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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山遣送站覧 《探路者覧中国监狱服刑纪实》节选
朱虞夫 (浙江)



我作为一名政治受难者,以自己的苦难去唤醒人类的良心,促使人们改变现实。               
              
                         
车在临近戴山时向右拐进一个依山的院子,走进一幢横亘的四层楼,过来一个肥肥的年轻人(后来知道这人叫邢罡),他说他已等候多时了,在与郑刚办完交接手续后,将我带往后面一排铁栏围封的房子前。在昏暗的灯下,邢罡开锁带我走过四间牢房,又再次开锁打开一扇走廊门,里面是二间牢房,在"哐啷"一声抽开铁栓后,邢罡将我一把推进铁门里去,铁门又"哐啷"一声锁上。扑鼻一股霉臭味,黑乎乎的笼板上躺着两个人:一个年轻的是河南人,入赘在萧山做女婿,开车撞死了萧山市长的亲戚,扣在这里等待家里付款赔偿;一个年长的是湖南人,儿子开车撞死人逃跑了,被抓来做人质。他俩都是由萧山公安交警抓来羁押的。年轻人说这里原来就是萧山看守所,新看守所造好以后,这里就成了遣送站。两天后年轻人让家里付了赔款就放了。

随后的日子里我和年长的聊起天来,他姓周,湖南邵阳人,当兵参加过成昆铁路建设,是老中共党员,已经在这里关了很久,虚弱不堪。中国的遣送站在孙志刚事件后因为其臭名昭著,引起公愤而被整顿,孙志刚以其生命为代价废除了一部恶法,但是,在当时除了少数被不幸欺凌的弱势群体,外界很少知道黑幕后面那些令人发指的罪行。 记得当初我在房管局任房政监察员,穿着制服戴着大盖帽,所在的闸口派出所民警因为被扣分,要我们晚上帮他去建筑工地查暂住证以作补偿。半夜那些拿不出暂住证的民工被一批又一批地送往遣送站,我一直不知道遣送站和补分之间的关系。更以为遣送站是报纸上所称的"充满爱心的温暖之家"。记得故乡东阳有亲戚来我家,看吃晚饭时间还早,就出去逛街,没承想一去不回,半个月后从家里打电话来,说是那天被从街上糊里糊涂地抓去了遣送站。

 我对遣送站的印象依然不很真切.直到亲自在那里度过许多日日夜夜,才看清了中国人生活在一个怎样暴虐的制度之下.善良可怜的社会底层民众是如何无望地任人宰割。半夜,经常被哐锒锒的金属撞击声惊醒,警笛呜呜,警灯闪烁,全副武装的警察押着惊惶的人群来了,把他们塞进满满当当的囚室又走了。

 我隔壁是女囚室,女人叫,孩子哭,一片混乱.更惨绝人寰的是,有一天,公安抓进一个孕妇来,大家刚静下来入睡,突然从大门外传来急切的喊声,然后那孕妇也喊起来,原来她丈夫闻讯赶来,想进的进不来,想出的出不去。里面外面凄厉的哭喊声此起彼伏,在荒寂的夜空回荡,令人恻然,令人揪心。

 7月中旬某天清早,公安又拉来一大群人,男男女女塞满囚室,就没人管了,只有一个姓朱的老头到吃饭时间挨室将饭送进去,人太多,碗不够,就把前面人吃过的碗拿来直接盛后面人的饭。我只听到最外面囚室里有人在喊:"我有肝炎的,我有乙肝的!"老头听到了就骂:"获痕莫憋个些,叫吼个叫,呐道是住宾馆哈,呐是坐甘牢呀!(萧山土话:骂人,叫什么叫,你以为是住宾馆吗?你是坐牢呀!)"下午四点多,又一个囚室骚动起来,我听到有人在喊:"放我出去,我要上夜班!"趁着他喊话的空隙,我问了那人喊话原因。那是个叫陈春峰(音)的义乌人,在义乌一个化工厂工作,因为弟弟考中专没录取而出走,其父亲要他出来找人。早上他乘车来到萧山,到最热闹的国际广场转转,不巧,一群警察将人群围起来查证件,他没带身份证而被关进了遣送站。他是利用工休时间出来的,要回厂上夜班,本以为进来说清楚就可以回家了,没想到一关进来就没人管了。眼看要误了工作,才急起来。时值炎夏,遣送站的人躲进空调房间不愿出来,我叫他用力踢铁门,里面的人听到响动会出来的。果然,不一会儿,楼上的人恶狠狠地下来了。听了陈春峰的陈述,那人狠巴巴地说:"呐凑拉早啬否喔?(萧山土话,你为什么早点不讲)"开门放了他。

 没几天我就明白了,那人为何如此狠巴巴了,他放走的是一笔钞票。公安局把人抓来,因为都不是些犯法的人,就由遣散站关押,关押条件极其恶劣。被关押者痛苦不堪,就会千方百计寻亲访友,拿钱来赎人(这是一种多巧妙的寻租方法),"管理"手续费每人一百元,每天的伙食费十元,吃的伙食极差,我在那里关了五十一天,每天早餐酱菜稀饭,其他就只是干菜冬瓜和干菜豆芽。姓朱的老头偶尔从管理员的饭桌上捡点扔掉的肥肉放进我的碗里,我只能将这被污染的食物送给别人吃。自我被判刑入狱后,遣送站开出了一千二百多元的"收款收据",由公安拿去我单位报销,超出平时收费的一倍,益见公安与他们狼狈为奸。

 遣送站财源滚滚,大楼和囚室之间的院子晚上出租做停车场,每天早上十几辆"东风"柴油载重车发动预热,浓烟灌满监室,无处可避,令我窒息。监室后围墙内的空间出租做钣金车间,铁件敲打声阵阵入耳,头涨欲裂。更为可怕的是三伏苦夏,监室里竟将水龙头拆了(也许是为了节约成本吧),外面常常忘了供应开水,这对于患有严重高脂血症的我不啻于死亡威胁。于是我口渴难忍时敲门要水,那个叫邢罡的来了,提着电警棍,到门口一下将电警棍捅进来,我一闪避开了,于是他就开骂:"获痕莫憋个些,我拜痕切就拜痕切,否拜痕切就否拜痕切,吵吼个吵!(萧山土话,骂人,我给你吃就给你吃,不给你吃就不给你吃,吵什么吵)"管理员个个象"大款",配着警车、警棍,还有穿警服的,不时开锁带几个人出去打扫卫生,冲洗警车。更甚者,有一天晚上,一个十五六岁的小胖子人模狗样地混在公安警察中驱赶着惊惶的人群,那付狐假虎威的神气煞有介事。事后听说是遣送站长许某的儿子,这小子闲得无聊也来享受一下"公权力"的愉悦。

 民政部门的遣送站,竟行使着公安的权力。这个所谓的"人民共和国"的子民任人践踏,何来"共和"呢?!给我留下更强烈印象的是,某一天晚上我隔壁监舍抓进来一批"流莺",第二天,监舍走廊前面的窗口有几个男人在向女监张望。监舍里有女人在喊:"大哥,大哥,我(名)叫xxx,你把我带出去吧,我出去跟你走!"果然,那人去付了钱,遣送站来人开锁放了她,她挽起那人的手臂走了。若说平时遣送站干的是绑架勒索,那么,此时充当的是鸨母皮条客角色。堂堂政府职能部门利欲熏心竟赚着这么肮脏的钱,真不知是如何"三个代表"的。官匪一家,遣送站和嫖客各得其所,牺牲的只是弱女子。榨得出油水的,遣送站让她们打电话约人来赎出去,约不来人赎身,遣送站就睁眼闭眼以这么一种方式处理了。那些冠冕堂皇的所谓"治安"理由在这里荡然无存!

 1999年6月27日是个星期天,清晨天还未亮透,我就听到隔壁传出低低的声音:"呐做吼个桑意?(萧山土话,你们做什么生意)"原来那个姓朱的老色鬼见关那里的三个年轻女子有几分姿色,清早开锁进去"搞卫生"了。女子惊惶地说:"隔壁的人醒了,(要)听见的。"老头说:"伊悃咂咚,听否咂构。(萧山土话,他睡着那里,听不见的)"我对老头这种卑劣的行为十分反感,故意大声说:"啊!又是一个好天。"老头眼见被我坏了好事,嘴里骂骂咧咧地走了。几天后,她们被赎出去了。七月初,郑刚来提审我,回监舍后,同舍的人告诉我,刚才那几个女子送我一袋食物,被老头拿去了。我反复地咀嚼着郑刚的那几句话,他在提审时对我说:"朱虞夫,你以前说我们是工具,你自己才是牺牲品,你是中美政治斗争的牺牲品。"通过他的话,我明白了,当局决心趁着北约误炸南斯拉夫中国使馆之机,打丫头,骂小姐,清理门户了。严峻的现实已经不容人乐观了,我不再存有幻想。

监舍里阴暗潮湿,几床破旧不堪的棉被千人裹过,万人盖过,就是不曾洗过,腐臭肮脏,其他监舍的人羁押三五天、七八天就走了,而我是长期关押,更何况郑刚说,现在他们要去忙法轮功的事,暂时不会来管我(他说,监视居住有六个月,慢慢来不要紧)。天一暗,蚊子铺天盖地,我将被子里的棉絮拿出来,用被套浑身裹住,只露出鼻子,就象当年鲁迅在仙台时一样。某一天,我上蹲坑时发现坑边墙脚的石灰有些异样,用手一摸,发现那是用搓细的棉絮嵌进去的,拉开棉絮条,一块块的砖头都可以卸下来,露出一个正可以钻出一个人的洞来。望出去,钣金车间靠墙处堆满杂物,爬上墙,跳出去就是外面了。一时间,我突然有一种逃出去的冲动。但是,我很快冷静了下来覧记得中国民主党组党之初,王东海曾问我对组党的看法,我说,综观世界潮流,开放党禁是迟早的事,这是摆在面前的一道绕不过去的坎子。邓小平一直都提出要搞政治体制改革,但是当时许多老一代保守人物都在,他也处处受掣,邓对于复杂的事总是绕着走的,就象中日钓鱼岛,要让后代去解决,说是后代人更有智慧。目前,上面受掣于既得利益集团的惯性,能拖一天算一天,主要是老百姓没有提出要求,台湾开放党禁、走向民主的路也不平凡,你要冲击党禁肯定要被抓坐牢,但是,如果老百姓不怕坐牢了,大家都认识到结社自由是自己固有的权利,当局再抓人就会天怒人怨,再搞威权主义就没有市场了,那时社会就进了一大步,民主社会就来到了。同时,虽然我们去坐牢,我们的付出和牺牲,也让老百姓明白中国民主党是个能够担负起政治责任的现代政党,能够取得老百姓的信任和支持。

