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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安义行 一次无果的寻访
张先玲 (北京)



我写这篇短文的一个目的,是希望那场惨案的知情者向我们提供死难者和伤残者的线索。



九十年代初,我常常在一些人多而又气氛宽松的场合,比如同学聚会、朋友串门或者乘火车、坐出租的时候,有意谈起六四。那个时候,六四虽然在官方是禁区,但在民间却并没有多少禁忌,尤其是在惨案的发生地首都北京。在那样的场合,人们在谈话间往往会透露一些有关六四遇难者和伤残者的信息。这类信息对于一般老百姓来说也许说过就一风吹,但对于我们来说,就是十分难得的寻访线索,我们今天这份名单里的一些死难者,就是通过这样得来的线索找到的。   

几年前,一次我乘短途火车,邻座的一位年轻人同我聊天,说起他知道有一位兰州大学的在校生89年遇难了,死者的名字叫陈晓峰。他告诉我,这位遇难者是江西安义县人,就住在县城。我当时记下了这个线索,回家后,我查找到了安义在江西的具体方位,于是就托居住在南昌的一个亲戚去打听。但是,没有打听到任何结果。从此,我心中又多了一个未了的牵挂。

今年春天,有朋友邀我一起去江西婺源旅游,我本来并不想去,但一想到可以趁这个机会顺便去一趟安义,也就答应了。4月26日早上,我从婺源动身去安义,其实安义在离南昌不远的地方,但我因路不熟,坐错了车,接近中午的时候才到安义县城。从哪里着手去寻找呢?我想到,那位叫陈晓峰的死者既然是兰州大学的在校生,那么他一定是从安义的某一所中学考出去的,也就可以从县城的中学找起,只要找到陈晓峰这个名字,就不难找到他的家庭地址和亲属。

在车上我打听到安义县城有三所中学,最好的一所是省重点安义中学。我想,重点中学考上大学的人会多一些,于是我下车后直奔那所中学。正是上午快下课的时分,我坐在自带的手杖凳上,在办公室的走廊里等候,不一会来了一位老师。于是我迎上前去,说明我是来这里找一个人的,此人当年考到了外地的一所大学,89年在北京意外死亡,名字叫陈晓峰,我想找到他的亲属,表示一下慰问之意。这位老师听了很受感动。对我说:你这么大岁数,腿脚又不便,这么远道而来,真难为你了。他把办公室的门打开,热情的请我坐下、喝水。这时正是午饭时候,窗外走过一男一女两位老师,看到我这个陌生人很觉诧异,都走进来讯问,我又把来这里的打算说了一遍。其中一位老师问道:怎么个意外死亡?我只得把89年北京发生的事情做了简要的说明,这位老师一听也就不再多问,我想他一定知道是怎么回事了。那天气温较高,他们看我风尘仆仆,都很热情地帮我回忆。一位老师还一连帮我打了好几个电话,其中有一次接电话的人说印象中有一个叫陈晓峰的,并提到了陈晓峰当年的班主任。于是我在那位老师的带领下,找到这位班主任。然而,令我失望的是,那位班主任老师否认了陈晓峰这个人的存在。我有些懊丧,但转念一想,无非有两种可能:一是安义一中确实没有陈晓峰这个人,一是因为事涉六四,那位班主任觉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最后,老师们又把正要午休的管档案的老师也找来了。大家一起查了很久还是没查到。这时已经中午一点半多了,那三位老师都还没吃饭,我只有表示深深的谢意,留下我的姓名和联系方式,离开了学校。

我在一条小街的小饭铺里吃了一碗汤粉,略事休息,又动身去安义二中。在校门口,一位值班的老师听我说明来意,很亲切的告诉我:那时候安义二中还没有办高中,不可能有这个人的记录,你可以到县里的招生办公室去查询,那里应该有毕业生考入某所大学的档案资料。他指着学校的后门说:招生办就在对面,你可以去找李主任。

