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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体制改革必须先行
许苏民
一
欲知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教育界的状况﹐可读钱钟书先生的《围城》﹔欲知今日中国教育界的状况﹐可读杨支柱先生主编的《先有鸡﹐先有蛋? ─透视中国教育》(以下简称《透视》)。
钱钟书先生的《围城》是小说﹐以“三闾大学”为典型﹐把当时高校黑幕层张、垢污深积的状况揭露得淋漓尽致。据说这“三闾大学”﹐就是抗战时期由北
大、清华、南开三所大学合并而成的西南联合大学。可惜钱先生前几年就已作古﹐无法看到如今中国高校的状况﹐否则﹐如果写出一部新的《围城》来﹐让人们作一
番对比﹐将不知作何感想。
杨支柱先生主编的《透视》﹐不是小说家言﹐而是由一批身在高校的学者撰写的揭露黑幕的文章。他们直接以亲眼可见、亲身经历的事实讲话﹐因而比小说
家言更为有力。如雷颐先生的《教育与社会》一文﹐揭露了高校招生中的“推荐”如何成为权势者子女享受的特权﹐高等学校如何在“教育产业化”的名目下把文凭
买卖合法化。杨支柱先生的《评估、株连与弥天大谎》一文﹐通过对某高校通过教育评估的典型案例﹐揭露了高校如何在为社会培养习惯于株连、监视、告密、行
贿、撒大谎和不择手段的人才﹐萧雪慧先生在《遗忘和偏离的工具》一文中﹐以事实揭露了某些教学内容中的欺骗、撒谎、推行蒙昧主义及其反知识反科学的性质﹔
更在《草坪争夺战及其它》、《校园林木劫》等一列文章中﹐揭露了某些高校官员以权谋私、把教师不当人、权力支配学术、评比成为分赃机制和造假机制﹐以及高
校成为抄袭剽窃者的天堂、南郭先生好混饭、真有才学者受打击等触目惊心的事实……
钱钟书《围城》中的“三闾大学”﹐在当时人的眼中﹐已经是够黑的了﹔而从《透视》一书所披露的事实看﹐简直是黑得令人瞠目结舌、惊心动魄!相比之
下﹐“三闾大学”算是比较好的了。难怪如今有许多人写文章讴歌当年的北大、清华、南开呢。如今的中国﹐还能找到“三闾大学”这样的学校吗?
当然﹐《透视》一书并没有仅仅停留在揭露黑幕上。读者们在惊诧、愤慨之余﹐更可以从中受到深刻的思想启迪。
杨支柱先生给《透视》一书起的正标题是﹕《先有鸡﹐先有蛋?》。这个题目看上去土得掉渣﹐既谈不上“酷”﹐也不那么“爽”﹐但却包含著十分丰富而
深沉的思索﹕究竟是社会环境的腐败堕落造成了教育界的腐败堕落﹐还是腐败堕落的教育界造就了一批腐败堕落的人﹐然后又造成了腐败堕落的社会?这是18世纪
的法国启蒙学者们陷入“二律背反”的一个问题﹐也是20世纪最初20年(辛亥革命前十年和“五四”时期)的中国学者热烈争论的一个问题﹐更是1979?
1989这十年间中国进步思想界深沉思索的一个问题。如今﹐这个问题又被重新提了出来﹐其对于改革社会、改革教育、拯救一个民族堕落的灵魂﹐无论是理论意
义还是实践意义﹐都是不容低估的﹐其实践意义更大于理论意义。
“先有鸡﹐先有蛋?”这个问题只有生物进化史才能说清楚。先改革教育﹐还是先改革社会?这个问题也只有从环境的改造与人的觉醒目的互动关系及其演
进中去加以考察。不过有一点很清楚﹐在归根结底的意义上﹐社会存在毕竟是决定社会意识的﹐“体制不好﹐好人也会变成坏人”(邓小平语)。因此﹐教育界的腐
败堕落﹐首先必须从教育体制本身去找原因。现行教育体制的根本弊病在哪?《透视》一书的多数作者或多或少地触及到症结之所在﹐但似乎总不免带有一点“口欲
言而嗫嚅”的意味﹐惟有学界女杰萧雪慧先生的《大学之魂》一文﹐讲得最为明白透彻。─ 中国学术界的“阴盛阳衰”﹐中国男人的不争气﹐由此亦可见一斑。
从世界教育史上看﹐为什么同样处于市场经济初步发展时期﹐西方的那些著名学府能始终保持其圣洁的学术殿堂的地位﹐而如今的中国高校却不能?萧雪慧
先生认为﹐这其中的根本奥秘在于﹕在西方﹐是上帝的事情归上帝﹐凯撒的事情归凯撒﹐亚里士多德的事情归亚里士多德﹐大学独立﹐学校自治﹔无论是以“上帝”
的名义出现的教会﹐还是国王和警察﹐都无权监督、控制和干涉大学的教学和研究﹐大学是与教会和世俗政权并驾齐驱的三大势力﹔大学的主人是学者﹐大学是追求
真理的自由的民主的机构﹐即使是国王、皇帝、总统也无权任意对大学和学者发号施令。恩格斯曾经指出﹐18?19世纪的德国社会成为臭气熏天的“奥吉亚斯的
牛圈”的时候﹐德国学术界却能成为群星灿烂的一方?土。原因何在?就在于大学自治、学术独立。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萧雪慧先生在文章的最后写道﹕“独立自治、开放、容忍、自由探索、探求真理、禀持理想﹐以及在执守这些传统理念与作为变革前
沿之间保持张力﹐是大学在数世纪中展示出来的形像﹐也是大学之为大学的基本特质。比照这些特质﹐时下中国大学可否从中认出自己?”这个问题问得何等的好
啊!《大学之魂》一文的败笔在于不恰当地片面讴歌了1968年法国特色的“红卫兵之劫”和波及美国大学的“反文化运动”。大学固然要独立﹐但也不可过份自