 我深深地知道,我何德何能,以我卑微之身何以改变现实,古往今来,社会变革的根本力量来自于旧营垒的内部。我作为一名政治受难者,以自己的苦难去唤醒人类的良心,唤醒旧营垒内那些能人的良知,那么我的受刑就是一种行为艺术,他促使人们去思索,去解答,去矫正现实的悖论。我求仁得仁,为何要逃避。当后代人评判这段历史,指着我们的脊骨责问"你们怎么能容忍这样的现实?"时,我问心无愧,因为我曾努力过,我曾付出过,我曾牺牲过。在一个民主社会,我们的这种行为理应受到政府的保护,而在当代中国,我却成了一个"罪犯",这是人类的不幸,是中国的悲哀,是政府的耻辱。再则,多少年来,民运内部总有人有意无意地散布着这个那个是"共特"的流言蜚语,如果来自对方阵营,手法很拙劣,很容易被人识破,因为民主政治是人类命中注定要得到的,不可能谁想出卖就可以出卖,就象春天不能被出卖,太阳不能被出卖一样。稍有头脑的人都知道,邓小平讲过"垮掉只是一夜之间的事",谁会为这么个不确定的未来赌上人格和尊严呢?!但是,眼前的这种流言具有强烈的杀伤力,内耗着民运有限的资源,削弱了个别人的锐气。是的,自"民主墙以来的二十余年来我进进退退,确实没有坐过牢,八九年"参与动乱"我虽被"收容审查"二十七天(附图二:杭州市公安局江干区分局离所证明书),回来后,被当时的单位江干区房管局撤消了工会工作委员会负责人的职务,去管传达室,但毕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坐牢"。如今,我至少可以通过"资格认证",成为一个"民运分子"了。更何况,母亲向来教育我们要"男有刚强,女有烈性",我的临难脱逃,会成为她老人家的耻辱。于是,我打消了逃避的念头,并且告诉朱老头,让他叫人来将洞补好。

 数十天非人的关押,用朱老头的话来说,关在那里"比猪还不如",没有水,没有电扇,没有放风,没有阳光,不能搞个人卫生,胡须满面,霉菌大举肆孽,皮肤、阴囊严重湿症,瘙痒、蜕皮(此时已为我日后的严重腰椎病埋下隐患),苦不堪言。这就是共产党的"监视居住",这样完全被剥夺了人身自由的日子竟不能折算刑期,这样的事情发生在"人权入宪"、"历史上人权最好的时期",特具讽刺意义(附图三:照片,遣送站"监视居住")。不过换一个角度,这也是真话,共产党五十多年来枪毙了多少象我们一样的"罪犯",这年头我们能活着就已经不错了。遣送站有一个科长避暑度假回来,看到我七分象鬼、三分象人的样子,惊讶地说:"你怎么还在这里,我们早就打电话给你们公安,怎么还不来带你走?" 当我单独监禁时,我仔细地考察监狱文化覧辨认着刻画在墙上的文字图案,那天我竟然从门廊边上发现了"中国民主党"字样,从字迹上看,是祝正明写的,于是我知道他也曾在这里度过一段非人的生活。听知情人说前几年还长年累月关过外省的政治犯,我想那些受难者为什么不将自己的非人遭遇写出来,昭告世人,让今后的恶人作恶时有所顾忌。





我作为一名政治受难者,以自己的苦难去唤醒人类的良心,促使人们改变现实。               
              
                         
车在临近戴山时向右拐进一个依山的院子,走进一幢横亘的四层楼,过来一个肥肥的年轻人(后来知道这人叫邢罡),他说他已等候多时了,在与郑刚办完交接手续后,将我带往后面一排铁栏围封的房子前。在昏暗的灯下,邢罡开锁带我走过四间牢房,又再次开锁打开一扇走廊门,里面是二间牢房,在"哐啷"一声抽开铁栓后,邢罡将我一把推进铁门里去,铁门又"哐啷"一声锁上。扑鼻一股霉臭味,黑乎乎的笼板上躺着两个人:一个年轻的是河南人,入赘在萧山做女婿,开车撞死了萧山市长的亲戚,扣在这里等待家里付款赔偿;一个年长的是湖南人,儿子开车撞死人逃跑了,被抓来做人质。他俩都是由萧山公安交警抓来羁押的。年轻人说这里原来就是萧山看守所,新看守所造好以后,这里就成了遣送站。两天后年轻人让家里付了赔款就放了。

随后的日子里我和年长的聊起天来,他姓周,湖南邵阳人,当兵参加过成昆铁路建设,是老中共党员,已经在这里关了很久,虚弱不堪。中国的遣送站在孙志刚事件后因为其臭名昭著,引起公愤而被整顿,孙志刚以其生命为代价废除了一部恶法,但是,在当时除了少数被不幸欺凌的弱势群体,外界很少知道黑幕后面那些令人发指的罪行。 记得当初我在房管局任房政监察员,穿着制服戴着大盖帽,所在的闸口派出所民警因为被扣分,要我们晚上帮他去建筑工地查暂住证以作补偿。半夜那些拿不出暂住证的民工被一批又一批地送往遣送站,我一直不知道遣送站和补分之间的关系。更以为遣送站是报纸上所称的"充满爱心的温暖之家"。记得故乡东阳有亲戚来我家,看吃晚饭时间还早,就出去逛街,没承想一去不回,半个月后从家里打电话来,说是那天被从街上糊里糊涂地抓去了遣送站。

 我对遣送站的印象依然不很真切.直到亲自在那里度过许多日日夜夜,才看清了中国人生活在一个怎样暴虐的制度之下.善良可怜的社会底层民众是如何无望地任人宰割。半夜,经常被哐锒锒的金属撞击声惊醒,警笛呜呜,警灯闪烁,全副武装的警察押着惊惶的人群来了,把他们塞进满满当当的囚室又走了。

 我隔壁是女囚室,女人叫,孩子哭,一片混乱.更惨绝人寰的是,有一天,公安抓进一个孕妇来,大家刚静下来入睡,突然从大门外传来急切的喊声,然后那孕妇也喊起来,原来她丈夫闻讯赶来,想进的进不来,想出的出不去。里面外面凄厉的哭喊声此起彼伏,在荒寂的夜空回荡,令人恻然,令人揪心。

 7月中旬某天清早,公安又拉来一大群人,男男女女塞满囚室,就没人管了,只有一个姓朱的老头到吃饭时间挨室将饭送进去,人太多,碗不够,就把前面人吃过的碗拿来直接盛后面人的饭。我只听到最外面囚室里有人在喊:"我有肝炎的,我有乙肝的!"老头听到了就骂:"获痕莫憋个些,叫吼个叫,呐道是住宾馆哈,呐是坐甘牢呀!(萧山土话:骂人,叫什么叫,你以为是住宾馆吗?你是坐牢呀!)"下午四点多,又一个囚室骚动起来,我听到有人在喊:"放我出去,我要上夜班!"趁着他喊话的空隙,我问了那人喊话原因。那是个叫陈春峰(音)的义乌人,在义乌一个化工厂工作,因为弟弟考中专没录取而出走,其父亲要他出来找人。早上他乘车来到萧山,到最热闹的国际广场转转,不巧,一群警察将人群围起来查证件,他没带身份证而被关进了遣送站。他是利用工休时间出来的,要回厂上夜班,本以为进来说清楚就可以回家了,没想到一关进来就没人管了。眼看要误了工作,才急起来。时值炎夏,遣送站的人躲进空调房间不愿出来,我叫他用力踢铁门,里面的人听到响动会出来的。果然,不一会儿,楼上的人恶狠狠地下来了。听了陈春峰的陈述,那人狠巴巴地说:"呐凑拉早啬否喔?(萧山土话,你为什么早点不讲)"开门放了他。

 没几天我就明白了,那人为何如此狠巴巴了,他放走的是一笔钞票。公安局把人抓来,因为都不是些犯法的人,就由遣散站关押,关押条件极其恶劣。被关押者痛苦不堪,就会千方百计寻亲访友,拿钱来赎人(这是一种多巧妙的寻租方法),"管理"手续费每人一百元,每天的伙食费十元,吃的伙食极差,我在那里关了五十一天,每天早餐酱菜稀饭,其他就只是干菜冬瓜和干菜豆芽。姓朱的老头偶尔从管理员的饭桌上捡点扔掉的肥肉放进我的碗里,我只能将这被污染的食物送给别人吃。自我被判刑入狱后,遣送站开出了一千二百多元的"收款收据",由公安拿去我单位报销,超出平时收费的一倍,益见公安与他们狼狈为奸。

 遣送站财源滚滚,大楼和囚室之间的院子晚上出租做停车场,每天早上十几辆"东风"柴油载重车发动预热,浓烟灌满监室,无处可避,令我窒息。监室后围墙内的空间出租做钣金车间,铁件敲打声阵阵入耳,头涨欲裂。更为可怕的是三伏苦夏,监室里竟将水龙头拆了(也许是为了节约成本吧),外面常常忘了供应开水,这对于患有严重高脂血症的我不啻于死亡威胁。于是我口渴难忍时敲门要水,那个叫邢罡的来了,提着电警棍,到门口一下将电警棍捅进来,我一闪避开了,于是他就开骂:"获痕莫憋个些,我拜痕切就拜痕切,否拜痕切就否拜痕切,吵吼个吵!(萧山土话,骂人,我给你吃就给你吃,不给你吃就不给你吃,吵什么吵)"管理员个个象"大款",配着警车、警棍,还有穿警服的,不时开锁带几个人出去打扫卫生,冲洗警车。更甚者,有一天晚上,一个十五六岁的小胖子人模狗样地混在公安警察中驱赶着惊惶的人群,那付狐假虎威的神气煞有介事。事后听说是遣送站长许某的儿子,这小子闲得无聊也来享受一下"公权力"的愉悦。

 民政部门的遣送站,竟行使着公安的权力。这个所谓的"人民共和国"的子民任人践踏,何来"共和"呢?!给我留下更强烈印象的是,某一天晚上我隔壁监舍抓进来一批"流莺",第二天,监舍走廊前面的窗口有几个男人在向女监张望。监舍里有女人在喊:"大哥,大哥,我(名)叫xxx,你把我带出去吧,我出去跟你走!"果然,那人去付了钱,遣送站来人开锁放了她,她挽起那人的手臂走了。若说平时遣送站干的是绑架勒索,那么,此时充当的是鸨母皮条客角色。堂堂政府职能部门利欲熏心竟赚着这么肮脏的钱,真不知是如何"三个代表"的。官匪一家,遣送站和嫖客各得其所,牺牲的只是弱女子。榨得出油水的,遣送站让她们打电话约人来赎出去,约不来人赎身,遣送站就睁眼闭眼以这么一种方式处理了。那些冠冕堂皇的所谓"治安"理由在这里荡然无存!