下午,我见到了招生办的李主任,我在楼下等了很久,他从六楼办公室下来,把我领到了他的家里。我同样向他说明了来意,他迟疑了一下,很抱歉地对我说说:我们招生办只有92年以后的档案,92年以前没有纪录。因此你要查询的人,我们这里不可能查到。一听,我又是一阵懊丧,心想这次又落空了。在我向他告别的时候,这位李主任握着我的手说:你们还真执著。这短短的一句话,也算是对我这次寻访无果的安慰吧。

我怅然地登上了返回婺源的汽车,在落日的余辉中离开了安义县城。

六四惨案快十八年了,当年在惨案中死去的人们,也离我们越来越远了。在过去的十八年里,我们已经取得联系的死难亲属逐渐形成了一个天安门母亲群体。但是,我常常想,我们这个群体中的每一位母亲还是幸运的,我们毕竟还可以互相安慰,互相支撑,有困难的难友还能从外界得到一些人道救援。然而,尽管我们做出了巨大的努力,至今也只是找到了186位六四死难者,还有比这个数字多得多的死难者我们不知下落,我们很难想象这些死者的亲属十八年来是怎么度过的。

我今天写这篇短文,是想告诉人们,我们不能忘了在十八年前那场劫难中死去的人们,也不要忘记这些死难者亲属悲惨命运。

我写这篇短文的另一个目的,是希望当年那场惨案的目击者、知情者向我们提供惨案中的死难者和致伤致残者的线索,尤其是陈晓峰及其亲属的确切线索,以使我们的寻访和救助活动继续下去。


2007/5/23

编者注:本文作者为天安门母亲成员。









我写这篇短文的一个目的,是希望那场惨案的知情者向我们提供死难者和伤残者的线索。



九十年代初,我常常在一些人多而又气氛宽松的场合,比如同学聚会、朋友串门或者乘火车、坐出租的时候,有意谈起六四。那个时候,六四虽然在官方是禁区,但在民间却并没有多少禁忌,尤其是在惨案的发生地首都北京。在那样的场合,人们在谈话间往往会透露一些有关六四遇难者和伤残者的信息。这类信息对于一般老百姓来说也许说过就一风吹,但对于我们来说,就是十分难得的寻访线索,我们今天这份名单里的一些死难者,就是通过这样得来的线索找到的。   

几年前,一次我乘短途火车,邻座的一位年轻人同我聊天,说起他知道有一位兰州大学的在校生89年遇难了,死者的名字叫陈晓峰。他告诉我,这位遇难者是江西安义县人,就住在县城。我当时记下了这个线索,回家后,我查找到了安义在江西的具体方位,于是就托居住在南昌的一个亲戚去打听。但是,没有打听到任何结果。从此,我心中又多了一个未了的牵挂。

今年春天,有朋友邀我一起去江西婺源旅游,我本来并不想去,但一想到可以趁这个机会顺便去一趟安义,也就答应了。4月26日早上,我从婺源动身去安义,其实安义在离南昌不远的地方,但我因路不熟,坐错了车,接近中午的时候才到安义县城。从哪里着手去寻找呢?我想到,那位叫陈晓峰的死者既然是兰州大学的在校生,那么他一定是从安义的某一所中学考出去的,也就可以从县城的中学找起,只要找到陈晓峰这个名字,就不难找到他的家庭地址和亲属。

在车上我打听到安义县城有三所中学,最好的一所是省重点安义中学。我想,重点中学考上大学的人会多一些,于是我下车后直奔那所中学。正是上午快下课的时分,我坐在自带的手杖凳上,在办公室的走廊里等候,不一会来了一位老师。于是我迎上前去,说明我是来这里找一个人的,此人当年考到了外地的一所大学,89年在北京意外死亡,名字叫陈晓峰,我想找到他的亲属,表示一下慰问之意。这位老师听了很受感动。对我说:你这么大岁数,腿脚又不便,这么远道而来,真难为你了。他把办公室的门打开,热情的请我坐下、喝水。这时正是午饭时候,窗外走过一男一女两位老师,看到我这个陌生人很觉诧异,都走进来讯问,我又把来这里的打算说了一遍。其中一位老师问道:怎么个意外死亡?我只得把89年北京发生的事情做了简要的说明,这位老师一听也就不再多问,我想他一定知道是怎么回事了。那天气温较高,他们看我风尘仆仆,都很热情地帮我回忆。一位老师还一连帮我打了好几个电话,其中有一次接电话的人说印象中有一个叫陈晓峰的,并提到了陈晓峰当年的班主任。于是我在那位老师的带领下,找到这位班主任。然而,令我失望的是,那位班主任老师否认了陈晓峰这个人的存在。我有些懊丧,但转念一想,无非有两种可能:一是安义一中确实没有陈晓峰这个人,一是因为事涉六四,那位班主任觉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最后,老师们又把正要午休的管档案的老师也找来了。大家一起查了很久还是没查到。这时已经中午一点半多了,那三位老师都还没吃饭,我只有表示深深的谢意,留下我的姓名和联系方式,离开了学校。