我膨胀﹐不可在非理性狂热驱使下危及社会的民主法治秩序。与其它权力一样﹐大学的自治权也理应受到社会的监督和人民的监督﹐不可像“后派”一样要求取消一
切社会规范。在这方面﹐徐友渔先生对“后派”的批评是中肯的。
三
现行教育体制的弊病既已找到﹐问题就在于肯不肯推行教育体制的改革了。为了真正贯彻落实“三个代表”思想和“以法治国”的方针﹐为了使我国大学不
再成为培养贪官和奸商的场所﹐为了拯救我们的民族、救一救当今中国的孩子们﹐为了我们民族存亡继绝、继往开来的子孙万世之大业﹐我认为﹐教育体制改革必须
比政治体制改革先行一步。
“改革之难易与私利之多寡成正比例”(严复语)。政治体制改革涉及的利益实在太大﹐弄得不好会引发社会震荡 ─
动乱的根源在于特权者对改革的反抗﹐─
大量的特权者们是缺乏真正贯彻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诚意的。相比之下﹐学官们的私利和特?v较少﹐改革相对容易﹐其对改革的反抗决然掀不起大浪﹐不
会危害社会的稳定。
改革之难易与人民的素质成正比例。如果我们姑且承认我国人民的文化水平不高是政治体制改革应当缓行的理由之一的话﹐那么﹐在教育界﹐尤其是在高等
学校﹐则不存在这样的理由。如今的高校中﹐虽然充斥著形形色色的不三不四的小人﹐但他们的堕落是旧体制造成的。就知识分子的总体而言﹐毕竟良知未尽泯灭﹐
纵然是为争一点小利而蝇营狗?之人﹐也不像经过多年官场历练的政客那样有“笑骂从汝”、“唾面自干”的厚脸皮﹐静夜扪心自问﹐他们也会感到良心受谴责的痛
苦。所以﹐广大的知识分子热切地盼望改革旧体制、建立新的教育体制。以他们的文化教养和素质﹐也必定能够迅速适应新的教育体制﹐迅速形成“独立之人格﹐自
由之思想”﹐迅速廓清中国教育界的腐败堕落的风气﹐使中国大学真正成为弘扬现代人文精神、培养具有平民化的自由人格和对社会负责任的现代公民的场所。
教育体制改革必须先行﹐这是为尚且十分不健全的市场经济准备能够使市场经济体制完善起来的人才的需要﹐是为未来的政治体制改革和法治秩序之建全准备人才的需要﹐更是拯救我们的民族﹐以免使之堕入“集体性腐败”之深渊的紧迫需要。
教育体制改革能够先行﹐从严复、梁启超、到蔡元培、李大钊、陈独秀﹐学术独立、学校自治的思想早已在中国知识分子中深入人心。对于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负责的大仁大义、大智大勇的政治家们﹐自当“顺应时代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让教育体制改革先行一步!
SOURCE﹕WENTI YU ZHUYI
2001-10-31
一
欲知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教育界的状况﹐可读钱钟书先生的《围城》﹔欲知今日中国教育界的状况﹐可读杨支柱先生主编的《先有鸡﹐先有蛋? ─透视中国教育》(以下简称《透视》)。
钱钟书先生的《围城》是小说﹐以“三闾大学”为典型﹐把当时高校黑幕层张、垢污深积的状况揭露得淋漓尽致。据说这“三闾大学”﹐就是抗战时期由北
大、清华、南开三所大学合并而成的西南联合大学。可惜钱先生前几年就已作古﹐无法看到如今中国高校的状况﹐否则﹐如果写出一部新的《围城》来﹐让人们作一
番对比﹐将不知作何感想。
杨支柱先生主编的《透视》﹐不是小说家言﹐而是由一批身在高校的学者撰写的揭露黑幕的文章。他们直接以亲眼可见、亲身经历的事实讲话﹐因而比小说
家言更为有力。如雷颐先生的《教育与社会》一文﹐揭露了高校招生中的“推荐”如何成为权势者子女享受的特权﹐高等学校如何在“教育产业化”的名目下把文凭
买卖合法化。杨支柱先生的《评估、株连与弥天大谎》一文﹐通过对某高校通过教育评估的典型案例﹐揭露了高校如何在为社会培养习惯于株连、监视、告密、行
贿、撒大谎和不择手段的人才﹐萧雪慧先生在《遗忘和偏离的工具》一文中﹐以事实揭露了某些教学内容中的欺骗、撒谎、推行蒙昧主义及其反知识反科学的性质﹔
更在《草坪争夺战及其它》、《校园林木劫》等一列文章中﹐揭露了某些高校官员以权谋私、把教师不当人、权力支配学术、评比成为分赃机制和造假机制﹐以及高
校成为抄袭剽窃者的天堂、南郭先生好混饭、真有才学者受打击等触目惊心的事实……
钱钟书《围城》中的“三闾大学”﹐在当时人的眼中﹐已经是够黑的了﹔而从《透视》一书所披露的事实看﹐简直是黑得令人瞠目结舌、惊心动魄!相比之
下﹐“三闾大学”算是比较好的了。难怪如今有许多人写文章讴歌当年的北大、清华、南开呢。如今的中国﹐还能找到“三闾大学”这样的学校吗?
当然﹐《透视》一书并没有仅仅停留在揭露黑幕上。读者们在惊诧、愤慨之余﹐更可以从中受到深刻的思想启迪。
杨支柱先生给《透视》一书起的正标题是﹕《先有鸡﹐先有蛋?》。这个题目看上去土得掉渣﹐既谈不上“酷”﹐也不那么“爽”﹐但却包含著十分丰富而
深沉的思索﹕究竟是社会环境的腐败堕落造成了教育界的腐败堕落﹐还是腐败堕落的教育界造就了一批腐败堕落的人﹐然后又造成了腐败堕落的社会?这是18世纪
的法国启蒙学者们陷入“二律背反”的一个问题﹐也是20世纪最初20年(辛亥革命前十年和“五四”时期)的中国学者热烈争论的一个问题﹐更是1979?