 1999年6月27日是个星期天,清晨天还未亮透,我就听到隔壁传出低低的声音:"呐做吼个桑意?(萧山土话,你们做什么生意)"原来那个姓朱的老色鬼见关那里的三个年轻女子有几分姿色,清早开锁进去"搞卫生"了。女子惊惶地说:"隔壁的人醒了,(要)听见的。"老头说:"伊悃咂咚,听否咂构。(萧山土话,他睡着那里,听不见的)"我对老头这种卑劣的行为十分反感,故意大声说:"啊!又是一个好天。"老头眼见被我坏了好事,嘴里骂骂咧咧地走了。几天后,她们被赎出去了。七月初,郑刚来提审我,回监舍后,同舍的人告诉我,刚才那几个女子送我一袋食物,被老头拿去了。我反复地咀嚼着郑刚的那几句话,他在提审时对我说:"朱虞夫,你以前说我们是工具,你自己才是牺牲品,你是中美政治斗争的牺牲品。"通过他的话,我明白了,当局决心趁着北约误炸南斯拉夫中国使馆之机,打丫头,骂小姐,清理门户了。严峻的现实已经不容人乐观了,我不再存有幻想。

监舍里阴暗潮湿,几床破旧不堪的棉被千人裹过,万人盖过,就是不曾洗过,腐臭肮脏,其他监舍的人羁押三五天、七八天就走了,而我是长期关押,更何况郑刚说,现在他们要去忙法轮功的事,暂时不会来管我(他说,监视居住有六个月,慢慢来不要紧)。天一暗,蚊子铺天盖地,我将被子里的棉絮拿出来,用被套浑身裹住,只露出鼻子,就象当年鲁迅在仙台时一样。某一天,我上蹲坑时发现坑边墙脚的石灰有些异样,用手一摸,发现那是用搓细的棉絮嵌进去的,拉开棉絮条,一块块的砖头都可以卸下来,露出一个正可以钻出一个人的洞来。望出去,钣金车间靠墙处堆满杂物,爬上墙,跳出去就是外面了。一时间,我突然有一种逃出去的冲动。但是,我很快冷静了下来覧记得中国民主党组党之初,王东海曾问我对组党的看法,我说,综观世界潮流,开放党禁是迟早的事,这是摆在面前的一道绕不过去的坎子。邓小平一直都提出要搞政治体制改革,但是当时许多老一代保守人物都在,他也处处受掣,邓对于复杂的事总是绕着走的,就象中日钓鱼岛,要让后代去解决,说是后代人更有智慧。目前,上面受掣于既得利益集团的惯性,能拖一天算一天,主要是老百姓没有提出要求,台湾开放党禁、走向民主的路也不平凡,你要冲击党禁肯定要被抓坐牢,但是,如果老百姓不怕坐牢了,大家都认识到结社自由是自己固有的权利,当局再抓人就会天怒人怨,再搞威权主义就没有市场了,那时社会就进了一大步,民主社会就来到了。同时,虽然我们去坐牢,我们的付出和牺牲,也让老百姓明白中国民主党是个能够担负起政治责任的现代政党,能够取得老百姓的信任和支持。

 我深深地知道,我何德何能,以我卑微之身何以改变现实,古往今来,社会变革的根本力量来自于旧营垒的内部。我作为一名政治受难者,以自己的苦难去唤醒人类的良心,唤醒旧营垒内那些能人的良知,那么我的受刑就是一种行为艺术,他促使人们去思索,去解答,去矫正现实的悖论。我求仁得仁,为何要逃避。当后代人评判这段历史,指着我们的脊骨责问"你们怎么能容忍这样的现实?"时,我问心无愧,因为我曾努力过,我曾付出过,我曾牺牲过。在一个民主社会,我们的这种行为理应受到政府的保护,而在当代中国,我却成了一个"罪犯",这是人类的不幸,是中国的悲哀,是政府的耻辱。再则,多少年来,民运内部总有人有意无意地散布着这个那个是"共特"的流言蜚语,如果来自对方阵营,手法很拙劣,很容易被人识破,因为民主政治是人类命中注定要得到的,不可能谁想出卖就可以出卖,就象春天不能被出卖,太阳不能被出卖一样。稍有头脑的人都知道,邓小平讲过"垮掉只是一夜之间的事",谁会为这么个不确定的未来赌上人格和尊严呢?!但是,眼前的这种流言具有强烈的杀伤力,内耗着民运有限的资源,削弱了个别人的锐气。是的,自"民主墙以来的二十余年来我进进退退,确实没有坐过牢,八九年"参与动乱"我虽被"收容审查"二十七天(附图二:杭州市公安局江干区分局离所证明书),回来后,被当时的单位江干区房管局撤消了工会工作委员会负责人的职务,去管传达室,但毕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坐牢"。如今,我至少可以通过"资格认证",成为一个"民运分子"了。更何况,母亲向来教育我们要"男有刚强,女有烈性",我的临难脱逃,会成为她老人家的耻辱。于是,我打消了逃避的念头,并且告诉朱老头,让他叫人来将洞补好。

 数十天非人的关押,用朱老头的话来说,关在那里"比猪还不如",没有水,没有电扇,没有放风,没有阳光,不能搞个人卫生,胡须满面,霉菌大举肆孽,皮肤、阴囊严重湿症,瘙痒、蜕皮(此时已为我日后的严重腰椎病埋下隐患),苦不堪言。这就是共产党的"监视居住",这样完全被剥夺了人身自由的日子竟不能折算刑期,这样的事情发生在"人权入宪"、"历史上人权最好的时期",特具讽刺意义(附图三:照片,遣送站"监视居住")。不过换一个角度,这也是真话,共产党五十多年来枪毙了多少象我们一样的"罪犯",这年头我们能活着就已经不错了。遣送站有一个科长避暑度假回来,看到我七分象鬼、三分象人的样子,惊讶地说:"你怎么还在这里,我们早就打电话给你们公安,怎么还不来带你走?" 当我单独监禁时,我仔细地考察监狱文化覧辨认着刻画在墙上的文字图案,那天我竟然从门廊边上发现了"中国民主党"字样,从字迹上看,是祝正明写的,于是我知道他也曾在这里度过一段非人的生活。听知情人说前几年还长年累月关过外省的政治犯,我想那些受难者为什么不将自己的非人遭遇写出来,昭告世人,让今后的恶人作恶时有所顾忌。





我作为一名政治受难者,以自己的苦难去唤醒人类的良心,促使人们改变现实。               
              
                         
车在临近戴山时向右拐进一个依山的院子,走进一幢横亘的四层楼,过来一个肥肥的年轻人(后来知道这人叫邢罡),他说他已等候多时了,在与郑刚办完交接手续后,将我带往后面一排铁栏围封的房子前。在昏暗的灯下,邢罡开锁带我走过四间牢房,又再次开锁打开一扇走廊门,里面是二间牢房,在"哐啷"一声抽开铁栓后,邢罡将我一把推进铁门里去,铁门又"哐啷"一声锁上。扑鼻一股霉臭味,黑乎乎的笼板上躺着两个人:一个年轻的是河南人,入赘在萧山做女婿,开车撞死了萧山市长的亲戚,扣在这里等待家里付款赔偿;一个年长的是湖南人,儿子开车撞死人逃跑了,被抓来做人质。他俩都是由萧山公安交警抓来羁押的。年轻人说这里原来就是萧山看守所,新看守所造好以后,这里就成了遣送站。两天后年轻人让家里付了赔款就放了。

随后的日子里我和年长的聊起天来,他姓周,湖南邵阳人,当兵参加过成昆铁路建设,是老中共党员,已经在这里关了很久,虚弱不堪。中国的遣送站在孙志刚事件后因为其臭名昭著,引起公愤而被整顿,孙志刚以其生命为代价废除了一部恶法,但是,在当时除了少数被不幸欺凌的弱势群体,外界很少知道黑幕后面那些令人发指的罪行。 记得当初我在房管局任房政监察员,穿着制服戴着大盖帽,所在的闸口派出所民警因为被扣分,要我们晚上帮他去建筑工地查暂住证以作补偿。半夜那些拿不出暂住证的民工被一批又一批地送往遣送站,我一直不知道遣送站和补分之间的关系。更以为遣送站是报纸上所称的"充满爱心的温暖之家"。记得故乡东阳有亲戚来我家,看吃晚饭时间还早,就出去逛街,没承想一去不回,半个月后从家里打电话来,说是那天被从街上糊里糊涂地抓去了遣送站。

 我对遣送站的印象依然不很真切.直到亲自在那里度过许多日日夜夜,才看清了中国人生活在一个怎样暴虐的制度之下.善良可怜的社会底层民众是如何无望地任人宰割。半夜,经常被哐锒锒的金属撞击声惊醒,警笛呜呜,警灯闪烁,全副武装的警察押着惊惶的人群来了,把他们塞进满满当当的囚室又走了。

 我隔壁是女囚室,女人叫,孩子哭,一片混乱.更惨绝人寰的是,有一天,公安抓进一个孕妇来,大家刚静下来入睡,突然从大门外传来急切的喊声,然后那孕妇也喊起来,原来她丈夫闻讯赶来,想进的进不来,想出的出不去。里面外面凄厉的哭喊声此起彼伏,在荒寂的夜空回荡,令人恻然,令人揪心。