我在一条小街的小饭铺里吃了一碗汤粉,略事休息,又动身去安义二中。在校门口,一位值班的老师听我说明来意,很亲切的告诉我:那时候安义二中还没有办高中,不可能有这个人的记录,你可以到县里的招生办公室去查询,那里应该有毕业生考入某所大学的档案资料。他指着学校的后门说:招生办就在对面,你可以去找李主任。

下午,我见到了招生办的李主任,我在楼下等了很久,他从六楼办公室下来,把我领到了他的家里。我同样向他说明了来意,他迟疑了一下,很抱歉地对我说说:我们招生办只有92年以后的档案,92年以前没有纪录。因此你要查询的人,我们这里不可能查到。一听,我又是一阵懊丧,心想这次又落空了。在我向他告别的时候,这位李主任握着我的手说:你们还真执著。这短短的一句话,也算是对我这次寻访无果的安慰吧。

我怅然地登上了返回婺源的汽车,在落日的余辉中离开了安义县城。

六四惨案快十八年了,当年在惨案中死去的人们,也离我们越来越远了。在过去的十八年里,我们已经取得联系的死难亲属逐渐形成了一个天安门母亲群体。但是,我常常想,我们这个群体中的每一位母亲还是幸运的,我们毕竟还可以互相安慰,互相支撑,有困难的难友还能从外界得到一些人道救援。然而,尽管我们做出了巨大的努力,至今也只是找到了186位六四死难者,还有比这个数字多得多的死难者我们不知下落,我们很难想象这些死者的亲属十八年来是怎么度过的。

我今天写这篇短文,是想告诉人们,我们不能忘了在十八年前那场劫难中死去的人们,也不要忘记这些死难者亲属悲惨命运。

我写这篇短文的另一个目的,是希望当年那场惨案的目击者、知情者向我们提供惨案中的死难者和致伤致残者的线索,尤其是陈晓峰及其亲属的确切线索,以使我们的寻访和救助活动继续下去。


2007/5/23

编者注:本文作者为天安门母亲成员。









我写这篇短文的一个目的,是希望那场惨案的知情者向我们提供死难者和伤残者的线索。



九十年代初,我常常在一些人多而又气氛宽松的场合,比如同学聚会、朋友串门或者乘火车、坐出租的时候,有意谈起六四。那个时候,六四虽然在官方是禁区,但在民间却并没有多少禁忌,尤其是在惨案的发生地首都北京。在那样的场合,人们在谈话间往往会透露一些有关六四遇难者和伤残者的信息。这类信息对于一般老百姓来说也许说过就一风吹,但对于我们来说,就是十分难得的寻访线索,我们今天这份名单里的一些死难者,就是通过这样得来的线索找到的。   

几年前,一次我乘短途火车,邻座的一位年轻人同我聊天,说起他知道有一位兰州大学的在校生89年遇难了,死者的名字叫陈晓峰。他告诉我,这位遇难者是江西安义县人,就住在县城。我当时记下了这个线索,回家后,我查找到了安义在江西的具体方位,于是就托居住在南昌的一个亲戚去打听。但是,没有打听到任何结果。从此,我心中又多了一个未了的牵挂。