1989这十年间中国进步思想界深沉思索的一个问题。如今﹐这个问题又被重新提了出来﹐其对于改革社会、改革教育、拯救一个民族堕落的灵魂﹐无论是理论意
义还是实践意义﹐都是不容低估的﹐其实践意义更大于理论意义。
“先有鸡﹐先有蛋?”这个问题只有生物进化史才能说清楚。先改革教育﹐还是先改革社会?这个问题也只有从环境的改造与人的觉醒目的互动关系及其演
进中去加以考察。不过有一点很清楚﹐在归根结底的意义上﹐社会存在毕竟是决定社会意识的﹐“体制不好﹐好人也会变成坏人”(邓小平语)。因此﹐教育界的腐
败堕落﹐首先必须从教育体制本身去找原因。现行教育体制的根本弊病在哪?《透视》一书的多数作者或多或少地触及到症结之所在﹐但似乎总不免带有一点“口欲
言而嗫嚅”的意味﹐惟有学界女杰萧雪慧先生的《大学之魂》一文﹐讲得最为明白透彻。─ 中国学术界的“阴盛阳衰”﹐中国男人的不争气﹐由此亦可见一斑。
从世界教育史上看﹐为什么同样处于市场经济初步发展时期﹐西方的那些著名学府能始终保持其圣洁的学术殿堂的地位﹐而如今的中国高校却不能?萧雪慧
先生认为﹐这其中的根本奥秘在于﹕在西方﹐是上帝的事情归上帝﹐凯撒的事情归凯撒﹐亚里士多德的事情归亚里士多德﹐大学独立﹐学校自治﹔无论是以“上帝”
的名义出现的教会﹐还是国王和警察﹐都无权监督、控制和干涉大学的教学和研究﹐大学是与教会和世俗政权并驾齐驱的三大势力﹔大学的主人是学者﹐大学是追求
真理的自由的民主的机构﹐即使是国王、皇帝、总统也无权任意对大学和学者发号施令。恩格斯曾经指出﹐18?19世纪的德国社会成为臭气熏天的“奥吉亚斯的
牛圈”的时候﹐德国学术界却能成为群星灿烂的一方?土。原因何在?就在于大学自治、学术独立。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萧雪慧先生在文章的最后写道﹕“独立自治、开放、容忍、自由探索、探求真理、禀持理想﹐以及在执守这些传统理念与作为变革前
沿之间保持张力﹐是大学在数世纪中展示出来的形像﹐也是大学之为大学的基本特质。比照这些特质﹐时下中国大学可否从中认出自己?”这个问题问得何等的好
啊!《大学之魂》一文的败笔在于不恰当地片面讴歌了1968年法国特色的“红卫兵之劫”和波及美国大学的“反文化运动”。大学固然要独立﹐但也不可过份自
我膨胀﹐不可在非理性狂热驱使下危及社会的民主法治秩序。与其它权力一样﹐大学的自治权也理应受到社会的监督和人民的监督﹐不可像“后派”一样要求取消一
切社会规范。在这方面﹐徐友渔先生对“后派”的批评是中肯的。
三
现行教育体制的弊病既已找到﹐问题就在于肯不肯推行教育体制的改革了。为了真正贯彻落实“三个代表”思想和“以法治国”的方针﹐为了使我国大学不
再成为培养贪官和奸商的场所﹐为了拯救我们的民族、救一救当今中国的孩子们﹐为了我们民族存亡继绝、继往开来的子孙万世之大业﹐我认为﹐教育体制改革必须
比政治体制改革先行一步。
“改革之难易与私利之多寡成正比例”(严复语)。政治体制改革涉及的利益实在太大﹐弄得不好会引发社会震荡 ─
动乱的根源在于特权者对改革的反抗﹐─
大量的特权者们是缺乏真正贯彻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诚意的。相比之下﹐学官们的私利和特?v较少﹐改革相对容易﹐其对改革的反抗决然掀不起大浪﹐不
会危害社会的稳定。
改革之难易与人民的素质成正比例。如果我们姑且承认我国人民的文化水平不高是政治体制改革应当缓行的理由之一的话﹐那么﹐在教育界﹐尤其是在高等
学校﹐则不存在这样的理由。如今的高校中﹐虽然充斥著形形色色的不三不四的小人﹐但他们的堕落是旧体制造成的。就知识分子的总体而言﹐毕竟良知未尽泯灭﹐
纵然是为争一点小利而蝇营狗?之人﹐也不像经过多年官场历练的政客那样有“笑骂从汝”、“唾面自干”的厚脸皮﹐静夜扪心自问﹐他们也会感到良心受谴责的痛
苦。所以﹐广大的知识分子热切地盼望改革旧体制、建立新的教育体制。以他们的文化教养和素质﹐也必定能够迅速适应新的教育体制﹐迅速形成“独立之人格﹐自
由之思想”﹐迅速廓清中国教育界的腐败堕落的风气﹐使中国大学真正成为弘扬现代人文精神、培养具有平民化的自由人格和对社会负责任的现代公民的场所。
教育体制改革必须先行﹐这是为尚且十分不健全的市场经济准备能够使市场经济体制完善起来的人才的需要﹐是为未来的政治体制改革和法治秩序之建全准备人才的需要﹐更是拯救我们的民族﹐以免使之堕入“集体性腐败”之深渊的紧迫需要。
教育体制改革能够先行﹐从严复、梁启超、到蔡元培、李大钊、陈独秀﹐学术独立、学校自治的思想早已在中国知识分子中深入人心。对于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负责的大仁大义、大智大勇的政治家们﹐自当“顺应时代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让教育体制改革先行一步!
SOURCE﹕WENTI YU ZHUYI
2001-10-31
一
欲知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教育界的状况﹐可读钱钟书先生的《围城》﹔欲知今日中国教育界的状况﹐可读杨支柱先生主编的《先有鸡﹐先有蛋? ─透视中国教育》(以下简称《透视》)。
钱钟书先生的《围城》是小说﹐以“三闾大学”为典型﹐把当时高校黑幕层张、垢污深积的状况揭露得淋漓尽致。据说这“三闾大学”﹐就是抗战时期由北
大、清华、南开三所大学合并而成的西南联合大学。可惜钱先生前几年就已作古﹐无法看到如今中国高校的状况﹐否则﹐如果写出一部新的《围城》来﹐让人们作一
番对比﹐将不知作何感想。
杨支柱先生主编的《透视》﹐不是小说家言﹐而是由一批身在高校的学者撰写的揭露黑幕的文章。他们直接以亲眼可见、亲身经历的事实讲话﹐因而比小说
家言更为有力。如雷颐先生的《教育与社会》一文﹐揭露了高校招生中的“推荐”如何成为权势者子女享受的特权﹐高等学校如何在“教育产业化”的名目下把文凭
买卖合法化。杨支柱先生的《评估、株连与弥天大谎》一文﹐通过对某高校通过教育评估的典型案例﹐揭露了高校如何在为社会培养习惯于株连、监视、告密、行
贿、撒大谎和不择手段的人才﹐萧雪慧先生在《遗忘和偏离的工具》一文中﹐以事实揭露了某些教学内容中的欺骗、撒谎、推行蒙昧主义及其反知识反科学的性质﹔
更在《草坪争夺战及其它》、《校园林木劫》等一列文章中﹐揭露了某些高校官员以权谋私、把教师不当人、权力支配学术、评比成为分赃机制和造假机制﹐以及高
校成为抄袭剽窃者的天堂、南郭先生好混饭、真有才学者受打击等触目惊心的事实……
钱钟书《围城》中的“三闾大学”﹐在当时人的眼中﹐已经是够黑的了﹔而从《透视》一书所披露的事实看﹐简直是黑得令人瞠目结舌、惊心动魄!相比之
下﹐“三闾大学”算是比较好的了。难怪如今有许多人写文章讴歌当年的北大、清华、南开呢。如今的中国﹐还能找到“三闾大学”这样的学校吗?