 7月中旬某天清早,公安又拉来一大群人,男男女女塞满囚室,就没人管了,只有一个姓朱的老头到吃饭时间挨室将饭送进去,人太多,碗不够,就把前面人吃过的碗拿来直接盛后面人的饭。我只听到最外面囚室里有人在喊:"我有肝炎的,我有乙肝的!"老头听到了就骂:"获痕莫憋个些,叫吼个叫,呐道是住宾馆哈,呐是坐甘牢呀!(萧山土话:骂人,叫什么叫,你以为是住宾馆吗?你是坐牢呀!)"下午四点多,又一个囚室骚动起来,我听到有人在喊:"放我出去,我要上夜班!"趁着他喊话的空隙,我问了那人喊话原因。那是个叫陈春峰(音)的义乌人,在义乌一个化工厂工作,因为弟弟考中专没录取而出走,其父亲要他出来找人。早上他乘车来到萧山,到最热闹的国际广场转转,不巧,一群警察将人群围起来查证件,他没带身份证而被关进了遣送站。他是利用工休时间出来的,要回厂上夜班,本以为进来说清楚就可以回家了,没想到一关进来就没人管了。眼看要误了工作,才急起来。时值炎夏,遣送站的人躲进空调房间不愿出来,我叫他用力踢铁门,里面的人听到响动会出来的。果然,不一会儿,楼上的人恶狠狠地下来了。听了陈春峰的陈述,那人狠巴巴地说:"呐凑拉早啬否喔?(萧山土话,你为什么早点不讲)"开门放了他。

 没几天我就明白了,那人为何如此狠巴巴了,他放走的是一笔钞票。公安局把人抓来,因为都不是些犯法的人,就由遣散站关押,关押条件极其恶劣。被关押者痛苦不堪,就会千方百计寻亲访友,拿钱来赎人(这是一种多巧妙的寻租方法),"管理"手续费每人一百元,每天的伙食费十元,吃的伙食极差,我在那里关了五十一天,每天早餐酱菜稀饭,其他就只是干菜冬瓜和干菜豆芽。姓朱的老头偶尔从管理员的饭桌上捡点扔掉的肥肉放进我的碗里,我只能将这被污染的食物送给别人吃。自我被判刑入狱后,遣送站开出了一千二百多元的"收款收据",由公安拿去我单位报销,超出平时收费的一倍,益见公安与他们狼狈为奸。

 遣送站财源滚滚,大楼和囚室之间的院子晚上出租做停车场,每天早上十几辆"东风"柴油载重车发动预热,浓烟灌满监室,无处可避,令我窒息。监室后围墙内的空间出租做钣金车间,铁件敲打声阵阵入耳,头涨欲裂。更为可怕的是三伏苦夏,监室里竟将水龙头拆了(也许是为了节约成本吧),外面常常忘了供应开水,这对于患有严重高脂血症的我不啻于死亡威胁。于是我口渴难忍时敲门要水,那个叫邢罡的来了,提着电警棍,到门口一下将电警棍捅进来,我一闪避开了,于是他就开骂:"获痕莫憋个些,我拜痕切就拜痕切,否拜痕切就否拜痕切,吵吼个吵!(萧山土话,骂人,我给你吃就给你吃,不给你吃就不给你吃,吵什么吵)"管理员个个象"大款",配着警车、警棍,还有穿警服的,不时开锁带几个人出去打扫卫生,冲洗警车。更甚者,有一天晚上,一个十五六岁的小胖子人模狗样地混在公安警察中驱赶着惊惶的人群,那付狐假虎威的神气煞有介事。事后听说是遣送站长许某的儿子,这小子闲得无聊也来享受一下"公权力"的愉悦。

 民政部门的遣送站,竟行使着公安的权力。这个所谓的"人民共和国"的子民任人践踏,何来"共和"呢?!给我留下更强烈印象的是,某一天晚上我隔壁监舍抓进来一批"流莺",第二天,监舍走廊前面的窗口有几个男人在向女监张望。监舍里有女人在喊:"大哥,大哥,我(名)叫xxx,你把我带出去吧,我出去跟你走!"果然,那人去付了钱,遣送站来人开锁放了她,她挽起那人的手臂走了。若说平时遣送站干的是绑架勒索,那么,此时充当的是鸨母皮条客角色。堂堂政府职能部门利欲熏心竟赚着这么肮脏的钱,真不知是如何"三个代表"的。官匪一家,遣送站和嫖客各得其所,牺牲的只是弱女子。榨得出油水的,遣送站让她们打电话约人来赎出去,约不来人赎身,遣送站就睁眼闭眼以这么一种方式处理了。那些冠冕堂皇的所谓"治安"理由在这里荡然无存!

 1999年6月27日是个星期天,清晨天还未亮透,我就听到隔壁传出低低的声音:"呐做吼个桑意?(萧山土话,你们做什么生意)"原来那个姓朱的老色鬼见关那里的三个年轻女子有几分姿色,清早开锁进去"搞卫生"了。女子惊惶地说:"隔壁的人醒了,(要)听见的。"老头说:"伊悃咂咚,听否咂构。(萧山土话,他睡着那里,听不见的)"我对老头这种卑劣的行为十分反感,故意大声说:"啊!又是一个好天。"老头眼见被我坏了好事,嘴里骂骂咧咧地走了。几天后,她们被赎出去了。七月初,郑刚来提审我,回监舍后,同舍的人告诉我,刚才那几个女子送我一袋食物,被老头拿去了。我反复地咀嚼着郑刚的那几句话,他在提审时对我说:"朱虞夫,你以前说我们是工具,你自己才是牺牲品,你是中美政治斗争的牺牲品。"通过他的话,我明白了,当局决心趁着北约误炸南斯拉夫中国使馆之机,打丫头,骂小姐,清理门户了。严峻的现实已经不容人乐观了,我不再存有幻想。

监舍里阴暗潮湿,几床破旧不堪的棉被千人裹过,万人盖过,就是不曾洗过,腐臭肮脏,其他监舍的人羁押三五天、七八天就走了,而我是长期关押,更何况郑刚说,现在他们要去忙法轮功的事,暂时不会来管我(他说,监视居住有六个月,慢慢来不要紧)。天一暗,蚊子铺天盖地,我将被子里的棉絮拿出来,用被套浑身裹住,只露出鼻子,就象当年鲁迅在仙台时一样。某一天,我上蹲坑时发现坑边墙脚的石灰有些异样,用手一摸,发现那是用搓细的棉絮嵌进去的,拉开棉絮条,一块块的砖头都可以卸下来,露出一个正可以钻出一个人的洞来。望出去,钣金车间靠墙处堆满杂物,爬上墙,跳出去就是外面了。一时间,我突然有一种逃出去的冲动。但是,我很快冷静了下来覧记得中国民主党组党之初,王东海曾问我对组党的看法,我说,综观世界潮流,开放党禁是迟早的事,这是摆在面前的一道绕不过去的坎子。邓小平一直都提出要搞政治体制改革,但是当时许多老一代保守人物都在,他也处处受掣,邓对于复杂的事总是绕着走的,就象中日钓鱼岛,要让后代去解决,说是后代人更有智慧。目前,上面受掣于既得利益集团的惯性,能拖一天算一天,主要是老百姓没有提出要求,台湾开放党禁、走向民主的路也不平凡,你要冲击党禁肯定要被抓坐牢,但是,如果老百姓不怕坐牢了,大家都认识到结社自由是自己固有的权利,当局再抓人就会天怒人怨,再搞威权主义就没有市场了,那时社会就进了一大步,民主社会就来到了。同时,虽然我们去坐牢,我们的付出和牺牲,也让老百姓明白中国民主党是个能够担负起政治责任的现代政党,能够取得老百姓的信任和支持。

 我深深地知道,我何德何能,以我卑微之身何以改变现实,古往今来,社会变革的根本力量来自于旧营垒的内部。我作为一名政治受难者,以自己的苦难去唤醒人类的良心,唤醒旧营垒内那些能人的良知,那么我的受刑就是一种行为艺术,他促使人们去思索,去解答,去矫正现实的悖论。我求仁得仁,为何要逃避。当后代人评判这段历史,指着我们的脊骨责问"你们怎么能容忍这样的现实?"时,我问心无愧,因为我曾努力过,我曾付出过,我曾牺牲过。在一个民主社会,我们的这种行为理应受到政府的保护,而在当代中国,我却成了一个"罪犯",这是人类的不幸,是中国的悲哀,是政府的耻辱。再则,多少年来,民运内部总有人有意无意地散布着这个那个是"共特"的流言蜚语,如果来自对方阵营,手法很拙劣,很容易被人识破,因为民主政治是人类命中注定要得到的,不可能谁想出卖就可以出卖,就象春天不能被出卖,太阳不能被出卖一样。稍有头脑的人都知道,邓小平讲过"垮掉只是一夜之间的事",谁会为这么个不确定的未来赌上人格和尊严呢?!但是,眼前的这种流言具有强烈的杀伤力,内耗着民运有限的资源,削弱了个别人的锐气。是的,自"民主墙以来的二十余年来我进进退退,确实没有坐过牢,八九年"参与动乱"我虽被"收容审查"二十七天(附图二:杭州市公安局江干区分局离所证明书),回来后,被当时的单位江干区房管局撤消了工会工作委员会负责人的职务,去管传达室,但毕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坐牢"。如今,我至少可以通过"资格认证",成为一个"民运分子"了。更何况,母亲向来教育我们要"男有刚强,女有烈性",我的临难脱逃,会成为她老人家的耻辱。于是,我打消了逃避的念头,并且告诉朱老头,让他叫人来将洞补好。

 数十天非人的关押,用朱老头的话来说,关在那里"比猪还不如",没有水,没有电扇,没有放风,没有阳光,不能搞个人卫生,胡须满面,霉菌大举肆孽,皮肤、阴囊严重湿症,瘙痒、蜕皮(此时已为我日后的严重腰椎病埋下隐患),苦不堪言。这就是共产党的"监视居住",这样完全被剥夺了人身自由的日子竟不能折算刑期,这样的事情发生在"人权入宪"、"历史上人权最好的时期",特具讽刺意义(附图三:照片,遣送站"监视居住")。不过换一个角度,这也是真话,共产党五十多年来枪毙了多少象我们一样的"罪犯",这年头我们能活着就已经不错了。遣送站有一个科长避暑度假回来,看到我七分象鬼、三分象人的样子,惊讶地说:"你怎么还在这里,我们早就打电话给你们公安,怎么还不来带你走?" 当我单独监禁时,我仔细地考察监狱文化覧辨认着刻画在墙上的文字图案,那天我竟然从门廊边上发现了"中国民主党"字样,从字迹上看,是祝正明写的,于是我知道他也曾在这里度过一段非人的生活。听知情人说前几年还长年累月关过外省的政治犯,我想那些受难者为什么不将自己的非人遭遇写出来,昭告世人,让今后的恶人作恶时有所顾忌。





