N回头。”我曾参加过一次北京交通问题主管领导出席的交通咨询会，该领导的开场白是：“限制私车和发展地铁的
建议请诸位免谈，我没有能力做这两件事。”这无异于堵了专家的嘴，因为多数与会专家认定，不做这两件事，北京交通的改善是无望的。七年后的奥运或许正是一
堵“南?晼芋C李先生所说撞了南?棷N回头，此其时也。修地铁要大钱，筹钱无疑是天下最难的事情之一。但且不说我一向不相信我们在如此重大的基础建设上真
的无法融资，至少我们可以说，奥运将为北京大规模的地铁融资提供最大的理由和便利。
在“软件”方面，我认为面对的最大挑战不是对待外宾，而是对待国人，非北京户口的中国人。常驻北京的外来人口太多了。他们为北京的繁荣作出了巨大
贡献。但北京对他们未必算得上礼待。每遇国家庆典，便要清除外地农民工。我猜想，奥运举办前夕大约也少不了这一出戏。我理解在一定意义上确实是“人少好办
事”。但希望能改改“软件”，即这事不要做得简单粗暴，相反应该尽可能文明礼貌，比如市长作个电视讲话，对需要暂时停工离京的人表示一些歉意。我们都希望
奥运期间北京人能显示出五千年文明古国应有的文明礼貌。礼的本质是善待他人。而礼的发生和建立是由近及远的，是从善待国人、家人开始的。
（作者是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北京又要申办奥运了。我在北京生活过40年以上，是个超级体育迷，写过30万字的体育评论文章。但迄今为止对申办奥运我未置一辞，原因是我陷于深深的困惑中。
去年我加入到冬泳的行列。冬泳人不仅性格硬朗，且幽默善侃，下水前总要神吹一阵。某日聊到申办奥运，一位来冬泳的武警，一本正经对大家说：“北京
如果申办成功，北京人一人长一级工资，开奥运会那个月，外地人不准进京，北京人放一个月假不上班，白拿工资，‘但是’－不准出门。”大家轰然大笑。无疑他
是对北京每逢盛典整顿秩序的方式聊发牢骚。而我的困惑也正在此。奥运会乃全世界人民共同参与的节日，如果北京申办成功，参与者包括北京人、外国人，自然也
要包括外地中国人。如果这时候外地人不能进京，乃至在京打工的外地民工也要遣返，而我们身为北京人就成了高等华人，怕是也要为这高于同胞们的身份而
汗??。“承诺”一词在社会上颇流行过一阵，我想，申办奥运我们不仅需要向世界——其实是外界作种种承诺，同时也应该向国人，向全体中国人作一些承诺。世
界杯期间，法国政府在球票上与外部世界的冲突，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我同意各国人士的抗议，但也赞同一个政府把本国公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即使稍稍得罪了
外界。
但是话说回来，如果由我这种主张的人操办，还能不能说上述的大话？如果不对内搞“关门主义”，北京的路况、旅馆能否承受奥运的超级负荷？我承认一个城市应该有“门坎”，问题在于它是人造的门坎还是自然的门坎，是看得见的手还是看不见的手造就的门坎？
文学史上有过这样一段逸事。少年白居易初到长安，托人将诗集呈送某公，以求提携。此公看到诗集上的名字脱口而出：“长安米贵，居大不易。”这句戏
言中暗含著一个真理：价格系统是可以约束和调节城市人口的。中国大城市的管理者之所以不敢放弃城市门坎的人为建造，是因为我们的城市早已丧失了那道自然
的、无形的手造就的门坎。改革开放前30年中，以户籍制为基础的严格的城乡二元机制是与政府优待、偏袒城市人的政策相配套的。它对城市人的福利政策表现在
方方面面：粮油票制，低价格的房租、水电、公共交通费用，等等。这一政策的前提是，城市人不可随意增长，农村人不可进入城市，否则政府吃不消。改革开放后
的情形是，农村人可以到城市打工了，而政府对城市生活的多数补贴却迟迟没有让位于市场。因而它畏惧城市中外来人口的膨胀。首都对秩序的格外需求和高度敏
感，更使它不时将外地人清扫出门。这一手段对排解管理者眼下的压力是如此必要，与改革开放的大政方针却又是如此不协调。改变这一窘境的唯一办法是政府甩掉