当然﹐《透视》一书并没有仅仅停留在揭露黑幕上。读者们在惊诧、愤慨之余﹐更可以从中受到深刻的思想启迪。
杨支柱先生给《透视》一书起的正标题是﹕《先有鸡﹐先有蛋?》。这个题目看上去土得掉渣﹐既谈不上“酷”﹐也不那么“爽”﹐但却包含著十分丰富而
深沉的思索﹕究竟是社会环境的腐败堕落造成了教育界的腐败堕落﹐还是腐败堕落的教育界造就了一批腐败堕落的人﹐然后又造成了腐败堕落的社会?这是18世纪
的法国启蒙学者们陷入“二律背反”的一个问题﹐也是20世纪最初20年(辛亥革命前十年和“五四”时期)的中国学者热烈争论的一个问题﹐更是1979?
1989这十年间中国进步思想界深沉思索的一个问题。如今﹐这个问题又被重新提了出来﹐其对于改革社会、改革教育、拯救一个民族堕落的灵魂﹐无论是理论意
义还是实践意义﹐都是不容低估的﹐其实践意义更大于理论意义。
“先有鸡﹐先有蛋?”这个问题只有生物进化史才能说清楚。先改革教育﹐还是先改革社会?这个问题也只有从环境的改造与人的觉醒目的互动关系及其演
进中去加以考察。不过有一点很清楚﹐在归根结底的意义上﹐社会存在毕竟是决定社会意识的﹐“体制不好﹐好人也会变成坏人”(邓小平语)。因此﹐教育界的腐
败堕落﹐首先必须从教育体制本身去找原因。现行教育体制的根本弊病在哪?《透视》一书的多数作者或多或少地触及到症结之所在﹐但似乎总不免带有一点“口欲
言而嗫嚅”的意味﹐惟有学界女杰萧雪慧先生的《大学之魂》一文﹐讲得最为明白透彻。─ 中国学术界的“阴盛阳衰”﹐中国男人的不争气﹐由此亦可见一斑。
从世界教育史上看﹐为什么同样处于市场经济初步发展时期﹐西方的那些著名学府能始终保持其圣洁的学术殿堂的地位﹐而如今的中国高校却不能?萧雪慧
先生认为﹐这其中的根本奥秘在于﹕在西方﹐是上帝的事情归上帝﹐凯撒的事情归凯撒﹐亚里士多德的事情归亚里士多德﹐大学独立﹐学校自治﹔无论是以“上帝”
的名义出现的教会﹐还是国王和警察﹐都无权监督、控制和干涉大学的教学和研究﹐大学是与教会和世俗政权并驾齐驱的三大势力﹔大学的主人是学者﹐大学是追求
真理的自由的民主的机构﹐即使是国王、皇帝、总统也无权任意对大学和学者发号施令。恩格斯曾经指出﹐18?19世纪的德国社会成为臭气熏天的“奥吉亚斯的
牛圈”的时候﹐德国学术界却能成为群星灿烂的一方?土。原因何在?就在于大学自治、学术独立。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萧雪慧先生在文章的最后写道﹕“独立自治、开放、容忍、自由探索、探求真理、禀持理想﹐以及在执守这些传统理念与作为变革前
沿之间保持张力﹐是大学在数世纪中展示出来的形像﹐也是大学之为大学的基本特质。比照这些特质﹐时下中国大学可否从中认出自己?”这个问题问得何等的好
啊!《大学之魂》一文的败笔在于不恰当地片面讴歌了1968年法国特色的“红卫兵之劫”和波及美国大学的“反文化运动”。大学固然要独立﹐但也不可过份自
我膨胀﹐不可在非理性狂热驱使下危及社会的民主法治秩序。与其它权力一样﹐大学的自治权也理应受到社会的监督和人民的监督﹐不可像“后派”一样要求取消一
切社会规范。在这方面﹐徐友渔先生对“后派”的批评是中肯的。
三
现行教育体制的弊病既已找到﹐问题就在于肯不肯推行教育体制的改革了。为了真正贯彻落实“三个代表”思想和“以法治国”的方针﹐为了使我国大学不
再成为培养贪官和奸商的场所﹐为了拯救我们的民族、救一救当今中国的孩子们﹐为了我们民族存亡继绝、继往开来的子孙万世之大业﹐我认为﹐教育体制改革必须
比政治体制改革先行一步。
“改革之难易与私利之多寡成正比例”(严复语)。政治体制改革涉及的利益实在太大﹐弄得不好会引发社会震荡 ─
动乱的根源在于特权者对改革的反抗﹐─
大量的特权者们是缺乏真正贯彻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诚意的。相比之下﹐学官们的私利和特?v较少﹐改革相对容易﹐其对改革的反抗决然掀不起大浪﹐不
会危害社会的稳定。
改革之难易与人民的素质成正比例。如果我们姑且承认我国人民的文化水平不高是政治体制改革应当缓行的理由之一的话﹐那么﹐在教育界﹐尤其是在高等
学校﹐则不存在这样的理由。如今的高校中﹐虽然充斥著形形色色的不三不四的小人﹐但他们的堕落是旧体制造成的。就知识分子的总体而言﹐毕竟良知未尽泯灭﹐
纵然是为争一点小利而蝇营狗?之人﹐也不像经过多年官场历练的政客那样有“笑骂从汝”、“唾面自干”的厚脸皮﹐静夜扪心自问﹐他们也会感到良心受谴责的痛
苦。所以﹐广大的知识分子热切地盼望改革旧体制、建立新的教育体制。以他们的文化教养和素质﹐也必定能够迅速适应新的教育体制﹐迅速形成“独立之人格﹐自
由之思想”﹐迅速廓清中国教育界的腐败堕落的风气﹐使中国大学真正成为弘扬现代人文精神、培养具有平民化的自由人格和对社会负责任的现代公民的场所。
教育体制改革必须先行﹐这是为尚且十分不健全的市场经济准备能够使市场经济体制完善起来的人才的需要﹐是为未来的政治体制改革和法治秩序之建全准备人才的需要﹐更是拯救我们的民族﹐以免使之堕入“集体性腐败”之深渊的紧迫需要。
教育体制改革能够先行﹐从严复、梁启超、到蔡元培、李大钊、陈独秀﹐学术独立、学校自治的思想早已在中国知识分子中深入人心。对于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负责的大仁大义、大智大勇的政治家们﹐自当“顺应时代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让教育体制改革先行一步!
