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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初怀念狱中人
欧阳小戎 (云南)



在冠冕堂皇的和谐社会里,一切带来不和谐因素的人,都将遭到灭顶之灾。



   我曾经有几次机会可以遇上郭飞雄先生,可惜每一次都和他擦肩而过。当我终于决定到广州去的时候,他却已经被捕,有消息说,看守所里的管教们将他铐起来绑在床上,原因是他在里头绝食。看守所里睡的是大统铺,设计标准睡十二人,但是实际人数往往比这个数目要大得多。按照正常人的思维方式,将人绑在大统铺上殊为不易,但是公安局的警察、看守所和劳教队以及监狱里的管教们有的是办法和手段。郭飞雄被绑在上面,继续绝水绝食,我觉得有些不可思议,类似的情景我只在林昭的材料里见过,或者我的朋友王金波也有类似经历,但和他谈起狱中遭遇时,他总是轻描淡写一笔代过。
   
   有一位朋友对我说过,象林昭这样的情况,应该不是少数,只不过林昭留下了血书,使她的事迹得以为众人所知。在我的朋友中,陈宴斌先生是个令人惊叹的奇迹。他剃着小平头,带着眼镜,衣着整洁朴素,身材挺拔,面貌英俊,脸上时常带着腼腆羞涩的表情。虽然年近四十,却依然是一副八十年代末期在学校里读书的学生样子。谁也想不到他曾经坐了十五年牢,更想不到他在牢里一次次为了那么一丁点残存的尊严,和狱中各种势力以死相拼,好几次差一点连命都保不住。
   
   每当遇上一位坐过牢的朋友,我都下意识想要向他们打听坐牢的经验。我的朋友李海评价陈宴斌先生时说:他居然能用这种方式挺过十五年而精神不变,简直是个不可思议的奇迹。我觉得奇迹这个词,还不足以形容,应该说是个神迹。在我眼里,郭飞雄和陈宴斌是一类人,所以当郭飞雄先生被捕之后,我有些害怕:万一发生什么危及生命的事,那该如何是好?一位信仰基督的朋友对我说:祷告吧,只要我们足够虔诚。于是我开始祷告,但事情丝毫也没有好转,好消息一个也没有传出,恰恰相反,郭飞雄被从温暖的广州转押到冰天雪地的沈阳去了。
   
   过去的丙戌年发生过无数人权灾难,其中许万平、杨天水两位先生被判刑十二之悲剧,堪称悲剧中的悲剧。几年前一个冬天,狱中的张林先生给夫人寄来一封信,说自己一切都好,只是严冬将至,尚缺寒衣。似乎冥冥中早已注定,张林夫人刚刚收到这封信,便同时收到了天水先生寄来的过冬衣物。我听见好几位政治犯亲属说过,每到冬天,天水先生便寄来寒衣,而他自己则在靠稀饭咸菜度日。去年冬天,我曾试图给狱中的天水先生也寄些衣物,但一直没有联系上他的亲人。实际上,所谓联系不上,只不过是自己给自己找的一个托词罢了,如果我已学到天水先生万一,那么他早就应该穿上了我寄去的衣物。
   
   有一位朋友告诉我,某天他质问那些将杨天水投入监狱的人:为什么要判杨天水十二年?你们就真的连一点良心都不讲,哪怕要判,稍微轻一些难道不行?那些人答复:我们已经网开一面,判了十二年已是对他莫大的宽大,本准备判他个十八、二十年的。呜呼!禽兽!说起将一个人投入黑牢,让他十八、二十年霉烂在里头的时候,竟然还能如此轻松惬意,面不改色地以施恩者自居。这不是禽兽又是何物?
   
   在冠冕堂皇的和谐社会里,一切带来不和谐因素的人,都将遭到灭顶之灾。小到一套音响,大到全世界,都有人在不遗余力试图为之贴上和谐的标签。人们说印度不和谐,印度有贫民窟,用脏兮兮的恒河水洗澡。那是因为印度没有户籍制度;没有恶城管到处砸人的摊子;没有收容遣送制度;没有人把市容市貌看得比泰山还重,而底层民众的疾苦则如鸿毛一般。如果中国的农民可以自由地进城,并在城里自由地选择职业和居所,那么中国的城市里会出现比印度更简陋得多的贫民窟。如果中国人和印度人一样能够自由地追求并充分享受宗教、哲学、艺术等精神文化生活而非知只顾惟利是图,那么中国的江河里会有比印度人更多的洗浴者。
   
   在我们这个和谐社会里,有一位名叫严正学的画家,他曾经象传说中的行吟歌者一般,在动荡的文化大革命年代,背着画夹流浪四方,把我们这片广袤的土地当成一个巨大象牙塔,成了中国第一位自由画家。但是这片土地辜负了他,于是他决定抗争,在这片土地上建立一个真正的象牙塔。他成了中国民告官第一人,不停地和统治者打官司。因为告官,他成了无数不和谐因素的缔造者,令那些追求和谐的人们恼恨不已。十几年来,严先生因此被放劳教、遭殴打、家破人亡、一贫如洗,但他一直不肯屈服,最终灭顶之灾终于降临,于去年年底再次被捕,尽管严先生早已年逾花甲。
   
   严正学先生高大、黝黑、满面沧桑。尽管历经无数风雨,心灵依旧童稚一般,这是天生的伟大艺术家气质。地痞流氓们坐牢了,仍旧能过得很好,因为他们可以通过迎逢管教,在牢房里用最野蛮和最卑鄙残酷的手段弄权,对其它犯人称王称霸,作威作福来赢得他想要追求的流氓无赖生活。但是艺术家则不同,监狱对于艺术家来说,是彻头彻尾的地狱,他们的牵挂,他们的忧伤,他们的情感,他们对自由、美和真诚的追求,在那里头没有一样可以得到抒发。前不久,惊闻严正学先生在看守所里试图自尽的消息,如同晴天霹雳。这一定是他们给严先生罗织一大堆无稽之谈的罪名,按照他们的思维方式,这些所谓的罪名,必重判无赦。严先生已经六十四岁,如果刑期在十年以上,我实在不敢想象会有什么样的后果?
   
   在《古拉格群岛》的扉页上,题着一行凝重得令人窒息的文字:献给死去的诸君,要叙述此事他们已无能为力,愿他们原谅我,没能猜到一切,没能看到一切,没能想起一切。今天我们这些可怜的人们,早已听猜到、看到并想起了一切,可是我们又能祈求谁来原谅我们的无能为力?
   
