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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捕前后以及荒唐的庭审狱中纪事之三
陶君 (广东)



没有什么比失去人身自由更让人刻骨铭心的,惊惧、惶恐、失重、亢奋、无助
 

没有什么比失去人身自由更让人刻骨铭心的,尽管在中国别的自由没有多少,但人身自由毕竟还是有一些的,可以做自己的事情,尽管有暂住证这种东西,但只有想想想办法,花点钱还是可以获得像样的人身自由。若是突然间失去了人身自由,人所有的感觉和习惯都被打破,处于一种特殊的精神状态,惊惧、惶恐、失重、亢奋、无助,这种精神状态很难用语言去表达,只有切身经历才能体会。人身自由作为人的终极自由是最为宝贵的,为了人身自由,我们应不惜一切代价去捍卫她,生命往往在这种时候显得非常渺小。
 
这个画面深深的刻在脑海中,也许几辈子也抹不去,时间是 2004年 4月17 日,下午,天空灰朦朦的,人也觉得闷得慌,感觉一场暴雨就要来临,在蛇口车站,三辆警车停在我的跟前,下来几名警察,"你是陶君吗?请跟我们协助调查一个案子",他们没有出示任何证件,当作我儿子的面,将我带走,而我儿子使劲拉着我的手,不让带走我,儿子当时只有六岁。几年后,我去探视孩子的时候曾问起过,孩子说仍然记得那个场景,我忍不住还是流泪了。
 
我表现的并不急躁,因为跟警察打过太多次交道了,从心理上从不畏惧,自从 1989年开始,我就不断地与警察周旋,被审讯、被关押、被监视让我常有所得,自认为有点经验。但这次不同,因为我中途倒了三次车,而且还到了深圳科技园一家公司呆了很长时间,警车就停在我的跟前,看来我是被跟踪了。后来我才了解到他们的运用手机定位跟踪,由深圳公安局九处执行(九处就是通讯处 ),当然我电话也被监听了很久。我被带上警车,没有戴手铐,当时感觉问题不是太大,之前我就职的公司就接到几次公安局的电话,不久公司就解雇了我,这个时候,我曾收到一份匿名邮件,通知我已经被通缉,并要我躲一躲,我当时并没有在意。我没有料到这一次是来真的啦,早有预谋。(作者按: 2006年 10月 22日,在我身上又发生同样的事情,广东当局(公安部门)跑到公司找到公司老板,出具我的上网记录,我的"反动"文章,以及我坐牢的经历,公司老板当天就来到顺德找我,当即把我解雇,并告诉我我他也是迫不得以,我是公司的总经理,我用了几个月时间就取得了公司成立六年来的最佳业绩,并增长了一年,没理由抄我鱿鱼的。为了防止当年的事情再次出现,我就出逃了,直到现在,我不知道将来会是怎样,或许有一天我还会坐牢,但我会尽量避免。)
 
当时在车上,警察就卸下了我的手机和呼机,我问为什么要抓我,他们只是说到时候我就知道了,但也透露了一点:"你可以写小说啊,为什么要写评论文章呢?",别的我什么也没问出来,路上花了两个多时候,才到了深圳龙华派出所,没多久,他们就带我到我的住所,没有出示任何证件,就开始抄家,把家里翻了一个底朝天,结果还是搬走了我的电脑,甚至连电源插座都拿走了,还搜走了我的诗歌手稿,还有一些笔记本。当然抄家的时候不忘记摄像,几乎拍了整个过程,尤其是对我的文章手稿进行详细拍摄。
 
回到派出所,讯问过程非常漫长,前后有几个人问的问题是一样的,讯问一直到晚上 12点多。结束之后,我就被关进羁押室,羁押室只有 5、 6个平米,阴暗潮湿,臭气熏天,房间就一个大通铺,上面有两张破被子,散发着臊味,也不知道多少人盖过,我与两个偷摩托车的嫌疑犯关在一起。我进去后开始开动脑筋想这个案子会怎么样,会不会释放我,人到这种时候总有一种求生的欲望。我当时认为问题不大,这是我最大的忽视,也许认为自己没犯什么大错误吧,晚上没有睡着,第二天一整天没有吃饭,根本就没心情吃。既没筷子、也没有勺子,饭盒里只有一点饭,几片菜叶,只能用手扒饭吃,结果还被别的嫌疑犯给抢去吃了。晚上的时候我又被拉出去讯问,还是同样的问题,就是网站的内容、文章、以及经过。 2001年 4月 19日上午,羁押室的门开了,我被叫出去,办理手续,还交 65块钱住宿和伙食费,真的可笑,连被限制自由了还要交钱,我想假如我被黑社会绑架了,离开的时候,也不会要求交食宿费的吧。出门的时候我被戴上手铐,这是我第一次戴手铐,手铐很凉,铐得很紧,我坐上车,最后被带到深圳福田看守所。
 
进看守所的第一件事是检查一下身体,看有没有病,然后脱衣服,换囚服,我被安排在东 03仓,进仓后,"仓头"就勒令我脱衣服,我差点跟他吵起来,后来还是脱了衣服,衣服刚脱好,就是一瓢冷水,一种战栗传遍全身,四月的天气虽然不算冷,但水的确很刺骨,看守所的水来自地下,非常寒冷,自从冷水泼身之后,在未来的几年中,我就一直用冷水洗澡,只有冷水,连大年三十也得用冷水。
 
深圳福田看守所的劳动实在是让我感到恐惧,一天要劳动十二个小时,整天坐在床板上,一天下来,人都散架了,几天之后,我的腰就不行了,直不起来,幸好一个多月之后,我就转去深圳一所,回想起来,福田看守所简直就是地狱。
 
在福田看看守所我总共被提审了八次,很密集。因为被关在狭小的监仓里时间太久,看不到阳光,人变得很忧郁,每次被拉出去的时候,我都要流泪,阳光真是太有魅力了。提审的内容变化不大,提审的警察倒是变化不小,开始是深圳宝安公安分局的(名字叫帅小东,政保科),后来是福田公安分局的,最后是深圳市局一处(政保处),经常来的人姓郑,年纪较大。他们讯问的内容有网站的、有关于"六四"时我的表现的,印象最深的提审是问一个红色的本子,警察用威胁的口吻,甚至要动刑来使我招供,我的确不知道他们所说的红色的本子是什么,他们也没有得到什么结果。最后一次我记得,我十个手指被打上手印,是黑色的,才结了案,结案后我就被转到深圳第一看守所。下一步就是检察院的事情了,检察官叫高彤,只来了一次,只是简单的问一些问题。 2001年 7月 16日我被正式起诉。
 