SOURCE﹕WENTI YU ZHUYI
2001-10-31
一
欲知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教育界的状况﹐可读钱钟书先生的《围城》﹔欲知今日中国教育界的状况﹐可读杨支柱先生主编的《先有鸡﹐先有蛋? ─透视中国教育》(以下简称《透视》)。
钱钟书先生的《围城》是小说﹐以“三闾大学”为典型﹐把当时高校黑幕层张、垢污深积的状况揭露得淋漓尽致。据说这“三闾大学”﹐就是抗战时期由北
大、清华、南开三所大学合并而成的西南联合大学。可惜钱先生前几年就已作古﹐无法看到如今中国高校的状况﹐否则﹐如果写出一部新的《围城》来﹐让人们作一
番对比﹐将不知作何感想。
杨支柱先生主编的《透视》﹐不是小说家言﹐而是由一批身在高校的学者撰写的揭露黑幕的文章。他们直接以亲眼可见、亲身经历的事实讲话﹐因而比小说
家言更为有力。如雷颐先生的《教育与社会》一文﹐揭露了高校招生中的“推荐”如何成为权势者子女享受的特权﹐高等学校如何在“教育产业化”的名目下把文凭
买卖合法化。杨支柱先生的《评估、株连与弥天大谎》一文﹐通过对某高校通过教育评估的典型案例﹐揭露了高校如何在为社会培养习惯于株连、监视、告密、行
贿、撒大谎和不择手段的人才﹐萧雪慧先生在《遗忘和偏离的工具》一文中﹐以事实揭露了某些教学内容中的欺骗、撒谎、推行蒙昧主义及其反知识反科学的性质﹔
更在《草坪争夺战及其它》、《校园林木劫》等一列文章中﹐揭露了某些高校官员以权谋私、把教师不当人、权力支配学术、评比成为分赃机制和造假机制﹐以及高
校成为抄袭剽窃者的天堂、南郭先生好混饭、真有才学者受打击等触目惊心的事实……
钱钟书《围城》中的“三闾大学”﹐在当时人的眼中﹐已经是够黑的了﹔而从《透视》一书所披露的事实看﹐简直是黑得令人瞠目结舌、惊心动魄!相比之
下﹐“三闾大学”算是比较好的了。难怪如今有许多人写文章讴歌当年的北大、清华、南开呢。如今的中国﹐还能找到“三闾大学”这样的学校吗?
当然﹐《透视》一书并没有仅仅停留在揭露黑幕上。读者们在惊诧、愤慨之余﹐更可以从中受到深刻的思想启迪。
杨支柱先生给《透视》一书起的正标题是﹕《先有鸡﹐先有蛋?》。这个题目看上去土得掉渣﹐既谈不上“酷”﹐也不那么“爽”﹐但却包含著十分丰富而
深沉的思索﹕究竟是社会环境的腐败堕落造成了教育界的腐败堕落﹐还是腐败堕落的教育界造就了一批腐败堕落的人﹐然后又造成了腐败堕落的社会?这是18世纪
的法国启蒙学者们陷入“二律背反”的一个问题﹐也是20世纪最初20年(辛亥革命前十年和“五四”时期)的中国学者热烈争论的一个问题﹐更是1979?
1989这十年间中国进步思想界深沉思索的一个问题。如今﹐这个问题又被重新提了出来﹐其对于改革社会、改革教育、拯救一个民族堕落的灵魂﹐无论是理论意
义还是实践意义﹐都是不容低估的﹐其实践意义更大于理论意义。
“先有鸡﹐先有蛋?”这个问题只有生物进化史才能说清楚。先改革教育﹐还是先改革社会?这个问题也只有从环境的改造与人的觉醒目的互动关系及其演
进中去加以考察。不过有一点很清楚﹐在归根结底的意义上﹐社会存在毕竟是决定社会意识的﹐“体制不好﹐好人也会变成坏人”(邓小平语)。因此﹐教育界的腐
败堕落﹐首先必须从教育体制本身去找原因。现行教育体制的根本弊病在哪?《透视》一书的多数作者或多或少地触及到症结之所在﹐但似乎总不免带有一点“口欲
言而嗫嚅”的意味﹐惟有学界女杰萧雪慧先生的《大学之魂》一文﹐讲得最为明白透彻。─ 中国学术界的“阴盛阳衰”﹐中国男人的不争气﹐由此亦可见一斑。
从世界教育史上看﹐为什么同样处于市场经济初步发展时期﹐西方的那些著名学府能始终保持其圣洁的学术殿堂的地位﹐而如今的中国高校却不能?萧雪慧
先生认为﹐这其中的根本奥秘在于﹕在西方﹐是上帝的事情归上帝﹐凯撒的事情归凯撒﹐亚里士多德的事情归亚里士多德﹐大学独立﹐学校自治﹔无论是以“上帝”
的名义出现的教会﹐还是国王和警察﹐都无权监督、控制和干涉大学的教学和研究﹐大学是与教会和世俗政权并驾齐驱的三大势力﹔大学的主人是学者﹐大学是追求
真理的自由的民主的机构﹐即使是国王、皇帝、总统也无权任意对大学和学者发号施令。恩格斯曾经指出﹐18?19世纪的德国社会成为臭气熏天的“奥吉亚斯的
牛圈”的时候﹐德国学术界却能成为群星灿烂的一方?土。原因何在?就在于大学自治、学术独立。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萧雪慧先生在文章的最后写道﹕“独立自治、开放、容忍、自由探索、探求真理、禀持理想﹐以及在执守这些传统理念与作为变革前
沿之间保持张力﹐是大学在数世纪中展示出来的形像﹐也是大学之为大学的基本特质。比照这些特质﹐时下中国大学可否从中认出自己?”这个问题问得何等的好
啊!《大学之魂》一文的败笔在于不恰当地片面讴歌了1968年法国特色的“红卫兵之劫”和波及美国大学的“反文化运动”。大学固然要独立﹐但也不可过份自
我膨胀﹐不可在非理性狂热驱使下危及社会的民主法治秩序。与其它权力一样﹐大学的自治权也理应受到社会的监督和人民的监督﹐不可像“后派”一样要求取消一