   和高大、黝黑的严正学先生相比,许万平先生是另一个极端,瘦弱矮小,面色苍白。知道世界上有许万平这个人的人寥寥可数,如果不是因为和杨天水先生几乎同时被判刑十二年,那么知道许万平先生的人,更加少得可怜。他是个三代根正苗红的无产阶级,他的妻子是为下岗工人,按理,他是这个国家的领导阶级,可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无情并不停地砸在他身上。1989年六月初,北京的枪声传到重庆,举国上下人心惶惶,准备逃避灾祸之时,许先生身披一条巨大白色横幅出现广场上,横幅上赫然写着:杀人犯李鹏!后迅速被捕,判刑八年。出狱后不久,又遭劳教,如今再判刑十二年,这一生活得如同地狱。
   
   万平先生生活十分节俭,和杨天水先生一样,又以在牢里骨头硬而闻名遐尔,因此常年面呈菜色,孱弱单薄。再次坐牢,一定会被折磨得死去活来。是以他刚被捕时,曾有朋友专程赶到重庆,试图为他奔走。官方给万平先生指定了一个律师,那律师放话:我和法院、检察院关系都很不错,我来出面会有一个不错的结果,你们最好不要涉入,以免把事弄砸。朋友闻言,觉得自己出面希望也十分渺茫,为了万平先生能有一个相对好一点的结果,放弃了原先的念头,应允不再涉入。谁料正中奸计,未久,许万平先生被判十二年。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信夫!徒呼奈何。
   
   过去的丙戌年,又有成批中国最优秀的儿子进了专制者的监狱,再加上往年的入狱者,实在无法一一列举他们的名字,也许历史会记住他们,也许他们会被忘记。如今传统的春节又来了,这意味着又是一个春天,在我外婆家的堂屋里,燕子已经开始衔泥筑巢。对萧萧暮雨撒江天,匆匆春去春又归。三十多年过去,有时我们偶尔想起:春天走了。或者偶尔发现:春天又来了。这个雪莱愿意用西风去换取的季节,仿佛从来没有在我们心灵中存在过。已经到来的丁亥年必定还是充斥着抓捕和迫害的一年,但是我们还没有死去,仅仅活着,这就不错了。(廖亦武语)也许要等到这片土地上的铅华和铅毒全部洗尽,才会有灰烬中的涅盘。
   
   祝李元龙先生、许万平先生、杨天水先生、郭起真先生、陈光诚先生、杨茂东先生、张建红先生、陈庆树先生、池建伟先生、严正学先生以及在过去一年中所有入狱的良心犯们新春平安!
   






在冠冕堂皇的和谐社会里,一切带来不和谐因素的人,都将遭到灭顶之灾。



   我曾经有几次机会可以遇上郭飞雄先生,可惜每一次都和他擦肩而过。当我终于决定到广州去的时候,他却已经被捕,有消息说,看守所里的管教们将他铐起来绑在床上,原因是他在里头绝食。看守所里睡的是大统铺,设计标准睡十二人,但是实际人数往往比这个数目要大得多。按照正常人的思维方式,将人绑在大统铺上殊为不易,但是公安局的警察、看守所和劳教队以及监狱里的管教们有的是办法和手段。郭飞雄被绑在上面,继续绝水绝食,我觉得有些不可思议,类似的情景我只在林昭的材料里见过,或者我的朋友王金波也有类似经历,但和他谈起狱中遭遇时,他总是轻描淡写一笔代过。
   
   有一位朋友对我说过,象林昭这样的情况,应该不是少数,只不过林昭留下了血书,使她的事迹得以为众人所知。在我的朋友中,陈宴斌先生是个令人惊叹的奇迹。他剃着小平头,带着眼镜,衣着整洁朴素,身材挺拔,面貌英俊,脸上时常带着腼腆羞涩的表情。虽然年近四十,却依然是一副八十年代末期在学校里读书的学生样子。谁也想不到他曾经坐了十五年牢,更想不到他在牢里一次次为了那么一丁点残存的尊严,和狱中各种势力以死相拼,好几次差一点连命都保不住。
   
   每当遇上一位坐过牢的朋友,我都下意识想要向他们打听坐牢的经验。我的朋友李海评价陈宴斌先生时说:他居然能用这种方式挺过十五年而精神不变,简直是个不可思议的奇迹。我觉得奇迹这个词,还不足以形容,应该说是个神迹。在我眼里,郭飞雄和陈宴斌是一类人,所以当郭飞雄先生被捕之后,我有些害怕:万一发生什么危及生命的事,那该如何是好?一位信仰基督的朋友对我说:祷告吧,只要我们足够虔诚。于是我开始祷告,但事情丝毫也没有好转,好消息一个也没有传出,恰恰相反,郭飞雄被从温暖的广州转押到冰天雪地的沈阳去了。
   
   过去的丙戌年发生过无数人权灾难,其中许万平、杨天水两位先生被判刑十二之悲剧,堪称悲剧中的悲剧。几年前一个冬天,狱中的张林先生给夫人寄来一封信,说自己一切都好,只是严冬将至,尚缺寒衣。似乎冥冥中早已注定,张林夫人刚刚收到这封信,便同时收到了天水先生寄来的过冬衣物。我听见好几位政治犯亲属说过,每到冬天,天水先生便寄来寒衣,而他自己则在靠稀饭咸菜度日。去年冬天,我曾试图给狱中的天水先生也寄些衣物,但一直没有联系上他的亲人。实际上,所谓联系不上,只不过是自己给自己找的一个托词罢了,如果我已学到天水先生万一,那么他早就应该穿上了我寄去的衣物。
   
   有一位朋友告诉我,某天他质问那些将杨天水投入监狱的人:为什么要判杨天水十二年?你们就真的连一点良心都不讲,哪怕要判,稍微轻一些难道不行?那些人答复:我们已经网开一面,判了十二年已是对他莫大的宽大,本准备判他个十八、二十年的。呜呼!禽兽!说起将一个人投入黑牢,让他十八、二十年霉烂在里头的时候,竟然还能如此轻松惬意,面不改色地以施恩者自居。这不是禽兽又是何物?
   