我转到深圳第一看守所,被安排在 209仓,里面关有将近三十个人,其中有四个人脚戴铁镣,他们已经被判处死刑了,随时被拉出去枪毙,与死刑犯关在一起,心里有点紧张,后来才知道整个仓的犯人其中有一大半可能会被判处死刑,这里关押的都是重型犯。死刑犯的心理都很敏感和脆弱,稍不如意就会有事发生,所以深圳第一看守所很少有劳动。我亲历过一个死刑犯用圆珠笔把一个嫌疑犯的眼睛戳得流血;还有一个死刑犯晚上抓住一个嫌疑犯的下身不放,惨叫声持续了很久,直到管教来了,才放手。
 
2001 年8月 10日,这一天很平凡,我进看守所快四个月了,这四个月我与外界完全中断,处于全封闭状态,看守所禁止我通信,但普通犯人即使是杀人犯都可以写信。四个月来,我没有律师,没有得到家人的任何消息,我对外面的情况一无所知,家人也同样不知道我的信息。早上八点多钟,我被叫了出去,跟十几个人一道,用手铐互相铐在一起,坐上囚车,就去了法院。我一个人在法院的羁押室里等了一个多小时,别的嫌疑犯都去开庭了,大概到了 10点多法警才带我去法庭,法庭很小,也许是中院最小的法庭,两名法官 (应该是单数才合法的 )、两名检察官高高的坐在上面,一名书记员,一名监督员,门外有一个法警,就这么多人,没有任何律师和辩护人,开庭时没有通知我的家人,竟然称做公开审判,真是讽刺。首先是法官宣布开庭,然后是法庭调查阶段,检察官宣读起诉书,接着法官问了我一些基本情况,如姓名、年龄等等,下一个阶段法庭辩护,检察官说了很多,说我违反 2000年 12月全国人大颁布的关于互联网的规定,剩下的大部分是关于我"六四"时的表现,由安徽警方提供的资料,"积极参加学生组织,并是三人领导成员之一,一直作为国家政治重点,不悔改,要求从重处罚",法官要我辩护,我没说太多话,因为我知道这个案子我说什么也没用,我曾听他们说了这个案子是上面定的。我只说了" 1989年的案子已经过去 12年了,我早被结案了,今天到底是审我 6.4的问题,还是现在的案子?",检察官和法官也没有回答我,法官就宣布休庭,择日宣判。这个庭审前后时间非常短,一个小时左右,我出来的时候,别的案子还没结束,我在羁押室又等了一个多小时。
 

2007-1-10  广州
 
 



没有什么比失去人身自由更让人刻骨铭心的,惊惧、惶恐、失重、亢奋、无助
 

没有什么比失去人身自由更让人刻骨铭心的,尽管在中国别的自由没有多少,但人身自由毕竟还是有一些的,可以做自己的事情,尽管有暂住证这种东西,但只有想想想办法,花点钱还是可以获得像样的人身自由。若是突然间失去了人身自由,人所有的感觉和习惯都被打破,处于一种特殊的精神状态,惊惧、惶恐、失重、亢奋、无助,这种精神状态很难用语言去表达,只有切身经历才能体会。人身自由作为人的终极自由是最为宝贵的,为了人身自由,我们应不惜一切代价去捍卫她,生命往往在这种时候显得非常渺小。
 
这个画面深深的刻在脑海中,也许几辈子也抹不去,时间是 2004年 4月17 日,下午,天空灰朦朦的,人也觉得闷得慌,感觉一场暴雨就要来临,在蛇口车站,三辆警车停在我的跟前,下来几名警察,"你是陶君吗?请跟我们协助调查一个案子",他们没有出示任何证件,当作我儿子的面,将我带走,而我儿子使劲拉着我的手,不让带走我,儿子当时只有六岁。几年后,我去探视孩子的时候曾问起过,孩子说仍然记得那个场景,我忍不住还是流泪了。
 
我表现的并不急躁,因为跟警察打过太多次交道了,从心理上从不畏惧,自从 1989年开始,我就不断地与警察周旋,被审讯、被关押、被监视让我常有所得,自认为有点经验。但这次不同,因为我中途倒了三次车,而且还到了深圳科技园一家公司呆了很长时间,警车就停在我的跟前,看来我是被跟踪了。后来我才了解到他们的运用手机定位跟踪,由深圳公安局九处执行(九处就是通讯处 ),当然我电话也被监听了很久。我被带上警车,没有戴手铐,当时感觉问题不是太大,之前我就职的公司就接到几次公安局的电话,不久公司就解雇了我,这个时候,我曾收到一份匿名邮件,通知我已经被通缉,并要我躲一躲,我当时并没有在意。我没有料到这一次是来真的啦,早有预谋。(作者按: 2006年 10月 22日,在我身上又发生同样的事情,广东当局(公安部门)跑到公司找到公司老板,出具我的上网记录,我的"反动"文章,以及我坐牢的经历,公司老板当天就来到顺德找我,当即把我解雇,并告诉我我他也是迫不得以,我是公司的总经理,我用了几个月时间就取得了公司成立六年来的最佳业绩,并增长了一年,没理由抄我鱿鱼的。为了防止当年的事情再次出现,我就出逃了,直到现在,我不知道将来会是怎样,或许有一天我还会坐牢,但我会尽量避免。)
 
当时在车上,警察就卸下了我的手机和呼机,我问为什么要抓我,他们只是说到时候我就知道了,但也透露了一点:"你可以写小说啊,为什么要写评论文章呢?",别的我什么也没问出来,路上花了两个多时候,才到了深圳龙华派出所,没多久,他们就带我到我的住所,没有出示任何证件,就开始抄家,把家里翻了一个底朝天,结果还是搬走了我的电脑,甚至连电源插座都拿走了,还搜走了我的诗歌手稿,还有一些笔记本。当然抄家的时候不忘记摄像,几乎拍了整个过程,尤其是对我的文章手稿进行详细拍摄。
 
回到派出所,讯问过程非常漫长,前后有几个人问的问题是一样的,讯问一直到晚上 12点多。结束之后,我就被关进羁押室,羁押室只有 5、 6个平米,阴暗潮湿,臭气熏天,房间就一个大通铺,上面有两张破被子,散发着臊味,也不知道多少人盖过,我与两个偷摩托车的嫌疑犯关在一起。我进去后开始开动脑筋想这个案子会怎么样,会不会释放我,人到这种时候总有一种求生的欲望。我当时认为问题不大,这是我最大的忽视,也许认为自己没犯什么大错误吧,晚上没有睡着,第二天一整天没有吃饭,根本就没心情吃。既没筷子、也没有勺子,饭盒里只有一点饭,几片菜叶,只能用手扒饭吃,结果还被别的嫌疑犯给抢去吃了。晚上的时候我又被拉出去讯问,还是同样的问题,就是网站的内容、文章、以及经过。 2001年 4月 19日上午,羁押室的门开了,我被叫出去,办理手续,还交 65块钱住宿和伙食费,真的可笑,连被限制自由了还要交钱,我想假如我被黑社会绑架了,离开的时候,也不会要求交食宿费的吧。出门的时候我被戴上手铐,这是我第一次戴手铐,手铐很凉,铐得很紧,我坐上车,最后被带到深圳福田看守所。
 