今年春天,有朋友邀我一起去江西婺源旅游,我本来并不想去,但一想到可以趁这个机会顺便去一趟安义,也就答应了。4月26日早上,我从婺源动身去安义,其实安义在离南昌不远的地方,但我因路不熟,坐错了车,接近中午的时候才到安义县城。从哪里着手去寻找呢?我想到,那位叫陈晓峰的死者既然是兰州大学的在校生,那么他一定是从安义的某一所中学考出去的,也就可以从县城的中学找起,只要找到陈晓峰这个名字,就不难找到他的家庭地址和亲属。

在车上我打听到安义县城有三所中学,最好的一所是省重点安义中学。我想,重点中学考上大学的人会多一些,于是我下车后直奔那所中学。正是上午快下课的时分,我坐在自带的手杖凳上,在办公室的走廊里等候,不一会来了一位老师。于是我迎上前去,说明我是来这里找一个人的,此人当年考到了外地的一所大学,89年在北京意外死亡,名字叫陈晓峰,我想找到他的亲属,表示一下慰问之意。这位老师听了很受感动。对我说:你这么大岁数,腿脚又不便,这么远道而来,真难为你了。他把办公室的门打开,热情的请我坐下、喝水。这时正是午饭时候,窗外走过一男一女两位老师,看到我这个陌生人很觉诧异,都走进来讯问,我又把来这里的打算说了一遍。其中一位老师问道:怎么个意外死亡?我只得把89年北京发生的事情做了简要的说明,这位老师一听也就不再多问,我想他一定知道是怎么回事了。那天气温较高,他们看我风尘仆仆,都很热情地帮我回忆。一位老师还一连帮我打了好几个电话,其中有一次接电话的人说印象中有一个叫陈晓峰的,并提到了陈晓峰当年的班主任。于是我在那位老师的带领下,找到这位班主任。然而,令我失望的是,那位班主任老师否认了陈晓峰这个人的存在。我有些懊丧,但转念一想,无非有两种可能:一是安义一中确实没有陈晓峰这个人,一是因为事涉六四,那位班主任觉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最后,老师们又把正要午休的管档案的老师也找来了。大家一起查了很久还是没查到。这时已经中午一点半多了,那三位老师都还没吃饭,我只有表示深深的谢意,留下我的姓名和联系方式,离开了学校。

我在一条小街的小饭铺里吃了一碗汤粉,略事休息,又动身去安义二中。在校门口,一位值班的老师听我说明来意,很亲切的告诉我:那时候安义二中还没有办高中,不可能有这个人的记录,你可以到县里的招生办公室去查询,那里应该有毕业生考入某所大学的档案资料。他指着学校的后门说:招生办就在对面,你可以去找李主任。

下午,我见到了招生办的李主任,我在楼下等了很久,他从六楼办公室下来,把我领到了他的家里。我同样向他说明了来意,他迟疑了一下,很抱歉地对我说说:我们招生办只有92年以后的档案,92年以前没有纪录。因此你要查询的人,我们这里不可能查到。一听,我又是一阵懊丧,心想这次又落空了。在我向他告别的时候,这位李主任握着我的手说:你们还真执著。这短短的一句话,也算是对我这次寻访无果的安慰吧。

我怅然地登上了返回婺源的汽车,在落日的余辉中离开了安义县城。

六四惨案快十八年了,当年在惨案中死去的人们,也离我们越来越远了。在过去的十八年里,我们已经取得联系的死难亲属逐渐形成了一个天安门母亲群体。但是,我常常想,我们这个群体中的每一位母亲还是幸运的,我们毕竟还可以互相安慰,互相支撑,有困难的难友还能从外界得到一些人道救援。然而,尽管我们做出了巨大的努力,至今也只是找到了186位六四死难者,还有比这个数字多得多的死难者我们不知下落,我们很难想象这些死者的亲属十八年来是怎么度过的。

我今天写这篇短文,是想告诉人们,我们不能忘了在十八年前那场劫难中死去的人们,也不要忘记这些死难者亲属悲惨命运。

我写这篇短文的另一个目的,是希望当年那场惨案的目击者、知情者向我们提供惨案中的死难者和致伤致残者的线索,尤其是陈晓峰及其亲属的确切线索,以使我们的寻访和救助活动继续下去。