我作为一名政治受难者,以自己的苦难去唤醒人类的良心,促使人们改变现实。               
              
                         
车在临近戴山时向右拐进一个依山的院子,走进一幢横亘的四层楼,过来一个肥肥的年轻人(后来知道这人叫邢罡),他说他已等候多时了,在与郑刚办完交接手续后,将我带往后面一排铁栏围封的房子前。在昏暗的灯下,邢罡开锁带我走过四间牢房,又再次开锁打开一扇走廊门,里面是二间牢房,在"哐啷"一声抽开铁栓后,邢罡将我一把推进铁门里去,铁门又"哐啷"一声锁上。扑鼻一股霉臭味,黑乎乎的笼板上躺着两个人:一个年轻的是河南人,入赘在萧山做女婿,开车撞死了萧山市长的亲戚,扣在这里等待家里付款赔偿;一个年长的是湖南人,儿子开车撞死人逃跑了,被抓来做人质。他俩都是由萧山公安交警抓来羁押的。年轻人说这里原来就是萧山看守所,新看守所造好以后,这里就成了遣送站。两天后年轻人让家里付了赔款就放了。

随后的日子里我和年长的聊起天来,他姓周,湖南邵阳人,当兵参加过成昆铁路建设,是老中共党员,已经在这里关了很久,虚弱不堪。中国的遣送站在孙志刚事件后因为其臭名昭著,引起公愤而被整顿,孙志刚以其生命为代价废除了一部恶法,但是,在当时除了少数被不幸欺凌的弱势群体,外界很少知道黑幕后面那些令人发指的罪行。 记得当初我在房管局任房政监察员,穿着制服戴着大盖帽,所在的闸口派出所民警因为被扣分,要我们晚上帮他去建筑工地查暂住证以作补偿。半夜那些拿不出暂住证的民工被一批又一批地送往遣送站,我一直不知道遣送站和补分之间的关系。更以为遣送站是报纸上所称的"充满爱心的温暖之家"。记得故乡东阳有亲戚来我家,看吃晚饭时间还早,就出去逛街,没承想一去不回,半个月后从家里打电话来,说是那天被从街上糊里糊涂地抓去了遣送站。

 我对遣送站的印象依然不很真切.直到亲自在那里度过许多日日夜夜,才看清了中国人生活在一个怎样暴虐的制度之下.善良可怜的社会底层民众是如何无望地任人宰割。半夜,经常被哐锒锒的金属撞击声惊醒,警笛呜呜,警灯闪烁,全副武装的警察押着惊惶的人群来了,把他们塞进满满当当的囚室又走了。

 我隔壁是女囚室,女人叫,孩子哭,一片混乱.更惨绝人寰的是,有一天,公安抓进一个孕妇来,大家刚静下来入睡,突然从大门外传来急切的喊声,然后那孕妇也喊起来,原来她丈夫闻讯赶来,想进的进不来,想出的出不去。里面外面凄厉的哭喊声此起彼伏,在荒寂的夜空回荡,令人恻然,令人揪心。

 7月中旬某天清早,公安又拉来一大群人,男男女女塞满囚室,就没人管了,只有一个姓朱的老头到吃饭时间挨室将饭送进去,人太多,碗不够,就把前面人吃过的碗拿来直接盛后面人的饭。我只听到最外面囚室里有人在喊:"我有肝炎的,我有乙肝的!"老头听到了就骂:"获痕莫憋个些,叫吼个叫,呐道是住宾馆哈,呐是坐甘牢呀!(萧山土话:骂人,叫什么叫,你以为是住宾馆吗?你是坐牢呀!)"下午四点多,又一个囚室骚动起来,我听到有人在喊:"放我出去,我要上夜班!"趁着他喊话的空隙,我问了那人喊话原因。那是个叫陈春峰(音)的义乌人,在义乌一个化工厂工作,因为弟弟考中专没录取而出走,其父亲要他出来找人。早上他乘车来到萧山,到最热闹的国际广场转转,不巧,一群警察将人群围起来查证件,他没带身份证而被关进了遣送站。他是利用工休时间出来的,要回厂上夜班,本以为进来说清楚就可以回家了,没想到一关进来就没人管了。眼看要误了工作,才急起来。时值炎夏,遣送站的人躲进空调房间不愿出来,我叫他用力踢铁门,里面的人听到响动会出来的。果然,不一会儿,楼上的人恶狠狠地下来了。听了陈春峰的陈述,那人狠巴巴地说:"呐凑拉早啬否喔?(萧山土话,你为什么早点不讲)"开门放了他。

 没几天我就明白了,那人为何如此狠巴巴了,他放走的是一笔钞票。公安局把人抓来,因为都不是些犯法的人,就由遣散站关押,关押条件极其恶劣。被关押者痛苦不堪,就会千方百计寻亲访友,拿钱来赎人(这是一种多巧妙的寻租方法),"管理"手续费每人一百元,每天的伙食费十元,吃的伙食极差,我在那里关了五十一天,每天早餐酱菜稀饭,其他就只是干菜冬瓜和干菜豆芽。姓朱的老头偶尔从管理员的饭桌上捡点扔掉的肥肉放进我的碗里,我只能将这被污染的食物送给别人吃。自我被判刑入狱后,遣送站开出了一千二百多元的"收款收据",由公安拿去我单位报销,超出平时收费的一倍,益见公安与他们狼狈为奸。

 遣送站财源滚滚,大楼和囚室之间的院子晚上出租做停车场,每天早上十几辆"东风"柴油载重车发动预热,浓烟灌满监室,无处可避,令我窒息。监室后围墙内的空间出租做钣金车间,铁件敲打声阵阵入耳,头涨欲裂。更为可怕的是三伏苦夏,监室里竟将水龙头拆了(也许是为了节约成本吧),外面常常忘了供应开水,这对于患有严重高脂血症的我不啻于死亡威胁。于是我口渴难忍时敲门要水,那个叫邢罡的来了,提着电警棍,到门口一下将电警棍捅进来,我一闪避开了,于是他就开骂:"获痕莫憋个些,我拜痕切就拜痕切,否拜痕切就否拜痕切,吵吼个吵!(萧山土话,骂人,我给你吃就给你吃,不给你吃就不给你吃,吵什么吵)"管理员个个象"大款",配着警车、警棍,还有穿警服的,不时开锁带几个人出去打扫卫生,冲洗警车。更甚者,有一天晚上,一个十五六岁的小胖子人模狗样地混在公安警察中驱赶着惊惶的人群,那付狐假虎威的神气煞有介事。事后听说是遣送站长许某的儿子,这小子闲得无聊也来享受一下"公权力"的愉悦。

 民政部门的遣送站,竟行使着公安的权力。这个所谓的"人民共和国"的子民任人践踏,何来"共和"呢?!给我留下更强烈印象的是,某一天晚上我隔壁监舍抓进来一批"流莺",第二天,监舍走廊前面的窗口有几个男人在向女监张望。监舍里有女人在喊:"大哥,大哥,我(名)叫xxx,你把我带出去吧,我出去跟你走!"果然,那人去付了钱,遣送站来人开锁放了她,她挽起那人的手臂走了。若说平时遣送站干的是绑架勒索,那么,此时充当的是鸨母皮条客角色。堂堂政府职能部门利欲熏心竟赚着这么肮脏的钱,真不知是如何"三个代表"的。官匪一家,遣送站和嫖客各得其所,牺牲的只是弱女子。榨得出油水的,遣送站让她们打电话约人来赎出去,约不来人赎身,遣送站就睁眼闭眼以这么一种方式处理了。那些冠冕堂皇的所谓"治安"理由在这里荡然无存!

 1999年6月27日是个星期天,清晨天还未亮透,我就听到隔壁传出低低的声音:"呐做吼个桑意?(萧山土话,你们做什么生意)"原来那个姓朱的老色鬼见关那里的三个年轻女子有几分姿色,清早开锁进去"搞卫生"了。女子惊惶地说:"隔壁的人醒了,(要)听见的。"老头说:"伊悃咂咚,听否咂构。(萧山土话,他睡着那里,听不见的)"我对老头这种卑劣的行为十分反感,故意大声说:"啊!又是一个好天。"老头眼见被我坏了好事,嘴里骂骂咧咧地走了。几天后,她们被赎出去了。七月初,郑刚来提审我,回监舍后,同舍的人告诉我,刚才那几个女子送我一袋食物,被老头拿去了。我反复地咀嚼着郑刚的那几句话,他在提审时对我说:"朱虞夫,你以前说我们是工具,你自己才是牺牲品,你是中美政治斗争的牺牲品。"通过他的话,我明白了,当局决心趁着北约误炸南斯拉夫中国使馆之机,打丫头,骂小姐,清理门户了。严峻的现实已经不容人乐观了,我不再存有幻想。

监舍里阴暗潮湿,几床破旧不堪的棉被千人裹过,万人盖过,就是不曾洗过,腐臭肮脏,其他监舍的人羁押三五天、七八天就走了,而我是长期关押,更何况郑刚说,现在他们要去忙法轮功的事,暂时不会来管我(他说,监视居住有六个月,慢慢来不要紧)。天一暗,蚊子铺天盖地,我将被子里的棉絮拿出来,用被套浑身裹住,只露出鼻子,就象当年鲁迅在仙台时一样。某一天,我上蹲坑时发现坑边墙脚的石灰有些异样,用手一摸,发现那是用搓细的棉絮嵌进去的,拉开棉絮条,一块块的砖头都可以卸下来,露出一个正可以钻出一个人的洞来。望出去,钣金车间靠墙处堆满杂物,爬上墙,跳出去就是外面了。一时间,我突然有一种逃出去的冲动。但是,我很快冷静了下来覧记得中国民主党组党之初,王东海曾问我对组党的看法,我说,综观世界潮流,开放党禁是迟早的事,这是摆在面前的一道绕不过去的坎子。邓小平一直都提出要搞政治体制改革,但是当时许多老一代保守人物都在,他也处处受掣,邓对于复杂的事总是绕着走的,就象中日钓鱼岛,要让后代去解决,说是后代人更有智慧。目前,上面受掣于既得利益集团的惯性,能拖一天算一天,主要是老百姓没有提出要求,台湾开放党禁、走向民主的路也不平凡,你要冲击党禁肯定要被抓坐牢,但是,如果老百姓不怕坐牢了,大家都认识到结社自由是自己固有的权利,当局再抓人就会天怒人怨,再搞威权主义就没有市场了,那时社会就进了一大步,民主社会就来到了。同时,虽然我们去坐牢,我们的付出和牺牲,也让老百姓明白中国民主党是个能够担负起政治责任的现代政党,能够取得老百姓的信任和支持。