进看守所的第一件事是检查一下身体,看有没有病,然后脱衣服,换囚服,我被安排在东 03仓,进仓后,"仓头"就勒令我脱衣服,我差点跟他吵起来,后来还是脱了衣服,衣服刚脱好,就是一瓢冷水,一种战栗传遍全身,四月的天气虽然不算冷,但水的确很刺骨,看守所的水来自地下,非常寒冷,自从冷水泼身之后,在未来的几年中,我就一直用冷水洗澡,只有冷水,连大年三十也得用冷水。
 
深圳福田看守所的劳动实在是让我感到恐惧,一天要劳动十二个小时,整天坐在床板上,一天下来,人都散架了,几天之后,我的腰就不行了,直不起来,幸好一个多月之后,我就转去深圳一所,回想起来,福田看守所简直就是地狱。
 
在福田看看守所我总共被提审了八次,很密集。因为被关在狭小的监仓里时间太久,看不到阳光,人变得很忧郁,每次被拉出去的时候,我都要流泪,阳光真是太有魅力了。提审的内容变化不大,提审的警察倒是变化不小,开始是深圳宝安公安分局的(名字叫帅小东,政保科),后来是福田公安分局的,最后是深圳市局一处(政保处),经常来的人姓郑,年纪较大。他们讯问的内容有网站的、有关于"六四"时我的表现的,印象最深的提审是问一个红色的本子,警察用威胁的口吻,甚至要动刑来使我招供,我的确不知道他们所说的红色的本子是什么,他们也没有得到什么结果。最后一次我记得,我十个手指被打上手印,是黑色的,才结了案,结案后我就被转到深圳第一看守所。下一步就是检察院的事情了,检察官叫高彤,只来了一次,只是简单的问一些问题。 2001年 7月 16日我被正式起诉。
 
我转到深圳第一看守所,被安排在 209仓,里面关有将近三十个人,其中有四个人脚戴铁镣,他们已经被判处死刑了,随时被拉出去枪毙,与死刑犯关在一起,心里有点紧张,后来才知道整个仓的犯人其中有一大半可能会被判处死刑,这里关押的都是重型犯。死刑犯的心理都很敏感和脆弱,稍不如意就会有事发生,所以深圳第一看守所很少有劳动。我亲历过一个死刑犯用圆珠笔把一个嫌疑犯的眼睛戳得流血;还有一个死刑犯晚上抓住一个嫌疑犯的下身不放,惨叫声持续了很久,直到管教来了,才放手。
 
2001 年8月 10日,这一天很平凡,我进看守所快四个月了,这四个月我与外界完全中断,处于全封闭状态,看守所禁止我通信,但普通犯人即使是杀人犯都可以写信。四个月来,我没有律师,没有得到家人的任何消息,我对外面的情况一无所知,家人也同样不知道我的信息。早上八点多钟,我被叫了出去,跟十几个人一道,用手铐互相铐在一起,坐上囚车,就去了法院。我一个人在法院的羁押室里等了一个多小时,别的嫌疑犯都去开庭了,大概到了 10点多法警才带我去法庭,法庭很小,也许是中院最小的法庭,两名法官 (应该是单数才合法的 )、两名检察官高高的坐在上面,一名书记员,一名监督员,门外有一个法警,就这么多人,没有任何律师和辩护人,开庭时没有通知我的家人,竟然称做公开审判,真是讽刺。首先是法官宣布开庭,然后是法庭调查阶段,检察官宣读起诉书,接着法官问了我一些基本情况,如姓名、年龄等等,下一个阶段法庭辩护,检察官说了很多,说我违反 2000年 12月全国人大颁布的关于互联网的规定,剩下的大部分是关于我"六四"时的表现,由安徽警方提供的资料,"积极参加学生组织,并是三人领导成员之一,一直作为国家政治重点,不悔改,要求从重处罚",法官要我辩护,我没说太多话,因为我知道这个案子我说什么也没用,我曾听他们说了这个案子是上面定的。我只说了" 1989年的案子已经过去 12年了,我早被结案了,今天到底是审我 6.4的问题,还是现在的案子?",检察官和法官也没有回答我,法官就宣布休庭,择日宣判。这个庭审前后时间非常短,一个小时左右,我出来的时候,别的案子还没结束,我在羁押室又等了一个多小时。
 

2007-1-10  广州
 
 



没有什么比失去人身自由更让人刻骨铭心的,惊惧、惶恐、失重、亢奋、无助
 

没有什么比失去人身自由更让人刻骨铭心的,尽管在中国别的自由没有多少,但人身自由毕竟还是有一些的,可以做自己的事情,尽管有暂住证这种东西,但只有想想想办法,花点钱还是可以获得像样的人身自由。若是突然间失去了人身自由,人所有的感觉和习惯都被打破,处于一种特殊的精神状态,惊惧、惶恐、失重、亢奋、无助,这种精神状态很难用语言去表达,只有切身经历才能体会。人身自由作为人的终极自由是最为宝贵的,为了人身自由,我们应不惜一切代价去捍卫她,生命往往在这种时候显得非常渺小。
 
这个画面深深的刻在脑海中,也许几辈子也抹不去,时间是 2004年 4月17 日,下午,天空灰朦朦的,人也觉得闷得慌,感觉一场暴雨就要来临,在蛇口车站,三辆警车停在我的跟前,下来几名警察,"你是陶君吗?请跟我们协助调查一个案子",他们没有出示任何证件,当作我儿子的面,将我带走,而我儿子使劲拉着我的手,不让带走我,儿子当时只有六岁。几年后,我去探视孩子的时候曾问起过,孩子说仍然记得那个场景,我忍不住还是流泪了。
 
我表现的并不急躁,因为跟警察打过太多次交道了,从心理上从不畏惧,自从 1989年开始,我就不断地与警察周旋,被审讯、被关押、被监视让我常有所得,自认为有点经验。但这次不同,因为我中途倒了三次车,而且还到了深圳科技园一家公司呆了很长时间,警车就停在我的跟前,看来我是被跟踪了。后来我才了解到他们的运用手机定位跟踪,由深圳公安局九处执行(九处就是通讯处 ),当然我电话也被监听了很久。我被带上警车,没有戴手铐,当时感觉问题不是太大,之前我就职的公司就接到几次公安局的电话,不久公司就解雇了我,这个时候,我曾收到一份匿名邮件,通知我已经被通缉,并要我躲一躲,我当时并没有在意。我没有料到这一次是来真的啦,早有预谋。(作者按: 2006年 10月 22日,在我身上又发生同样的事情,广东当局(公安部门)跑到公司找到公司老板,出具我的上网记录,我的"反动"文章,以及我坐牢的经历,公司老板当天就来到顺德找我,当即把我解雇,并告诉我我他也是迫不得以,我是公司的总经理,我用了几个月时间就取得了公司成立六年来的最佳业绩,并增长了一年,没理由抄我鱿鱼的。为了防止当年的事情再次出现,我就出逃了,直到现在,我不知道将来会是怎样,或许有一天我还会坐牢,但我会尽量避免。)
 