2007/5/23

编者注:本文作者为天安门母亲成员。









我写这篇短文的一个目的,是希望那场惨案的知情者向我们提供死难者和伤残者的线索。



九十年代初,我常常在一些人多而又气氛宽松的场合,比如同学聚会、朋友串门或者乘火车、坐出租的时候,有意谈起六四。那个时候,六四虽然在官方是禁区,但在民间却并没有多少禁忌,尤其是在惨案的发生地首都北京。在那样的场合,人们在谈话间往往会透露一些有关六四遇难者和伤残者的信息。这类信息对于一般老百姓来说也许说过就一风吹,但对于我们来说,就是十分难得的寻访线索,我们今天这份名单里的一些死难者,就是通过这样得来的线索找到的。   

几年前,一次我乘短途火车,邻座的一位年轻人同我聊天,说起他知道有一位兰州大学的在校生89年遇难了,死者的名字叫陈晓峰。他告诉我,这位遇难者是江西安义县人,就住在县城。我当时记下了这个线索,回家后,我查找到了安义在江西的具体方位,于是就托居住在南昌的一个亲戚去打听。但是,没有打听到任何结果。从此,我心中又多了一个未了的牵挂。

今年春天,有朋友邀我一起去江西婺源旅游,我本来并不想去,但一想到可以趁这个机会顺便去一趟安义,也就答应了。4月26日早上,我从婺源动身去安义,其实安义在离南昌不远的地方,但我因路不熟,坐错了车,接近中午的时候才到安义县城。从哪里着手去寻找呢?我想到,那位叫陈晓峰的死者既然是兰州大学的在校生,那么他一定是从安义的某一所中学考出去的,也就可以从县城的中学找起,只要找到陈晓峰这个名字,就不难找到他的家庭地址和亲属。

在车上我打听到安义县城有三所中学,最好的一所是省重点安义中学。我想,重点中学考上大学的人会多一些,于是我下车后直奔那所中学。正是上午快下课的时分,我坐在自带的手杖凳上,在办公室的走廊里等候,不一会来了一位老师。于是我迎上前去,说明我是来这里找一个人的,此人当年考到了外地的一所大学,89年在北京意外死亡,名字叫陈晓峰,我想找到他的亲属,表示一下慰问之意。这位老师听了很受感动。对我说:你这么大岁数,腿脚又不便,这么远道而来,真难为你了。他把办公室的门打开,热情的请我坐下、喝水。这时正是午饭时候,窗外走过一男一女两位老师,看到我这个陌生人很觉诧异,都走进来讯问,我又把来这里的打算说了一遍。其中一位老师问道:怎么个意外死亡?我只得把89年北京发生的事情做了简要的说明,这位老师一听也就不再多问,我想他一定知道是怎么回事了。那天气温较高,他们看我风尘仆仆,都很热情地帮我回忆。一位老师还一连帮我打了好几个电话,其中有一次接电话的人说印象中有一个叫陈晓峰的,并提到了陈晓峰当年的班主任。于是我在那位老师的带领下,找到这位班主任。然而,令我失望的是,那位班主任老师否认了陈晓峰这个人的存在。我有些懊丧,但转念一想,无非有两种可能:一是安义一中确实没有陈晓峰这个人,一是因为事涉六四,那位班主任觉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最后,老师们又把正要午休的管档案的老师也找来了。大家一起查了很久还是没查到。这时已经中午一点半多了,那三位老师都还没吃饭,我只有表示深深的谢意,留下我的姓名和联系方式,离开了学校。

我在一条小街的小饭铺里吃了一碗汤粉,略事休息,又动身去安义二中。在校门口,一位值班的老师听我说明来意,很亲切的告诉我:那时候安义二中还没有办高中,不可能有这个人的记录,你可以到县里的招生办公室去查询,那里应该有毕业生考入某所大学的档案资料。他指着学校的后门说:招生办就在对面,你可以去找李主任。