包袱，让每个城市人承担起市场经济下自己生活的负担。唯其如此，我们才能走出这一中国特色的怪圈。
但是改革需要时间，而奥运的申办近在眼前，举办（假如申办成功）也不遥远了，又该如何呢？那将是为众多的外宾和爆满的内宾共办的一桌宴席。委曲内宾是不妥的，没有内宾的热忱奥运是不会圆满的。动员内宾为外宾腾些地方，几乎一定会发生，而那是决不可以生硬和鲁莽的。
有条件支持与反对
以上文字写于大约一年前，不能见容于中国国内报纸，故置于抽屉多日。今日抖擞精神，续说这一话头。
从上面文字可见，我是一个“有条件的支持者”。社会上存在著一些“无条件的支持者”，是我所能够理解的。但若社会上的大多数人都是“无条件的支持者”，就超过了我理解的范围。
从媒体上看到国外很多申办城市中的反对派。该申办城市并不以此为耻辱，为遗憾，当然他们更奈何不了人家的立场和言论。还看到媒体在我国申办的报道
中称，中国的申办得到了全民的支持。中国这样大，我不相信没有反对意见。开句玩笑，如果我是申办的策划者，一定留出宣传空间报道一下反对派，暂时没发现就
更稀缺了，更要千方百计派人去找反对派。一个大社会，有了反对派和不同意见，才是真实的，才像那么回事。如此搞成的申办报告才接近真实，才有竞争力。
我在电视上看到悉尼奥运期间，一个澳大利亚公民对摄相机说：她不喜欢奥运，反对在悉尼办奥运，因为奥运打破了这里的安宁。听到这一平凡女子的言
论，我感到欣慰。记者们对这一不谐音的披露，使我们看到了自由的、真实的悉尼。没有人会谴责这位平凡的女士不爱国。相反，国家应该爱这些公民，体谅他们种
种世俗的心理。
账单
我是有条件的支持者。我希望申办者能像对外界一样对内部承诺。对内需要作出特别交代的是开支。这不是公司行为，这是国家行为。国家行为花的是纳税
人的钱。纳税人有知情权。如果收支能平衡，纳税人在经济上愿意接受。如果能赚些，自然更好。如果赔得不多，乐趣和名誉上挺过瘾的，纳税人仍有可能同意。但
应该把预算的账目一笔笔讲清楚。不要盲目地认为外国办奥运能赚钱，中国办奥运就也一定能赚钱。别忘了，奥运赚钱只是晚近的事情，奥运赔钱的历史远比赚钱的
历史漫长。都来关心奥运的账单，会抑制赔钱的因素。无条件的支持者能够作到无论赔多少钱都照样支持吗？否则就和笔者一样是有条件的支持者了。
奥运对北京的负面影响及挑战
世界上的事情没有尽善尽美的，更没有不要钱的午餐。当我们得到了某项好处、利益时，一定要思考其代价。奥运对北京的好处甚多，但也有代价。
其一，宏观和长远的看，北京不宜膨胀，不宜成为全国政治、经济、文化、艺术、体育等等一切的中心。那样必然太大，难以负重。而奥运必将推动北京膨胀。
其二，急速建立的城市容易粗糙，缓慢建立起来的建筑群落才有特色。一方面因为慢工才出细活。另一方面，同一茬人在审美上无论如何比较接近，造不出多样化的建筑。因此短期内突击出一大批建筑，对北京不完全是好事，要格外当心。
其三，奥运希望运动员村距离体育场馆越近越好。但体育场馆“扎堆”在生态上是不平衡的，是浪费。因此我们无论如何要兼顾长远。最好为奥运新建的体育场馆，能放在大学一些，促进奥运会后大学体育的开展。
奥运还将使北京前所未有地面临一些挑战。
在硬件方面，首当其冲的是交通。我是反对在中国大城市中发展私人轿车的代表人物。曾经邀请李慎之先生就私车发表一点看法。李先生说：“我不谈，谈
也没用。这事是不撞南?暀ㄕ^头，撞了南?棷N回头。”我曾参加过一次北京交通问题主管领导出席的交通咨询会，该领导的开场白是：“限制私车和发展地铁的
建议请诸位免谈，我没有能力做这两件事。”这无异于堵了专家的嘴，因为多数与会专家认定，不做这两件事，北京交通的改善是无望的。七年后的奥运或许正是一
堵“南?晼芋C李先生所说撞了南?棷N回头，此其时也。修地铁要大钱，筹钱无疑是天下最难的事情之一。但且不说我一向不相信我们在如此重大的基础建设上真
的无法融资，至少我们可以说，奥运将为北京大规模的地铁融资提供最大的理由和便利。