当时在车上,警察就卸下了我的手机和呼机,我问为什么要抓我,他们只是说到时候我就知道了,但也透露了一点:"你可以写小说啊,为什么要写评论文章呢?",别的我什么也没问出来,路上花了两个多时候,才到了深圳龙华派出所,没多久,他们就带我到我的住所,没有出示任何证件,就开始抄家,把家里翻了一个底朝天,结果还是搬走了我的电脑,甚至连电源插座都拿走了,还搜走了我的诗歌手稿,还有一些笔记本。当然抄家的时候不忘记摄像,几乎拍了整个过程,尤其是对我的文章手稿进行详细拍摄。
 
回到派出所,讯问过程非常漫长,前后有几个人问的问题是一样的,讯问一直到晚上 12点多。结束之后,我就被关进羁押室,羁押室只有 5、 6个平米,阴暗潮湿,臭气熏天,房间就一个大通铺,上面有两张破被子,散发着臊味,也不知道多少人盖过,我与两个偷摩托车的嫌疑犯关在一起。我进去后开始开动脑筋想这个案子会怎么样,会不会释放我,人到这种时候总有一种求生的欲望。我当时认为问题不大,这是我最大的忽视,也许认为自己没犯什么大错误吧,晚上没有睡着,第二天一整天没有吃饭,根本就没心情吃。既没筷子、也没有勺子,饭盒里只有一点饭,几片菜叶,只能用手扒饭吃,结果还被别的嫌疑犯给抢去吃了。晚上的时候我又被拉出去讯问,还是同样的问题,就是网站的内容、文章、以及经过。 2001年 4月 19日上午,羁押室的门开了,我被叫出去,办理手续,还交 65块钱住宿和伙食费,真的可笑,连被限制自由了还要交钱,我想假如我被黑社会绑架了,离开的时候,也不会要求交食宿费的吧。出门的时候我被戴上手铐,这是我第一次戴手铐,手铐很凉,铐得很紧,我坐上车,最后被带到深圳福田看守所。
 
进看守所的第一件事是检查一下身体,看有没有病,然后脱衣服,换囚服,我被安排在东 03仓,进仓后,"仓头"就勒令我脱衣服,我差点跟他吵起来,后来还是脱了衣服,衣服刚脱好,就是一瓢冷水,一种战栗传遍全身,四月的天气虽然不算冷,但水的确很刺骨,看守所的水来自地下,非常寒冷,自从冷水泼身之后,在未来的几年中,我就一直用冷水洗澡,只有冷水,连大年三十也得用冷水。
 
深圳福田看守所的劳动实在是让我感到恐惧,一天要劳动十二个小时,整天坐在床板上,一天下来,人都散架了,几天之后,我的腰就不行了,直不起来,幸好一个多月之后,我就转去深圳一所,回想起来,福田看守所简直就是地狱。
 
在福田看看守所我总共被提审了八次,很密集。因为被关在狭小的监仓里时间太久,看不到阳光,人变得很忧郁,每次被拉出去的时候,我都要流泪,阳光真是太有魅力了。提审的内容变化不大,提审的警察倒是变化不小,开始是深圳宝安公安分局的(名字叫帅小东,政保科),后来是福田公安分局的,最后是深圳市局一处(政保处),经常来的人姓郑,年纪较大。他们讯问的内容有网站的、有关于"六四"时我的表现的,印象最深的提审是问一个红色的本子,警察用威胁的口吻,甚至要动刑来使我招供,我的确不知道他们所说的红色的本子是什么,他们也没有得到什么结果。最后一次我记得,我十个手指被打上手印,是黑色的,才结了案,结案后我就被转到深圳第一看守所。下一步就是检察院的事情了,检察官叫高彤,只来了一次,只是简单的问一些问题。 2001年 7月 16日我被正式起诉。
 
我转到深圳第一看守所,被安排在 209仓,里面关有将近三十个人,其中有四个人脚戴铁镣,他们已经被判处死刑了,随时被拉出去枪毙,与死刑犯关在一起,心里有点紧张,后来才知道整个仓的犯人其中有一大半可能会被判处死刑,这里关押的都是重型犯。死刑犯的心理都很敏感和脆弱,稍不如意就会有事发生,所以深圳第一看守所很少有劳动。我亲历过一个死刑犯用圆珠笔把一个嫌疑犯的眼睛戳得流血;还有一个死刑犯晚上抓住一个嫌疑犯的下身不放,惨叫声持续了很久,直到管教来了,才放手。
 
2001 年8月 10日,这一天很平凡,我进看守所快四个月了,这四个月我与外界完全中断,处于全封闭状态,看守所禁止我通信,但普通犯人即使是杀人犯都可以写信。四个月来,我没有律师,没有得到家人的任何消息,我对外面的情况一无所知,家人也同样不知道我的信息。早上八点多钟,我被叫了出去,跟十几个人一道,用手铐互相铐在一起,坐上囚车,就去了法院。我一个人在法院的羁押室里等了一个多小时,别的嫌疑犯都去开庭了,大概到了 10点多法警才带我去法庭,法庭很小,也许是中院最小的法庭,两名法官 (应该是单数才合法的 )、两名检察官高高的坐在上面,一名书记员,一名监督员,门外有一个法警,就这么多人,没有任何律师和辩护人,开庭时没有通知我的家人,竟然称做公开审判,真是讽刺。首先是法官宣布开庭,然后是法庭调查阶段,检察官宣读起诉书,接着法官问了我一些基本情况,如姓名、年龄等等,下一个阶段法庭辩护,检察官说了很多,说我违反 2000年 12月全国人大颁布的关于互联网的规定,剩下的大部分是关于我"六四"时的表现,由安徽警方提供的资料,"积极参加学生组织,并是三人领导成员之一,一直作为国家政治重点,不悔改,要求从重处罚",法官要我辩护,我没说太多话,因为我知道这个案子我说什么也没用,我曾听他们说了这个案子是上面定的。我只说了" 1989年的案子已经过去 12年了,我早被结案了,今天到底是审我 6.4的问题,还是现在的案子?",检察官和法官也没有回答我,法官就宣布休庭,择日宣判。这个庭审前后时间非常短,一个小时左右,我出来的时候,别的案子还没结束,我在羁押室又等了一个多小时。
 