下午,我见到了招生办的李主任,我在楼下等了很久,他从六楼办公室下来,把我领到了他的家里。我同样向他说明了来意,他迟疑了一下,很抱歉地对我说说:我们招生办只有92年以后的档案,92年以前没有纪录。因此你要查询的人,我们这里不可能查到。一听,我又是一阵懊丧,心想这次又落空了。在我向他告别的时候,这位李主任握着我的手说:你们还真执著。这短短的一句话,也算是对我这次寻访无果的安慰吧。

我怅然地登上了返回婺源的汽车,在落日的余辉中离开了安义县城。

六四惨案快十八年了,当年在惨案中死去的人们,也离我们越来越远了。在过去的十八年里,我们已经取得联系的死难亲属逐渐形成了一个天安门母亲群体。但是,我常常想,我们这个群体中的每一位母亲还是幸运的,我们毕竟还可以互相安慰,互相支撑,有困难的难友还能从外界得到一些人道救援。然而,尽管我们做出了巨大的努力,至今也只是找到了186位六四死难者,还有比这个数字多得多的死难者我们不知下落,我们很难想象这些死者的亲属十八年来是怎么度过的。

我今天写这篇短文,是想告诉人们,我们不能忘了在十八年前那场劫难中死去的人们,也不要忘记这些死难者亲属悲惨命运。

我写这篇短文的另一个目的,是希望当年那场惨案的目击者、知情者向我们提供惨案中的死难者和致伤致残者的线索,尤其是陈晓峰及其亲属的确切线索,以使我们的寻访和救助活动继续下去。


2007/5/23

编者注:本文作者为天安门母亲成员。









我写这篇短文的一个目的,是希望那场惨案的知情者向我们提供死难者和伤残者的线索。



九十年代初,我常常在一些人多而又气氛宽松的场合,比如同学聚会、朋友串门或者乘火车、坐出租的时候,有意谈起六四。那个时候,六四虽然在官方是禁区,但在民间却并没有多少禁忌,尤其是在惨案的发生地首都北京。在那样的场合,人们在谈话间往往会透露一些有关六四遇难者和伤残者的信息。这类信息对于一般老百姓来说也许说过就一风吹,但对于我们来说,就是十分难得的寻访线索,我们今天这份名单里的一些死难者,就是通过这样得来的线索找到的。   

几年前,一次我乘短途火车,邻座的一位年轻人同我聊天,说起他知道有一位兰州大学的在校生89年遇难了,死者的名字叫陈晓峰。他告诉我,这位遇难者是江西安义县人,就住在县城。我当时记下了这个线索,回家后,我查找到了安义在江西的具体方位,于是就托居住在南昌的一个亲戚去打听。但是,没有打听到任何结果。从此,我心中又多了一个未了的牵挂。

今年春天,有朋友邀我一起去江西婺源旅游,我本来并不想去,但一想到可以趁这个机会顺便去一趟安义,也就答应了。4月26日早上,我从婺源动身去安义,其实安义在离南昌不远的地方,但我因路不熟,坐错了车,接近中午的时候才到安义县城。从哪里着手去寻找呢?我想到,那位叫陈晓峰的死者既然是兰州大学的在校生,那么他一定是从安义的某一所中学考出去的,也就可以从县城的中学找起,只要找到陈晓峰这个名字,就不难找到他的家庭地址和亲属。

在车上我打听到安义县城有三所中学,最好的一所是省重点安义中学。我想,重点中学考上大学的人会多一些,于是我下车后直奔那所中学。正是上午快下课的时分,我坐在自带的手杖凳上,在办公室的走廊里等候,不一会来了一位老师。于是我迎上前去,说明我是来这里找一个人的,此人当年考到了外地的一所大学,89年在北京意外死亡,名字叫陈晓峰,我想找到他的亲属,表示一下慰问之意。这位老师听了很受感动。对我说:你这么大岁数,腿脚又不便,这么远道而来,真难为你了。他把办公室的门打开,热情的请我坐下、喝水。这时正是午饭时候,窗外走过一男一女两位老师,看到我这个陌生人很觉诧异,都走进来讯问,我又把来这里的打算说了一遍。其中一位老师问道:怎么个意外死亡?我只得把89年北京发生的事情做了简要的说明,这位老师一听也就不再多问,我想他一定知道是怎么回事了。那天气温较高,他们看我风尘仆仆,都很热情地帮我回忆。一位老师还一连帮我打了好几个电话,其中有一次接电话的人说印象中有一个叫陈晓峰的,并提到了陈晓峰当年的班主任。于是我在那位老师的带领下,找到这位班主任。然而,令我失望的是,那位班主任老师否认了陈晓峰这个人的存在。我有些懊丧,但转念一想,无非有两种可能:一是安义一中确实没有陈晓峰这个人,一是因为事涉六四,那位班主任觉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最后,老师们又把正要午休的管档案的老师也找来了。大家一起查了很久还是没查到。这时已经中午一点半多了,那三位老师都还没吃饭,我只有表示深深的谢意,留下我的姓名和联系方式,离开了学校。