   在冠冕堂皇的和谐社会里,一切带来不和谐因素的人,都将遭到灭顶之灾。小到一套音响,大到全世界,都有人在不遗余力试图为之贴上和谐的标签。人们说印度不和谐,印度有贫民窟,用脏兮兮的恒河水洗澡。那是因为印度没有户籍制度;没有恶城管到处砸人的摊子;没有收容遣送制度;没有人把市容市貌看得比泰山还重,而底层民众的疾苦则如鸿毛一般。如果中国的农民可以自由地进城,并在城里自由地选择职业和居所,那么中国的城市里会出现比印度更简陋得多的贫民窟。如果中国人和印度人一样能够自由地追求并充分享受宗教、哲学、艺术等精神文化生活而非知只顾惟利是图,那么中国的江河里会有比印度人更多的洗浴者。
   
   在我们这个和谐社会里,有一位名叫严正学的画家,他曾经象传说中的行吟歌者一般,在动荡的文化大革命年代,背着画夹流浪四方,把我们这片广袤的土地当成一个巨大象牙塔,成了中国第一位自由画家。但是这片土地辜负了他,于是他决定抗争,在这片土地上建立一个真正的象牙塔。他成了中国民告官第一人,不停地和统治者打官司。因为告官,他成了无数不和谐因素的缔造者,令那些追求和谐的人们恼恨不已。十几年来,严先生因此被放劳教、遭殴打、家破人亡、一贫如洗,但他一直不肯屈服,最终灭顶之灾终于降临,于去年年底再次被捕,尽管严先生早已年逾花甲。
   
   严正学先生高大、黝黑、满面沧桑。尽管历经无数风雨,心灵依旧童稚一般,这是天生的伟大艺术家气质。地痞流氓们坐牢了,仍旧能过得很好,因为他们可以通过迎逢管教,在牢房里用最野蛮和最卑鄙残酷的手段弄权,对其它犯人称王称霸,作威作福来赢得他想要追求的流氓无赖生活。但是艺术家则不同,监狱对于艺术家来说,是彻头彻尾的地狱,他们的牵挂,他们的忧伤,他们的情感,他们对自由、美和真诚的追求,在那里头没有一样可以得到抒发。前不久,惊闻严正学先生在看守所里试图自尽的消息,如同晴天霹雳。这一定是他们给严先生罗织一大堆无稽之谈的罪名,按照他们的思维方式,这些所谓的罪名,必重判无赦。严先生已经六十四岁,如果刑期在十年以上,我实在不敢想象会有什么样的后果?
   
   在《古拉格群岛》的扉页上,题着一行凝重得令人窒息的文字:献给死去的诸君,要叙述此事他们已无能为力,愿他们原谅我,没能猜到一切,没能看到一切,没能想起一切。今天我们这些可怜的人们,早已听猜到、看到并想起了一切,可是我们又能祈求谁来原谅我们的无能为力?
   
   和高大、黝黑的严正学先生相比,许万平先生是另一个极端,瘦弱矮小,面色苍白。知道世界上有许万平这个人的人寥寥可数,如果不是因为和杨天水先生几乎同时被判刑十二年,那么知道许万平先生的人,更加少得可怜。他是个三代根正苗红的无产阶级,他的妻子是为下岗工人,按理,他是这个国家的领导阶级,可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无情并不停地砸在他身上。1989年六月初,北京的枪声传到重庆,举国上下人心惶惶,准备逃避灾祸之时,许先生身披一条巨大白色横幅出现广场上,横幅上赫然写着:杀人犯李鹏!后迅速被捕,判刑八年。出狱后不久,又遭劳教,如今再判刑十二年,这一生活得如同地狱。
   
   万平先生生活十分节俭,和杨天水先生一样,又以在牢里骨头硬而闻名遐尔,因此常年面呈菜色,孱弱单薄。再次坐牢,一定会被折磨得死去活来。是以他刚被捕时,曾有朋友专程赶到重庆,试图为他奔走。官方给万平先生指定了一个律师,那律师放话:我和法院、检察院关系都很不错,我来出面会有一个不错的结果,你们最好不要涉入,以免把事弄砸。朋友闻言,觉得自己出面希望也十分渺茫,为了万平先生能有一个相对好一点的结果,放弃了原先的念头,应允不再涉入。谁料正中奸计,未久,许万平先生被判十二年。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信夫!徒呼奈何。
   
   过去的丙戌年,又有成批中国最优秀的儿子进了专制者的监狱,再加上往年的入狱者,实在无法一一列举他们的名字,也许历史会记住他们,也许他们会被忘记。如今传统的春节又来了,这意味着又是一个春天,在我外婆家的堂屋里,燕子已经开始衔泥筑巢。对萧萧暮雨撒江天,匆匆春去春又归。三十多年过去,有时我们偶尔想起:春天走了。或者偶尔发现:春天又来了。这个雪莱愿意用西风去换取的季节,仿佛从来没有在我们心灵中存在过。已经到来的丁亥年必定还是充斥着抓捕和迫害的一年,但是我们还没有死去,仅仅活着,这就不错了。(廖亦武语)也许要等到这片土地上的铅华和铅毒全部洗尽,才会有灰烬中的涅盘。
   
   祝李元龙先生、许万平先生、杨天水先生、郭起真先生、陈光诚先生、杨茂东先生、张建红先生、陈庆树先生、池建伟先生、严正学先生以及在过去一年中所有入狱的良心犯们新春平安!
   






在冠冕堂皇的和谐社会里,一切带来不和谐因素的人,都将遭到灭顶之灾。



   我曾经有几次机会可以遇上郭飞雄先生,可惜每一次都和他擦肩而过。当我终于决定到广州去的时候,他却已经被捕,有消息说,看守所里的管教们将他铐起来绑在床上,原因是他在里头绝食。看守所里睡的是大统铺,设计标准睡十二人,但是实际人数往往比这个数目要大得多。按照正常人的思维方式,将人绑在大统铺上殊为不易,但是公安局的警察、看守所和劳教队以及监狱里的管教们有的是办法和手段。郭飞雄被绑在上面,继续绝水绝食,我觉得有些不可思议,类似的情景我只在林昭的材料里见过,或者我的朋友王金波也有类似经历,但和他谈起狱中遭遇时,他总是轻描淡写一笔代过。
   
   有一位朋友对我说过,象林昭这样的情况,应该不是少数,只不过林昭留下了血书,使她的事迹得以为众人所知。在我的朋友中,陈宴斌先生是个令人惊叹的奇迹。他剃着小平头,带着眼镜,衣着整洁朴素,身材挺拔,面貌英俊,脸上时常带着腼腆羞涩的表情。虽然年近四十,却依然是一副八十年代末期在学校里读书的学生样子。谁也想不到他曾经坐了十五年牢,更想不到他在牢里一次次为了那么一丁点残存的尊严,和狱中各种势力以死相拼,好几次差一点连命都保不住。
   
   每当遇上一位坐过牢的朋友,我都下意识想要向他们打听坐牢的经验。我的朋友李海评价陈宴斌先生时说:他居然能用这种方式挺过十五年而精神不变,简直是个不可思议的奇迹。我觉得奇迹这个词,还不足以形容,应该说是个神迹。在我眼里,郭飞雄和陈宴斌是一类人,所以当郭飞雄先生被捕之后,我有些害怕:万一发生什么危及生命的事,那该如何是好?一位信仰基督的朋友对我说:祷告吧,只要我们足够虔诚。于是我开始祷告,但事情丝毫也没有好转,好消息一个也没有传出,恰恰相反,郭飞雄被从温暖的广州转押到冰天雪地的沈阳去了。
   