2007-1-10  广州
 
 



没有什么比失去人身自由更让人刻骨铭心的,惊惧、惶恐、失重、亢奋、无助
 

没有什么比失去人身自由更让人刻骨铭心的,尽管在中国别的自由没有多少,但人身自由毕竟还是有一些的,可以做自己的事情,尽管有暂住证这种东西,但只有想想想办法,花点钱还是可以获得像样的人身自由。若是突然间失去了人身自由,人所有的感觉和习惯都被打破,处于一种特殊的精神状态,惊惧、惶恐、失重、亢奋、无助,这种精神状态很难用语言去表达,只有切身经历才能体会。人身自由作为人的终极自由是最为宝贵的,为了人身自由,我们应不惜一切代价去捍卫她,生命往往在这种时候显得非常渺小。
 
这个画面深深的刻在脑海中,也许几辈子也抹不去,时间是 2004年 4月17 日,下午,天空灰朦朦的,人也觉得闷得慌,感觉一场暴雨就要来临,在蛇口车站,三辆警车停在我的跟前,下来几名警察,"你是陶君吗?请跟我们协助调查一个案子",他们没有出示任何证件,当作我儿子的面,将我带走,而我儿子使劲拉着我的手,不让带走我,儿子当时只有六岁。几年后,我去探视孩子的时候曾问起过,孩子说仍然记得那个场景,我忍不住还是流泪了。
 
我表现的并不急躁,因为跟警察打过太多次交道了,从心理上从不畏惧,自从 1989年开始,我就不断地与警察周旋,被审讯、被关押、被监视让我常有所得,自认为有点经验。但这次不同,因为我中途倒了三次车,而且还到了深圳科技园一家公司呆了很长时间,警车就停在我的跟前,看来我是被跟踪了。后来我才了解到他们的运用手机定位跟踪,由深圳公安局九处执行(九处就是通讯处 ),当然我电话也被监听了很久。我被带上警车,没有戴手铐,当时感觉问题不是太大,之前我就职的公司就接到几次公安局的电话,不久公司就解雇了我,这个时候,我曾收到一份匿名邮件,通知我已经被通缉,并要我躲一躲,我当时并没有在意。我没有料到这一次是来真的啦,早有预谋。(作者按: 2006年 10月 22日,在我身上又发生同样的事情,广东当局(公安部门)跑到公司找到公司老板,出具我的上网记录,我的"反动"文章,以及我坐牢的经历,公司老板当天就来到顺德找我,当即把我解雇,并告诉我我他也是迫不得以,我是公司的总经理,我用了几个月时间就取得了公司成立六年来的最佳业绩,并增长了一年,没理由抄我鱿鱼的。为了防止当年的事情再次出现,我就出逃了,直到现在,我不知道将来会是怎样,或许有一天我还会坐牢,但我会尽量避免。)
 
当时在车上,警察就卸下了我的手机和呼机,我问为什么要抓我,他们只是说到时候我就知道了,但也透露了一点:"你可以写小说啊,为什么要写评论文章呢?",别的我什么也没问出来,路上花了两个多时候,才到了深圳龙华派出所,没多久,他们就带我到我的住所,没有出示任何证件,就开始抄家,把家里翻了一个底朝天,结果还是搬走了我的电脑,甚至连电源插座都拿走了,还搜走了我的诗歌手稿,还有一些笔记本。当然抄家的时候不忘记摄像,几乎拍了整个过程,尤其是对我的文章手稿进行详细拍摄。
 
回到派出所,讯问过程非常漫长,前后有几个人问的问题是一样的,讯问一直到晚上 12点多。结束之后,我就被关进羁押室,羁押室只有 5、 6个平米,阴暗潮湿,臭气熏天,房间就一个大通铺,上面有两张破被子,散发着臊味,也不知道多少人盖过,我与两个偷摩托车的嫌疑犯关在一起。我进去后开始开动脑筋想这个案子会怎么样,会不会释放我,人到这种时候总有一种求生的欲望。我当时认为问题不大,这是我最大的忽视,也许认为自己没犯什么大错误吧,晚上没有睡着,第二天一整天没有吃饭,根本就没心情吃。既没筷子、也没有勺子,饭盒里只有一点饭,几片菜叶,只能用手扒饭吃,结果还被别的嫌疑犯给抢去吃了。晚上的时候我又被拉出去讯问,还是同样的问题,就是网站的内容、文章、以及经过。 2001年 4月 19日上午,羁押室的门开了,我被叫出去,办理手续,还交 65块钱住宿和伙食费,真的可笑,连被限制自由了还要交钱,我想假如我被黑社会绑架了,离开的时候,也不会要求交食宿费的吧。出门的时候我被戴上手铐,这是我第一次戴手铐,手铐很凉,铐得很紧,我坐上车,最后被带到深圳福田看守所。
 
进看守所的第一件事是检查一下身体,看有没有病,然后脱衣服,换囚服,我被安排在东 03仓,进仓后,"仓头"就勒令我脱衣服,我差点跟他吵起来,后来还是脱了衣服,衣服刚脱好,就是一瓢冷水,一种战栗传遍全身,四月的天气虽然不算冷,但水的确很刺骨,看守所的水来自地下,非常寒冷,自从冷水泼身之后,在未来的几年中,我就一直用冷水洗澡,只有冷水,连大年三十也得用冷水。
 
深圳福田看守所的劳动实在是让我感到恐惧,一天要劳动十二个小时,整天坐在床板上,一天下来,人都散架了,几天之后,我的腰就不行了,直不起来,幸好一个多月之后,我就转去深圳一所,回想起来,福田看守所简直就是地狱。
 
在福田看看守所我总共被提审了八次,很密集。因为被关在狭小的监仓里时间太久,看不到阳光,人变得很忧郁,每次被拉出去的时候,我都要流泪,阳光真是太有魅力了。提审的内容变化不大,提审的警察倒是变化不小,开始是深圳宝安公安分局的(名字叫帅小东,政保科),后来是福田公安分局的,最后是深圳市局一处(政保处),经常来的人姓郑,年纪较大。他们讯问的内容有网站的、有关于"六四"时我的表现的,印象最深的提审是问一个红色的本子,警察用威胁的口吻,甚至要动刑来使我招供,我的确不知道他们所说的红色的本子是什么,他们也没有得到什么结果。最后一次我记得,我十个手指被打上手印,是黑色的,才结了案,结案后我就被转到深圳第一看守所。下一步就是检察院的事情了,检察官叫高彤,只来了一次,只是简单的问一些问题。 2001年 7月 16日我被正式起诉。
 