我在一条小街的小饭铺里吃了一碗汤粉,略事休息,又动身去安义二中。在校门口,一位值班的老师听我说明来意,很亲切的告诉我:那时候安义二中还没有办高中,不可能有这个人的记录,你可以到县里的招生办公室去查询,那里应该有毕业生考入某所大学的档案资料。他指着学校的后门说:招生办就在对面,你可以去找李主任。

下午,我见到了招生办的李主任,我在楼下等了很久,他从六楼办公室下来,把我领到了他的家里。我同样向他说明了来意,他迟疑了一下,很抱歉地对我说说:我们招生办只有92年以后的档案,92年以前没有纪录。因此你要查询的人,我们这里不可能查到。一听,我又是一阵懊丧,心想这次又落空了。在我向他告别的时候,这位李主任握着我的手说:你们还真执著。这短短的一句话,也算是对我这次寻访无果的安慰吧。

我怅然地登上了返回婺源的汽车,在落日的余辉中离开了安义县城。

六四惨案快十八年了,当年在惨案中死去的人们,也离我们越来越远了。在过去的十八年里,我们已经取得联系的死难亲属逐渐形成了一个天安门母亲群体。但是,我常常想,我们这个群体中的每一位母亲还是幸运的,我们毕竟还可以互相安慰,互相支撑,有困难的难友还能从外界得到一些人道救援。然而,尽管我们做出了巨大的努力,至今也只是找到了186位六四死难者,还有比这个数字多得多的死难者我们不知下落,我们很难想象这些死者的亲属十八年来是怎么度过的。

我今天写这篇短文,是想告诉人们,我们不能忘了在十八年前那场劫难中死去的人们,也不要忘记这些死难者亲属悲惨命运。

我写这篇短文的另一个目的,是希望当年那场惨案的目击者、知情者向我们提供惨案中的死难者和致伤致残者的线索,尤其是陈晓峰及其亲属的确切线索,以使我们的寻访和救助活动继续下去。


2007/5/23

编者注:本文作者为天安门母亲成员。









我写这篇短文的一个目的,是希望那场惨案的知情者向我们提供死难者和伤残者的线索。



九十年代初,我常常在一些人多而又气氛宽松的场合,比如同学聚会、朋友串门或者乘火车、坐出租的时候,有意谈起六四。那个时候,六四虽然在官方是禁区,但在民间却并没有多少禁忌,尤其是在惨案的发生地首都北京。在那样的场合,人们在谈话间往往会透露一些有关六四遇难者和伤残者的信息。这类信息对于一般老百姓来说也许说过就一风吹,但对于我们来说,就是十分难得的寻访线索,我们今天这份名单里的一些死难者,就是通过这样得来的线索找到的。   

几年前,一次我乘短途火车,邻座的一位年轻人同我聊天,说起他知道有一位兰州大学的在校生89年遇难了,死者的名字叫陈晓峰。他告诉我,这位遇难者是江西安义县人,就住在县城。我当时记下了这个线索,回家后,我查找到了安义在江西的具体方位,于是就托居住在南昌的一个亲戚去打听。但是,没有打听到任何结果。从此,我心中又多了一个未了的牵挂。