   过去的丙戌年发生过无数人权灾难,其中许万平、杨天水两位先生被判刑十二之悲剧,堪称悲剧中的悲剧。几年前一个冬天,狱中的张林先生给夫人寄来一封信,说自己一切都好,只是严冬将至,尚缺寒衣。似乎冥冥中早已注定,张林夫人刚刚收到这封信,便同时收到了天水先生寄来的过冬衣物。我听见好几位政治犯亲属说过,每到冬天,天水先生便寄来寒衣,而他自己则在靠稀饭咸菜度日。去年冬天,我曾试图给狱中的天水先生也寄些衣物,但一直没有联系上他的亲人。实际上,所谓联系不上,只不过是自己给自己找的一个托词罢了,如果我已学到天水先生万一,那么他早就应该穿上了我寄去的衣物。
   
   有一位朋友告诉我,某天他质问那些将杨天水投入监狱的人:为什么要判杨天水十二年?你们就真的连一点良心都不讲,哪怕要判,稍微轻一些难道不行?那些人答复:我们已经网开一面,判了十二年已是对他莫大的宽大,本准备判他个十八、二十年的。呜呼!禽兽!说起将一个人投入黑牢,让他十八、二十年霉烂在里头的时候,竟然还能如此轻松惬意,面不改色地以施恩者自居。这不是禽兽又是何物?
   
   在冠冕堂皇的和谐社会里,一切带来不和谐因素的人,都将遭到灭顶之灾。小到一套音响,大到全世界,都有人在不遗余力试图为之贴上和谐的标签。人们说印度不和谐,印度有贫民窟,用脏兮兮的恒河水洗澡。那是因为印度没有户籍制度;没有恶城管到处砸人的摊子;没有收容遣送制度;没有人把市容市貌看得比泰山还重,而底层民众的疾苦则如鸿毛一般。如果中国的农民可以自由地进城,并在城里自由地选择职业和居所,那么中国的城市里会出现比印度更简陋得多的贫民窟。如果中国人和印度人一样能够自由地追求并充分享受宗教、哲学、艺术等精神文化生活而非知只顾惟利是图,那么中国的江河里会有比印度人更多的洗浴者。
   
   在我们这个和谐社会里,有一位名叫严正学的画家,他曾经象传说中的行吟歌者一般,在动荡的文化大革命年代,背着画夹流浪四方,把我们这片广袤的土地当成一个巨大象牙塔,成了中国第一位自由画家。但是这片土地辜负了他,于是他决定抗争,在这片土地上建立一个真正的象牙塔。他成了中国民告官第一人,不停地和统治者打官司。因为告官,他成了无数不和谐因素的缔造者,令那些追求和谐的人们恼恨不已。十几年来,严先生因此被放劳教、遭殴打、家破人亡、一贫如洗,但他一直不肯屈服,最终灭顶之灾终于降临,于去年年底再次被捕,尽管严先生早已年逾花甲。
   
   严正学先生高大、黝黑、满面沧桑。尽管历经无数风雨,心灵依旧童稚一般,这是天生的伟大艺术家气质。地痞流氓们坐牢了,仍旧能过得很好,因为他们可以通过迎逢管教,在牢房里用最野蛮和最卑鄙残酷的手段弄权,对其它犯人称王称霸,作威作福来赢得他想要追求的流氓无赖生活。但是艺术家则不同,监狱对于艺术家来说,是彻头彻尾的地狱,他们的牵挂,他们的忧伤,他们的情感,他们对自由、美和真诚的追求,在那里头没有一样可以得到抒发。前不久,惊闻严正学先生在看守所里试图自尽的消息,如同晴天霹雳。这一定是他们给严先生罗织一大堆无稽之谈的罪名,按照他们的思维方式,这些所谓的罪名,必重判无赦。严先生已经六十四岁,如果刑期在十年以上,我实在不敢想象会有什么样的后果?
   
   在《古拉格群岛》的扉页上,题着一行凝重得令人窒息的文字:献给死去的诸君,要叙述此事他们已无能为力,愿他们原谅我,没能猜到一切,没能看到一切,没能想起一切。今天我们这些可怜的人们,早已听猜到、看到并想起了一切,可是我们又能祈求谁来原谅我们的无能为力?
   
   和高大、黝黑的严正学先生相比,许万平先生是另一个极端,瘦弱矮小,面色苍白。知道世界上有许万平这个人的人寥寥可数,如果不是因为和杨天水先生几乎同时被判刑十二年,那么知道许万平先生的人,更加少得可怜。他是个三代根正苗红的无产阶级,他的妻子是为下岗工人,按理,他是这个国家的领导阶级,可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无情并不停地砸在他身上。1989年六月初,北京的枪声传到重庆,举国上下人心惶惶,准备逃避灾祸之时,许先生身披一条巨大白色横幅出现广场上,横幅上赫然写着:杀人犯李鹏!后迅速被捕,判刑八年。出狱后不久,又遭劳教,如今再判刑十二年,这一生活得如同地狱。
   
   万平先生生活十分节俭,和杨天水先生一样,又以在牢里骨头硬而闻名遐尔,因此常年面呈菜色,孱弱单薄。再次坐牢,一定会被折磨得死去活来。是以他刚被捕时,曾有朋友专程赶到重庆,试图为他奔走。官方给万平先生指定了一个律师,那律师放话:我和法院、检察院关系都很不错,我来出面会有一个不错的结果,你们最好不要涉入,以免把事弄砸。朋友闻言,觉得自己出面希望也十分渺茫,为了万平先生能有一个相对好一点的结果,放弃了原先的念头,应允不再涉入。谁料正中奸计,未久,许万平先生被判十二年。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信夫!徒呼奈何。
   
   过去的丙戌年,又有成批中国最优秀的儿子进了专制者的监狱,再加上往年的入狱者,实在无法一一列举他们的名字,也许历史会记住他们,也许他们会被忘记。如今传统的春节又来了,这意味着又是一个春天,在我外婆家的堂屋里,燕子已经开始衔泥筑巢。对萧萧暮雨撒江天,匆匆春去春又归。三十多年过去,有时我们偶尔想起:春天走了。或者偶尔发现:春天又来了。这个雪莱愿意用西风去换取的季节,仿佛从来没有在我们心灵中存在过。已经到来的丁亥年必定还是充斥着抓捕和迫害的一年,但是我们还没有死去,仅仅活着,这就不错了。(廖亦武语)也许要等到这片土地上的铅华和铅毒全部洗尽,才会有灰烬中的涅盘。
   
   祝李元龙先生、许万平先生、杨天水先生、郭起真先生、陈光诚先生、杨茂东先生、张建红先生、陈庆树先生、池建伟先生、严正学先生以及在过去一年中所有入狱的良心犯们新春平安!
   