我转到深圳第一看守所,被安排在 209仓,里面关有将近三十个人,其中有四个人脚戴铁镣,他们已经被判处死刑了,随时被拉出去枪毙,与死刑犯关在一起,心里有点紧张,后来才知道整个仓的犯人其中有一大半可能会被判处死刑,这里关押的都是重型犯。死刑犯的心理都很敏感和脆弱,稍不如意就会有事发生,所以深圳第一看守所很少有劳动。我亲历过一个死刑犯用圆珠笔把一个嫌疑犯的眼睛戳得流血;还有一个死刑犯晚上抓住一个嫌疑犯的下身不放,惨叫声持续了很久,直到管教来了,才放手。
 
2001 年8月 10日,这一天很平凡,我进看守所快四个月了,这四个月我与外界完全中断,处于全封闭状态,看守所禁止我通信,但普通犯人即使是杀人犯都可以写信。四个月来,我没有律师,没有得到家人的任何消息,我对外面的情况一无所知,家人也同样不知道我的信息。早上八点多钟,我被叫了出去,跟十几个人一道,用手铐互相铐在一起,坐上囚车,就去了法院。我一个人在法院的羁押室里等了一个多小时,别的嫌疑犯都去开庭了,大概到了 10点多法警才带我去法庭,法庭很小,也许是中院最小的法庭,两名法官 (应该是单数才合法的 )、两名检察官高高的坐在上面,一名书记员,一名监督员,门外有一个法警,就这么多人,没有任何律师和辩护人,开庭时没有通知我的家人,竟然称做公开审判,真是讽刺。首先是法官宣布开庭,然后是法庭调查阶段,检察官宣读起诉书,接着法官问了我一些基本情况,如姓名、年龄等等,下一个阶段法庭辩护,检察官说了很多,说我违反 2000年 12月全国人大颁布的关于互联网的规定,剩下的大部分是关于我"六四"时的表现,由安徽警方提供的资料,"积极参加学生组织,并是三人领导成员之一,一直作为国家政治重点,不悔改,要求从重处罚",法官要我辩护,我没说太多话,因为我知道这个案子我说什么也没用,我曾听他们说了这个案子是上面定的。我只说了" 1989年的案子已经过去 12年了,我早被结案了,今天到底是审我 6.4的问题,还是现在的案子?",检察官和法官也没有回答我,法官就宣布休庭,择日宣判。这个庭审前后时间非常短,一个小时左右,我出来的时候,别的案子还没结束,我在羁押室又等了一个多小时。
 

2007-1-10  广州
 
 



没有什么比失去人身自由更让人刻骨铭心的,惊惧、惶恐、失重、亢奋、无助
 

没有什么比失去人身自由更让人刻骨铭心的,尽管在中国别的自由没有多少,但人身自由毕竟还是有一些的,可以做自己的事情,尽管有暂住证这种东西,但只有想想想办法,花点钱还是可以获得像样的人身自由。若是突然间失去了人身自由,人所有的感觉和习惯都被打破,处于一种特殊的精神状态,惊惧、惶恐、失重、亢奋、无助,这种精神状态很难用语言去表达,只有切身经历才能体会。人身自由作为人的终极自由是最为宝贵的,为了人身自由,我们应不惜一切代价去捍卫她,生命往往在这种时候显得非常渺小。
 
这个画面深深的刻在脑海中,也许几辈子也抹不去,时间是 2004年 4月17 日,下午,天空灰朦朦的,人也觉得闷得慌,感觉一场暴雨就要来临,在蛇口车站,三辆警车停在我的跟前,下来几名警察,"你是陶君吗?请跟我们协助调查一个案子",他们没有出示任何证件,当作我儿子的面,将我带走,而我儿子使劲拉着我的手,不让带走我,儿子当时只有六岁。几年后,我去探视孩子的时候曾问起过,孩子说仍然记得那个场景,我忍不住还是流泪了。
 
我表现的并不急躁,因为跟警察打过太多次交道了,从心理上从不畏惧,自从 1989年开始,我就不断地与警察周旋,被审讯、被关押、被监视让我常有所得,自认为有点经验。但这次不同,因为我中途倒了三次车,而且还到了深圳科技园一家公司呆了很长时间,警车就停在我的跟前,看来我是被跟踪了。后来我才了解到他们的运用手机定位跟踪,由深圳公安局九处执行(九处就是通讯处 ),当然我电话也被监听了很久。我被带上警车,没有戴手铐,当时感觉问题不是太大,之前我就职的公司就接到几次公安局的电话,不久公司就解雇了我,这个时候,我曾收到一份匿名邮件,通知我已经被通缉,并要我躲一躲,我当时并没有在意。我没有料到这一次是来真的啦,早有预谋。(作者按: 2006年 10月 22日,在我身上又发生同样的事情,广东当局(公安部门)跑到公司找到公司老板,出具我的上网记录,我的"反动"文章,以及我坐牢的经历,公司老板当天就来到顺德找我,当即把我解雇,并告诉我我他也是迫不得以,我是公司的总经理,我用了几个月时间就取得了公司成立六年来的最佳业绩,并增长了一年,没理由抄我鱿鱼的。为了防止当年的事情再次出现,我就出逃了,直到现在,我不知道将来会是怎样,或许有一天我还会坐牢,但我会尽量避免。)
 
当时在车上,警察就卸下了我的手机和呼机,我问为什么要抓我,他们只是说到时候我就知道了,但也透露了一点:"你可以写小说啊,为什么要写评论文章呢?",别的我什么也没问出来,路上花了两个多时候,才到了深圳龙华派出所,没多久,他们就带我到我的住所,没有出示任何证件,就开始抄家,把家里翻了一个底朝天,结果还是搬走了我的电脑,甚至连电源插座都拿走了,还搜走了我的诗歌手稿,还有一些笔记本。当然抄家的时候不忘记摄像,几乎拍了整个过程,尤其是对我的文章手稿进行详细拍摄。
 
回到派出所,讯问过程非常漫长,前后有几个人问的问题是一样的,讯问一直到晚上 12点多。结束之后,我就被关进羁押室,羁押室只有 5、 6个平米,阴暗潮湿,臭气熏天,房间就一个大通铺,上面有两张破被子,散发着臊味,也不知道多少人盖过,我与两个偷摩托车的嫌疑犯关在一起。我进去后开始开动脑筋想这个案子会怎么样,会不会释放我,人到这种时候总有一种求生的欲望。我当时认为问题不大,这是我最大的忽视,也许认为自己没犯什么大错误吧,晚上没有睡着,第二天一整天没有吃饭,根本就没心情吃。既没筷子、也没有勺子,饭盒里只有一点饭,几片菜叶,只能用手扒饭吃,结果还被别的嫌疑犯给抢去吃了。晚上的时候我又被拉出去讯问,还是同样的问题,就是网站的内容、文章、以及经过。 2001年 4月 19日上午,羁押室的门开了,我被叫出去,办理手续,还交 65块钱住宿和伙食费,真的可笑,连被限制自由了还要交钱,我想假如我被黑社会绑架了,离开的时候,也不会要求交食宿费的吧。出门的时候我被戴上手铐,这是我第一次戴手铐,手铐很凉,铐得很紧,我坐上车,最后被带到深圳福田看守所。
 