在“软件”方面，我认为面对的最大挑战不是对待外宾，而是对待国人，非北京户口的中国人。常驻北京的外来人口太多了。他们为北京的繁荣作出了巨大
贡献。但北京对他们未必算得上礼待。每遇国家庆典，便要清除外地农民工。我猜想，奥运举办前夕大约也少不了这一出戏。我理解在一定意义上确实是“人少好办
事”。但希望能改改“软件”，即这事不要做得简单粗暴，相反应该尽可能文明礼貌，比如市长作个电视讲话，对需要暂时停工离京的人表示一些歉意。我们都希望
奥运期间北京人能显示出五千年文明古国应有的文明礼貌。礼的本质是善待他人。而礼的发生和建立是由近及远的，是从善待国人、家人开始的。
（作者是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北京又要申办奥运了。我在北京生活过40年以上，是个超级体育迷，写过30万字的体育评论文章。但迄今为止对申办奥运我未置一辞，原因是我陷于深深的困惑中。
去年我加入到冬泳的行列。冬泳人不仅性格硬朗，且幽默善侃，下水前总要神吹一阵。某日聊到申办奥运，一位来冬泳的武警，一本正经对大家说：“北京
如果申办成功，北京人一人长一级工资，开奥运会那个月，外地人不准进京，北京人放一个月假不上班，白拿工资，‘但是’－不准出门。”大家轰然大笑。无疑他
是对北京每逢盛典整顿秩序的方式聊发牢骚。而我的困惑也正在此。奥运会乃全世界人民共同参与的节日，如果北京申办成功，参与者包括北京人、外国人，自然也
要包括外地中国人。如果这时候外地人不能进京，乃至在京打工的外地民工也要遣返，而我们身为北京人就成了高等华人，怕是也要为这高于同胞们的身份而
汗??。“承诺”一词在社会上颇流行过一阵，我想，申办奥运我们不仅需要向世界——其实是外界作种种承诺，同时也应该向国人，向全体中国人作一些承诺。世
界杯期间，法国政府在球票上与外部世界的冲突，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我同意各国人士的抗议，但也赞同一个政府把本国公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即使稍稍得罪了
外界。
但是话说回来，如果由我这种主张的人操办，还能不能说上述的大话？如果不对内搞“关门主义”，北京的路况、旅馆能否承受奥运的超级负荷？我承认一个城市应该有“门坎”，问题在于它是人造的门坎还是自然的门坎，是看得见的手还是看不见的手造就的门坎？
文学史上有过这样一段逸事。少年白居易初到长安，托人将诗集呈送某公，以求提携。此公看到诗集上的名字脱口而出：“长安米贵，居大不易。”这句戏
言中暗含著一个真理：价格系统是可以约束和调节城市人口的。中国大城市的管理者之所以不敢放弃城市门坎的人为建造，是因为我们的城市早已丧失了那道自然
的、无形的手造就的门坎。改革开放前30年中，以户籍制为基础的严格的城乡二元机制是与政府优待、偏袒城市人的政策相配套的。它对城市人的福利政策表现在
方方面面：粮油票制，低价格的房租、水电、公共交通费用，等等。这一政策的前提是，城市人不可随意增长，农村人不可进入城市，否则政府吃不消。改革开放后
的情形是，农村人可以到城市打工了，而政府对城市生活的多数补贴却迟迟没有让位于市场。因而它畏惧城市中外来人口的膨胀。首都对秩序的格外需求和高度敏
感，更使它不时将外地人清扫出门。这一手段对排解管理者眼下的压力是如此必要，与改革开放的大政方针却又是如此不协调。改变这一窘境的唯一办法是政府甩掉
包袱，让每个城市人承担起市场经济下自己生活的负担。唯其如此，我们才能走出这一中国特色的怪圈。
但是改革需要时间，而奥运的申办近在眼前，举办（假如申办成功）也不遥远了，又该如何呢？那将是为众多的外宾和爆满的内宾共办的一桌宴席。委曲内宾是不妥的，没有内宾的热忱奥运是不会圆满的。动员内宾为外宾腾些地方，几乎一定会发生，而那是决不可以生硬和鲁莽的。
有条件支持与反对
以上文字写于大约一年前，不能见容于中国国内报纸，故置于抽屉多日。今日抖擞精神，续说这一话头。