在冠冕堂皇的和谐社会里,一切带来不和谐因素的人,都将遭到灭顶之灾。



   我曾经有几次机会可以遇上郭飞雄先生,可惜每一次都和他擦肩而过。当我终于决定到广州去的时候,他却已经被捕,有消息说,看守所里的管教们将他铐起来绑在床上,原因是他在里头绝食。看守所里睡的是大统铺,设计标准睡十二人,但是实际人数往往比这个数目要大得多。按照正常人的思维方式,将人绑在大统铺上殊为不易,但是公安局的警察、看守所和劳教队以及监狱里的管教们有的是办法和手段。郭飞雄被绑在上面,继续绝水绝食,我觉得有些不可思议,类似的情景我只在林昭的材料里见过,或者我的朋友王金波也有类似经历,但和他谈起狱中遭遇时,他总是轻描淡写一笔代过。
   
   有一位朋友对我说过,象林昭这样的情况,应该不是少数,只不过林昭留下了血书,使她的事迹得以为众人所知。在我的朋友中,陈宴斌先生是个令人惊叹的奇迹。他剃着小平头,带着眼镜,衣着整洁朴素,身材挺拔,面貌英俊,脸上时常带着腼腆羞涩的表情。虽然年近四十,却依然是一副八十年代末期在学校里读书的学生样子。谁也想不到他曾经坐了十五年牢,更想不到他在牢里一次次为了那么一丁点残存的尊严,和狱中各种势力以死相拼,好几次差一点连命都保不住。
   
   每当遇上一位坐过牢的朋友,我都下意识想要向他们打听坐牢的经验。我的朋友李海评价陈宴斌先生时说:他居然能用这种方式挺过十五年而精神不变,简直是个不可思议的奇迹。我觉得奇迹这个词,还不足以形容,应该说是个神迹。在我眼里,郭飞雄和陈宴斌是一类人,所以当郭飞雄先生被捕之后,我有些害怕:万一发生什么危及生命的事,那该如何是好?一位信仰基督的朋友对我说:祷告吧,只要我们足够虔诚。于是我开始祷告,但事情丝毫也没有好转,好消息一个也没有传出,恰恰相反,郭飞雄被从温暖的广州转押到冰天雪地的沈阳去了。
   
   过去的丙戌年发生过无数人权灾难,其中许万平、杨天水两位先生被判刑十二之悲剧,堪称悲剧中的悲剧。几年前一个冬天,狱中的张林先生给夫人寄来一封信,说自己一切都好,只是严冬将至,尚缺寒衣。似乎冥冥中早已注定,张林夫人刚刚收到这封信,便同时收到了天水先生寄来的过冬衣物。我听见好几位政治犯亲属说过,每到冬天,天水先生便寄来寒衣,而他自己则在靠稀饭咸菜度日。去年冬天,我曾试图给狱中的天水先生也寄些衣物,但一直没有联系上他的亲人。实际上,所谓联系不上,只不过是自己给自己找的一个托词罢了,如果我已学到天水先生万一,那么他早就应该穿上了我寄去的衣物。
   
   有一位朋友告诉我,某天他质问那些将杨天水投入监狱的人:为什么要判杨天水十二年?你们就真的连一点良心都不讲,哪怕要判,稍微轻一些难道不行?那些人答复:我们已经网开一面,判了十二年已是对他莫大的宽大,本准备判他个十八、二十年的。呜呼!禽兽!说起将一个人投入黑牢,让他十八、二十年霉烂在里头的时候,竟然还能如此轻松惬意,面不改色地以施恩者自居。这不是禽兽又是何物?
   
   在冠冕堂皇的和谐社会里,一切带来不和谐因素的人,都将遭到灭顶之灾。小到一套音响,大到全世界,都有人在不遗余力试图为之贴上和谐的标签。人们说印度不和谐,印度有贫民窟,用脏兮兮的恒河水洗澡。那是因为印度没有户籍制度;没有恶城管到处砸人的摊子;没有收容遣送制度;没有人把市容市貌看得比泰山还重,而底层民众的疾苦则如鸿毛一般。如果中国的农民可以自由地进城,并在城里自由地选择职业和居所,那么中国的城市里会出现比印度更简陋得多的贫民窟。如果中国人和印度人一样能够自由地追求并充分享受宗教、哲学、艺术等精神文化生活而非知只顾惟利是图,那么中国的江河里会有比印度人更多的洗浴者。
   
   在我们这个和谐社会里,有一位名叫严正学的画家,他曾经象传说中的行吟歌者一般,在动荡的文化大革命年代,背着画夹流浪四方,把我们这片广袤的土地当成一个巨大象牙塔,成了中国第一位自由画家。但是这片土地辜负了他,于是他决定抗争,在这片土地上建立一个真正的象牙塔。他成了中国民告官第一人,不停地和统治者打官司。因为告官,他成了无数不和谐因素的缔造者,令那些追求和谐的人们恼恨不已。十几年来,严先生因此被放劳教、遭殴打、家破人亡、一贫如洗,但他一直不肯屈服,最终灭顶之灾终于降临,于去年年底再次被捕,尽管严先生早已年逾花甲。
   
   严正学先生高大、黝黑、满面沧桑。尽管历经无数风雨,心灵依旧童稚一般,这是天生的伟大艺术家气质。地痞流氓们坐牢了,仍旧能过得很好,因为他们可以通过迎逢管教,在牢房里用最野蛮和最卑鄙残酷的手段弄权,对其它犯人称王称霸,作威作福来赢得他想要追求的流氓无赖生活。但是艺术家则不同,监狱对于艺术家来说,是彻头彻尾的地狱,他们的牵挂,他们的忧伤,他们的情感,他们对自由、美和真诚的追求,在那里头没有一样可以得到抒发。前不久,惊闻严正学先生在看守所里试图自尽的消息,如同晴天霹雳。这一定是他们给严先生罗织一大堆无稽之谈的罪名,按照他们的思维方式,这些所谓的罪名,必重判无赦。严先生已经六十四岁,如果刑期在十年以上,我实在不敢想象会有什么样的后果?
   
   在《古拉格群岛》的扉页上,题着一行凝重得令人窒息的文字:献给死去的诸君,要叙述此事他们已无能为力,愿他们原谅我,没能猜到一切,没能看到一切,没能想起一切。今天我们这些可怜的人们,早已听猜到、看到并想起了一切,可是我们又能祈求谁来原谅我们的无能为力?
   