进看守所的第一件事是检查一下身体,看有没有病,然后脱衣服,换囚服,我被安排在东 03仓,进仓后,"仓头"就勒令我脱衣服,我差点跟他吵起来,后来还是脱了衣服,衣服刚脱好,就是一瓢冷水,一种战栗传遍全身,四月的天气虽然不算冷,但水的确很刺骨,看守所的水来自地下,非常寒冷,自从冷水泼身之后,在未来的几年中,我就一直用冷水洗澡,只有冷水,连大年三十也得用冷水。
 
深圳福田看守所的劳动实在是让我感到恐惧,一天要劳动十二个小时,整天坐在床板上,一天下来,人都散架了,几天之后,我的腰就不行了,直不起来,幸好一个多月之后,我就转去深圳一所,回想起来,福田看守所简直就是地狱。
 
在福田看看守所我总共被提审了八次,很密集。因为被关在狭小的监仓里时间太久,看不到阳光,人变得很忧郁,每次被拉出去的时候,我都要流泪,阳光真是太有魅力了。提审的内容变化不大,提审的警察倒是变化不小,开始是深圳宝安公安分局的(名字叫帅小东,政保科),后来是福田公安分局的,最后是深圳市局一处(政保处),经常来的人姓郑,年纪较大。他们讯问的内容有网站的、有关于"六四"时我的表现的,印象最深的提审是问一个红色的本子,警察用威胁的口吻,甚至要动刑来使我招供,我的确不知道他们所说的红色的本子是什么,他们也没有得到什么结果。最后一次我记得,我十个手指被打上手印,是黑色的,才结了案,结案后我就被转到深圳第一看守所。下一步就是检察院的事情了,检察官叫高彤,只来了一次,只是简单的问一些问题。 2001年 7月 16日我被正式起诉。
 
我转到深圳第一看守所,被安排在 209仓,里面关有将近三十个人,其中有四个人脚戴铁镣,他们已经被判处死刑了,随时被拉出去枪毙,与死刑犯关在一起,心里有点紧张,后来才知道整个仓的犯人其中有一大半可能会被判处死刑,这里关押的都是重型犯。死刑犯的心理都很敏感和脆弱,稍不如意就会有事发生,所以深圳第一看守所很少有劳动。我亲历过一个死刑犯用圆珠笔把一个嫌疑犯的眼睛戳得流血;还有一个死刑犯晚上抓住一个嫌疑犯的下身不放,惨叫声持续了很久,直到管教来了,才放手。
 
2001 年8月 10日,这一天很平凡,我进看守所快四个月了,这四个月我与外界完全中断,处于全封闭状态,看守所禁止我通信,但普通犯人即使是杀人犯都可以写信。四个月来,我没有律师,没有得到家人的任何消息,我对外面的情况一无所知,家人也同样不知道我的信息。早上八点多钟,我被叫了出去,跟十几个人一道,用手铐互相铐在一起,坐上囚车,就去了法院。我一个人在法院的羁押室里等了一个多小时,别的嫌疑犯都去开庭了,大概到了 10点多法警才带我去法庭,法庭很小,也许是中院最小的法庭,两名法官 (应该是单数才合法的 )、两名检察官高高的坐在上面,一名书记员,一名监督员,门外有一个法警,就这么多人,没有任何律师和辩护人,开庭时没有通知我的家人,竟然称做公开审判,真是讽刺。首先是法官宣布开庭,然后是法庭调查阶段,检察官宣读起诉书,接着法官问了我一些基本情况,如姓名、年龄等等,下一个阶段法庭辩护,检察官说了很多,说我违反 2000年 12月全国人大颁布的关于互联网的规定,剩下的大部分是关于我"六四"时的表现,由安徽警方提供的资料,"积极参加学生组织,并是三人领导成员之一,一直作为国家政治重点,不悔改,要求从重处罚",法官要我辩护,我没说太多话,因为我知道这个案子我说什么也没用,我曾听他们说了这个案子是上面定的。我只说了" 1989年的案子已经过去 12年了,我早被结案了,今天到底是审我 6.4的问题,还是现在的案子?",检察官和法官也没有回答我,法官就宣布休庭,择日宣判。这个庭审前后时间非常短,一个小时左右,我出来的时候,别的案子还没结束,我在羁押室又等了一个多小时。
 

2007-1-10  广州
 
 



没有什么比失去人身自由更让人刻骨铭心的,惊惧、惶恐、失重、亢奋、无助
 

没有什么比失去人身自由更让人刻骨铭心的,尽管在中国别的自由没有多少,但人身自由毕竟还是有一些的,可以做自己的事情,尽管有暂住证这种东西,但只有想想想办法,花点钱还是可以获得像样的人身自由。若是突然间失去了人身自由,人所有的感觉和习惯都被打破,处于一种特殊的精神状态,惊惧、惶恐、失重、亢奋、无助,这种精神状态很难用语言去表达,只有切身经历才能体会。人身自由作为人的终极自由是最为宝贵的,为了人身自由,我们应不惜一切代价去捍卫她,生命往往在这种时候显得非常渺小。
 
这个画面深深的刻在脑海中,也许几辈子也抹不去,时间是 2004年 4月17 日,下午,天空灰朦朦的,人也觉得闷得慌,感觉一场暴雨就要来临,在蛇口车站,三辆警车停在我的跟前,下来几名警察,"你是陶君吗?请跟我们协助调查一个案子",他们没有出示任何证件,当作我儿子的面,将我带走,而我儿子使劲拉着我的手,不让带走我,儿子当时只有六岁。几年后,我去探视孩子的时候曾问起过,孩子说仍然记得那个场景,我忍不住还是流泪了。
 
我表现的并不急躁,因为跟警察打过太多次交道了,从心理上从不畏惧,自从 1989年开始,我就不断地与警察周旋,被审讯、被关押、被监视让我常有所得,自认为有点经验。但这次不同,因为我中途倒了三次车,而且还到了深圳科技园一家公司呆了很长时间,警车就停在我的跟前,看来我是被跟踪了。后来我才了解到他们的运用手机定位跟踪,由深圳公安局九处执行(九处就是通讯处 ),当然我电话也被监听了很久。我被带上警车,没有戴手铐,当时感觉问题不是太大,之前我就职的公司就接到几次公安局的电话,不久公司就解雇了我,这个时候,我曾收到一份匿名邮件,通知我已经被通缉,并要我躲一躲,我当时并没有在意。我没有料到这一次是来真的啦,早有预谋。(作者按: 2006年 10月 22日,在我身上又发生同样的事情,广东当局(公安部门)跑到公司找到公司老板,出具我的上网记录,我的"反动"文章,以及我坐牢的经历,公司老板当天就来到顺德找我,当即把我解雇,并告诉我我他也是迫不得以,我是公司的总经理,我用了几个月时间就取得了公司成立六年来的最佳业绩,并增长了一年,没理由抄我鱿鱼的。为了防止当年的事情再次出现,我就出逃了,直到现在,我不知道将来会是怎样,或许有一天我还会坐牢,但我会尽量避免。)
 