切社会规范。在这方面﹐徐友渔先生对“后派”的批评是中肯的。
三
现行教育体制的弊病既已找到﹐问题就在于肯不肯推行教育体制的改革了。为了真正贯彻落实“三个代表”思想和“以法治国”的方针﹐为了使我国大学不
再成为培养贪官和奸商的场所﹐为了拯救我们的民族、救一救当今中国的孩子们﹐为了我们民族存亡继绝、继往开来的子孙万世之大业﹐我认为﹐教育体制改革必须
比政治体制改革先行一步。
“改革之难易与私利之多寡成正比例”(严复语)。政治体制改革涉及的利益实在太大﹐弄得不好会引发社会震荡 ─
动乱的根源在于特权者对改革的反抗﹐─
大量的特权者们是缺乏真正贯彻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诚意的。相比之下﹐学官们的私利和特?v较少﹐改革相对容易﹐其对改革的反抗决然掀不起大浪﹐不
会危害社会的稳定。
改革之难易与人民的素质成正比例。如果我们姑且承认我国人民的文化水平不高是政治体制改革应当缓行的理由之一的话﹐那么﹐在教育界﹐尤其是在高等
学校﹐则不存在这样的理由。如今的高校中﹐虽然充斥著形形色色的不三不四的小人﹐但他们的堕落是旧体制造成的。就知识分子的总体而言﹐毕竟良知未尽泯灭﹐
纵然是为争一点小利而蝇营狗?之人﹐也不像经过多年官场历练的政客那样有“笑骂从汝”、“唾面自干”的厚脸皮﹐静夜扪心自问﹐他们也会感到良心受谴责的痛
苦。所以﹐广大的知识分子热切地盼望改革旧体制、建立新的教育体制。以他们的文化教养和素质﹐也必定能够迅速适应新的教育体制﹐迅速形成“独立之人格﹐自
由之思想”﹐迅速廓清中国教育界的腐败堕落的风气﹐使中国大学真正成为弘扬现代人文精神、培养具有平民化的自由人格和对社会负责任的现代公民的场所。
教育体制改革必须先行﹐这是为尚且十分不健全的市场经济准备能够使市场经济体制完善起来的人才的需要﹐是为未来的政治体制改革和法治秩序之建全准备人才的需要﹐更是拯救我们的民族﹐以免使之堕入“集体性腐败”之深渊的紧迫需要。
教育体制改革能够先行﹐从严复、梁启超、到蔡元培、李大钊、陈独秀﹐学术独立、学校自治的思想早已在中国知识分子中深入人心。对于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负责的大仁大义、大智大勇的政治家们﹐自当“顺应时代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让教育体制改革先行一步!
SOURCE﹕WENTI YU ZHUYI
2001-10-31
一
欲知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教育界的状况﹐可读钱钟书先生的《围城》﹔欲知今日中国教育界的状况﹐可读杨支柱先生主编的《先有鸡﹐先有蛋? ─透视中国教育》(以下简称《透视》)。
钱钟书先生的《围城》是小说﹐以“三闾大学”为典型﹐把当时高校黑幕层张、垢污深积的状况揭露得淋漓尽致。据说这“三闾大学”﹐就是抗战时期由北
大、清华、南开三所大学合并而成的西南联合大学。可惜钱先生前几年就已作古﹐无法看到如今中国高校的状况﹐否则﹐如果写出一部新的《围城》来﹐让人们作一
番对比﹐将不知作何感想。
杨支柱先生主编的《透视》﹐不是小说家言﹐而是由一批身在高校的学者撰写的揭露黑幕的文章。他们直接以亲眼可见、亲身经历的事实讲话﹐因而比小说
家言更为有力。如雷颐先生的《教育与社会》一文﹐揭露了高校招生中的“推荐”如何成为权势者子女享受的特权﹐高等学校如何在“教育产业化”的名目下把文凭
买卖合法化。杨支柱先生的《评估、株连与弥天大谎》一文﹐通过对某高校通过教育评估的典型案例﹐揭露了高校如何在为社会培养习惯于株连、监视、告密、行
贿、撒大谎和不择手段的人才﹐萧雪慧先生在《遗忘和偏离的工具》一文中﹐以事实揭露了某些教学内容中的欺骗、撒谎、推行蒙昧主义及其反知识反科学的性质﹔
更在《草坪争夺战及其它》、《校园林木劫》等一列文章中﹐揭露了某些高校官员以权谋私、把教师不当人、权力支配学术、评比成为分赃机制和造假机制﹐以及高
校成为抄袭剽窃者的天堂、南郭先生好混饭、真有才学者受打击等触目惊心的事实……
钱钟书《围城》中的“三闾大学”﹐在当时人的眼中﹐已经是够黑的了﹔而从《透视》一书所披露的事实看﹐简直是黑得令人瞠目结舌、惊心动魄!相比之
下﹐“三闾大学”算是比较好的了。难怪如今有许多人写文章讴歌当年的北大、清华、南开呢。如今的中国﹐还能找到“三闾大学”这样的学校吗?
当然﹐《透视》一书并没有仅仅停留在揭露黑幕上。读者们在惊诧、愤慨之余﹐更可以从中受到深刻的思想启迪。
杨支柱先生给《透视》一书起的正标题是﹕《先有鸡﹐先有蛋?》。这个题目看上去土得掉渣﹐既谈不上“酷”﹐也不那么“爽”﹐但却包含著十分丰富而
深沉的思索﹕究竟是社会环境的腐败堕落造成了教育界的腐败堕落﹐还是腐败堕落的教育界造就了一批腐败堕落的人﹐然后又造成了腐败堕落的社会?这是18世纪
的法国启蒙学者们陷入“二律背反”的一个问题﹐也是20世纪最初20年(辛亥革命前十年和“五四”时期)的中国学者热烈争论的一个问题﹐更是1979?
