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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责任”监督政治家 ——“非典”与“六四”（首发）
陈小雅
Making Political Leaders Accountable ─ SARS and June 4th
如果1989年5月17日的赵紫阳承担起执行戒严和善后处理的任务，历史将会怎样？今日中国领导人反击萨斯能从六四吸取什么教训？
On May 17, 1989, if Priminister Zhao Ziyang had taken charge of
carrying out the martial law order and the cleaning up on Tiananmen,
how different would history have been? In handling the SARS crisis,
what can today's leaders learn from the lessons of 1989?
目前，有不少评论家把SARS与“六四”事件相提并论，认为这是“六四” 事件之后，中国政府面临的首次同样级别的考验。
乍一看来，这种比较牛头不对马嘴。昔日“反动乱”，面对的是人的自由、平等思想，今日“抗非典”，面对的是侵害人体的病毒。自由、平等诉求，出自
于人的天性要求；“非典”病毒，来源于自然的灾害（在没有查清病原之前，暂用此说）。前者虽暂时被扼杀，但最终要获得人类的尊重；后者虽难以被根绝，但终
究是天下人同仇敌忾。这恐怕是今昔之事不可同日而语的最大要点。
但是，从国家民族的角度看，它们同是灾难。中国政府如果不能在短期内赢得这场战役，犹如当年不能正确处理民运，也将同样面对“六四”后的政治、经
济后果。况且，从政治的层面检点，中国政府在处理“八九民运”和“非典”初期的失误，都是出于同一病根，那就是“权力本位”的政治原则。
警惕新的“非程序更迭”？
正是由于这个原则的存在，人们对“非典”与“六四”还产生了如下联想，那就是：在今天这场战役中，处在一线的领导，从“开明”形象到政
治处境，都与当年的赵紫阳有形肖之处。人们有理由怀疑，今日高层是否仍有一个类似当年“太上皇”和“保守派”的权力集团存在，而“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 他们正虎视眈眈地盯著总书记和总理的宝座，接下来的推论便是：如果你们应付不了，就会有人出来收拾残局。
这种耽虑，也非常类似“八九民运”前夕，严家祺、温元凯二位先生发出的“非程序更迭”与“重蹈胡耀邦覆辙警告。”评论家的上述耽虑在多大程度上会
变成事实，显然还有待观察。但必须承认，点明这一潜在的“棋局”，至少可以提醒人们，谨防那些借“危机”以实现权力梦想、发“国难财”的“野心家”。通过
舆论的压力，排除可能发生的干扰与掣肘，使坏人有所忌惮，而“做事的人”能够专心一意，无后顾之忧。庶几可以防止“六四”的结局，也是今日国人和世界的幸
事。也许是这种外界舆论发生了效力，不久，我们即看到，那些被“设想”存在于“幕后”的人物，在不同的场合进行了适度“亮相”。
不要把“自然灾害”转化为“政治灾害”
坦白地说，上述评论家的联想 —— 在自由亚洲电台的北明女士告知以前，我也有过一闪念。不过，这一闪念很快被另一种思考排除。理由有两点：
其一，既然倡议，从“集中—动员型”的“战时体制”过渡到“职能—责任型”（暂名）的“建设体制”已经有十多年，就应该适应新的政府行为模式。放
弃那种“在XX思想照耀下，XX路线指引下，XX的亲切关怀下，XX的正确领导下，XX的亲自执行下”的习惯性语式。如果身在其位，不谋其政，为了不担责
任，事事要“老头子”首肯，场场要“退休人”撑腰，动辄来个一窝蜂“倾巢出动”，那如果不算“自动弃权”，甘愿让“硬把子”橡皮图章化，至少也是一种“治
术”的退化。在这一点上，鲍彤先生曾有反省：当年的赵紫阳多此一举地提出，在党国要事上仍然要请示邓小平，已成为血的教训！对今天的事情而言，即使重新祭
出专制权力对于治理“非典”有著暂时的效用，也应当慎重。弄不好会把一场“自然灾害”转化为一场“政治灾害”。那才是雪上加霜，悲惨莫名的结局！
其二，到目前为止，中国大陆并没有实现政治体制的“民主化”改造，这就意味著，人们实际上并不是在“民主”与“专制”之间作选择，而是在“明君”
与“昏君”、
“仁君”与“暴君”、“责任政府”与“不负责任的政府”之间选择。由于政治体制“不透明”，当权者是否“贤明”和“负责任”，外界并不了解。“作秀”不成
的自然会“砸锅”，但没有独立承担过责任的，也不能下定论。在辛亥革命时期，曾经有一位“床底下拖出的黎元洪”，不但相貌魁伟——有“帝王气象”，而且率
先拥有“大总统”的名号，在革命风起云涌之时，可谓是占尽“道义”的风光。但由于他本人既不自愿、也不具备担当大任的素质，终日“一言不发”，最后不得不
以“泥（黎）菩萨”的雅号，名留青史。相反，一个普通教员，一个士兵，如果有志、有才，也可以成就大业，但在那之前非经过长期艰苦的打磨，是不能出头的。
笔者同意，在传统政治体制下，权力的“合法性”虽然不是通过人民选举的程序授予，但也是可以通过为人民办好事来获得认同的。这一“合法性”在很大
程度上也是以其“有效性”来判定的。当前的这场特大灾难，其实正是考验新政府能力和权力“有效性”的一个机会。笔者相信，只有通过这样的锻炼成长起来的
“责任政府”，才可能担当起治理一个大国的任务。
所幸的是，胡锦涛先生就此提出了“民生本位”的原则。笔者认为，这是对“六四”时期和“非典”初期奉行的“权力本位”原则的一个重要修正。但原则
的修正还不能说明整个政策的转变。如果这个原则得到整体贯彻，在牵涉到台湾同胞的国计民生、社会福利和人道救治问题上，所谓“两个中国”问题就不应该出
现。这次在“非典”事件中突然横插出来的一个加入“世界卫生组织”问题，著实令人觉得听到一个非常不和谐的音符。
如何总结赵紫阳的得失？
笔者赞同，在处理“非典”的问题上，应该吸取“八九民运”中赵紫阳的教训，但不是要政治家变得比他更谨慎、更畏首畏尾。评论家的标准应当从“价值伦理”过渡到“责任伦理”；将眼光从个人与一党一派的得失，转向“为政”成败的考量。
在“八九民运”中，赵紫阳的确对民运采取了“开明”和纵容的态度，但当运动发展到了不可收拾的程度时，他便以“有办法比没办法好”，“你们的决议
我执行不了”为托词，请假休息 —— 实际上摆脱了自己的责任，将数百万热情高涨的群众与十几万武装对峙的军队撒手不管。——
我想，这是我们讨论这个问题的两个基本的事实。
问题是如何看待这些事实。迄今为止，异议批评家中，绝大多数人仍然从“价值伦理”的角度考虑问题，认为在那场运动中，赵紫阳坚持了原则，体现了良
心，是值得赞许的，至少是无可非议的。但是，从“责任伦理”的角度看，他却没有尽到责任。作为政治家（而不是一个单纯的“改革家”），他并没有很好地运用
手中的权力与所在位势，使出十分“力道”，用于协调各方、化解矛盾。相反，倒是顾及权力、派系利益和历史名声，将可以使出的十分“力道”化去了五、六分。
如果不愿意搞从概念到概念的争论，我们可以用两个形象的比喻来讲这个道理：
譬如，一个“保镖”受雇于人，要押送一批财货到达一定地点。途中出现截货的。截货人为了不战而胜，商议与他共同分赃，这个保镖说：“我打不过你们，也不和你们同流合污”。于是，丢下财货，走了。请问，这是一个合格的保镖吗？他的行为是负责任的或值得赞赏的吗？
又如，一架客机正在飞行中，遇到了劫机者。劫机者不懂驾驶，武力威胁飞行驾驶把飞机开到另一个地点。驾驶说：“我不受威胁，你们爱怎么著就怎么著吧！”于是，跳伞自去，飞机失事，全体爆炸。请问，这是一个合格的客机驾驶员吗？他的行为是负责任的或值得赞赏的吗？
有过西方生活经验的人可能比较容易理解什么叫做“责任伦理”。但有人也许会说，如果那些货物同时有几个人看管，看管者意见不一；那些乘客也很不听
话，有的甚至在暗中帮助劫机者，这个保镖或驾驶员不是政治家，是处理不了那么复杂的事务的。但1989年的赵紫阳，职务并不是保镖和驾驶员，而是在权力和
位势上，居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政治家。如果他不“撂挑子”，谁也不会把这个责任揽到自己身上。
或许还有人会请出哈维尔，说：如果大家都像赵紫阳那样，不为专制政权当帮凶，这个专制政权就完了。所以，赵紫阳的行为的意义在于，他在权力的中心
举起了“义旗”，有著划时代的作用。这正是“价值伦理”者一般的观点。但是，请不要忘记，“不合作”是“无权者的权利”。是不得已的权利。你一旦加入了那
个政府，就等于与社会签定了一份合同，非到你卸下这个责任，你就必须尽最大能力去完成你的任务，直至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而不能在万分危机的关头，在没有
合适接替的情况下，弃职而去。试问，一个政治家不与同僚“合作”，那是一种什么“政治”呢？游戏而已！
岳飞与赵紫阳 —— 角色与选择比较