 我深深地知道,我何德何能,以我卑微之身何以改变现实,古往今来,社会变革的根本力量来自于旧营垒的内部。我作为一名政治受难者,以自己的苦难去唤醒人类的良心,唤醒旧营垒内那些能人的良知,那么我的受刑就是一种行为艺术,他促使人们去思索,去解答,去矫正现实的悖论。我求仁得仁,为何要逃避。当后代人评判这段历史,指着我们的脊骨责问"你们怎么能容忍这样的现实?"时,我问心无愧,因为我曾努力过,我曾付出过,我曾牺牲过。在一个民主社会,我们的这种行为理应受到政府的保护,而在当代中国,我却成了一个"罪犯",这是人类的不幸,是中国的悲哀,是政府的耻辱。再则,多少年来,民运内部总有人有意无意地散布着这个那个是"共特"的流言蜚语,如果来自对方阵营,手法很拙劣,很容易被人识破,因为民主政治是人类命中注定要得到的,不可能谁想出卖就可以出卖,就象春天不能被出卖,太阳不能被出卖一样。稍有头脑的人都知道,邓小平讲过"垮掉只是一夜之间的事",谁会为这么个不确定的未来赌上人格和尊严呢?!但是,眼前的这种流言具有强烈的杀伤力,内耗着民运有限的资源,削弱了个别人的锐气。是的,自"民主墙以来的二十余年来我进进退退,确实没有坐过牢,八九年"参与动乱"我虽被"收容审查"二十七天(附图二:杭州市公安局江干区分局离所证明书),回来后,被当时的单位江干区房管局撤消了工会工作委员会负责人的职务,去管传达室,但毕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坐牢"。如今,我至少可以通过"资格认证",成为一个"民运分子"了。更何况,母亲向来教育我们要"男有刚强,女有烈性",我的临难脱逃,会成为她老人家的耻辱。于是,我打消了逃避的念头,并且告诉朱老头,让他叫人来将洞补好。

 数十天非人的关押,用朱老头的话来说,关在那里"比猪还不如",没有水,没有电扇,没有放风,没有阳光,不能搞个人卫生,胡须满面,霉菌大举肆孽,皮肤、阴囊严重湿症,瘙痒、蜕皮(此时已为我日后的严重腰椎病埋下隐患),苦不堪言。这就是共产党的"监视居住",这样完全被剥夺了人身自由的日子竟不能折算刑期,这样的事情发生在"人权入宪"、"历史上人权最好的时期",特具讽刺意义(附图三:照片,遣送站"监视居住")。不过换一个角度,这也是真话,共产党五十多年来枪毙了多少象我们一样的"罪犯",这年头我们能活着就已经不错了。遣送站有一个科长避暑度假回来,看到我七分象鬼、三分象人的样子,惊讶地说:"你怎么还在这里,我们早就打电话给你们公安,怎么还不来带你走?" 当我单独监禁时,我仔细地考察监狱文化覧辨认着刻画在墙上的文字图案,那天我竟然从门廊边上发现了"中国民主党"字样,从字迹上看,是祝正明写的,于是我知道他也曾在这里度过一段非人的生活。听知情人说前几年还长年累月关过外省的政治犯,我想那些受难者为什么不将自己的非人遭遇写出来,昭告世人,让今后的恶人作恶时有所顾忌。





我作为一名政治受难者,以自己的苦难去唤醒人类的良心,促使人们改变现实。               
              
                         
车在临近戴山时向右拐进一个依山的院子,走进一幢横亘的四层楼,过来一个肥肥的年轻人(后来知道这人叫邢罡),他说他已等候多时了,在与郑刚办完交接手续后,将我带往后面一排铁栏围封的房子前。在昏暗的灯下,邢罡开锁带我走过四间牢房,又再次开锁打开一扇走廊门,里面是二间牢房,在"哐啷"一声抽开铁栓后,邢罡将我一把推进铁门里去,铁门又"哐啷"一声锁上。扑鼻一股霉臭味,黑乎乎的笼板上躺着两个人:一个年轻的是河南人,入赘在萧山做女婿,开车撞死了萧山市长的亲戚,扣在这里等待家里付款赔偿;一个年长的是湖南人,儿子开车撞死人逃跑了,被抓来做人质。他俩都是由萧山公安交警抓来羁押的。年轻人说这里原来就是萧山看守所,新看守所造好以后,这里就成了遣送站。两天后年轻人让家里付了赔款就放了。

随后的日子里我和年长的聊起天来,他姓周,湖南邵阳人,当兵参加过成昆铁路建设,是老中共党员,已经在这里关了很久,虚弱不堪。中国的遣送站在孙志刚事件后因为其臭名昭著,引起公愤而被整顿,孙志刚以其生命为代价废除了一部恶法,但是,在当时除了少数被不幸欺凌的弱势群体,外界很少知道黑幕后面那些令人发指的罪行。 记得当初我在房管局任房政监察员,穿着制服戴着大盖帽,所在的闸口派出所民警因为被扣分,要我们晚上帮他去建筑工地查暂住证以作补偿。半夜那些拿不出暂住证的民工被一批又一批地送往遣送站,我一直不知道遣送站和补分之间的关系。更以为遣送站是报纸上所称的"充满爱心的温暖之家"。记得故乡东阳有亲戚来我家,看吃晚饭时间还早,就出去逛街,没承想一去不回,半个月后从家里打电话来,说是那天被从街上糊里糊涂地抓去了遣送站。

 我对遣送站的印象依然不很真切.直到亲自在那里度过许多日日夜夜,才看清了中国人生活在一个怎样暴虐的制度之下.善良可怜的社会底层民众是如何无望地任人宰割。半夜,经常被哐锒锒的金属撞击声惊醒,警笛呜呜,警灯闪烁,全副武装的警察押着惊惶的人群来了,把他们塞进满满当当的囚室又走了。

 我隔壁是女囚室,女人叫,孩子哭,一片混乱.更惨绝人寰的是,有一天,公安抓进一个孕妇来,大家刚静下来入睡,突然从大门外传来急切的喊声,然后那孕妇也喊起来,原来她丈夫闻讯赶来,想进的进不来,想出的出不去。里面外面凄厉的哭喊声此起彼伏,在荒寂的夜空回荡,令人恻然,令人揪心。

 7月中旬某天清早,公安又拉来一大群人,男男女女塞满囚室,就没人管了,只有一个姓朱的老头到吃饭时间挨室将饭送进去,人太多,碗不够,就把前面人吃过的碗拿来直接盛后面人的饭。我只听到最外面囚室里有人在喊:"我有肝炎的,我有乙肝的!"老头听到了就骂:"获痕莫憋个些,叫吼个叫,呐道是住宾馆哈,呐是坐甘牢呀!(萧山土话:骂人,叫什么叫,你以为是住宾馆吗?你是坐牢呀!)"下午四点多,又一个囚室骚动起来,我听到有人在喊:"放我出去,我要上夜班!"趁着他喊话的空隙,我问了那人喊话原因。那是个叫陈春峰(音)的义乌人,在义乌一个化工厂工作,因为弟弟考中专没录取而出走,其父亲要他出来找人。早上他乘车来到萧山,到最热闹的国际广场转转,不巧,一群警察将人群围起来查证件,他没带身份证而被关进了遣送站。他是利用工休时间出来的,要回厂上夜班,本以为进来说清楚就可以回家了,没想到一关进来就没人管了。眼看要误了工作,才急起来。时值炎夏,遣送站的人躲进空调房间不愿出来,我叫他用力踢铁门,里面的人听到响动会出来的。果然,不一会儿,楼上的人恶狠狠地下来了。听了陈春峰的陈述,那人狠巴巴地说:"呐凑拉早啬否喔?(萧山土话,你为什么早点不讲)"开门放了他。

 没几天我就明白了,那人为何如此狠巴巴了,他放走的是一笔钞票。公安局把人抓来,因为都不是些犯法的人,就由遣散站关押,关押条件极其恶劣。被关押者痛苦不堪,就会千方百计寻亲访友,拿钱来赎人(这是一种多巧妙的寻租方法),"管理"手续费每人一百元,每天的伙食费十元,吃的伙食极差,我在那里关了五十一天,每天早餐酱菜稀饭,其他就只是干菜冬瓜和干菜豆芽。姓朱的老头偶尔从管理员的饭桌上捡点扔掉的肥肉放进我的碗里,我只能将这被污染的食物送给别人吃。自我被判刑入狱后,遣送站开出了一千二百多元的"收款收据",由公安拿去我单位报销,超出平时收费的一倍,益见公安与他们狼狈为奸。

 遣送站财源滚滚,大楼和囚室之间的院子晚上出租做停车场,每天早上十几辆"东风"柴油载重车发动预热,浓烟灌满监室,无处可避,令我窒息。监室后围墙内的空间出租做钣金车间,铁件敲打声阵阵入耳,头涨欲裂。更为可怕的是三伏苦夏,监室里竟将水龙头拆了(也许是为了节约成本吧),外面常常忘了供应开水,这对于患有严重高脂血症的我不啻于死亡威胁。于是我口渴难忍时敲门要水,那个叫邢罡的来了,提着电警棍,到门口一下将电警棍捅进来,我一闪避开了,于是他就开骂:"获痕莫憋个些,我拜痕切就拜痕切,否拜痕切就否拜痕切,吵吼个吵!(萧山土话,骂人,我给你吃就给你吃,不给你吃就不给你吃,吵什么吵)"管理员个个象"大款",配着警车、警棍,还有穿警服的,不时开锁带几个人出去打扫卫生,冲洗警车。更甚者,有一天晚上,一个十五六岁的小胖子人模狗样地混在公安警察中驱赶着惊惶的人群,那付狐假虎威的神气煞有介事。事后听说是遣送站长许某的儿子,这小子闲得无聊也来享受一下"公权力"的愉悦。

 民政部门的遣送站,竟行使着公安的权力。这个所谓的"人民共和国"的子民任人践踏,何来"共和"呢?!给我留下更强烈印象的是,某一天晚上我隔壁监舍抓进来一批"流莺",第二天,监舍走廊前面的窗口有几个男人在向女监张望。监舍里有女人在喊:"大哥,大哥,我(名)叫xxx,你把我带出去吧,我出去跟你走!"果然,那人去付了钱,遣送站来人开锁放了她,她挽起那人的手臂走了。若说平时遣送站干的是绑架勒索,那么,此时充当的是鸨母皮条客角色。堂堂政府职能部门利欲熏心竟赚着这么肮脏的钱,真不知是如何"三个代表"的。官匪一家,遣送站和嫖客各得其所,牺牲的只是弱女子。榨得出油水的,遣送站让她们打电话约人来赎出去,约不来人赎身,遣送站就睁眼闭眼以这么一种方式处理了。那些冠冕堂皇的所谓"治安"理由在这里荡然无存!