从上面文字可见，我是一个“有条件的支持者”。社会上存在著一些“无条件的支持者”，是我所能够理解的。但若社会上的大多数人都是“无条件的支持者”，就超过了我理解的范围。
从媒体上看到国外很多申办城市中的反对派。该申办城市并不以此为耻辱，为遗憾，当然他们更奈何不了人家的立场和言论。还看到媒体在我国申办的报道
中称，中国的申办得到了全民的支持。中国这样大，我不相信没有反对意见。开句玩笑，如果我是申办的策划者，一定留出宣传空间报道一下反对派，暂时没发现就
更稀缺了，更要千方百计派人去找反对派。一个大社会，有了反对派和不同意见，才是真实的，才像那么回事。如此搞成的申办报告才接近真实，才有竞争力。
我在电视上看到悉尼奥运期间，一个澳大利亚公民对摄相机说：她不喜欢奥运，反对在悉尼办奥运，因为奥运打破了这里的安宁。听到这一平凡女子的言
论，我感到欣慰。记者们对这一不谐音的披露，使我们看到了自由的、真实的悉尼。没有人会谴责这位平凡的女士不爱国。相反，国家应该爱这些公民，体谅他们种
种世俗的心理。
账单
我是有条件的支持者。我希望申办者能像对外界一样对内部承诺。对内需要作出特别交代的是开支。这不是公司行为，这是国家行为。国家行为花的是纳税
人的钱。纳税人有知情权。如果收支能平衡，纳税人在经济上愿意接受。如果能赚些，自然更好。如果赔得不多，乐趣和名誉上挺过瘾的，纳税人仍有可能同意。但
应该把预算的账目一笔笔讲清楚。不要盲目地认为外国办奥运能赚钱，中国办奥运就也一定能赚钱。别忘了，奥运赚钱只是晚近的事情，奥运赔钱的历史远比赚钱的
历史漫长。都来关心奥运的账单，会抑制赔钱的因素。无条件的支持者能够作到无论赔多少钱都照样支持吗？否则就和笔者一样是有条件的支持者了。
奥运对北京的负面影响及挑战
世界上的事情没有尽善尽美的，更没有不要钱的午餐。当我们得到了某项好处、利益时，一定要思考其代价。奥运对北京的好处甚多，但也有代价。
其一，宏观和长远的看，北京不宜膨胀，不宜成为全国政治、经济、文化、艺术、体育等等一切的中心。那样必然太大，难以负重。而奥运必将推动北京膨胀。
其二，急速建立的城市容易粗糙，缓慢建立起来的建筑群落才有特色。一方面因为慢工才出细活。另一方面，同一茬人在审美上无论如何比较接近，造不出多样化的建筑。因此短期内突击出一大批建筑，对北京不完全是好事，要格外当心。
其三，奥运希望运动员村距离体育场馆越近越好。但体育场馆“扎堆”在生态上是不平衡的，是浪费。因此我们无论如何要兼顾长远。最好为奥运新建的体育场馆，能放在大学一些，促进奥运会后大学体育的开展。
奥运还将使北京前所未有地面临一些挑战。
在硬件方面，首当其冲的是交通。我是反对在中国大城市中发展私人轿车的代表人物。曾经邀请李慎之先生就私车发表一点看法。李先生说：“我不谈，谈
也没用。这事是不撞南?暀ㄕ^头，撞了南?棷N回头。”我曾参加过一次北京交通问题主管领导出席的交通咨询会，该领导的开场白是：“限制私车和发展地铁的
建议请诸位免谈，我没有能力做这两件事。”这无异于堵了专家的嘴，因为多数与会专家认定，不做这两件事，北京交通的改善是无望的。七年后的奥运或许正是一
堵“南?晼芋C李先生所说撞了南?棷N回头，此其时也。修地铁要大钱，筹钱无疑是天下最难的事情之一。但且不说我一向不相信我们在如此重大的基础建设上真
的无法融资，至少我们可以说，奥运将为北京大规模的地铁融资提供最大的理由和便利。
在“软件”方面，我认为面对的最大挑战不是对待外宾，而是对待国人，非北京户口的中国人。常驻北京的外来人口太多了。他们为北京的繁荣作出了巨大
贡献。但北京对他们未必算得上礼待。每遇国家庆典，便要清除外地农民工。我猜想，奥运举办前夕大约也少不了这一出戏。我理解在一定意义上确实是“人少好办
事”。但希望能改改“软件”，即这事不要做得简单粗暴，相反应该尽可能文明礼貌，比如市长作个电视讲话，对需要暂时停工离京的人表示一些歉意。我们都希望
奥运期间北京人能显示出五千年文明古国应有的文明礼貌。礼的本质是善待他人。而礼的发生和建立是由近及远的，是从善待国人、家人开始的。