   和高大、黝黑的严正学先生相比,许万平先生是另一个极端,瘦弱矮小,面色苍白。知道世界上有许万平这个人的人寥寥可数,如果不是因为和杨天水先生几乎同时被判刑十二年,那么知道许万平先生的人,更加少得可怜。他是个三代根正苗红的无产阶级,他的妻子是为下岗工人,按理,他是这个国家的领导阶级,可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无情并不停地砸在他身上。1989年六月初,北京的枪声传到重庆,举国上下人心惶惶,准备逃避灾祸之时,许先生身披一条巨大白色横幅出现广场上,横幅上赫然写着:杀人犯李鹏!后迅速被捕,判刑八年。出狱后不久,又遭劳教,如今再判刑十二年,这一生活得如同地狱。
   
   万平先生生活十分节俭,和杨天水先生一样,又以在牢里骨头硬而闻名遐尔,因此常年面呈菜色,孱弱单薄。再次坐牢,一定会被折磨得死去活来。是以他刚被捕时,曾有朋友专程赶到重庆,试图为他奔走。官方给万平先生指定了一个律师,那律师放话:我和法院、检察院关系都很不错,我来出面会有一个不错的结果,你们最好不要涉入,以免把事弄砸。朋友闻言,觉得自己出面希望也十分渺茫,为了万平先生能有一个相对好一点的结果,放弃了原先的念头,应允不再涉入。谁料正中奸计,未久,许万平先生被判十二年。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信夫!徒呼奈何。
   
   过去的丙戌年,又有成批中国最优秀的儿子进了专制者的监狱,再加上往年的入狱者,实在无法一一列举他们的名字,也许历史会记住他们,也许他们会被忘记。如今传统的春节又来了,这意味着又是一个春天,在我外婆家的堂屋里,燕子已经开始衔泥筑巢。对萧萧暮雨撒江天,匆匆春去春又归。三十多年过去,有时我们偶尔想起:春天走了。或者偶尔发现:春天又来了。这个雪莱愿意用西风去换取的季节,仿佛从来没有在我们心灵中存在过。已经到来的丁亥年必定还是充斥着抓捕和迫害的一年,但是我们还没有死去,仅仅活着,这就不错了。(廖亦武语)也许要等到这片土地上的铅华和铅毒全部洗尽,才会有灰烬中的涅盘。
   
   祝李元龙先生、许万平先生、杨天水先生、郭起真先生、陈光诚先生、杨茂东先生、张建红先生、陈庆树先生、池建伟先生、严正学先生以及在过去一年中所有入狱的良心犯们新春平安!
   






在冠冕堂皇的和谐社会里,一切带来不和谐因素的人,都将遭到灭顶之灾。



   我曾经有几次机会可以遇上郭飞雄先生,可惜每一次都和他擦肩而过。当我终于决定到广州去的时候,他却已经被捕,有消息说,看守所里的管教们将他铐起来绑在床上,原因是他在里头绝食。看守所里睡的是大统铺,设计标准睡十二人,但是实际人数往往比这个数目要大得多。按照正常人的思维方式,将人绑在大统铺上殊为不易,但是公安局的警察、看守所和劳教队以及监狱里的管教们有的是办法和手段。郭飞雄被绑在上面,继续绝水绝食,我觉得有些不可思议,类似的情景我只在林昭的材料里见过,或者我的朋友王金波也有类似经历,但和他谈起狱中遭遇时,他总是轻描淡写一笔代过。
   
   有一位朋友对我说过,象林昭这样的情况,应该不是少数,只不过林昭留下了血书,使她的事迹得以为众人所知。在我的朋友中,陈宴斌先生是个令人惊叹的奇迹。他剃着小平头,带着眼镜,衣着整洁朴素,身材挺拔,面貌英俊,脸上时常带着腼腆羞涩的表情。虽然年近四十,却依然是一副八十年代末期在学校里读书的学生样子。谁也想不到他曾经坐了十五年牢,更想不到他在牢里一次次为了那么一丁点残存的尊严,和狱中各种势力以死相拼,好几次差一点连命都保不住。
   
   每当遇上一位坐过牢的朋友,我都下意识想要向他们打听坐牢的经验。我的朋友李海评价陈宴斌先生时说:他居然能用这种方式挺过十五年而精神不变,简直是个不可思议的奇迹。我觉得奇迹这个词,还不足以形容,应该说是个神迹。在我眼里,郭飞雄和陈宴斌是一类人,所以当郭飞雄先生被捕之后,我有些害怕:万一发生什么危及生命的事,那该如何是好?一位信仰基督的朋友对我说:祷告吧,只要我们足够虔诚。于是我开始祷告,但事情丝毫也没有好转,好消息一个也没有传出,恰恰相反,郭飞雄被从温暖的广州转押到冰天雪地的沈阳去了。
   
   过去的丙戌年发生过无数人权灾难,其中许万平、杨天水两位先生被判刑十二之悲剧,堪称悲剧中的悲剧。几年前一个冬天,狱中的张林先生给夫人寄来一封信,说自己一切都好,只是严冬将至,尚缺寒衣。似乎冥冥中早已注定,张林夫人刚刚收到这封信,便同时收到了天水先生寄来的过冬衣物。我听见好几位政治犯亲属说过,每到冬天,天水先生便寄来寒衣,而他自己则在靠稀饭咸菜度日。去年冬天,我曾试图给狱中的天水先生也寄些衣物,但一直没有联系上他的亲人。实际上,所谓联系不上,只不过是自己给自己找的一个托词罢了,如果我已学到天水先生万一,那么他早就应该穿上了我寄去的衣物。
   
   有一位朋友告诉我,某天他质问那些将杨天水投入监狱的人:为什么要判杨天水十二年?你们就真的连一点良心都不讲,哪怕要判,稍微轻一些难道不行?那些人答复:我们已经网开一面,判了十二年已是对他莫大的宽大,本准备判他个十八、二十年的。呜呼!禽兽!说起将一个人投入黑牢,让他十八、二十年霉烂在里头的时候,竟然还能如此轻松惬意,面不改色地以施恩者自居。这不是禽兽又是何物?
   