 1999年6月27日是个星期天,清晨天还未亮透,我就听到隔壁传出低低的声音:"呐做吼个桑意?(萧山土话,你们做什么生意)"原来那个姓朱的老色鬼见关那里的三个年轻女子有几分姿色,清早开锁进去"搞卫生"了。女子惊惶地说:"隔壁的人醒了,(要)听见的。"老头说:"伊悃咂咚,听否咂构。(萧山土话,他睡着那里,听不见的)"我对老头这种卑劣的行为十分反感,故意大声说:"啊!又是一个好天。"老头眼见被我坏了好事,嘴里骂骂咧咧地走了。几天后,她们被赎出去了。七月初,郑刚来提审我,回监舍后,同舍的人告诉我,刚才那几个女子送我一袋食物,被老头拿去了。我反复地咀嚼着郑刚的那几句话,他在提审时对我说:"朱虞夫,你以前说我们是工具,你自己才是牺牲品,你是中美政治斗争的牺牲品。"通过他的话,我明白了,当局决心趁着北约误炸南斯拉夫中国使馆之机,打丫头,骂小姐,清理门户了。严峻的现实已经不容人乐观了,我不再存有幻想。

监舍里阴暗潮湿,几床破旧不堪的棉被千人裹过,万人盖过,就是不曾洗过,腐臭肮脏,其他监舍的人羁押三五天、七八天就走了,而我是长期关押,更何况郑刚说,现在他们要去忙法轮功的事,暂时不会来管我(他说,监视居住有六个月,慢慢来不要紧)。天一暗,蚊子铺天盖地,我将被子里的棉絮拿出来,用被套浑身裹住,只露出鼻子,就象当年鲁迅在仙台时一样。某一天,我上蹲坑时发现坑边墙脚的石灰有些异样,用手一摸,发现那是用搓细的棉絮嵌进去的,拉开棉絮条,一块块的砖头都可以卸下来,露出一个正可以钻出一个人的洞来。望出去,钣金车间靠墙处堆满杂物,爬上墙,跳出去就是外面了。一时间,我突然有一种逃出去的冲动。但是,我很快冷静了下来覧记得中国民主党组党之初,王东海曾问我对组党的看法,我说,综观世界潮流,开放党禁是迟早的事,这是摆在面前的一道绕不过去的坎子。邓小平一直都提出要搞政治体制改革,但是当时许多老一代保守人物都在,他也处处受掣,邓对于复杂的事总是绕着走的,就象中日钓鱼岛,要让后代去解决,说是后代人更有智慧。目前,上面受掣于既得利益集团的惯性,能拖一天算一天,主要是老百姓没有提出要求,台湾开放党禁、走向民主的路也不平凡,你要冲击党禁肯定要被抓坐牢,但是,如果老百姓不怕坐牢了,大家都认识到结社自由是自己固有的权利,当局再抓人就会天怒人怨,再搞威权主义就没有市场了,那时社会就进了一大步,民主社会就来到了。同时,虽然我们去坐牢,我们的付出和牺牲,也让老百姓明白中国民主党是个能够担负起政治责任的现代政党,能够取得老百姓的信任和支持。

 我深深地知道,我何德何能,以我卑微之身何以改变现实,古往今来,社会变革的根本力量来自于旧营垒的内部。我作为一名政治受难者,以自己的苦难去唤醒人类的良心,唤醒旧营垒内那些能人的良知,那么我的受刑就是一种行为艺术,他促使人们去思索,去解答,去矫正现实的悖论。我求仁得仁,为何要逃避。当后代人评判这段历史,指着我们的脊骨责问"你们怎么能容忍这样的现实?"时,我问心无愧,因为我曾努力过,我曾付出过,我曾牺牲过。在一个民主社会,我们的这种行为理应受到政府的保护,而在当代中国,我却成了一个"罪犯",这是人类的不幸,是中国的悲哀,是政府的耻辱。再则,多少年来,民运内部总有人有意无意地散布着这个那个是"共特"的流言蜚语,如果来自对方阵营,手法很拙劣,很容易被人识破,因为民主政治是人类命中注定要得到的,不可能谁想出卖就可以出卖,就象春天不能被出卖,太阳不能被出卖一样。稍有头脑的人都知道,邓小平讲过"垮掉只是一夜之间的事",谁会为这么个不确定的未来赌上人格和尊严呢?!但是,眼前的这种流言具有强烈的杀伤力,内耗着民运有限的资源,削弱了个别人的锐气。是的,自"民主墙以来的二十余年来我进进退退,确实没有坐过牢,八九年"参与动乱"我虽被"收容审查"二十七天(附图二:杭州市公安局江干区分局离所证明书),回来后,被当时的单位江干区房管局撤消了工会工作委员会负责人的职务,去管传达室,但毕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坐牢"。如今,我至少可以通过"资格认证",成为一个"民运分子"了。更何况,母亲向来教育我们要"男有刚强,女有烈性",我的临难脱逃,会成为她老人家的耻辱。于是,我打消了逃避的念头,并且告诉朱老头,让他叫人来将洞补好。

 数十天非人的关押,用朱老头的话来说,关在那里"比猪还不如",没有水,没有电扇,没有放风,没有阳光,不能搞个人卫生,胡须满面,霉菌大举肆孽,皮肤、阴囊严重湿症,瘙痒、蜕皮(此时已为我日后的严重腰椎病埋下隐患),苦不堪言。这就是共产党的"监视居住",这样完全被剥夺了人身自由的日子竟不能折算刑期,这样的事情发生在"人权入宪"、"历史上人权最好的时期",特具讽刺意义(附图三:照片,遣送站"监视居住")。不过换一个角度,这也是真话,共产党五十多年来枪毙了多少象我们一样的"罪犯",这年头我们能活着就已经不错了。遣送站有一个科长避暑度假回来,看到我七分象鬼、三分象人的样子,惊讶地说:"你怎么还在这里,我们早就打电话给你们公安,怎么还不来带你走?" 当我单独监禁时,我仔细地考察监狱文化覧辨认着刻画在墙上的文字图案,那天我竟然从门廊边上发现了"中国民主党"字样,从字迹上看,是祝正明写的,于是我知道他也曾在这里度过一段非人的生活。听知情人说前几年还长年累月关过外省的政治犯,我想那些受难者为什么不将自己的非人遭遇写出来,昭告世人,让今后的恶人作恶时有所顾忌。





我作为一名政治受难者,以自己的苦难去唤醒人类的良心,促使人们改变现实。               
              
                         
车在临近戴山时向右拐进一个依山的院子,走进一幢横亘的四层楼,过来一个肥肥的年轻人(后来知道这人叫邢罡),他说他已等候多时了,在与郑刚办完交接手续后,将我带往后面一排铁栏围封的房子前。在昏暗的灯下,邢罡开锁带我走过四间牢房,又再次开锁打开一扇走廊门,里面是二间牢房,在"哐啷"一声抽开铁栓后,邢罡将我一把推进铁门里去,铁门又"哐啷"一声锁上。扑鼻一股霉臭味,黑乎乎的笼板上躺着两个人:一个年轻的是河南人,入赘在萧山做女婿,开车撞死了萧山市长的亲戚,扣在这里等待家里付款赔偿;一个年长的是湖南人,儿子开车撞死人逃跑了,被抓来做人质。他俩都是由萧山公安交警抓来羁押的。年轻人说这里原来就是萧山看守所,新看守所造好以后,这里就成了遣送站。两天后年轻人让家里付了赔款就放了。

随后的日子里我和年长的聊起天来,他姓周,湖南邵阳人,当兵参加过成昆铁路建设,是老中共党员,已经在这里关了很久,虚弱不堪。中国的遣送站在孙志刚事件后因为其臭名昭著,引起公愤而被整顿,孙志刚以其生命为代价废除了一部恶法,但是,在当时除了少数被不幸欺凌的弱势群体,外界很少知道黑幕后面那些令人发指的罪行。 记得当初我在房管局任房政监察员,穿着制服戴着大盖帽,所在的闸口派出所民警因为被扣分,要我们晚上帮他去建筑工地查暂住证以作补偿。半夜那些拿不出暂住证的民工被一批又一批地送往遣送站,我一直不知道遣送站和补分之间的关系。更以为遣送站是报纸上所称的"充满爱心的温暖之家"。记得故乡东阳有亲戚来我家,看吃晚饭时间还早,就出去逛街,没承想一去不回,半个月后从家里打电话来,说是那天被从街上糊里糊涂地抓去了遣送站。

 我对遣送站的印象依然不很真切.直到亲自在那里度过许多日日夜夜,才看清了中国人生活在一个怎样暴虐的制度之下.善良可怜的社会底层民众是如何无望地任人宰割。半夜,经常被哐锒锒的金属撞击声惊醒,警笛呜呜,警灯闪烁,全副武装的警察押着惊惶的人群来了,把他们塞进满满当当的囚室又走了。

 我隔壁是女囚室,女人叫,孩子哭,一片混乱.更惨绝人寰的是,有一天,公安抓进一个孕妇来,大家刚静下来入睡,突然从大门外传来急切的喊声,然后那孕妇也喊起来,原来她丈夫闻讯赶来,想进的进不来,想出的出不去。里面外面凄厉的哭喊声此起彼伏,在荒寂的夜空回荡,令人恻然,令人揪心。