那么，是否可以设想，在1989年5月17日，赵紫阳主动承担“戒严”任务，在民运被镇压已经不可避免的情况下，求得一个相对不那么残酷的结局呢？如果是一个担当责任的政治家，这是完全可以预期的。
当今大多数中国人都知道，岳飞是一个“民族英雄”，但不知道他与林则徐一样，作为一个专制政权的“臣僚”，同时也都是镇压人民起义的“刽子手”。
不过，岳飞的行为，恰好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在执行“不得已”任务的情况下，尽可能推行“开明”路线的典范。他虽然执行了“镇压洞庭湖起义”的任务，却并没有
酿成血腥屠杀的结局。据史料记载，在他的主持下，善后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起义人员大部分被赦免，头面人物尽可能地实行“招安”，起义者财产变卖分给
军士，渔樵耕贾重操旧业，社会经济没有造成损失，一方百姓安居乐业（见岳珂《金佗粹编》、《杨??事迹》）。
据文学史专家侯会考证，一百二十回本《水浒传》的大结局“梁山泊分金大卖市，宋公明全伙受招安”中的主要情节，其史实取材并不是宋江起义，而是岳飞处理洞庭湖起义的善后措施（见侯会《〈水浒〉源流新证》）。
与岳飞相比，1989年5月17日的赵紫阳，几乎处于同样的境地。他唯一可以作出的选择，要么是遵从“上意”，要么是“躺倒不干”。
但是，谁都知道，在那种体制下，你不干，自然还会有别人去干。这个人很可能是一个昏暴的执行者，如镇压太平天国的曾国荃，在“血洗天京”后，为搜刮财富，
实施了极度残民的暴行。为此，在历史上留下了“曾剃头”的恶名。如果当日岳飞有“一念之差”，这个差使落到那样的人手里，上百万湖湘人民的生命财产和前途
也就可想而知。虽然他最终也是为奸臣所害，但他的仁慈与开明终究惠及一方，并成为一种历史经验，流传后世。
同理，如果当日的赵紫阳把个人名节稍微放后考虑，承担起执行戒严和善后处理的任务，即使“八九民运”不能获得自己期望的结局，但至少不会出现后来的“大镇压”和“大清洗”，让一代精英报国无门，走上流亡异域的道路。
把政治作为一种“专业”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改革开放二十余年，除朱容基外，至今没有出现负责任的政治家。这既与中国朝野的政治党派的自私，以及它们总是在低层次进行交锋与交易有关，也与中国政治评论的水平有关。
我们承认，监督政治人人有“权”。问题也并不在于这“有权者”的太多，而在于有见地的“品种”太少。大多数人学习政治，要么通过党的教条、党文化
中的“英雄故事”（ 先进一点的则是“好莱坞”独来独往的“超人”），要么从古代小说、民间稗史 ——
从中获得一些常识和评判标准。在那些故事中，要么以勾心斗角为“政治智能”，把宫廷政变作“主旋律”；要么视“独善其身”为品节，大刮浪漫文人的“出走”
之风；要么把民众或其生命财产作为“道具”——
反正电影“骗子”不会真正的死人，以至日常生活中的天真者，以为“英雄”就是那样独往独来、自私自利的。
古书作者，好容易为大家树立了一个“真命天子”——
刘备，但看上去却是个“窝囊废”，而敢于担当的曹操，却以“乱世奸雄”的面目出现；又好容易塑造了一个宋江，却因为八面玲珑像个“伪君子”，还不如打打杀
杀的李逵看来可爱。如此等等的因素，使大众的政治评论，实际上在被文学家牵著鼻子走。而在这过程中，人们大概很少去想，文学之为文学，与政治一样，是一个
独立的专业，它们是各有职责的。政治的本意就是“治理众人之事”。政治家可以有各种各样的社会政治理想，但底线却是维护人民的生命财产。他不可能是独往独
来的“超人”，更不能是鸡飞蛋打的败家子。
笔者批评上述现象，并不是自诩没有犯过类似的错误，相反，在认识到这一点之前，笔者的作品中存在这种错误。笔者在《八九民运史》序言中所检讨的“进退失据”，原因概出于此。但通过不断学习和总结教训，笔者已认识到这一点，认为有必要提出来，与天下同仁共勉。
正因为如此，笔者注意到，温家宝总理在上任的首次记者招待会上，曾坦诚地说到自己的“优点”：“我是敢于承担责任的！” 我们希望他在后来的历史中，能够将这一“庄严承诺”向人民兑现。
2003年5月12日 于北京
（作者简介：原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人员，现自由撰稿人，著有《八九民运史》。）
相关文章：
Making Political Leaders Accountable ─ SARS and June 4th
如果1989年5月17日的赵紫阳承担起执行戒严和善后处理的任务，历史将会怎样？今日中国领导人反击萨斯能从六四吸取什么教训？
On May 17, 1989, if Priminister Zhao Ziyang had taken charge of
carrying out the martial law order and the cleaning up on Tiananmen,
how different would history have been? In handling the SARS crisis,
what can today's leaders learn from the lessons of 1989?
目前，有不少评论家把SARS与“六四”事件相提并论，认为这是“六四” 事件之后，中国政府面临的首次同样级别的考验。
乍一看来，这种比较牛头不对马嘴。昔日“反动乱”，面对的是人的自由、平等思想，今日“抗非典”，面对的是侵害人体的病毒。自由、平等诉求，出自
于人的天性要求；“非典”病毒，来源于自然的灾害（在没有查清病原之前，暂用此说）。前者虽暂时被扼杀，但最终要获得人类的尊重；后者虽难以被根绝，但终
究是天下人同仇敌忾。这恐怕是今昔之事不可同日而语的最大要点。
但是，从国家民族的角度看，它们同是灾难。中国政府如果不能在短期内赢得这场战役，犹如当年不能正确处理民运，也将同样面对“六四”后的政治、经
济后果。况且，从政治的层面检点，中国政府在处理“八九民运”和“非典”初期的失误，都是出于同一病根，那就是“权力本位”的政治原则。
警惕新的“非程序更迭”？
正是由于这个原则的存在，人们对“非典”与“六四”还产生了如下联想，那就是：在今天这场战役中，处在一线的领导，从“开明”形象到政
治处境，都与当年的赵紫阳有形肖之处。人们有理由怀疑，今日高层是否仍有一个类似当年“太上皇”和“保守派”的权力集团存在，而“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 他们正虎视眈眈地盯著总书记和总理的宝座，接下来的推论便是：如果你们应付不了，就会有人出来收拾残局。
这种耽虑，也非常类似“八九民运”前夕，严家祺、温元凯二位先生发出的“非程序更迭”与“重蹈胡耀邦覆辙警告。”评论家的上述耽虑在多大程度上会
变成事实，显然还有待观察。但必须承认，点明这一潜在的“棋局”，至少可以提醒人们，谨防那些借“危机”以实现权力梦想、发“国难财”的“野心家”。通过
舆论的压力，排除可能发生的干扰与掣肘，使坏人有所忌惮，而“做事的人”能够专心一意，无后顾之忧。庶几可以防止“六四”的结局，也是今日国人和世界的幸
事。也许是这种外界舆论发生了效力，不久，我们即看到，那些被“设想”存在于“幕后”的人物，在不同的场合进行了适度“亮相”。
不要把“自然灾害”转化为“政治灾害”
坦白地说，上述评论家的联想 —— 在自由亚洲电台的北明女士告知以前，我也有过一闪念。不过，这一闪念很快被另一种思考排除。理由有两点：
其一，既然倡议，从“集中—动员型”的“战时体制”过渡到“职能—责任型”（暂名）的“建设体制”已经有十多年，就应该适应新的政府行为模式。放
弃那种“在XX思想照耀下，XX路线指引下，XX的亲切关怀下，XX的正确领导下，XX的亲自执行下”的习惯性语式。如果身在其位，不谋其政，为了不担责
任，事事要“老头子”首肯，场场要“退休人”撑腰，动辄来个一窝蜂“倾巢出动”，那如果不算“自动弃权”，甘愿让“硬把子”橡皮图章化，至少也是一种“治
术”的退化。在这一点上，鲍彤先生曾有反省：当年的赵紫阳多此一举地提出，在党国要事上仍然要请示邓小平，已成为血的教训！对今天的事情而言，即使重新祭
出专制权力对于治理“非典”有著暂时的效用，也应当慎重。弄不好会把一场“自然灾害”转化为一场“政治灾害”。那才是雪上加霜，悲惨莫名的结局！
其二，到目前为止，中国大陆并没有实现政治体制的“民主化”改造，这就意味著，人们实际上并不是在“民主”与“专制”之间作选择，而是在“明君”
与“昏君”、
“仁君”与“暴君”、“责任政府”与“不负责任的政府”之间选择。由于政治体制“不透明”，当权者是否“贤明”和“负责任”，外界并不了解。“作秀”不成
的自然会“砸锅”，但没有独立承担过责任的，也不能下定论。在辛亥革命时期，曾经有一位“床底下拖出的黎元洪”，不但相貌魁伟——有“帝王气象”，而且率
先拥有“大总统”的名号，在革命风起云涌之时，可谓是占尽“道义”的风光。但由于他本人既不自愿、也不具备担当大任的素质，终日“一言不发”，最后不得不
以“泥（黎）菩萨”的雅号，名留青史。相反，一个普通教员，一个士兵，如果有志、有才，也可以成就大业，但在那之前非经过长期艰苦的打磨，是不能出头的。