   在冠冕堂皇的和谐社会里,一切带来不和谐因素的人,都将遭到灭顶之灾。小到一套音响,大到全世界,都有人在不遗余力试图为之贴上和谐的标签。人们说印度不和谐,印度有贫民窟,用脏兮兮的恒河水洗澡。那是因为印度没有户籍制度;没有恶城管到处砸人的摊子;没有收容遣送制度;没有人把市容市貌看得比泰山还重,而底层民众的疾苦则如鸿毛一般。如果中国的农民可以自由地进城,并在城里自由地选择职业和居所,那么中国的城市里会出现比印度更简陋得多的贫民窟。如果中国人和印度人一样能够自由地追求并充分享受宗教、哲学、艺术等精神文化生活而非知只顾惟利是图,那么中国的江河里会有比印度人更多的洗浴者。
   
   在我们这个和谐社会里,有一位名叫严正学的画家,他曾经象传说中的行吟歌者一般,在动荡的文化大革命年代,背着画夹流浪四方,把我们这片广袤的土地当成一个巨大象牙塔,成了中国第一位自由画家。但是这片土地辜负了他,于是他决定抗争,在这片土地上建立一个真正的象牙塔。他成了中国民告官第一人,不停地和统治者打官司。因为告官,他成了无数不和谐因素的缔造者,令那些追求和谐的人们恼恨不已。十几年来,严先生因此被放劳教、遭殴打、家破人亡、一贫如洗,但他一直不肯屈服,最终灭顶之灾终于降临,于去年年底再次被捕,尽管严先生早已年逾花甲。
   
   严正学先生高大、黝黑、满面沧桑。尽管历经无数风雨,心灵依旧童稚一般,这是天生的伟大艺术家气质。地痞流氓们坐牢了,仍旧能过得很好,因为他们可以通过迎逢管教,在牢房里用最野蛮和最卑鄙残酷的手段弄权,对其它犯人称王称霸,作威作福来赢得他想要追求的流氓无赖生活。但是艺术家则不同,监狱对于艺术家来说,是彻头彻尾的地狱,他们的牵挂,他们的忧伤,他们的情感,他们对自由、美和真诚的追求,在那里头没有一样可以得到抒发。前不久,惊闻严正学先生在看守所里试图自尽的消息,如同晴天霹雳。这一定是他们给严先生罗织一大堆无稽之谈的罪名,按照他们的思维方式,这些所谓的罪名,必重判无赦。严先生已经六十四岁,如果刑期在十年以上,我实在不敢想象会有什么样的后果?
   
   在《古拉格群岛》的扉页上,题着一行凝重得令人窒息的文字:献给死去的诸君,要叙述此事他们已无能为力,愿他们原谅我,没能猜到一切,没能看到一切,没能想起一切。今天我们这些可怜的人们,早已听猜到、看到并想起了一切,可是我们又能祈求谁来原谅我们的无能为力?
   
   和高大、黝黑的严正学先生相比,许万平先生是另一个极端,瘦弱矮小,面色苍白。知道世界上有许万平这个人的人寥寥可数,如果不是因为和杨天水先生几乎同时被判刑十二年,那么知道许万平先生的人,更加少得可怜。他是个三代根正苗红的无产阶级,他的妻子是为下岗工人,按理,他是这个国家的领导阶级,可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无情并不停地砸在他身上。1989年六月初,北京的枪声传到重庆,举国上下人心惶惶,准备逃避灾祸之时,许先生身披一条巨大白色横幅出现广场上,横幅上赫然写着:杀人犯李鹏!后迅速被捕,判刑八年。出狱后不久,又遭劳教,如今再判刑十二年,这一生活得如同地狱。
   
   万平先生生活十分节俭,和杨天水先生一样,又以在牢里骨头硬而闻名遐尔,因此常年面呈菜色,孱弱单薄。再次坐牢,一定会被折磨得死去活来。是以他刚被捕时,曾有朋友专程赶到重庆,试图为他奔走。官方给万平先生指定了一个律师,那律师放话:我和法院、检察院关系都很不错,我来出面会有一个不错的结果,你们最好不要涉入,以免把事弄砸。朋友闻言,觉得自己出面希望也十分渺茫,为了万平先生能有一个相对好一点的结果,放弃了原先的念头,应允不再涉入。谁料正中奸计,未久,许万平先生被判十二年。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信夫!徒呼奈何。
   
   过去的丙戌年,又有成批中国最优秀的儿子进了专制者的监狱,再加上往年的入狱者,实在无法一一列举他们的名字,也许历史会记住他们,也许他们会被忘记。如今传统的春节又来了,这意味着又是一个春天,在我外婆家的堂屋里,燕子已经开始衔泥筑巢。对萧萧暮雨撒江天,匆匆春去春又归。三十多年过去,有时我们偶尔想起:春天走了。或者偶尔发现:春天又来了。这个雪莱愿意用西风去换取的季节,仿佛从来没有在我们心灵中存在过。已经到来的丁亥年必定还是充斥着抓捕和迫害的一年,但是我们还没有死去,仅仅活着,这就不错了。(廖亦武语)也许要等到这片土地上的铅华和铅毒全部洗尽,才会有灰烬中的涅盘。
   
   祝李元龙先生、许万平先生、杨天水先生、郭起真先生、陈光诚先生、杨茂东先生、张建红先生、陈庆树先生、池建伟先生、严正学先生以及在过去一年中所有入狱的良心犯们新春平安!
   






在冠冕堂皇的和谐社会里,一切带来不和谐因素的人,都将遭到灭顶之灾。



   我曾经有几次机会可以遇上郭飞雄先生,可惜每一次都和他擦肩而过。当我终于决定到广州去的时候,他却已经被捕,有消息说,看守所里的管教们将他铐起来绑在床上,原因是他在里头绝食。看守所里睡的是大统铺,设计标准睡十二人,但是实际人数往往比这个数目要大得多。按照正常人的思维方式,将人绑在大统铺上殊为不易,但是公安局的警察、看守所和劳教队以及监狱里的管教们有的是办法和手段。郭飞雄被绑在上面,继续绝水绝食,我觉得有些不可思议,类似的情景我只在林昭的材料里见过,或者我的朋友王金波也有类似经历,但和他谈起狱中遭遇时,他总是轻描淡写一笔代过。
   
   有一位朋友对我说过,象林昭这样的情况,应该不是少数,只不过林昭留下了血书,使她的事迹得以为众人所知。在我的朋友中,陈宴斌先生是个令人惊叹的奇迹。他剃着小平头,带着眼镜,衣着整洁朴素,身材挺拔,面貌英俊,脸上时常带着腼腆羞涩的表情。虽然年近四十,却依然是一副八十年代末期在学校里读书的学生样子。谁也想不到他曾经坐了十五年牢,更想不到他在牢里一次次为了那么一丁点残存的尊严,和狱中各种势力以死相拼,好几次差一点连命都保不住。
   
   每当遇上一位坐过牢的朋友,我都下意识想要向他们打听坐牢的经验。我的朋友李海评价陈宴斌先生时说:他居然能用这种方式挺过十五年而精神不变,简直是个不可思议的奇迹。我觉得奇迹这个词,还不足以形容,应该说是个神迹。在我眼里,郭飞雄和陈宴斌是一类人,所以当郭飞雄先生被捕之后,我有些害怕:万一发生什么危及生命的事,那该如何是好?一位信仰基督的朋友对我说:祷告吧,只要我们足够虔诚。于是我开始祷告,但事情丝毫也没有好转,好消息一个也没有传出,恰恰相反,郭飞雄被从温暖的广州转押到冰天雪地的沈阳去了。
   