（作者是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北京又要申办奥运了。我在北京生活过40年以上，是个超级体育迷，写过30万字的体育评论文章。但迄今为止对申办奥运我未置一辞，原因是我陷于深深的困惑中。
去年我加入到冬泳的行列。冬泳人不仅性格硬朗，且幽默善侃，下水前总要神吹一阵。某日聊到申办奥运，一位来冬泳的武警，一本正经对大家说：“北京
如果申办成功，北京人一人长一级工资，开奥运会那个月，外地人不准进京，北京人放一个月假不上班，白拿工资，‘但是’－不准出门。”大家轰然大笑。无疑他
是对北京每逢盛典整顿秩序的方式聊发牢骚。而我的困惑也正在此。奥运会乃全世界人民共同参与的节日，如果北京申办成功，参与者包括北京人、外国人，自然也
要包括外地中国人。如果这时候外地人不能进京，乃至在京打工的外地民工也要遣返，而我们身为北京人就成了高等华人，怕是也要为这高于同胞们的身份而
汗??。“承诺”一词在社会上颇流行过一阵，我想，申办奥运我们不仅需要向世界——其实是外界作种种承诺，同时也应该向国人，向全体中国人作一些承诺。世
界杯期间，法国政府在球票上与外部世界的冲突，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我同意各国人士的抗议，但也赞同一个政府把本国公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即使稍稍得罪了
外界。
但是话说回来，如果由我这种主张的人操办，还能不能说上述的大话？如果不对内搞“关门主义”，北京的路况、旅馆能否承受奥运的超级负荷？我承认一个城市应该有“门坎”，问题在于它是人造的门坎还是自然的门坎，是看得见的手还是看不见的手造就的门坎？
文学史上有过这样一段逸事。少年白居易初到长安，托人将诗集呈送某公，以求提携。此公看到诗集上的名字脱口而出：“长安米贵，居大不易。”这句戏
言中暗含著一个真理：价格系统是可以约束和调节城市人口的。中国大城市的管理者之所以不敢放弃城市门坎的人为建造，是因为我们的城市早已丧失了那道自然
的、无形的手造就的门坎。改革开放前30年中，以户籍制为基础的严格的城乡二元机制是与政府优待、偏袒城市人的政策相配套的。它对城市人的福利政策表现在
方方面面：粮油票制，低价格的房租、水电、公共交通费用，等等。这一政策的前提是，城市人不可随意增长，农村人不可进入城市，否则政府吃不消。改革开放后
的情形是，农村人可以到城市打工了，而政府对城市生活的多数补贴却迟迟没有让位于市场。因而它畏惧城市中外来人口的膨胀。首都对秩序的格外需求和高度敏
感，更使它不时将外地人清扫出门。这一手段对排解管理者眼下的压力是如此必要，与改革开放的大政方针却又是如此不协调。改变这一窘境的唯一办法是政府甩掉
包袱，让每个城市人承担起市场经济下自己生活的负担。唯其如此，我们才能走出这一中国特色的怪圈。
但是改革需要时间，而奥运的申办近在眼前，举办（假如申办成功）也不遥远了，又该如何呢？那将是为众多的外宾和爆满的内宾共办的一桌宴席。委曲内宾是不妥的，没有内宾的热忱奥运是不会圆满的。动员内宾为外宾腾些地方，几乎一定会发生，而那是决不可以生硬和鲁莽的。
有条件支持与反对
以上文字写于大约一年前，不能见容于中国国内报纸，故置于抽屉多日。今日抖擞精神，续说这一话头。
从上面文字可见，我是一个“有条件的支持者”。社会上存在著一些“无条件的支持者”，是我所能够理解的。但若社会上的大多数人都是“无条件的支持者”，就超过了我理解的范围。
从媒体上看到国外很多申办城市中的反对派。该申办城市并不以此为耻辱，为遗憾，当然他们更奈何不了人家的立场和言论。还看到媒体在我国申办的报道
中称，中国的申办得到了全民的支持。中国这样大，我不相信没有反对意见。开句玩笑，如果我是申办的策划者，一定留出宣传空间报道一下反对派，暂时没发现就
更稀缺了，更要千方百计派人去找反对派。一个大社会，有了反对派和不同意见，才是真实的，才像那么回事。如此搞成的申办报告才接近真实，才有竞争力。