笔者同意，在传统政治体制下，权力的“合法性”虽然不是通过人民选举的程序授予，但也是可以通过为人民办好事来获得认同的。这一“合法性”在很大
程度上也是以其“有效性”来判定的。当前的这场特大灾难，其实正是考验新政府能力和权力“有效性”的一个机会。笔者相信，只有通过这样的锻炼成长起来的
“责任政府”，才可能担当起治理一个大国的任务。
所幸的是，胡锦涛先生就此提出了“民生本位”的原则。笔者认为，这是对“六四”时期和“非典”初期奉行的“权力本位”原则的一个重要修正。但原则
的修正还不能说明整个政策的转变。如果这个原则得到整体贯彻，在牵涉到台湾同胞的国计民生、社会福利和人道救治问题上，所谓“两个中国”问题就不应该出
现。这次在“非典”事件中突然横插出来的一个加入“世界卫生组织”问题，著实令人觉得听到一个非常不和谐的音符。
如何总结赵紫阳的得失？
笔者赞同，在处理“非典”的问题上，应该吸取“八九民运”中赵紫阳的教训，但不是要政治家变得比他更谨慎、更畏首畏尾。评论家的标准应当从“价值伦理”过渡到“责任伦理”；将眼光从个人与一党一派的得失，转向“为政”成败的考量。
在“八九民运”中，赵紫阳的确对民运采取了“开明”和纵容的态度，但当运动发展到了不可收拾的程度时，他便以“有办法比没办法好”，“你们的决议
我执行不了”为托词，请假休息 —— 实际上摆脱了自己的责任，将数百万热情高涨的群众与十几万武装对峙的军队撒手不管。——
我想，这是我们讨论这个问题的两个基本的事实。
问题是如何看待这些事实。迄今为止，异议批评家中，绝大多数人仍然从“价值伦理”的角度考虑问题，认为在那场运动中，赵紫阳坚持了原则，体现了良
心，是值得赞许的，至少是无可非议的。但是，从“责任伦理”的角度看，他却没有尽到责任。作为政治家（而不是一个单纯的“改革家”），他并没有很好地运用
手中的权力与所在位势，使出十分“力道”，用于协调各方、化解矛盾。相反，倒是顾及权力、派系利益和历史名声，将可以使出的十分“力道”化去了五、六分。
如果不愿意搞从概念到概念的争论，我们可以用两个形象的比喻来讲这个道理：
譬如，一个“保镖”受雇于人，要押送一批财货到达一定地点。途中出现截货的。截货人为了不战而胜，商议与他共同分赃，这个保镖说：“我打不过你们，也不和你们同流合污”。于是，丢下财货，走了。请问，这是一个合格的保镖吗？他的行为是负责任的或值得赞赏的吗？
又如，一架客机正在飞行中，遇到了劫机者。劫机者不懂驾驶，武力威胁飞行驾驶把飞机开到另一个地点。驾驶说：“我不受威胁，你们爱怎么著就怎么著吧！”于是，跳伞自去，飞机失事，全体爆炸。请问，这是一个合格的客机驾驶员吗？他的行为是负责任的或值得赞赏的吗？
有过西方生活经验的人可能比较容易理解什么叫做“责任伦理”。但有人也许会说，如果那些货物同时有几个人看管，看管者意见不一；那些乘客也很不听
话，有的甚至在暗中帮助劫机者，这个保镖或驾驶员不是政治家，是处理不了那么复杂的事务的。但1989年的赵紫阳，职务并不是保镖和驾驶员，而是在权力和
位势上，居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政治家。如果他不“撂挑子”，谁也不会把这个责任揽到自己身上。
或许还有人会请出哈维尔，说：如果大家都像赵紫阳那样，不为专制政权当帮凶，这个专制政权就完了。所以，赵紫阳的行为的意义在于，他在权力的中心
举起了“义旗”，有著划时代的作用。这正是“价值伦理”者一般的观点。但是，请不要忘记，“不合作”是“无权者的权利”。是不得已的权利。你一旦加入了那
个政府，就等于与社会签定了一份合同，非到你卸下这个责任，你就必须尽最大能力去完成你的任务，直至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而不能在万分危机的关头，在没有
合适接替的情况下，弃职而去。试问，一个政治家不与同僚“合作”，那是一种什么“政治”呢？游戏而已！
岳飞与赵紫阳 —— 角色与选择比较
那么，是否可以设想，在1989年5月17日，赵紫阳主动承担“戒严”任务，在民运被镇压已经不可避免的情况下，求得一个相对不那么残酷的结局呢？如果是一个担当责任的政治家，这是完全可以预期的。
当今大多数中国人都知道，岳飞是一个“民族英雄”，但不知道他与林则徐一样，作为一个专制政权的“臣僚”，同时也都是镇压人民起义的“刽子手”。
不过，岳飞的行为，恰好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在执行“不得已”任务的情况下，尽可能推行“开明”路线的典范。他虽然执行了“镇压洞庭湖起义”的任务，却并没有
酿成血腥屠杀的结局。据史料记载，在他的主持下，善后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起义人员大部分被赦免，头面人物尽可能地实行“招安”，起义者财产变卖分给
军士，渔樵耕贾重操旧业，社会经济没有造成损失，一方百姓安居乐业（见岳珂《金佗粹编》、《杨??事迹》）。
据文学史专家侯会考证，一百二十回本《水浒传》的大结局“梁山泊分金大卖市，宋公明全伙受招安”中的主要情节，其史实取材并不是宋江起义，而是岳飞处理洞庭湖起义的善后措施（见侯会《〈水浒〉源流新证》）。
与岳飞相比，1989年5月17日的赵紫阳，几乎处于同样的境地。他唯一可以作出的选择，要么是遵从“上意”，要么是“躺倒不干”。
但是，谁都知道，在那种体制下，你不干，自然还会有别人去干。这个人很可能是一个昏暴的执行者，如镇压太平天国的曾国荃，在“血洗天京”后，为搜刮财富，
实施了极度残民的暴行。为此，在历史上留下了“曾剃头”的恶名。如果当日岳飞有“一念之差”，这个差使落到那样的人手里，上百万湖湘人民的生命财产和前途
也就可想而知。虽然他最终也是为奸臣所害，但他的仁慈与开明终究惠及一方，并成为一种历史经验，流传后世。
同理，如果当日的赵紫阳把个人名节稍微放后考虑，承担起执行戒严和善后处理的任务，即使“八九民运”不能获得自己期望的结局，但至少不会出现后来的“大镇压”和“大清洗”，让一代精英报国无门，走上流亡异域的道路。
把政治作为一种“专业”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改革开放二十余年，除朱容基外，至今没有出现负责任的政治家。这既与中国朝野的政治党派的自私，以及它们总是在低层次进行交锋与交易有关，也与中国政治评论的水平有关。
我们承认，监督政治人人有“权”。问题也并不在于这“有权者”的太多，而在于有见地的“品种”太少。大多数人学习政治，要么通过党的教条、党文化
中的“英雄故事”（ 先进一点的则是“好莱坞”独来独往的“超人”），要么从古代小说、民间稗史 ——
从中获得一些常识和评判标准。在那些故事中，要么以勾心斗角为“政治智能”，把宫廷政变作“主旋律”；要么视“独善其身”为品节，大刮浪漫文人的“出走”
之风；要么把民众或其生命财产作为“道具”——
反正电影“骗子”不会真正的死人，以至日常生活中的天真者，以为“英雄”就是那样独往独来、自私自利的。
古书作者，好容易为大家树立了一个“真命天子”——
刘备，但看上去却是个“窝囊废”，而敢于担当的曹操，却以“乱世奸雄”的面目出现；又好容易塑造了一个宋江，却因为八面玲珑像个“伪君子”，还不如打打杀
杀的李逵看来可爱。如此等等的因素，使大众的政治评论，实际上在被文学家牵著鼻子走。而在这过程中，人们大概很少去想，文学之为文学，与政治一样，是一个
独立的专业，它们是各有职责的。政治的本意就是“治理众人之事”。政治家可以有各种各样的社会政治理想，但底线却是维护人民的生命财产。他不可能是独往独
来的“超人”，更不能是鸡飞蛋打的败家子。
笔者批评上述现象，并不是自诩没有犯过类似的错误，相反，在认识到这一点之前，笔者的作品中存在这种错误。笔者在《八九民运史》序言中所检讨的“进退失据”，原因概出于此。但通过不断学习和总结教训，笔者已认识到这一点，认为有必要提出来，与天下同仁共勉。
正因为如此，笔者注意到，温家宝总理在上任的首次记者招待会上，曾坦诚地说到自己的“优点”：“我是敢于承担责任的！” 我们希望他在后来的历史中，能够将这一“庄严承诺”向人民兑现。
2003年5月12日 于北京
（作者简介：原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人员，现自由撰稿人，著有《八九民运史》。）
相关文章：
Making Political Leaders Accountable ─ SARS and June 4th
如果1989年5月17日的赵紫阳承担起执行戒严和善后处理的任务，历史将会怎样？今日中国领导人反击萨斯能从六四吸取什么教训？
On May 17, 1989, if Priminister Zhao Ziyang had taken charge of
carrying out the martial law order and the cleaning up on Tiananmen,
how different would history have been? In handling the SARS crisis,
what can today's leaders learn from the lessons of 1989?