1989这十年间中国进步思想界深沉思索的一个问题。如今﹐这个问题又被重新提了出来﹐其对于改革社会、改革教育、拯救一个民族堕落的灵魂﹐无论是理论意
义还是实践意义﹐都是不容低估的﹐其实践意义更大于理论意义。
“先有鸡﹐先有蛋?”这个问题只有生物进化史才能说清楚。先改革教育﹐还是先改革社会?这个问题也只有从环境的改造与人的觉醒目的互动关系及其演
进中去加以考察。不过有一点很清楚﹐在归根结底的意义上﹐社会存在毕竟是决定社会意识的﹐“体制不好﹐好人也会变成坏人”(邓小平语)。因此﹐教育界的腐
败堕落﹐首先必须从教育体制本身去找原因。现行教育体制的根本弊病在哪?《透视》一书的多数作者或多或少地触及到症结之所在﹐但似乎总不免带有一点“口欲
言而嗫嚅”的意味﹐惟有学界女杰萧雪慧先生的《大学之魂》一文﹐讲得最为明白透彻。─ 中国学术界的“阴盛阳衰”﹐中国男人的不争气﹐由此亦可见一斑。
从世界教育史上看﹐为什么同样处于市场经济初步发展时期﹐西方的那些著名学府能始终保持其圣洁的学术殿堂的地位﹐而如今的中国高校却不能?萧雪慧
先生认为﹐这其中的根本奥秘在于﹕在西方﹐是上帝的事情归上帝﹐凯撒的事情归凯撒﹐亚里士多德的事情归亚里士多德﹐大学独立﹐学校自治﹔无论是以“上帝”
的名义出现的教会﹐还是国王和警察﹐都无权监督、控制和干涉大学的教学和研究﹐大学是与教会和世俗政权并驾齐驱的三大势力﹔大学的主人是学者﹐大学是追求
真理的自由的民主的机构﹐即使是国王、皇帝、总统也无权任意对大学和学者发号施令。恩格斯曾经指出﹐18?19世纪的德国社会成为臭气熏天的“奥吉亚斯的
牛圈”的时候﹐德国学术界却能成为群星灿烂的一方?土。原因何在?就在于大学自治、学术独立。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萧雪慧先生在文章的最后写道﹕“独立自治、开放、容忍、自由探索、探求真理、禀持理想﹐以及在执守这些传统理念与作为变革前
沿之间保持张力﹐是大学在数世纪中展示出来的形像﹐也是大学之为大学的基本特质。比照这些特质﹐时下中国大学可否从中认出自己?”这个问题问得何等的好
啊!《大学之魂》一文的败笔在于不恰当地片面讴歌了1968年法国特色的“红卫兵之劫”和波及美国大学的“反文化运动”。大学固然要独立﹐但也不可过份自
我膨胀﹐不可在非理性狂热驱使下危及社会的民主法治秩序。与其它权力一样﹐大学的自治权也理应受到社会的监督和人民的监督﹐不可像“后派”一样要求取消一
切社会规范。在这方面﹐徐友渔先生对“后派”的批评是中肯的。
三
现行教育体制的弊病既已找到﹐问题就在于肯不肯推行教育体制的改革了。为了真正贯彻落实“三个代表”思想和“以法治国”的方针﹐为了使我国大学不
再成为培养贪官和奸商的场所﹐为了拯救我们的民族、救一救当今中国的孩子们﹐为了我们民族存亡继绝、继往开来的子孙万世之大业﹐我认为﹐教育体制改革必须
比政治体制改革先行一步。
“改革之难易与私利之多寡成正比例”(严复语)。政治体制改革涉及的利益实在太大﹐弄得不好会引发社会震荡 ─
动乱的根源在于特权者对改革的反抗﹐─
大量的特权者们是缺乏真正贯彻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诚意的。相比之下﹐学官们的私利和特?v较少﹐改革相对容易﹐其对改革的反抗决然掀不起大浪﹐不
会危害社会的稳定。
改革之难易与人民的素质成正比例。如果我们姑且承认我国人民的文化水平不高是政治体制改革应当缓行的理由之一的话﹐那么﹐在教育界﹐尤其是在高等
学校﹐则不存在这样的理由。如今的高校中﹐虽然充斥著形形色色的不三不四的小人﹐但他们的堕落是旧体制造成的。就知识分子的总体而言﹐毕竟良知未尽泯灭﹐
纵然是为争一点小利而蝇营狗?之人﹐也不像经过多年官场历练的政客那样有“笑骂从汝”、“唾面自干”的厚脸皮﹐静夜扪心自问﹐他们也会感到良心受谴责的痛
苦。所以﹐广大的知识分子热切地盼望改革旧体制、建立新的教育体制。以他们的文化教养和素质﹐也必定能够迅速适应新的教育体制﹐迅速形成“独立之人格﹐自
由之思想”﹐迅速廓清中国教育界的腐败堕落的风气﹐使中国大学真正成为弘扬现代人文精神、培养具有平民化的自由人格和对社会负责任的现代公民的场所。
教育体制改革必须先行﹐这是为尚且十分不健全的市场经济准备能够使市场经济体制完善起来的人才的需要﹐是为未来的政治体制改革和法治秩序之建全准备人才的需要﹐更是拯救我们的民族﹐以免使之堕入“集体性腐败”之深渊的紧迫需要。
教育体制改革能够先行﹐从严复、梁启超、到蔡元培、李大钊、陈独秀﹐学术独立、学校自治的思想早已在中国知识分子中深入人心。对于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负责的大仁大义、大智大勇的政治家们﹐自当“顺应时代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让教育体制改革先行一步!
SOURCE﹕WENTI YU ZHUYI
2001-10-31
一
欲知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教育界的状况﹐可读钱钟书先生的《围城》﹔欲知今日中国教育界的状况﹐可读杨支柱先生主编的《先有鸡﹐先有蛋? ─透视中国教育》(以下简称《透视》)。
钱钟书先生的《围城》是小说﹐以“三闾大学”为典型﹐把当时高校黑幕层张、垢污深积的状况揭露得淋漓尽致。据说这“三闾大学”﹐就是抗战时期由北
大、清华、南开三所大学合并而成的西南联合大学。可惜钱先生前几年就已作古﹐无法看到如今中国高校的状况﹐否则﹐如果写出一部新的《围城》来﹐让人们作一
番对比﹐将不知作何感想。
杨支柱先生主编的《透视》﹐不是小说家言﹐而是由一批身在高校的学者撰写的揭露黑幕的文章。他们直接以亲眼可见、亲身经历的事实讲话﹐因而比小说
家言更为有力。如雷颐先生的《教育与社会》一文﹐揭露了高校招生中的“推荐”如何成为权势者子女享受的特权﹐高等学校如何在“教育产业化”的名目下把文凭
买卖合法化。杨支柱先生的《评估、株连与弥天大谎》一文﹐通过对某高校通过教育评估的典型案例﹐揭露了高校如何在为社会培养习惯于株连、监视、告密、行
贿、撒大谎和不择手段的人才﹐萧雪慧先生在《遗忘和偏离的工具》一文中﹐以事实揭露了某些教学内容中的欺骗、撒谎、推行蒙昧主义及其反知识反科学的性质﹔
更在《草坪争夺战及其它》、《校园林木劫》等一列文章中﹐揭露了某些高校官员以权谋私、把教师不当人、权力支配学术、评比成为分赃机制和造假机制﹐以及高
校成为抄袭剽窃者的天堂、南郭先生好混饭、真有才学者受打击等触目惊心的事实……
钱钟书《围城》中的“三闾大学”﹐在当时人的眼中﹐已经是够黑的了﹔而从《透视》一书所披露的事实看﹐简直是黑得令人瞠目结舌、惊心动魄!相比之
下﹐“三闾大学”算是比较好的了。难怪如今有许多人写文章讴歌当年的北大、清华、南开呢。如今的中国﹐还能找到“三闾大学”这样的学校吗?