 7月中旬某天清早,公安又拉来一大群人,男男女女塞满囚室,就没人管了,只有一个姓朱的老头到吃饭时间挨室将饭送进去,人太多,碗不够,就把前面人吃过的碗拿来直接盛后面人的饭。我只听到最外面囚室里有人在喊:"我有肝炎的,我有乙肝的!"老头听到了就骂:"获痕莫憋个些,叫吼个叫,呐道是住宾馆哈,呐是坐甘牢呀!(萧山土话:骂人,叫什么叫,你以为是住宾馆吗?你是坐牢呀!)"下午四点多,又一个囚室骚动起来,我听到有人在喊:"放我出去,我要上夜班!"趁着他喊话的空隙,我问了那人喊话原因。那是个叫陈春峰(音)的义乌人,在义乌一个化工厂工作,因为弟弟考中专没录取而出走,其父亲要他出来找人。早上他乘车来到萧山,到最热闹的国际广场转转,不巧,一群警察将人群围起来查证件,他没带身份证而被关进了遣送站。他是利用工休时间出来的,要回厂上夜班,本以为进来说清楚就可以回家了,没想到一关进来就没人管了。眼看要误了工作,才急起来。时值炎夏,遣送站的人躲进空调房间不愿出来,我叫他用力踢铁门,里面的人听到响动会出来的。果然,不一会儿,楼上的人恶狠狠地下来了。听了陈春峰的陈述,那人狠巴巴地说:"呐凑拉早啬否喔?(萧山土话,你为什么早点不讲)"开门放了他。

 没几天我就明白了,那人为何如此狠巴巴了,他放走的是一笔钞票。公安局把人抓来,因为都不是些犯法的人,就由遣散站关押,关押条件极其恶劣。被关押者痛苦不堪,就会千方百计寻亲访友,拿钱来赎人(这是一种多巧妙的寻租方法),"管理"手续费每人一百元,每天的伙食费十元,吃的伙食极差,我在那里关了五十一天,每天早餐酱菜稀饭,其他就只是干菜冬瓜和干菜豆芽。姓朱的老头偶尔从管理员的饭桌上捡点扔掉的肥肉放进我的碗里,我只能将这被污染的食物送给别人吃。自我被判刑入狱后,遣送站开出了一千二百多元的"收款收据",由公安拿去我单位报销,超出平时收费的一倍,益见公安与他们狼狈为奸。

 遣送站财源滚滚,大楼和囚室之间的院子晚上出租做停车场,每天早上十几辆"东风"柴油载重车发动预热,浓烟灌满监室,无处可避,令我窒息。监室后围墙内的空间出租做钣金车间,铁件敲打声阵阵入耳,头涨欲裂。更为可怕的是三伏苦夏,监室里竟将水龙头拆了(也许是为了节约成本吧),外面常常忘了供应开水,这对于患有严重高脂血症的我不啻于死亡威胁。于是我口渴难忍时敲门要水,那个叫邢罡的来了,提着电警棍,到门口一下将电警棍捅进来,我一闪避开了,于是他就开骂:"获痕莫憋个些,我拜痕切就拜痕切,否拜痕切就否拜痕切,吵吼个吵!(萧山土话,骂人,我给你吃就给你吃,不给你吃就不给你吃,吵什么吵)"管理员个个象"大款",配着警车、警棍,还有穿警服的,不时开锁带几个人出去打扫卫生,冲洗警车。更甚者,有一天晚上,一个十五六岁的小胖子人模狗样地混在公安警察中驱赶着惊惶的人群,那付狐假虎威的神气煞有介事。事后听说是遣送站长许某的儿子,这小子闲得无聊也来享受一下"公权力"的愉悦。

 民政部门的遣送站,竟行使着公安的权力。这个所谓的"人民共和国"的子民任人践踏,何来"共和"呢?!给我留下更强烈印象的是,某一天晚上我隔壁监舍抓进来一批"流莺",第二天,监舍走廊前面的窗口有几个男人在向女监张望。监舍里有女人在喊:"大哥,大哥,我(名)叫xxx,你把我带出去吧,我出去跟你走!"果然,那人去付了钱,遣送站来人开锁放了她,她挽起那人的手臂走了。若说平时遣送站干的是绑架勒索,那么,此时充当的是鸨母皮条客角色。堂堂政府职能部门利欲熏心竟赚着这么肮脏的钱,真不知是如何"三个代表"的。官匪一家,遣送站和嫖客各得其所,牺牲的只是弱女子。榨得出油水的,遣送站让她们打电话约人来赎出去,约不来人赎身,遣送站就睁眼闭眼以这么一种方式处理了。那些冠冕堂皇的所谓"治安"理由在这里荡然无存!

 1999年6月27日是个星期天,清晨天还未亮透,我就听到隔壁传出低低的声音:"呐做吼个桑意?(萧山土话,你们做什么生意)"原来那个姓朱的老色鬼见关那里的三个年轻女子有几分姿色,清早开锁进去"搞卫生"了。女子惊惶地说:"隔壁的人醒了,(要)听见的。"老头说:"伊悃咂咚,听否咂构。(萧山土话,他睡着那里,听不见的)"我对老头这种卑劣的行为十分反感,故意大声说:"啊!又是一个好天。"老头眼见被我坏了好事,嘴里骂骂咧咧地走了。几天后,她们被赎出去了。七月初,郑刚来提审我,回监舍后,同舍的人告诉我,刚才那几个女子送我一袋食物,被老头拿去了。我反复地咀嚼着郑刚的那几句话,他在提审时对我说:"朱虞夫,你以前说我们是工具,你自己才是牺牲品,你是中美政治斗争的牺牲品。"通过他的话,我明白了,当局决心趁着北约误炸南斯拉夫中国使馆之机,打丫头,骂小姐,清理门户了。严峻的现实已经不容人乐观了,我不再存有幻想。

监舍里阴暗潮湿,几床破旧不堪的棉被千人裹过,万人盖过,就是不曾洗过,腐臭肮脏,其他监舍的人羁押三五天、七八天就走了,而我是长期关押,更何况郑刚说,现在他们要去忙法轮功的事,暂时不会来管我(他说,监视居住有六个月,慢慢来不要紧)。天一暗,蚊子铺天盖地,我将被子里的棉絮拿出来,用被套浑身裹住,只露出鼻子,就象当年鲁迅在仙台时一样。某一天,我上蹲坑时发现坑边墙脚的石灰有些异样,用手一摸,发现那是用搓细的棉絮嵌进去的,拉开棉絮条,一块块的砖头都可以卸下来,露出一个正可以钻出一个人的洞来。望出去,钣金车间靠墙处堆满杂物,爬上墙,跳出去就是外面了。一时间,我突然有一种逃出去的冲动。但是,我很快冷静了下来覧记得中国民主党组党之初,王东海曾问我对组党的看法,我说,综观世界潮流,开放党禁是迟早的事,这是摆在面前的一道绕不过去的坎子。邓小平一直都提出要搞政治体制改革,但是当时许多老一代保守人物都在,他也处处受掣,邓对于复杂的事总是绕着走的,就象中日钓鱼岛,要让后代去解决,说是后代人更有智慧。目前,上面受掣于既得利益集团的惯性,能拖一天算一天,主要是老百姓没有提出要求,台湾开放党禁、走向民主的路也不平凡,你要冲击党禁肯定要被抓坐牢,但是,如果老百姓不怕坐牢了,大家都认识到结社自由是自己固有的权利,当局再抓人就会天怒人怨,再搞威权主义就没有市场了,那时社会就进了一大步,民主社会就来到了。同时,虽然我们去坐牢,我们的付出和牺牲,也让老百姓明白中国民主党是个能够担负起政治责任的现代政党,能够取得老百姓的信任和支持。

 我深深地知道,我何德何能,以我卑微之身何以改变现实,古往今来,社会变革的根本力量来自于旧营垒的内部。我作为一名政治受难者,以自己的苦难去唤醒人类的良心,唤醒旧营垒内那些能人的良知,那么我的受刑就是一种行为艺术,他促使人们去思索,去解答,去矫正现实的悖论。我求仁得仁,为何要逃避。当后代人评判这段历史,指着我们的脊骨责问"你们怎么能容忍这样的现实?"时,我问心无愧,因为我曾努力过,我曾付出过,我曾牺牲过。在一个民主社会,我们的这种行为理应受到政府的保护,而在当代中国,我却成了一个"罪犯",这是人类的不幸,是中国的悲哀,是政府的耻辱。再则,多少年来,民运内部总有人有意无意地散布着这个那个是"共特"的流言蜚语,如果来自对方阵营,手法很拙劣,很容易被人识破,因为民主政治是人类命中注定要得到的,不可能谁想出卖就可以出卖,就象春天不能被出卖,太阳不能被出卖一样。稍有头脑的人都知道,邓小平讲过"垮掉只是一夜之间的事",谁会为这么个不确定的未来赌上人格和尊严呢?!但是,眼前的这种流言具有强烈的杀伤力,内耗着民运有限的资源,削弱了个别人的锐气。是的,自"民主墙以来的二十余年来我进进退退,确实没有坐过牢,八九年"参与动乱"我虽被"收容审查"二十七天(附图二:杭州市公安局江干区分局离所证明书),回来后,被当时的单位江干区房管局撤消了工会工作委员会负责人的职务,去管传达室,但毕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坐牢"。如今,我至少可以通过"资格认证",成为一个"民运分子"了。更何况,母亲向来教育我们要"男有刚强,女有烈性",我的临难脱逃,会成为她老人家的耻辱。于是,我打消了逃避的念头,并且告诉朱老头,让他叫人来将洞补好。

 数十天非人的关押,用朱老头的话来说,关在那里"比猪还不如",没有水,没有电扇,没有放风,没有阳光,不能搞个人卫生,胡须满面,霉菌大举肆孽,皮肤、阴囊严重湿症,瘙痒、蜕皮(此时已为我日后的严重腰椎病埋下隐患),苦不堪言。这就是共产党的"监视居住",这样完全被剥夺了人身自由的日子竟不能折算刑期,这样的事情发生在"人权入宪"、"历史上人权最好的时期",特具讽刺意义(附图三:照片,遣送站"监视居住")。不过换一个角度,这也是真话,共产党五十多年来枪毙了多少象我们一样的"罪犯",这年头我们能活着就已经不错了。遣送站有一个科长避暑度假回来,看到我七分象鬼、三分象人的样子,惊讶地说:"你怎么还在这里,我们早就打电话给你们公安,怎么还不来带你走?" 当我单独监禁时,我仔细地考察监狱文化覧辨认着刻画在墙上的文字图案,那天我竟然从门廊边上发现了"中国民主党"字样,从字迹上看,是祝正明写的,于是我知道他也曾在这里度过一段非人的生活。听知情人说前几年还长年累月关过外省的政治犯,我想那些受难者为什么不将自己的非人遭遇写出来,昭告世人,让今后的恶人作恶时有所顾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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