目前，有不少评论家把SARS与“六四”事件相提并论，认为这是“六四” 事件之后，中国政府面临的首次同样级别的考验。
乍一看来，这种比较牛头不对马嘴。昔日“反动乱”，面对的是人的自由、平等思想，今日“抗非典”，面对的是侵害人体的病毒。自由、平等诉求，出自
于人的天性要求；“非典”病毒，来源于自然的灾害（在没有查清病原之前，暂用此说）。前者虽暂时被扼杀，但最终要获得人类的尊重；后者虽难以被根绝，但终
究是天下人同仇敌忾。这恐怕是今昔之事不可同日而语的最大要点。
但是，从国家民族的角度看，它们同是灾难。中国政府如果不能在短期内赢得这场战役，犹如当年不能正确处理民运，也将同样面对“六四”后的政治、经
济后果。况且，从政治的层面检点，中国政府在处理“八九民运”和“非典”初期的失误，都是出于同一病根，那就是“权力本位”的政治原则。
警惕新的“非程序更迭”？
正是由于这个原则的存在，人们对“非典”与“六四”还产生了如下联想，那就是：在今天这场战役中，处在一线的领导，从“开明”形象到政
治处境，都与当年的赵紫阳有形肖之处。人们有理由怀疑，今日高层是否仍有一个类似当年“太上皇”和“保守派”的权力集团存在，而“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 他们正虎视眈眈地盯著总书记和总理的宝座，接下来的推论便是：如果你们应付不了，就会有人出来收拾残局。
这种耽虑，也非常类似“八九民运”前夕，严家祺、温元凯二位先生发出的“非程序更迭”与“重蹈胡耀邦覆辙警告。”评论家的上述耽虑在多大程度上会
变成事实，显然还有待观察。但必须承认，点明这一潜在的“棋局”，至少可以提醒人们，谨防那些借“危机”以实现权力梦想、发“国难财”的“野心家”。通过
舆论的压力，排除可能发生的干扰与掣肘，使坏人有所忌惮，而“做事的人”能够专心一意，无后顾之忧。庶几可以防止“六四”的结局，也是今日国人和世界的幸
事。也许是这种外界舆论发生了效力，不久，我们即看到，那些被“设想”存在于“幕后”的人物，在不同的场合进行了适度“亮相”。
不要把“自然灾害”转化为“政治灾害”
坦白地说，上述评论家的联想 —— 在自由亚洲电台的北明女士告知以前，我也有过一闪念。不过，这一闪念很快被另一种思考排除。理由有两点：
其一，既然倡议，从“集中—动员型”的“战时体制”过渡到“职能—责任型”（暂名）的“建设体制”已经有十多年，就应该适应新的政府行为模式。放
弃那种“在XX思想照耀下，XX路线指引下，XX的亲切关怀下，XX的正确领导下，XX的亲自执行下”的习惯性语式。如果身在其位，不谋其政，为了不担责
任，事事要“老头子”首肯，场场要“退休人”撑腰，动辄来个一窝蜂“倾巢出动”，那如果不算“自动弃权”，甘愿让“硬把子”橡皮图章化，至少也是一种“治
术”的退化。在这一点上，鲍彤先生曾有反省：当年的赵紫阳多此一举地提出，在党国要事上仍然要请示邓小平，已成为血的教训！对今天的事情而言，即使重新祭
出专制权力对于治理“非典”有著暂时的效用，也应当慎重。弄不好会把一场“自然灾害”转化为一场“政治灾害”。那才是雪上加霜，悲惨莫名的结局！
其二，到目前为止，中国大陆并没有实现政治体制的“民主化”改造，这就意味著，人们实际上并不是在“民主”与“专制”之间作选择，而是在“明君”
与“昏君”、
“仁君”与“暴君”、“责任政府”与“不负责任的政府”之间选择。由于政治体制“不透明”，当权者是否“贤明”和“负责任”，外界并不了解。“作秀”不成
的自然会“砸锅”，但没有独立承担过责任的，也不能下定论。在辛亥革命时期，曾经有一位“床底下拖出的黎元洪”，不但相貌魁伟——有“帝王气象”，而且率
先拥有“大总统”的名号，在革命风起云涌之时，可谓是占尽“道义”的风光。但由于他本人既不自愿、也不具备担当大任的素质，终日“一言不发”，最后不得不
以“泥（黎）菩萨”的雅号，名留青史。相反，一个普通教员，一个士兵，如果有志、有才，也可以成就大业，但在那之前非经过长期艰苦的打磨，是不能出头的。
笔者同意，在传统政治体制下，权力的“合法性”虽然不是通过人民选举的程序授予，但也是可以通过为人民办好事来获得认同的。这一“合法性”在很大
程度上也是以其“有效性”来判定的。当前的这场特大灾难，其实正是考验新政府能力和权力“有效性”的一个机会。笔者相信，只有通过这样的锻炼成长起来的
“责任政府”，才可能担当起治理一个大国的任务。
所幸的是，胡锦涛先生就此提出了“民生本位”的原则。笔者认为，这是对“六四”时期和“非典”初期奉行的“权力本位”原则的一个重要修正。但原则
的修正还不能说明整个政策的转变。如果这个原则得到整体贯彻，在牵涉到台湾同胞的国计民生、社会福利和人道救治问题上，所谓“两个中国”问题就不应该出
现。这次在“非典”事件中突然横插出来的一个加入“世界卫生组织”问题，著实令人觉得听到一个非常不和谐的音符。
如何总结赵紫阳的得失？
笔者赞同，在处理“非典”的问题上，应该吸取“八九民运”中赵紫阳的教训，但不是要政治家变得比他更谨慎、更畏首畏尾。评论家的标准应当从“价值伦理”过渡到“责任伦理”；将眼光从个人与一党一派的得失，转向“为政”成败的考量。
在“八九民运”中，赵紫阳的确对民运采取了“开明”和纵容的态度，但当运动发展到了不可收拾的程度时，他便以“有办法比没办法好”，“你们的决议
我执行不了”为托词，请假休息 —— 实际上摆脱了自己的责任，将数百万热情高涨的群众与十几万武装对峙的军队撒手不管。——
我想，这是我们讨论这个问题的两个基本的事实。
问题是如何看待这些事实。迄今为止，异议批评家中，绝大多数人仍然从“价值伦理”的角度考虑问题，认为在那场运动中，赵紫阳坚持了原则，体现了良
心，是值得赞许的，至少是无可非议的。但是，从“责任伦理”的角度看，他却没有尽到责任。作为政治家（而不是一个单纯的“改革家”），他并没有很好地运用
手中的权力与所在位势，使出十分“力道”，用于协调各方、化解矛盾。相反，倒是顾及权力、派系利益和历史名声，将可以使出的十分“力道”化去了五、六分。
如果不愿意搞从概念到概念的争论，我们可以用两个形象的比喻来讲这个道理：
譬如，一个“保镖”受雇于人，要押送一批财货到达一定地点。途中出现截货的。截货人为了不战而胜，商议与他共同分赃，这个保镖说：“我打不过你们，也不和你们同流合污”。于是，丢下财货，走了。请问，这是一个合格的保镖吗？他的行为是负责任的或值得赞赏的吗？
又如，一架客机正在飞行中，遇到了劫机者。劫机者不懂驾驶，武力威胁飞行驾驶把飞机开到另一个地点。驾驶说：“我不受威胁，你们爱怎么著就怎么著吧！”于是，跳伞自去，飞机失事，全体爆炸。请问，这是一个合格的客机驾驶员吗？他的行为是负责任的或值得赞赏的吗？
有过西方生活经验的人可能比较容易理解什么叫做“责任伦理”。但有人也许会说，如果那些货物同时有几个人看管，看管者意见不一；那些乘客也很不听
话，有的甚至在暗中帮助劫机者，这个保镖或驾驶员不是政治家，是处理不了那么复杂的事务的。但1989年的赵紫阳，职务并不是保镖和驾驶员，而是在权力和
位势上，居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政治家。如果他不“撂挑子”，谁也不会把这个责任揽到自己身上。
或许还有人会请出哈维尔，说：如果大家都像赵紫阳那样，不为专制政权当帮凶，这个专制政权就完了。所以，赵紫阳的行为的意义在于，他在权力的中心
举起了“义旗”，有著划时代的作用。这正是“价值伦理”者一般的观点。但是，请不要忘记，“不合作”是“无权者的权利”。是不得已的权利。你一旦加入了那
个政府，就等于与社会签定了一份合同，非到你卸下这个责任，你就必须尽最大能力去完成你的任务，直至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而不能在万分危机的关头，在没有
合适接替的情况下，弃职而去。试问，一个政治家不与同僚“合作”，那是一种什么“政治”呢？游戏而已！
岳飞与赵紫阳 —— 角色与选择比较
那么，是否可以设想，在1989年5月17日，赵紫阳主动承担“戒严”任务，在民运被镇压已经不可避免的情况下，求得一个相对不那么残酷的结局呢？如果是一个担当责任的政治家，这是完全可以预期的。
当今大多数中国人都知道，岳飞是一个“民族英雄”，但不知道他与林则徐一样，作为一个专制政权的“臣僚”，同时也都是镇压人民起义的“刽子手”。
不过，岳飞的行为，恰好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在执行“不得已”任务的情况下，尽可能推行“开明”路线的典范。他虽然执行了“镇压洞庭湖起义”的任务，却并没有
酿成血腥屠杀的结局。据史料记载，在他的主持下，善后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起义人员大部分被赦免，头面人物尽可能地实行“招安”，起义者财产变卖分给
军士，渔樵耕贾重操旧业，社会经济没有造成损失，一方百姓安居乐业（见岳珂《金佗粹编》、《杨??事迹》）。
据文学史专家侯会考证，一百二十回本《水浒传》的大结局“梁山泊分金大卖市，宋公明全伙受招安”中的主要情节，其史实取材并不是宋江起义，而是岳飞处理洞庭湖起义的善后措施（见侯会《〈水浒〉源流新证》）。
与岳飞相比，1989年5月17日的赵紫阳，几乎处于同样的境地。他唯一可以作出的选择，要么是遵从“上意”，要么是“躺倒不干”。
但是，谁都知道，在那种体制下，你不干，自然还会有别人去干。这个人很可能是一个昏暴的执行者，如镇压太平天国的曾国荃，在“血洗天京”后，为搜刮财富，
实施了极度残民的暴行。为此，在历史上留下了“曾剃头”的恶名。如果当日岳飞有“一念之差”，这个差使落到那样的人手里，上百万湖湘人民的生命财产和前途
也就可想而知。虽然他最终也是为奸臣所害，但他的仁慈与开明终究惠及一方，并成为一种历史经验，流传后世。
同理，如果当日的赵紫阳把个人名节稍微放后考虑，承担起执行戒严和善后处理的任务，即使“八九民运”不能获得自己期望的结局，但至少不会出现后来的“大镇压”和“大清洗”，让一代精英报国无门，走上流亡异域的道路。
把政治作为一种“专业”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改革开放二十余年，除朱容基外，至今没有出现负责任的政治家。这既与中国朝野的政治党派的自私，以及它们总是在低层次进行交锋与交易有关，也与中国政治评论的水平有关。
我们承认，监督政治人人有“权”。问题也并不在于这“有权者”的太多，而在于有见地的“品种”太少。大多数人学习政治，要么通过党的教条、党文化
中的“英雄故事”（ 先进一点的则是“好莱坞”独来独往的“超人”），要么从古代小说、民间稗史 ——
从中获得一些常识和评判标准。在那些故事中，要么以勾心斗角为“政治智能”，把宫廷政变作“主旋律”；要么视“独善其身”为品节，大刮浪漫文人的“出走”
之风；要么把民众或其生命财产作为“道具”——
反正电影“骗子”不会真正的死人，以至日常生活中的天真者，以为“英雄”就是那样独往独来、自私自利的。
古书作者，好容易为大家树立了一个“真命天子”——
刘备，但看上去却是个“窝囊废”，而敢于担当的曹操，却以“乱世奸雄”的面目出现；又好容易塑造了一个宋江，却因为八面玲珑像个“伪君子”，还不如打打杀
杀的李逵看来可爱。如此等等的因素，使大众的政治评论，实际上在被文学家牵著鼻子走。而在这过程中，人们大概很少去想，文学之为文学，与政治一样，是一个
独立的专业，它们是各有职责的。政治的本意就是“治理众人之事”。政治家可以有各种各样的社会政治理想，但底线却是维护人民的生命财产。他不可能是独往独
来的“超人”，更不能是鸡飞蛋打的败家子。
笔者批评上述现象，并不是自诩没有犯过类似的错误，相反，在认识到这一点之前，笔者的作品中存在这种错误。笔者在《八九民运史》序言中所检讨的“进退失据”，原因概出于此。但通过不断学习和总结教训，笔者已认识到这一点，认为有必要提出来，与天下同仁共勉。
正因为如此，笔者注意到，温家宝总理在上任的首次记者招待会上，曾坦诚地说到自己的“优点”：“我是敢于承担责任的！” 我们希望他在后来的历史中，能够将这一“庄严承诺”向人民兑现。
2003年5月12日 于北京
（作者简介：原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人员，现自由撰稿人，著有《八九民运史》。）
相关文章：
Making Political Leaders Accountable ─ SARS and June 4th
如果1989年5月17日的赵紫阳承担起执行戒严和善后处理的任务，历史将会怎样？今日中国领导人反击萨斯能从六四吸取什么教训？
On May 17, 1989, if Priminister Zhao Ziyang had taken charge of
carrying out the martial law order and the cleaning up on Tiananmen,
how different would history have been? In handling the SARS crisis,
what can today's leaders learn from the lessons of 1989?