当时在车上,警察就卸下了我的手机和呼机,我问为什么要抓我,他们只是说到时候我就知道了,但也透露了一点:"你可以写小说啊,为什么要写评论文章呢?",别的我什么也没问出来,路上花了两个多时候,才到了深圳龙华派出所,没多久,他们就带我到我的住所,没有出示任何证件,就开始抄家,把家里翻了一个底朝天,结果还是搬走了我的电脑,甚至连电源插座都拿走了,还搜走了我的诗歌手稿,还有一些笔记本。当然抄家的时候不忘记摄像,几乎拍了整个过程,尤其是对我的文章手稿进行详细拍摄。
 
回到派出所,讯问过程非常漫长,前后有几个人问的问题是一样的,讯问一直到晚上 12点多。结束之后,我就被关进羁押室,羁押室只有 5、 6个平米,阴暗潮湿,臭气熏天,房间就一个大通铺,上面有两张破被子,散发着臊味,也不知道多少人盖过,我与两个偷摩托车的嫌疑犯关在一起。我进去后开始开动脑筋想这个案子会怎么样,会不会释放我,人到这种时候总有一种求生的欲望。我当时认为问题不大,这是我最大的忽视,也许认为自己没犯什么大错误吧,晚上没有睡着,第二天一整天没有吃饭,根本就没心情吃。既没筷子、也没有勺子,饭盒里只有一点饭,几片菜叶,只能用手扒饭吃,结果还被别的嫌疑犯给抢去吃了。晚上的时候我又被拉出去讯问,还是同样的问题,就是网站的内容、文章、以及经过。 2001年 4月 19日上午,羁押室的门开了,我被叫出去,办理手续,还交 65块钱住宿和伙食费,真的可笑,连被限制自由了还要交钱,我想假如我被黑社会绑架了,离开的时候,也不会要求交食宿费的吧。出门的时候我被戴上手铐,这是我第一次戴手铐,手铐很凉,铐得很紧,我坐上车,最后被带到深圳福田看守所。
 
进看守所的第一件事是检查一下身体,看有没有病,然后脱衣服,换囚服,我被安排在东 03仓,进仓后,"仓头"就勒令我脱衣服,我差点跟他吵起来,后来还是脱了衣服,衣服刚脱好,就是一瓢冷水,一种战栗传遍全身,四月的天气虽然不算冷,但水的确很刺骨,看守所的水来自地下,非常寒冷,自从冷水泼身之后,在未来的几年中,我就一直用冷水洗澡,只有冷水,连大年三十也得用冷水。
 
深圳福田看守所的劳动实在是让我感到恐惧,一天要劳动十二个小时,整天坐在床板上,一天下来,人都散架了,几天之后,我的腰就不行了,直不起来,幸好一个多月之后,我就转去深圳一所,回想起来,福田看守所简直就是地狱。
 
在福田看看守所我总共被提审了八次,很密集。因为被关在狭小的监仓里时间太久,看不到阳光,人变得很忧郁,每次被拉出去的时候,我都要流泪,阳光真是太有魅力了。提审的内容变化不大,提审的警察倒是变化不小,开始是深圳宝安公安分局的(名字叫帅小东,政保科),后来是福田公安分局的,最后是深圳市局一处(政保处),经常来的人姓郑,年纪较大。他们讯问的内容有网站的、有关于"六四"时我的表现的,印象最深的提审是问一个红色的本子,警察用威胁的口吻,甚至要动刑来使我招供,我的确不知道他们所说的红色的本子是什么,他们也没有得到什么结果。最后一次我记得,我十个手指被打上手印,是黑色的,才结了案,结案后我就被转到深圳第一看守所。下一步就是检察院的事情了,检察官叫高彤,只来了一次,只是简单的问一些问题。 2001年 7月 16日我被正式起诉。
 
我转到深圳第一看守所,被安排在 209仓,里面关有将近三十个人,其中有四个人脚戴铁镣,他们已经被判处死刑了,随时被拉出去枪毙,与死刑犯关在一起,心里有点紧张,后来才知道整个仓的犯人其中有一大半可能会被判处死刑,这里关押的都是重型犯。死刑犯的心理都很敏感和脆弱,稍不如意就会有事发生,所以深圳第一看守所很少有劳动。我亲历过一个死刑犯用圆珠笔把一个嫌疑犯的眼睛戳得流血;还有一个死刑犯晚上抓住一个嫌疑犯的下身不放,惨叫声持续了很久,直到管教来了,才放手。
 
2001 年8月 10日,这一天很平凡,我进看守所快四个月了,这四个月我与外界完全中断,处于全封闭状态,看守所禁止我通信,但普通犯人即使是杀人犯都可以写信。四个月来,我没有律师,没有得到家人的任何消息,我对外面的情况一无所知,家人也同样不知道我的信息。早上八点多钟,我被叫了出去,跟十几个人一道,用手铐互相铐在一起,坐上囚车,就去了法院。我一个人在法院的羁押室里等了一个多小时,别的嫌疑犯都去开庭了,大概到了 10点多法警才带我去法庭,法庭很小,也许是中院最小的法庭,两名法官 (应该是单数才合法的 )、两名检察官高高的坐在上面,一名书记员,一名监督员,门外有一个法警,就这么多人,没有任何律师和辩护人,开庭时没有通知我的家人,竟然称做公开审判,真是讽刺。首先是法官宣布开庭,然后是法庭调查阶段,检察官宣读起诉书,接着法官问了我一些基本情况,如姓名、年龄等等,下一个阶段法庭辩护,检察官说了很多,说我违反 2000年 12月全国人大颁布的关于互联网的规定,剩下的大部分是关于我"六四"时的表现,由安徽警方提供的资料,"积极参加学生组织,并是三人领导成员之一,一直作为国家政治重点,不悔改,要求从重处罚",法官要我辩护,我没说太多话,因为我知道这个案子我说什么也没用,我曾听他们说了这个案子是上面定的。我只说了" 1989年的案子已经过去 12年了,我早被结案了,今天到底是审我 6.4的问题,还是现在的案子?",检察官和法官也没有回答我,法官就宣布休庭,择日宣判。这个庭审前后时间非常短,一个小时左右,我出来的时候,别的案子还没结束,我在羁押室又等了一个多小时。
 

2007-1-10  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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