今年春天,有朋友邀我一起去江西婺源旅游,我本来并不想去,但一想到可以趁这个机会顺便去一趟安义,也就答应了。4月26日早上,我从婺源动身去安义,其实安义在离南昌不远的地方,但我因路不熟,坐错了车,接近中午的时候才到安义县城。从哪里着手去寻找呢?我想到,那位叫陈晓峰的死者既然是兰州大学的在校生,那么他一定是从安义的某一所中学考出去的,也就可以从县城的中学找起,只要找到陈晓峰这个名字,就不难找到他的家庭地址和亲属。

在车上我打听到安义县城有三所中学,最好的一所是省重点安义中学。我想,重点中学考上大学的人会多一些,于是我下车后直奔那所中学。正是上午快下课的时分,我坐在自带的手杖凳上,在办公室的走廊里等候,不一会来了一位老师。于是我迎上前去,说明我是来这里找一个人的,此人当年考到了外地的一所大学,89年在北京意外死亡,名字叫陈晓峰,我想找到他的亲属,表示一下慰问之意。这位老师听了很受感动。对我说:你这么大岁数,腿脚又不便,这么远道而来,真难为你了。他把办公室的门打开,热情的请我坐下、喝水。这时正是午饭时候,窗外走过一男一女两位老师,看到我这个陌生人很觉诧异,都走进来讯问,我又把来这里的打算说了一遍。其中一位老师问道:怎么个意外死亡?我只得把89年北京发生的事情做了简要的说明,这位老师一听也就不再多问,我想他一定知道是怎么回事了。那天气温较高,他们看我风尘仆仆,都很热情地帮我回忆。一位老师还一连帮我打了好几个电话,其中有一次接电话的人说印象中有一个叫陈晓峰的,并提到了陈晓峰当年的班主任。于是我在那位老师的带领下,找到这位班主任。然而,令我失望的是,那位班主任老师否认了陈晓峰这个人的存在。我有些懊丧,但转念一想,无非有两种可能:一是安义一中确实没有陈晓峰这个人,一是因为事涉六四,那位班主任觉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最后,老师们又把正要午休的管档案的老师也找来了。大家一起查了很久还是没查到。这时已经中午一点半多了,那三位老师都还没吃饭,我只有表示深深的谢意,留下我的姓名和联系方式,离开了学校。

我在一条小街的小饭铺里吃了一碗汤粉,略事休息,又动身去安义二中。在校门口,一位值班的老师听我说明来意,很亲切的告诉我:那时候安义二中还没有办高中,不可能有这个人的记录,你可以到县里的招生办公室去查询,那里应该有毕业生考入某所大学的档案资料。他指着学校的后门说:招生办就在对面,你可以去找李主任。

下午,我见到了招生办的李主任,我在楼下等了很久,他从六楼办公室下来,把我领到了他的家里。我同样向他说明了来意,他迟疑了一下,很抱歉地对我说说:我们招生办只有92年以后的档案,92年以前没有纪录。因此你要查询的人,我们这里不可能查到。一听,我又是一阵懊丧,心想这次又落空了。在我向他告别的时候,这位李主任握着我的手说:你们还真执著。这短短的一句话,也算是对我这次寻访无果的安慰吧。

我怅然地登上了返回婺源的汽车,在落日的余辉中离开了安义县城。

六四惨案快十八年了,当年在惨案中死去的人们,也离我们越来越远了。在过去的十八年里,我们已经取得联系的死难亲属逐渐形成了一个天安门母亲群体。但是,我常常想,我们这个群体中的每一位母亲还是幸运的,我们毕竟还可以互相安慰,互相支撑,有困难的难友还能从外界得到一些人道救援。然而,尽管我们做出了巨大的努力,至今也只是找到了186位六四死难者,还有比这个数字多得多的死难者我们不知下落,我们很难想象这些死者的亲属十八年来是怎么度过的。

我今天写这篇短文,是想告诉人们,我们不能忘了在十八年前那场劫难中死去的人们,也不要忘记这些死难者亲属悲惨命运。

我写这篇短文的另一个目的,是希望当年那场惨案的目击者、知情者向我们提供惨案中的死难者和致伤致残者的线索,尤其是陈晓峰及其亲属的确切线索,以使我们的寻访和救助活动继续下去。


2007/5/23

编者注:本文作者为天安门母亲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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