目前，有不少评论家把SARS与“六四”事件相提并论，认为这是“六四” 事件之后，中国政府面临的首次同样级别的考验。
乍一看来，这种比较牛头不对马嘴。昔日“反动乱”，面对的是人的自由、平等思想，今日“抗非典”，面对的是侵害人体的病毒。自由、平等诉求，出自
于人的天性要求；“非典”病毒，来源于自然的灾害（在没有查清病原之前，暂用此说）。前者虽暂时被扼杀，但最终要获得人类的尊重；后者虽难以被根绝，但终
究是天下人同仇敌忾。这恐怕是今昔之事不可同日而语的最大要点。
但是，从国家民族的角度看，它们同是灾难。中国政府如果不能在短期内赢得这场战役，犹如当年不能正确处理民运，也将同样面对“六四”后的政治、经
济后果。况且，从政治的层面检点，中国政府在处理“八九民运”和“非典”初期的失误，都是出于同一病根，那就是“权力本位”的政治原则。
警惕新的“非程序更迭”？
正是由于这个原则的存在，人们对“非典”与“六四”还产生了如下联想，那就是：在今天这场战役中，处在一线的领导，从“开明”形象到政
治处境，都与当年的赵紫阳有形肖之处。人们有理由怀疑，今日高层是否仍有一个类似当年“太上皇”和“保守派”的权力集团存在，而“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 他们正虎视眈眈地盯著总书记和总理的宝座，接下来的推论便是：如果你们应付不了，就会有人出来收拾残局。
这种耽虑，也非常类似“八九民运”前夕，严家祺、温元凯二位先生发出的“非程序更迭”与“重蹈胡耀邦覆辙警告。”评论家的上述耽虑在多大程度上会
变成事实，显然还有待观察。但必须承认，点明这一潜在的“棋局”，至少可以提醒人们，谨防那些借“危机”以实现权力梦想、发“国难财”的“野心家”。通过
舆论的压力，排除可能发生的干扰与掣肘，使坏人有所忌惮，而“做事的人”能够专心一意，无后顾之忧。庶几可以防止“六四”的结局，也是今日国人和世界的幸
事。也许是这种外界舆论发生了效力，不久，我们即看到，那些被“设想”存在于“幕后”的人物，在不同的场合进行了适度“亮相”。
不要把“自然灾害”转化为“政治灾害”
坦白地说，上述评论家的联想 —— 在自由亚洲电台的北明女士告知以前，我也有过一闪念。不过，这一闪念很快被另一种思考排除。理由有两点：
其一，既然倡议，从“集中—动员型”的“战时体制”过渡到“职能—责任型”（暂名）的“建设体制”已经有十多年，就应该适应新的政府行为模式。放
弃那种“在XX思想照耀下，XX路线指引下，XX的亲切关怀下，XX的正确领导下，XX的亲自执行下”的习惯性语式。如果身在其位，不谋其政，为了不担责
任，事事要“老头子”首肯，场场要“退休人”撑腰，动辄来个一窝蜂“倾巢出动”，那如果不算“自动弃权”，甘愿让“硬把子”橡皮图章化，至少也是一种“治
术”的退化。在这一点上，鲍彤先生曾有反省：当年的赵紫阳多此一举地提出，在党国要事上仍然要请示邓小平，已成为血的教训！对今天的事情而言，即使重新祭
出专制权力对于治理“非典”有著暂时的效用，也应当慎重。弄不好会把一场“自然灾害”转化为一场“政治灾害”。那才是雪上加霜，悲惨莫名的结局！
其二，到目前为止，中国大陆并没有实现政治体制的“民主化”改造，这就意味著，人们实际上并不是在“民主”与“专制”之间作选择，而是在“明君”
与“昏君”、
“仁君”与“暴君”、“责任政府”与“不负责任的政府”之间选择。由于政治体制“不透明”，当权者是否“贤明”和“负责任”，外界并不了解。“作秀”不成
的自然会“砸锅”，但没有独立承担过责任的，也不能下定论。在辛亥革命时期，曾经有一位“床底下拖出的黎元洪”，不但相貌魁伟——有“帝王气象”，而且率
先拥有“大总统”的名号，在革命风起云涌之时，可谓是占尽“道义”的风光。但由于他本人既不自愿、也不具备担当大任的素质，终日“一言不发”，最后不得不
以“泥（黎）菩萨”的雅号，名留青史。相反，一个普通教员，一个士兵，如果有志、有才，也可以成就大业，但在那之前非经过长期艰苦的打磨，是不能出头的。
笔者同意，在传统政治体制下，权力的“合法性”虽然不是通过人民选举的程序授予，但也是可以通过为人民办好事来获得认同的。这一“合法性”在很大
程度上也是以其“有效性”来判定的。当前的这场特大灾难，其实正是考验新政府能力和权力“有效性”的一个机会。笔者相信，只有通过这样的锻炼成长起来的
“责任政府”，才可能担当起治理一个大国的任务。
所幸的是，胡锦涛先生就此提出了“民生本位”的原则。笔者认为，这是对“六四”时期和“非典”初期奉行的“权力本位”原则的一个重要修正。但原则
的修正还不能说明整个政策的转变。如果这个原则得到整体贯彻，在牵涉到台湾同胞的国计民生、社会福利和人道救治问题上，所谓“两个中国”问题就不应该出
现。这次在“非典”事件中突然横插出来的一个加入“世界卫生组织”问题，著实令人觉得听到一个非常不和谐的音符。
如何总结赵紫阳的得失？
笔者赞同，在处理“非典”的问题上，应该吸取“八九民运”中赵紫阳的教训，但不是要政治家变得比他更谨慎、更畏首畏尾。评论家的标准应当从“价值伦理”过渡到“责任伦理”；将眼光从个人与一党一派的得失，转向“为政”成败的考量。
在“八九民运”中，赵紫阳的确对民运采取了“开明”和纵容的态度，但当运动发展到了不可收拾的程度时，他便以“有办法比没办法好”，“你们的决议
我执行不了”为托词，请假休息 —— 实际上摆脱了自己的责任，将数百万热情高涨的群众与十几万武装对峙的军队撒手不管。——
我想，这是我们讨论这个问题的两个基本的事实。
问题是如何看待这些事实。迄今为止，异议批评家中，绝大多数人仍然从“价值伦理”的角度考虑问题，认为在那场运动中，赵紫阳坚持了原则，体现了良
心，是值得赞许的，至少是无可非议的。但是，从“责任伦理”的角度看，他却没有尽到责任。作为政治家（而不是一个单纯的“改革家”），他并没有很好地运用
手中的权力与所在位势，使出十分“力道”，用于协调各方、化解矛盾。相反，倒是顾及权力、派系利益和历史名声，将可以使出的十分“力道”化去了五、六分。
如果不愿意搞从概念到概念的争论，我们可以用两个形象的比喻来讲这个道理：
譬如，一个“保镖”受雇于人，要押送一批财货到达一定地点。途中出现截货的。截货人为了不战而胜，商议与他共同分赃，这个保镖说：“我打不过你们，也不和你们同流合污”。于是，丢下财货，走了。请问，这是一个合格的保镖吗？他的行为是负责任的或值得赞赏的吗？
又如，一架客机正在飞行中，遇到了劫机者。劫机者不懂驾驶，武力威胁飞行驾驶把飞机开到另一个地点。驾驶说：“我不受威胁，你们爱怎么著就怎么著吧！”于是，跳伞自去，飞机失事，全体爆炸。请问，这是一个合格的客机驾驶员吗？他的行为是负责任的或值得赞赏的吗？
有过西方生活经验的人可能比较容易理解什么叫做“责任伦理”。但有人也许会说，如果那些货物同时有几个人看管，看管者意见不一；那些乘客也很不听
话，有的甚至在暗中帮助劫机者，这个保镖或驾驶员不是政治家，是处理不了那么复杂的事务的。但1989年的赵紫阳，职务并不是保镖和驾驶员，而是在权力和
位势上，居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政治家。如果他不“撂挑子”，谁也不会把这个责任揽到自己身上。
或许还有人会请出哈维尔，说：如果大家都像赵紫阳那样，不为专制政权当帮凶，这个专制政权就完了。所以，赵紫阳的行为的意义在于，他在权力的中心
举起了“义旗”，有著划时代的作用。这正是“价值伦理”者一般的观点。但是，请不要忘记，“不合作”是“无权者的权利”。是不得已的权利。你一旦加入了那
个政府，就等于与社会签定了一份合同，非到你卸下这个责任，你就必须尽最大能力去完成你的任务，直至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而不能在万分危机的关头，在没有
合适接替的情况下，弃职而去。试问，一个政治家不与同僚“合作”，那是一种什么“政治”呢？游戏而已！
岳飞与赵紫阳 —— 角色与选择比较
那么，是否可以设想，在1989年5月17日，赵紫阳主动承担“戒严”任务，在民运被镇压已经不可避免的情况下，求得一个相对不那么残酷的结局呢？如果是一个担当责任的政治家，这是完全可以预期的。
当今大多数中国人都知道，岳飞是一个“民族英雄”，但不知道他与林则徐一样，作为一个专制政权的“臣僚”，同时也都是镇压人民起义的“刽子手”。
不过，岳飞的行为，恰好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在执行“不得已”任务的情况下，尽可能推行“开明”路线的典范。他虽然执行了“镇压洞庭湖起义”的任务，却并没有
酿成血腥屠杀的结局。据史料记载，在他的主持下，善后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起义人员大部分被赦免，头面人物尽可能地实行“招安”，起义者财产变卖分给