   过去的丙戌年发生过无数人权灾难,其中许万平、杨天水两位先生被判刑十二之悲剧,堪称悲剧中的悲剧。几年前一个冬天,狱中的张林先生给夫人寄来一封信,说自己一切都好,只是严冬将至,尚缺寒衣。似乎冥冥中早已注定,张林夫人刚刚收到这封信,便同时收到了天水先生寄来的过冬衣物。我听见好几位政治犯亲属说过,每到冬天,天水先生便寄来寒衣,而他自己则在靠稀饭咸菜度日。去年冬天,我曾试图给狱中的天水先生也寄些衣物,但一直没有联系上他的亲人。实际上,所谓联系不上,只不过是自己给自己找的一个托词罢了,如果我已学到天水先生万一,那么他早就应该穿上了我寄去的衣物。
   
   有一位朋友告诉我,某天他质问那些将杨天水投入监狱的人:为什么要判杨天水十二年?你们就真的连一点良心都不讲,哪怕要判,稍微轻一些难道不行?那些人答复:我们已经网开一面,判了十二年已是对他莫大的宽大,本准备判他个十八、二十年的。呜呼!禽兽!说起将一个人投入黑牢,让他十八、二十年霉烂在里头的时候,竟然还能如此轻松惬意,面不改色地以施恩者自居。这不是禽兽又是何物?
   
   在冠冕堂皇的和谐社会里,一切带来不和谐因素的人,都将遭到灭顶之灾。小到一套音响,大到全世界,都有人在不遗余力试图为之贴上和谐的标签。人们说印度不和谐,印度有贫民窟,用脏兮兮的恒河水洗澡。那是因为印度没有户籍制度;没有恶城管到处砸人的摊子;没有收容遣送制度;没有人把市容市貌看得比泰山还重,而底层民众的疾苦则如鸿毛一般。如果中国的农民可以自由地进城,并在城里自由地选择职业和居所,那么中国的城市里会出现比印度更简陋得多的贫民窟。如果中国人和印度人一样能够自由地追求并充分享受宗教、哲学、艺术等精神文化生活而非知只顾惟利是图,那么中国的江河里会有比印度人更多的洗浴者。
   
   在我们这个和谐社会里,有一位名叫严正学的画家,他曾经象传说中的行吟歌者一般,在动荡的文化大革命年代,背着画夹流浪四方,把我们这片广袤的土地当成一个巨大象牙塔,成了中国第一位自由画家。但是这片土地辜负了他,于是他决定抗争,在这片土地上建立一个真正的象牙塔。他成了中国民告官第一人,不停地和统治者打官司。因为告官,他成了无数不和谐因素的缔造者,令那些追求和谐的人们恼恨不已。十几年来,严先生因此被放劳教、遭殴打、家破人亡、一贫如洗,但他一直不肯屈服,最终灭顶之灾终于降临,于去年年底再次被捕,尽管严先生早已年逾花甲。
   
   严正学先生高大、黝黑、满面沧桑。尽管历经无数风雨,心灵依旧童稚一般,这是天生的伟大艺术家气质。地痞流氓们坐牢了,仍旧能过得很好,因为他们可以通过迎逢管教,在牢房里用最野蛮和最卑鄙残酷的手段弄权,对其它犯人称王称霸,作威作福来赢得他想要追求的流氓无赖生活。但是艺术家则不同,监狱对于艺术家来说,是彻头彻尾的地狱,他们的牵挂,他们的忧伤,他们的情感,他们对自由、美和真诚的追求,在那里头没有一样可以得到抒发。前不久,惊闻严正学先生在看守所里试图自尽的消息,如同晴天霹雳。这一定是他们给严先生罗织一大堆无稽之谈的罪名,按照他们的思维方式,这些所谓的罪名,必重判无赦。严先生已经六十四岁,如果刑期在十年以上,我实在不敢想象会有什么样的后果?
   
   在《古拉格群岛》的扉页上,题着一行凝重得令人窒息的文字:献给死去的诸君,要叙述此事他们已无能为力,愿他们原谅我,没能猜到一切,没能看到一切,没能想起一切。今天我们这些可怜的人们,早已听猜到、看到并想起了一切,可是我们又能祈求谁来原谅我们的无能为力?
   
   和高大、黝黑的严正学先生相比,许万平先生是另一个极端,瘦弱矮小,面色苍白。知道世界上有许万平这个人的人寥寥可数,如果不是因为和杨天水先生几乎同时被判刑十二年,那么知道许万平先生的人,更加少得可怜。他是个三代根正苗红的无产阶级,他的妻子是为下岗工人,按理,他是这个国家的领导阶级,可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无情并不停地砸在他身上。1989年六月初,北京的枪声传到重庆,举国上下人心惶惶,准备逃避灾祸之时,许先生身披一条巨大白色横幅出现广场上,横幅上赫然写着:杀人犯李鹏!后迅速被捕,判刑八年。出狱后不久,又遭劳教,如今再判刑十二年,这一生活得如同地狱。
   
   万平先生生活十分节俭,和杨天水先生一样,又以在牢里骨头硬而闻名遐尔,因此常年面呈菜色,孱弱单薄。再次坐牢,一定会被折磨得死去活来。是以他刚被捕时,曾有朋友专程赶到重庆,试图为他奔走。官方给万平先生指定了一个律师,那律师放话:我和法院、检察院关系都很不错,我来出面会有一个不错的结果,你们最好不要涉入,以免把事弄砸。朋友闻言,觉得自己出面希望也十分渺茫,为了万平先生能有一个相对好一点的结果,放弃了原先的念头,应允不再涉入。谁料正中奸计,未久,许万平先生被判十二年。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信夫!徒呼奈何。
   
   过去的丙戌年,又有成批中国最优秀的儿子进了专制者的监狱,再加上往年的入狱者,实在无法一一列举他们的名字,也许历史会记住他们,也许他们会被忘记。如今传统的春节又来了,这意味着又是一个春天,在我外婆家的堂屋里,燕子已经开始衔泥筑巢。对萧萧暮雨撒江天,匆匆春去春又归。三十多年过去,有时我们偶尔想起:春天走了。或者偶尔发现:春天又来了。这个雪莱愿意用西风去换取的季节,仿佛从来没有在我们心灵中存在过。已经到来的丁亥年必定还是充斥着抓捕和迫害的一年,但是我们还没有死去,仅仅活着,这就不错了。(廖亦武语)也许要等到这片土地上的铅华和铅毒全部洗尽,才会有灰烬中的涅盘。
   
   祝李元龙先生、许万平先生、杨天水先生、郭起真先生、陈光诚先生、杨茂东先生、张建红先生、陈庆树先生、池建伟先生、严正学先生以及在过去一年中所有入狱的良心犯们新春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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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胡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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