我在电视上看到悉尼奥运期间，一个澳大利亚公民对摄相机说：她不喜欢奥运，反对在悉尼办奥运，因为奥运打破了这里的安宁。听到这一平凡女子的言
论，我感到欣慰。记者们对这一不谐音的披露，使我们看到了自由的、真实的悉尼。没有人会谴责这位平凡的女士不爱国。相反，国家应该爱这些公民，体谅他们种
种世俗的心理。
账单
我是有条件的支持者。我希望申办者能像对外界一样对内部承诺。对内需要作出特别交代的是开支。这不是公司行为，这是国家行为。国家行为花的是纳税
人的钱。纳税人有知情权。如果收支能平衡，纳税人在经济上愿意接受。如果能赚些，自然更好。如果赔得不多，乐趣和名誉上挺过瘾的，纳税人仍有可能同意。但
应该把预算的账目一笔笔讲清楚。不要盲目地认为外国办奥运能赚钱，中国办奥运就也一定能赚钱。别忘了，奥运赚钱只是晚近的事情，奥运赔钱的历史远比赚钱的
历史漫长。都来关心奥运的账单，会抑制赔钱的因素。无条件的支持者能够作到无论赔多少钱都照样支持吗？否则就和笔者一样是有条件的支持者了。
奥运对北京的负面影响及挑战
世界上的事情没有尽善尽美的，更没有不要钱的午餐。当我们得到了某项好处、利益时，一定要思考其代价。奥运对北京的好处甚多，但也有代价。
其一，宏观和长远的看，北京不宜膨胀，不宜成为全国政治、经济、文化、艺术、体育等等一切的中心。那样必然太大，难以负重。而奥运必将推动北京膨胀。
其二，急速建立的城市容易粗糙，缓慢建立起来的建筑群落才有特色。一方面因为慢工才出细活。另一方面，同一茬人在审美上无论如何比较接近，造不出多样化的建筑。因此短期内突击出一大批建筑，对北京不完全是好事，要格外当心。
其三，奥运希望运动员村距离体育场馆越近越好。但体育场馆“扎堆”在生态上是不平衡的，是浪费。因此我们无论如何要兼顾长远。最好为奥运新建的体育场馆，能放在大学一些，促进奥运会后大学体育的开展。
奥运还将使北京前所未有地面临一些挑战。
在硬件方面，首当其冲的是交通。我是反对在中国大城市中发展私人轿车的代表人物。曾经邀请李慎之先生就私车发表一点看法。李先生说：“我不谈，谈
也没用。这事是不撞南?暀ㄕ^头，撞了南?棷N回头。”我曾参加过一次北京交通问题主管领导出席的交通咨询会，该领导的开场白是：“限制私车和发展地铁的
建议请诸位免谈，我没有能力做这两件事。”这无异于堵了专家的嘴，因为多数与会专家认定，不做这两件事，北京交通的改善是无望的。七年后的奥运或许正是一
堵“南?晼芋C李先生所说撞了南?棷N回头，此其时也。修地铁要大钱，筹钱无疑是天下最难的事情之一。但且不说我一向不相信我们在如此重大的基础建设上真
的无法融资，至少我们可以说，奥运将为北京大规模的地铁融资提供最大的理由和便利。
在“软件”方面，我认为面对的最大挑战不是对待外宾，而是对待国人，非北京户口的中国人。常驻北京的外来人口太多了。他们为北京的繁荣作出了巨大
贡献。但北京对他们未必算得上礼待。每遇国家庆典，便要清除外地农民工。我猜想，奥运举办前夕大约也少不了这一出戏。我理解在一定意义上确实是“人少好办
事”。但希望能改改“软件”，即这事不要做得简单粗暴，相反应该尽可能文明礼貌，比如市长作个电视讲话，对需要暂时停工离京的人表示一些歉意。我们都希望
奥运期间北京人能显示出五千年文明古国应有的文明礼貌。礼的本质是善待他人。而礼的发生和建立是由近及远的，是从善待国人、家人开始的。
（作者是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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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胡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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