军士，渔樵耕贾重操旧业，社会经济没有造成损失，一方百姓安居乐业（见岳珂《金佗粹编》、《杨??事迹》）。
据文学史专家侯会考证，一百二十回本《水浒传》的大结局“梁山泊分金大卖市，宋公明全伙受招安”中的主要情节，其史实取材并不是宋江起义，而是岳飞处理洞庭湖起义的善后措施（见侯会《〈水浒〉源流新证》）。
与岳飞相比，1989年5月17日的赵紫阳，几乎处于同样的境地。他唯一可以作出的选择，要么是遵从“上意”，要么是“躺倒不干”。
但是，谁都知道，在那种体制下，你不干，自然还会有别人去干。这个人很可能是一个昏暴的执行者，如镇压太平天国的曾国荃，在“血洗天京”后，为搜刮财富，
实施了极度残民的暴行。为此，在历史上留下了“曾剃头”的恶名。如果当日岳飞有“一念之差”，这个差使落到那样的人手里，上百万湖湘人民的生命财产和前途
也就可想而知。虽然他最终也是为奸臣所害，但他的仁慈与开明终究惠及一方，并成为一种历史经验，流传后世。
同理，如果当日的赵紫阳把个人名节稍微放后考虑，承担起执行戒严和善后处理的任务，即使“八九民运”不能获得自己期望的结局，但至少不会出现后来的“大镇压”和“大清洗”，让一代精英报国无门，走上流亡异域的道路。
把政治作为一种“专业”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改革开放二十余年，除朱容基外，至今没有出现负责任的政治家。这既与中国朝野的政治党派的自私，以及它们总是在低层次进行交锋与交易有关，也与中国政治评论的水平有关。
我们承认，监督政治人人有“权”。问题也并不在于这“有权者”的太多，而在于有见地的“品种”太少。大多数人学习政治，要么通过党的教条、党文化
中的“英雄故事”（ 先进一点的则是“好莱坞”独来独往的“超人”），要么从古代小说、民间稗史 ——
从中获得一些常识和评判标准。在那些故事中，要么以勾心斗角为“政治智能”，把宫廷政变作“主旋律”；要么视“独善其身”为品节，大刮浪漫文人的“出走”
之风；要么把民众或其生命财产作为“道具”——
反正电影“骗子”不会真正的死人，以至日常生活中的天真者，以为“英雄”就是那样独往独来、自私自利的。
古书作者，好容易为大家树立了一个“真命天子”——
刘备，但看上去却是个“窝囊废”，而敢于担当的曹操，却以“乱世奸雄”的面目出现；又好容易塑造了一个宋江，却因为八面玲珑像个“伪君子”，还不如打打杀
杀的李逵看来可爱。如此等等的因素，使大众的政治评论，实际上在被文学家牵著鼻子走。而在这过程中，人们大概很少去想，文学之为文学，与政治一样，是一个
独立的专业，它们是各有职责的。政治的本意就是“治理众人之事”。政治家可以有各种各样的社会政治理想，但底线却是维护人民的生命财产。他不可能是独往独
来的“超人”，更不能是鸡飞蛋打的败家子。
笔者批评上述现象，并不是自诩没有犯过类似的错误，相反，在认识到这一点之前，笔者的作品中存在这种错误。笔者在《八九民运史》序言中所检讨的“进退失据”，原因概出于此。但通过不断学习和总结教训，笔者已认识到这一点，认为有必要提出来，与天下同仁共勉。
正因为如此，笔者注意到，温家宝总理在上任的首次记者招待会上，曾坦诚地说到自己的“优点”：“我是敢于承担责任的！” 我们希望他在后来的历史中，能够将这一“庄严承诺”向人民兑现。
2003年5月12日 于北京
（作者简介：原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人员，现自由撰稿人，著有《八九民运史》。）
相关文章：
Making Political Leaders Accountable ─ SARS and June 4th
如果1989年5月17日的赵紫阳承担起执行戒严和善后处理的任务，历史将会怎样？今日中国领导人反击萨斯能从六四吸取什么教训？
On May 17, 1989, if Priminister Zhao Ziyang had taken charge of
carrying out the martial law order and the cleaning up on Tiananmen,
how different would history have been? In handling the SARS crisis,
what can today's leaders learn from the lessons of 1989?
目前，有不少评论家把SARS与“六四”事件相提并论，认为这是“六四” 事件之后，中国政府面临的首次同样级别的考验。
乍一看来，这种比较牛头不对马嘴。昔日“反动乱”，面对的是人的自由、平等思想，今日“抗非典”，面对的是侵害人体的病毒。自由、平等诉求，出自
于人的天性要求；“非典”病毒，来源于自然的灾害（在没有查清病原之前，暂用此说）。前者虽暂时被扼杀，但最终要获得人类的尊重；后者虽难以被根绝，但终
究是天下人同仇敌忾。这恐怕是今昔之事不可同日而语的最大要点。
但是，从国家民族的角度看，它们同是灾难。中国政府如果不能在短期内赢得这场战役，犹如当年不能正确处理民运，也将同样面对“六四”后的政治、经
济后果。况且，从政治的层面检点，中国政府在处理“八九民运”和“非典”初期的失误，都是出于同一病根，那就是“权力本位”的政治原则。
警惕新的“非程序更迭”？
正是由于这个原则的存在，人们对“非典”与“六四”还产生了如下联想，那就是：在今天这场战役中，处在一线的领导，从“开明”形象到政
治处境，都与当年的赵紫阳有形肖之处。人们有理由怀疑，今日高层是否仍有一个类似当年“太上皇”和“保守派”的权力集团存在，而“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 他们正虎视眈眈地盯著总书记和总理的宝座，接下来的推论便是：如果你们应付不了，就会有人出来收拾残局。
这种耽虑，也非常类似“八九民运”前夕，严家祺、温元凯二位先生发出的“非程序更迭”与“重蹈胡耀邦覆辙警告。”评论家的上述耽虑在多大程度上会
变成事实，显然还有待观察。但必须承认，点明这一潜在的“棋局”，至少可以提醒人们，谨防那些借“危机”以实现权力梦想、发“国难财”的“野心家”。通过
舆论的压力，排除可能发生的干扰与掣肘，使坏人有所忌惮，而“做事的人”能够专心一意，无后顾之忧。庶几可以防止“六四”的结局，也是今日国人和世界的幸
事。也许是这种外界舆论发生了效力，不久，我们即看到，那些被“设想”存在于“幕后”的人物，在不同的场合进行了适度“亮相”。
不要把“自然灾害”转化为“政治灾害”
坦白地说，上述评论家的联想 —— 在自由亚洲电台的北明女士告知以前，我也有过一闪念。不过，这一闪念很快被另一种思考排除。理由有两点：
其一，既然倡议，从“集中—动员型”的“战时体制”过渡到“职能—责任型”（暂名）的“建设体制”已经有十多年，就应该适应新的政府行为模式。放
弃那种“在XX思想照耀下，XX路线指引下，XX的亲切关怀下，XX的正确领导下，XX的亲自执行下”的习惯性语式。如果身在其位，不谋其政，为了不担责
任，事事要“老头子”首肯，场场要“退休人”撑腰，动辄来个一窝蜂“倾巢出动”，那如果不算“自动弃权”，甘愿让“硬把子”橡皮图章化，至少也是一种“治
术”的退化。在这一点上，鲍彤先生曾有反省：当年的赵紫阳多此一举地提出，在党国要事上仍然要请示邓小平，已成为血的教训！对今天的事情而言，即使重新祭
出专制权力对于治理“非典”有著暂时的效用，也应当慎重。弄不好会把一场“自然灾害”转化为一场“政治灾害”。那才是雪上加霜，悲惨莫名的结局！
其二，到目前为止，中国大陆并没有实现政治体制的“民主化”改造，这就意味著，人们实际上并不是在“民主”与“专制”之间作选择，而是在“明君”
与“昏君”、
“仁君”与“暴君”、“责任政府”与“不负责任的政府”之间选择。由于政治体制“不透明”，当权者是否“贤明”和“负责任”，外界并不了解。“作秀”不成
的自然会“砸锅”，但没有独立承担过责任的，也不能下定论。在辛亥革命时期，曾经有一位“床底下拖出的黎元洪”，不但相貌魁伟——有“帝王气象”，而且率
先拥有“大总统”的名号，在革命风起云涌之时，可谓是占尽“道义”的风光。但由于他本人既不自愿、也不具备担当大任的素质，终日“一言不发”，最后不得不
以“泥（黎）菩萨”的雅号，名留青史。相反，一个普通教员，一个士兵，如果有志、有才，也可以成就大业，但在那之前非经过长期艰苦的打磨，是不能出头的。
笔者同意，在传统政治体制下，权力的“合法性”虽然不是通过人民选举的程序授予，但也是可以通过为人民办好事来获得认同的。这一“合法性”在很大
程度上也是以其“有效性”来判定的。当前的这场特大灾难，其实正是考验新政府能力和权力“有效性”的一个机会。笔者相信，只有通过这样的锻炼成长起来的
“责任政府”，才可能担当起治理一个大国的任务。