当然﹐《透视》一书并没有仅仅停留在揭露黑幕上。读者们在惊诧、愤慨之余﹐更可以从中受到深刻的思想启迪。
杨支柱先生给《透视》一书起的正标题是﹕《先有鸡﹐先有蛋?》。这个题目看上去土得掉渣﹐既谈不上“酷”﹐也不那么“爽”﹐但却包含著十分丰富而
深沉的思索﹕究竟是社会环境的腐败堕落造成了教育界的腐败堕落﹐还是腐败堕落的教育界造就了一批腐败堕落的人﹐然后又造成了腐败堕落的社会?这是18世纪
的法国启蒙学者们陷入“二律背反”的一个问题﹐也是20世纪最初20年(辛亥革命前十年和“五四”时期)的中国学者热烈争论的一个问题﹐更是1979?
1989这十年间中国进步思想界深沉思索的一个问题。如今﹐这个问题又被重新提了出来﹐其对于改革社会、改革教育、拯救一个民族堕落的灵魂﹐无论是理论意
义还是实践意义﹐都是不容低估的﹐其实践意义更大于理论意义。
“先有鸡﹐先有蛋?”这个问题只有生物进化史才能说清楚。先改革教育﹐还是先改革社会?这个问题也只有从环境的改造与人的觉醒目的互动关系及其演
进中去加以考察。不过有一点很清楚﹐在归根结底的意义上﹐社会存在毕竟是决定社会意识的﹐“体制不好﹐好人也会变成坏人”(邓小平语)。因此﹐教育界的腐
败堕落﹐首先必须从教育体制本身去找原因。现行教育体制的根本弊病在哪?《透视》一书的多数作者或多或少地触及到症结之所在﹐但似乎总不免带有一点“口欲
言而嗫嚅”的意味﹐惟有学界女杰萧雪慧先生的《大学之魂》一文﹐讲得最为明白透彻。─ 中国学术界的“阴盛阳衰”﹐中国男人的不争气﹐由此亦可见一斑。
从世界教育史上看﹐为什么同样处于市场经济初步发展时期﹐西方的那些著名学府能始终保持其圣洁的学术殿堂的地位﹐而如今的中国高校却不能?萧雪慧
先生认为﹐这其中的根本奥秘在于﹕在西方﹐是上帝的事情归上帝﹐凯撒的事情归凯撒﹐亚里士多德的事情归亚里士多德﹐大学独立﹐学校自治﹔无论是以“上帝”
的名义出现的教会﹐还是国王和警察﹐都无权监督、控制和干涉大学的教学和研究﹐大学是与教会和世俗政权并驾齐驱的三大势力﹔大学的主人是学者﹐大学是追求
真理的自由的民主的机构﹐即使是国王、皇帝、总统也无权任意对大学和学者发号施令。恩格斯曾经指出﹐18?19世纪的德国社会成为臭气熏天的“奥吉亚斯的
牛圈”的时候﹐德国学术界却能成为群星灿烂的一方?土。原因何在?就在于大学自治、学术独立。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萧雪慧先生在文章的最后写道﹕“独立自治、开放、容忍、自由探索、探求真理、禀持理想﹐以及在执守这些传统理念与作为变革前
沿之间保持张力﹐是大学在数世纪中展示出来的形像﹐也是大学之为大学的基本特质。比照这些特质﹐时下中国大学可否从中认出自己?”这个问题问得何等的好
啊!《大学之魂》一文的败笔在于不恰当地片面讴歌了1968年法国特色的“红卫兵之劫”和波及美国大学的“反文化运动”。大学固然要独立﹐但也不可过份自
我膨胀﹐不可在非理性狂热驱使下危及社会的民主法治秩序。与其它权力一样﹐大学的自治权也理应受到社会的监督和人民的监督﹐不可像“后派”一样要求取消一
切社会规范。在这方面﹐徐友渔先生对“后派”的批评是中肯的。
三
现行教育体制的弊病既已找到﹐问题就在于肯不肯推行教育体制的改革了。为了真正贯彻落实“三个代表”思想和“以法治国”的方针﹐为了使我国大学不
再成为培养贪官和奸商的场所﹐为了拯救我们的民族、救一救当今中国的孩子们﹐为了我们民族存亡继绝、继往开来的子孙万世之大业﹐我认为﹐教育体制改革必须
比政治体制改革先行一步。
“改革之难易与私利之多寡成正比例”(严复语)。政治体制改革涉及的利益实在太大﹐弄得不好会引发社会震荡 ─
动乱的根源在于特权者对改革的反抗﹐─
大量的特权者们是缺乏真正贯彻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诚意的。相比之下﹐学官们的私利和特?v较少﹐改革相对容易﹐其对改革的反抗决然掀不起大浪﹐不
会危害社会的稳定。
改革之难易与人民的素质成正比例。如果我们姑且承认我国人民的文化水平不高是政治体制改革应当缓行的理由之一的话﹐那么﹐在教育界﹐尤其是在高等
学校﹐则不存在这样的理由。如今的高校中﹐虽然充斥著形形色色的不三不四的小人﹐但他们的堕落是旧体制造成的。就知识分子的总体而言﹐毕竟良知未尽泯灭﹐
纵然是为争一点小利而蝇营狗?之人﹐也不像经过多年官场历练的政客那样有“笑骂从汝”、“唾面自干”的厚脸皮﹐静夜扪心自问﹐他们也会感到良心受谴责的痛
苦。所以﹐广大的知识分子热切地盼望改革旧体制、建立新的教育体制。以他们的文化教养和素质﹐也必定能够迅速适应新的教育体制﹐迅速形成“独立之人格﹐自
由之思想”﹐迅速廓清中国教育界的腐败堕落的风气﹐使中国大学真正成为弘扬现代人文精神、培养具有平民化的自由人格和对社会负责任的现代公民的场所。
教育体制改革必须先行﹐这是为尚且十分不健全的市场经济准备能够使市场经济体制完善起来的人才的需要﹐是为未来的政治体制改革和法治秩序之建全准备人才的需要﹐更是拯救我们的民族﹐以免使之堕入“集体性腐败”之深渊的紧迫需要。
教育体制改革能够先行﹐从严复、梁启超、到蔡元培、李大钊、陈独秀﹐学术独立、学校自治的思想早已在中国知识分子中深入人心。对于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负责的大仁大义、大智大勇的政治家们﹐自当“顺应时代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让教育体制改革先行一步!
SOURCE﹕WENTI YU ZHUYI
2001-1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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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胡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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