所幸的是，胡锦涛先生就此提出了“民生本位”的原则。笔者认为，这是对“六四”时期和“非典”初期奉行的“权力本位”原则的一个重要修正。但原则
的修正还不能说明整个政策的转变。如果这个原则得到整体贯彻，在牵涉到台湾同胞的国计民生、社会福利和人道救治问题上，所谓“两个中国”问题就不应该出
现。这次在“非典”事件中突然横插出来的一个加入“世界卫生组织”问题，著实令人觉得听到一个非常不和谐的音符。
如何总结赵紫阳的得失？
笔者赞同，在处理“非典”的问题上，应该吸取“八九民运”中赵紫阳的教训，但不是要政治家变得比他更谨慎、更畏首畏尾。评论家的标准应当从“价值伦理”过渡到“责任伦理”；将眼光从个人与一党一派的得失，转向“为政”成败的考量。
在“八九民运”中，赵紫阳的确对民运采取了“开明”和纵容的态度，但当运动发展到了不可收拾的程度时，他便以“有办法比没办法好”，“你们的决议
我执行不了”为托词，请假休息 —— 实际上摆脱了自己的责任，将数百万热情高涨的群众与十几万武装对峙的军队撒手不管。——
我想，这是我们讨论这个问题的两个基本的事实。
问题是如何看待这些事实。迄今为止，异议批评家中，绝大多数人仍然从“价值伦理”的角度考虑问题，认为在那场运动中，赵紫阳坚持了原则，体现了良
心，是值得赞许的，至少是无可非议的。但是，从“责任伦理”的角度看，他却没有尽到责任。作为政治家（而不是一个单纯的“改革家”），他并没有很好地运用
手中的权力与所在位势，使出十分“力道”，用于协调各方、化解矛盾。相反，倒是顾及权力、派系利益和历史名声，将可以使出的十分“力道”化去了五、六分。
如果不愿意搞从概念到概念的争论，我们可以用两个形象的比喻来讲这个道理：
譬如，一个“保镖”受雇于人，要押送一批财货到达一定地点。途中出现截货的。截货人为了不战而胜，商议与他共同分赃，这个保镖说：“我打不过你们，也不和你们同流合污”。于是，丢下财货，走了。请问，这是一个合格的保镖吗？他的行为是负责任的或值得赞赏的吗？
又如，一架客机正在飞行中，遇到了劫机者。劫机者不懂驾驶，武力威胁飞行驾驶把飞机开到另一个地点。驾驶说：“我不受威胁，你们爱怎么著就怎么著吧！”于是，跳伞自去，飞机失事，全体爆炸。请问，这是一个合格的客机驾驶员吗？他的行为是负责任的或值得赞赏的吗？
有过西方生活经验的人可能比较容易理解什么叫做“责任伦理”。但有人也许会说，如果那些货物同时有几个人看管，看管者意见不一；那些乘客也很不听
话，有的甚至在暗中帮助劫机者，这个保镖或驾驶员不是政治家，是处理不了那么复杂的事务的。但1989年的赵紫阳，职务并不是保镖和驾驶员，而是在权力和
位势上，居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政治家。如果他不“撂挑子”，谁也不会把这个责任揽到自己身上。
或许还有人会请出哈维尔，说：如果大家都像赵紫阳那样，不为专制政权当帮凶，这个专制政权就完了。所以，赵紫阳的行为的意义在于，他在权力的中心
举起了“义旗”，有著划时代的作用。这正是“价值伦理”者一般的观点。但是，请不要忘记，“不合作”是“无权者的权利”。是不得已的权利。你一旦加入了那
个政府，就等于与社会签定了一份合同，非到你卸下这个责任，你就必须尽最大能力去完成你的任务，直至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而不能在万分危机的关头，在没有
合适接替的情况下，弃职而去。试问，一个政治家不与同僚“合作”，那是一种什么“政治”呢？游戏而已！
岳飞与赵紫阳 —— 角色与选择比较
那么，是否可以设想，在1989年5月17日，赵紫阳主动承担“戒严”任务，在民运被镇压已经不可避免的情况下，求得一个相对不那么残酷的结局呢？如果是一个担当责任的政治家，这是完全可以预期的。
当今大多数中国人都知道，岳飞是一个“民族英雄”，但不知道他与林则徐一样，作为一个专制政权的“臣僚”，同时也都是镇压人民起义的“刽子手”。
不过，岳飞的行为，恰好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在执行“不得已”任务的情况下，尽可能推行“开明”路线的典范。他虽然执行了“镇压洞庭湖起义”的任务，却并没有
酿成血腥屠杀的结局。据史料记载，在他的主持下，善后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起义人员大部分被赦免，头面人物尽可能地实行“招安”，起义者财产变卖分给
军士，渔樵耕贾重操旧业，社会经济没有造成损失，一方百姓安居乐业（见岳珂《金佗粹编》、《杨??事迹》）。
据文学史专家侯会考证，一百二十回本《水浒传》的大结局“梁山泊分金大卖市，宋公明全伙受招安”中的主要情节，其史实取材并不是宋江起义，而是岳飞处理洞庭湖起义的善后措施（见侯会《〈水浒〉源流新证》）。
与岳飞相比，1989年5月17日的赵紫阳，几乎处于同样的境地。他唯一可以作出的选择，要么是遵从“上意”，要么是“躺倒不干”。
但是，谁都知道，在那种体制下，你不干，自然还会有别人去干。这个人很可能是一个昏暴的执行者，如镇压太平天国的曾国荃，在“血洗天京”后，为搜刮财富，
实施了极度残民的暴行。为此，在历史上留下了“曾剃头”的恶名。如果当日岳飞有“一念之差”，这个差使落到那样的人手里，上百万湖湘人民的生命财产和前途
也就可想而知。虽然他最终也是为奸臣所害，但他的仁慈与开明终究惠及一方，并成为一种历史经验，流传后世。
同理，如果当日的赵紫阳把个人名节稍微放后考虑，承担起执行戒严和善后处理的任务，即使“八九民运”不能获得自己期望的结局，但至少不会出现后来的“大镇压”和“大清洗”，让一代精英报国无门，走上流亡异域的道路。
把政治作为一种“专业”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改革开放二十余年，除朱容基外，至今没有出现负责任的政治家。这既与中国朝野的政治党派的自私，以及它们总是在低层次进行交锋与交易有关，也与中国政治评论的水平有关。
我们承认，监督政治人人有“权”。问题也并不在于这“有权者”的太多，而在于有见地的“品种”太少。大多数人学习政治，要么通过党的教条、党文化
中的“英雄故事”（ 先进一点的则是“好莱坞”独来独往的“超人”），要么从古代小说、民间稗史 ——
从中获得一些常识和评判标准。在那些故事中，要么以勾心斗角为“政治智能”，把宫廷政变作“主旋律”；要么视“独善其身”为品节，大刮浪漫文人的“出走”
之风；要么把民众或其生命财产作为“道具”——
反正电影“骗子”不会真正的死人，以至日常生活中的天真者，以为“英雄”就是那样独往独来、自私自利的。
古书作者，好容易为大家树立了一个“真命天子”——
刘备，但看上去却是个“窝囊废”，而敢于担当的曹操，却以“乱世奸雄”的面目出现；又好容易塑造了一个宋江，却因为八面玲珑像个“伪君子”，还不如打打杀
杀的李逵看来可爱。如此等等的因素，使大众的政治评论，实际上在被文学家牵著鼻子走。而在这过程中，人们大概很少去想，文学之为文学，与政治一样，是一个
独立的专业，它们是各有职责的。政治的本意就是“治理众人之事”。政治家可以有各种各样的社会政治理想，但底线却是维护人民的生命财产。他不可能是独往独
来的“超人”，更不能是鸡飞蛋打的败家子。
笔者批评上述现象，并不是自诩没有犯过类似的错误，相反，在认识到这一点之前，笔者的作品中存在这种错误。笔者在《八九民运史》序言中所检讨的“进退失据”，原因概出于此。但通过不断学习和总结教训，笔者已认识到这一点，认为有必要提出来，与天下同仁共勉。
正因为如此，笔者注意到，温家宝总理在上任的首次记者招待会上，曾坦诚地说到自己的“优点”：“我是敢于承担责任的！” 我们希望他在后来的历史中，能够将这一“庄严承诺”向人民兑现。
2003年5月12日 于北京
（作者简介：原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人员，现自由撰稿人，著有《八九民运史》。）
相关文章：
Making Political Leaders Accountable ─ SARS and June 4th
如果1989年5月17日的赵紫阳承担起执行戒严和善后处理的任务，历史将会怎样？今日中国领导人反击萨斯能从六四吸取什么教训？
On May 17, 1989, if Priminister Zhao Ziyang had taken charge of
carrying out the martial law order and the cleaning up on Tiananmen,
how different would history have been? In handling the SARS crisis,
what can today's leaders learn from the lessons of 1989?
目前，有不少评论家把SARS与“六四”事件相提并论，认为这是“六四” 事件之后，中国政府面临的首次同样级别的考验。
乍一看来，这种比较牛头不对马嘴。昔日“反动乱”，面对的是人的自由、平等思想，今日“抗非典”，面对的是侵害人体的病毒。自由、平等诉求，出自
于人的天性要求；“非典”病毒，来源于自然的灾害（在没有查清病原之前，暂用此说）。前者虽暂时被扼杀，但最终要获得人类的尊重；后者虽难以被根绝，但终
究是天下人同仇敌忾。这恐怕是今昔之事不可同日而语的最大要点。
但是，从国家民族的角度看，它们同是灾难。中国政府如果不能在短期内赢得这场战役，犹如当年不能正确处理民运，也将同样面对“六四”后的政治、经
济后果。况且，从政治的层面检点，中国政府在处理“八九民运”和“非典”初期的失误，都是出于同一病根，那就是“权力本位”的政治原则。
警惕新的“非程序更迭”？
正是由于这个原则的存在，人们对“非典”与“六四”还产生了如下联想，那就是：在今天这场战役中，处在一线的领导，从“开明”形象到政
治处境，都与当年的赵紫阳有形肖之处。人们有理由怀疑，今日高层是否仍有一个类似当年“太上皇”和“保守派”的权力集团存在，而“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 他们正虎视眈眈地盯著总书记和总理的宝座，接下来的推论便是：如果你们应付不了，就会有人出来收拾残局。
这种耽虑，也非常类似“八九民运”前夕，严家祺、温元凯二位先生发出的“非程序更迭”与“重蹈胡耀邦覆辙警告。”评论家的上述耽虑在多大程度上会
变成事实，显然还有待观察。但必须承认，点明这一潜在的“棋局”，至少可以提醒人们，谨防那些借“危机”以实现权力梦想、发“国难财”的“野心家”。通过
舆论的压力，排除可能发生的干扰与掣肘，使坏人有所忌惮，而“做事的人”能够专心一意，无后顾之忧。庶几可以防止“六四”的结局，也是今日国人和世界的幸
事。也许是这种外界舆论发生了效力，不久，我们即看到，那些被“设想”存在于“幕后”的人物，在不同的场合进行了适度“亮相”。
不要把“自然灾害”转化为“政治灾害”
坦白地说，上述评论家的联想 —— 在自由亚洲电台的北明女士告知以前，我也有过一闪念。不过，这一闪念很快被另一种思考排除。理由有两点：
其一，既然倡议，从“集中—动员型”的“战时体制”过渡到“职能—责任型”（暂名）的“建设体制”已经有十多年，就应该适应新的政府行为模式。放
弃那种“在XX思想照耀下，XX路线指引下，XX的亲切关怀下，XX的正确领导下，XX的亲自执行下”的习惯性语式。如果身在其位，不谋其政，为了不担责
任，事事要“老头子”首肯，场场要“退休人”撑腰，动辄来个一窝蜂“倾巢出动”，那如果不算“自动弃权”，甘愿让“硬把子”橡皮图章化，至少也是一种“治
术”的退化。在这一点上，鲍彤先生曾有反省：当年的赵紫阳多此一举地提出，在党国要事上仍然要请示邓小平，已成为血的教训！对今天的事情而言，即使重新祭
出专制权力对于治理“非典”有著暂时的效用，也应当慎重。弄不好会把一场“自然灾害”转化为一场“政治灾害”。那才是雪上加霜，悲惨莫名的结局！
其二，到目前为止，中国大陆并没有实现政治体制的“民主化”改造，这就意味著，人们实际上并不是在“民主”与“专制”之间作选择，而是在“明君”
与“昏君”、
“仁君”与“暴君”、“责任政府”与“不负责任的政府”之间选择。由于政治体制“不透明”，当权者是否“贤明”和“负责任”，外界并不了解。“作秀”不成
的自然会“砸锅”，但没有独立承担过责任的，也不能下定论。在辛亥革命时期，曾经有一位“床底下拖出的黎元洪”，不但相貌魁伟——有“帝王气象”，而且率
先拥有“大总统”的名号，在革命风起云涌之时，可谓是占尽“道义”的风光。但由于他本人既不自愿、也不具备担当大任的素质，终日“一言不发”，最后不得不
以“泥（黎）菩萨”的雅号，名留青史。相反，一个普通教员，一个士兵，如果有志、有才，也可以成就大业，但在那之前非经过长期艰苦的打磨，是不能出头的。
笔者同意，在传统政治体制下，权力的“合法性”虽然不是通过人民选举的程序授予，但也是可以通过为人民办好事来获得认同的。这一“合法性”在很大
程度上也是以其“有效性”来判定的。当前的这场特大灾难，其实正是考验新政府能力和权力“有效性”的一个机会。笔者相信，只有通过这样的锻炼成长起来的
“责任政府”，才可能担当起治理一个大国的任务。
所幸的是，胡锦涛先生就此提出了“民生本位”的原则。笔者认为，这是对“六四”时期和“非典”初期奉行的“权力本位”原则的一个重要修正。但原则
的修正还不能说明整个政策的转变。如果这个原则得到整体贯彻，在牵涉到台湾同胞的国计民生、社会福利和人道救治问题上，所谓“两个中国”问题就不应该出
现。这次在“非典”事件中突然横插出来的一个加入“世界卫生组织”问题，著实令人觉得听到一个非常不和谐的音符。
如何总结赵紫阳的得失？
笔者赞同，在处理“非典”的问题上，应该吸取“八九民运”中赵紫阳的教训，但不是要政治家变得比他更谨慎、更畏首畏尾。评论家的标准应当从“价值伦理”过渡到“责任伦理”；将眼光从个人与一党一派的得失，转向“为政”成败的考量。
在“八九民运”中，赵紫阳的确对民运采取了“开明”和纵容的态度，但当运动发展到了不可收拾的程度时，他便以“有办法比没办法好”，“你们的决议
我执行不了”为托词，请假休息 —— 实际上摆脱了自己的责任，将数百万热情高涨的群众与十几万武装对峙的军队撒手不管。——
我想，这是我们讨论这个问题的两个基本的事实。
问题是如何看待这些事实。迄今为止，异议批评家中，绝大多数人仍然从“价值伦理”的角度考虑问题，认为在那场运动中，赵紫阳坚持了原则，体现了良
心，是值得赞许的，至少是无可非议的。但是，从“责任伦理”的角度看，他却没有尽到责任。作为政治家（而不是一个单纯的“改革家”），他并没有很好地运用
手中的权力与所在位势，使出十分“力道”，用于协调各方、化解矛盾。相反，倒是顾及权力、派系利益和历史名声，将可以使出的十分“力道”化去了五、六分。
如果不愿意搞从概念到概念的争论，我们可以用两个形象的比喻来讲这个道理：
譬如，一个“保镖”受雇于人，要押送一批财货到达一定地点。途中出现截货的。截货人为了不战而胜，商议与他共同分赃，这个保镖说：“我打不过你们，也不和你们同流合污”。于是，丢下财货，走了。请问，这是一个合格的保镖吗？他的行为是负责任的或值得赞赏的吗？
又如，一架客机正在飞行中，遇到了劫机者。劫机者不懂驾驶，武力威胁飞行驾驶把飞机开到另一个地点。驾驶说：“我不受威胁，你们爱怎么著就怎么著吧！”于是，跳伞自去，飞机失事，全体爆炸。请问，这是一个合格的客机驾驶员吗？他的行为是负责任的或值得赞赏的吗？
有过西方生活经验的人可能比较容易理解什么叫做“责任伦理”。但有人也许会说，如果那些货物同时有几个人看管，看管者意见不一；那些乘客也很不听
话，有的甚至在暗中帮助劫机者，这个保镖或驾驶员不是政治家，是处理不了那么复杂的事务的。但1989年的赵紫阳，职务并不是保镖和驾驶员，而是在权力和
位势上，居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政治家。如果他不“撂挑子”，谁也不会把这个责任揽到自己身上。
或许还有人会请出哈维尔，说：如果大家都像赵紫阳那样，不为专制政权当帮凶，这个专制政权就完了。所以，赵紫阳的行为的意义在于，他在权力的中心
举起了“义旗”，有著划时代的作用。这正是“价值伦理”者一般的观点。但是，请不要忘记，“不合作”是“无权者的权利”。是不得已的权利。你一旦加入了那
个政府，就等于与社会签定了一份合同，非到你卸下这个责任，你就必须尽最大能力去完成你的任务，直至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而不能在万分危机的关头，在没有
合适接替的情况下，弃职而去。试问，一个政治家不与同僚“合作”，那是一种什么“政治”呢？游戏而已！
岳飞与赵紫阳 —— 角色与选择比较
那么，是否可以设想，在1989年5月17日，赵紫阳主动承担“戒严”任务，在民运被镇压已经不可避免的情况下，求得一个相对不那么残酷的结局呢？如果是一个担当责任的政治家，这是完全可以预期的。
当今大多数中国人都知道，岳飞是一个“民族英雄”，但不知道他与林则徐一样，作为一个专制政权的“臣僚”，同时也都是镇压人民起义的“刽子手”。
不过，岳飞的行为，恰好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在执行“不得已”任务的情况下，尽可能推行“开明”路线的典范。他虽然执行了“镇压洞庭湖起义”的任务，却并没有
酿成血腥屠杀的结局。据史料记载，在他的主持下，善后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起义人员大部分被赦免，头面人物尽可能地实行“招安”，起义者财产变卖分给
军士，渔樵耕贾重操旧业，社会经济没有造成损失，一方百姓安居乐业（见岳珂《金佗粹编》、《杨??事迹》）。
据文学史专家侯会考证，一百二十回本《水浒传》的大结局“梁山泊分金大卖市，宋公明全伙受招安”中的主要情节，其史实取材并不是宋江起义，而是岳飞处理洞庭湖起义的善后措施（见侯会《〈水浒〉源流新证》）。
与岳飞相比，1989年5月17日的赵紫阳，几乎处于同样的境地。他唯一可以作出的选择，要么是遵从“上意”，要么是“躺倒不干”。
但是，谁都知道，在那种体制下，你不干，自然还会有别人去干。这个人很可能是一个昏暴的执行者，如镇压太平天国的曾国荃，在“血洗天京”后，为搜刮财富，
实施了极度残民的暴行。为此，在历史上留下了“曾剃头”的恶名。如果当日岳飞有“一念之差”，这个差使落到那样的人手里，上百万湖湘人民的生命财产和前途
也就可想而知。虽然他最终也是为奸臣所害，但他的仁慈与开明终究惠及一方，并成为一种历史经验，流传后世。
同理，如果当日的赵紫阳把个人名节稍微放后考虑，承担起执行戒严和善后处理的任务，即使“八九民运”不能获得自己期望的结局，但至少不会出现后来的“大镇压”和“大清洗”，让一代精英报国无门，走上流亡异域的道路。
把政治作为一种“专业”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改革开放二十余年，除朱容基外，至今没有出现负责任的政治家。这既与中国朝野的政治党派的自私，以及它们总是在低层次进行交锋与交易有关，也与中国政治评论的水平有关。
我们承认，监督政治人人有“权”。问题也并不在于这“有权者”的太多，而在于有见地的“品种”太少。大多数人学习政治，要么通过党的教条、党文化
中的“英雄故事”（ 先进一点的则是“好莱坞”独来独往的“超人”），要么从古代小说、民间稗史 ——
从中获得一些常识和评判标准。在那些故事中，要么以勾心斗角为“政治智能”，把宫廷政变作“主旋律”；要么视“独善其身”为品节，大刮浪漫文人的“出走”
之风；要么把民众或其生命财产作为“道具”——
反正电影“骗子”不会真正的死人，以至日常生活中的天真者，以为“英雄”就是那样独往独来、自私自利的。
古书作者，好容易为大家树立了一个“真命天子”——
刘备，但看上去却是个“窝囊废”，而敢于担当的曹操，却以“乱世奸雄”的面目出现；又好容易塑造了一个宋江，却因为八面玲珑像个“伪君子”，还不如打打杀
杀的李逵看来可爱。如此等等的因素，使大众的政治评论，实际上在被文学家牵著鼻子走。而在这过程中，人们大概很少去想，文学之为文学，与政治一样，是一个
独立的专业，它们是各有职责的。政治的本意就是“治理众人之事”。政治家可以有各种各样的社会政治理想，但底线却是维护人民的生命财产。他不可能是独往独
来的“超人”，更不能是鸡飞蛋打的败家子。
笔者批评上述现象，并不是自诩没有犯过类似的错误，相反，在认识到这一点之前，笔者的作品中存在这种错误。笔者在《八九民运史》序言中所检讨的“进退失据”，原因概出于此。但通过不断学习和总结教训，笔者已认识到这一点，认为有必要提出来，与天下同仁共勉。
正因为如此，笔者注意到，温家宝总理在上任的首次记者招待会上，曾坦诚地说到自己的“优点”：“我是敢于承担责任的！” 我们希望他在后来的历史中，能够将这一“庄严承诺”向人民兑现。
2003年5月12日 于北京
（作者简介：原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人员，现自由撰稿人，著有《八九民运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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