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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须怕谈以往?六四那天谈六四
甄铧



六四并没有从中国的历史上翻过去,那场民族的劫难永远是刻骨铭心的。



老友重聚,正值六四,这是巧合。从1989年到今天,17年了。《红灯记》中李奶奶有唱词:十七年风雨狂,怕谈以往。怕什么?怕有什么用!李奶奶怕谈,还是谈了,大谈特谈了。她是痛说革命家史。

历史已经铸成,只有面对,抹掉不可能,装作没有发生,是麻木、矫情。怕讲,是胆怯心虚吗?当然,认识肯定不一样,因地位、经历、品格而异。袁木、陈希同是一个说法,冰心、巴金又是一种说法。一点也不奇怪。世界上找不到两片相同的树叶。

起码可以不加评论,谈一点见闻吧。

这件事的突发性和悲壮气氛令人惊诧。

1989年的5、6月份,我在深圳。许多事,时间一长,都忘了,但有的事在历史长河的浪涛中突现出来,细微末节都记得清清楚楚。5月下旬,山雨欲来风满楼,在南油公司的大厅里看到香港报纸,邓说:难免要流血的!我大为惊恐!数日后,香港几家电视台,几位熟悉的主持人都到了天安门广场,节目全部打乱了,银幕上几乎是全部被北京的政治风云所覆盖。最惹人心悬的是危城告急,不断展示北京那方形的地图,及时反映部队在城郊进行部署的情况。各大军区的部队先后到达,形成两个包围圈。人数最少的大概是广州军区两个师。民航停了,空运过去。在报上杨尚昆说:调动部队,不是针对学生的。不解。后来知道是老实话,因为北京军区的秦某露出一句话来:我不做历史的罪人!于是邓小平和杨尚昆在武汉部署各大军区发兵赶赴北京。首都危城告急,形成相互制约之势,谁也别想轻举妄动。

立足深圳,那些天看到海内外的动向有几个前所未有:

一是香港的报纸,从来分为左中右,调子不一样,这时是一个声音了。以我们自己的《文汇报》、《大公报》为例。六四都开了天窗,这时报刊史上罕见的。抗日战争中,发生皖南事变,重庆《新华日报》开过天窗。周恩来在社论地位写了几句话: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其它似不曾再发生过此类事。这次《文汇报》在社论位置,刊出四个字:痛心疾首!《大公报》在同样位置刊出一句话:为中华民族同声一哭!感情色彩之浓烈,立场之鲜明,无以复加。

二是两岸同胞,平时只在学术会上碰头,政治性活动,是互不参加的,这一次两岸同胞同时进行抗议活动,发出了一个声音。

三是各大洲海外华人,相约在同一时间游行示威,如此规模声势前所未有。

四是那天夜里,各国领导人似都通宵不眠,反应之强烈,前所未有。电视充分发挥了传媒的能量。老布什站出来,他说:我绝不想说不利中美友好的话,而事情就发生在我最熟悉的大街上(指长安街,他在北京工作时,住建国门外,每天清晨骑自行车在长安街往返进行晨练),我不相信,坦克车能阻挡人民前进的步伐!撤切尔夫人在伦敦,拍桌子,叫起来。作为首相有点失态了

我借住在报社的宿舍里,住一小间,另两间大些,都是编辑、记者,厅是公用的,有电视、沙发,通宵是沸腾的气氛,有激愤的吼声,粗俗的咒骂,文人不文,宣泄心中的愤慨!一个同志跳到桌子上,用毛笔在雪白的墙上画起了漫画。画一个猪头,但一望而知是李某,圆圆的脸、胖乎乎。报社不乏美术人才。一天去蛇口报看望一位朋友,不料仍是沸腾的氛围,办公室全乱了套,在准备集体去游行示威。后来听说这报社的负责人紧急出逃。在6月7日,北京的硝烟早已散去,上海等城市早平静了。深圳却在中心广场举行全市的声讨控诉大会,主席台正中出现血债要用血来还!的大标语。我在窗口向下看去,时在九点多(十点开会),西边的人流,北边的人流汇合起来向南走,声势壮大,占了中心大街快车道的全部路面。没有单位的队列,群众的这种自发性、组织性是罕见的。这种画面在深圳怕是空前绝后,我拍下了这个镜头。

八月份回到南通,一位负责同志说:五年之后,大家的心情才可能平静下来。

渐渐听到从北京传来的消息,太多了。我印象最深的是弟弟讲他的经历:

他是大学教授,住北京城西主干道一侧的小区里。他说:傍晚搀着小孩走在路边,忽有枪声,分明看到一个人在马路中间倒下去,我叫小孩抱着树不要动,跑过去看看,翻一翻倒在那里的人,这时一股血喷涌出来,人已经死了。我们赶紧回家。第二天,又出来,只在附近看看,听说四个大学生,被迎面前进中的部队枪杀,接着坦克过来,碾成了肉饼、血饼。我去看,发现只有四个手指幸存在坦克履带之外,还完整的留在那里,叫人惊心动魄!我当时想,应该用照相机拍下来,可是没有相机。拍,说不定也会惹事。

又一天,在五棵松、木樨地一带,有些医院门前熙熙攘攘。有着白衣的医护人员,示意我进去看看。我走到院子里,看自行车棚下堆着许多尸体。另一个街上,一辆公交车横在路中间,在窗外用绳子吊着一个人,裤子也脱掉了,成何体统!头上戴着军帽。老百姓诉说他的罪恶说是有两个老太太,曾跪在他面前,求他不要再开枪

果然,时间一年年过去,六四渐远。近些年,偶然听到人民大学丁子霖,为孩子被打死,联络一些死难家属,申请一个说法。这是被世人称为天安门母亲的呼声。恻隐之心,人皆有之。这是一种人性母爱的起码反映,难免引起海内人士的同情。试想,如果这点声音也没有,真的是中华民族之耻!

忽又冒出一个蒋彦永,前在非典事中率先斗胆捅出真情,成为美国一杂志的封面人物,被誉为中国的道德形象。接着又上书,实是网上的公开信,呼吁为六四正名。其论据有二:一是,我不过是一个外科医生,即抢救伤员六、七十人,当然他说得具体;二是,杨尚昆是他的病人。杨是参与调兵遣将的。最后杨说:我们党的历史上,犯的最大错误是六四。 杨说他自己来不及纠正这个错了。真是人之将死,其言也善!

时间一年年过去,遗忘政策使所有媒体绝不再谈此事。当年六七百人民日报的同志集会游行,前列的横幅上写着:让我们说真话!现在没有声音了。文化部长王蒙披着绶带上街,现在没有声音了。冰心老人乘一小汽车,在车上挂着横幅:学生爱国,我爱学生。巴金说学生是做我们五四运动中应做而没有做到的事情。他们先后去世了。镇压学生最积极的陈希同已作为大贪污犯在服刑。当然,他不过是一个代表。其实六四为他们创造了可肆无忌惮的乐园。人说,只是他在政治舞台上还嫩了一点。

余杰有篇文章中说,中国生活在耻辱中,认为幸亏有天安门母亲和蒋彦永医生发出微弱的声音,给中国留下点面子。

我在数百页的《天朔大运河勘察设计报告》的最后几页上,看到用黑体字排印的首长指示。邓说:六四没有给我们带来荣誉,我们要切切实实做几件有益于人民的事,以挽回影响,重塑我们的形象。天朔大运河就是一件这样重要的工作。听说他在临终前,在家里还有一番话:回顾我的一生,有三件事感到遗憾。第三即谈到六四。可见他是难以忘怀的。此类事,照例是出口转内销,不可全信。但不可全不信。听说这在外边起了正面作用。

我们理智地想一想,申请平反是对党的信任和爱护,而实际上,无所不在的社会道德法庭,早已为六四正名,否则何须怕谈。既然是挽救了国家,挽救了党,每年六四开个庆祝大会不好吗!







六四并没有从中国的历史上翻过去,那场民族的劫难永远是刻骨铭心的。



老友重聚,正值六四,这是巧合。从1989年到今天,17年了。《红灯记》中李奶奶有唱词:十七年风雨狂,怕谈以往。怕什么?怕有什么用!李奶奶怕谈,还是谈了,大谈特谈了。她是痛说革命家史。

历史已经铸成,只有面对,抹掉不可能,装作没有发生,是麻木、矫情。怕讲,是胆怯心虚吗?当然,认识肯定不一样,因地位、经历、品格而异。袁木、陈希同是一个说法,冰心、巴金又是一种说法。一点也不奇怪。世界上找不到两片相同的树叶。

起码可以不加评论,谈一点见闻吧。

这件事的突发性和悲壮气氛令人惊诧。

1989年的5、6月份,我在深圳。许多事,时间一长,都忘了,但有的事在历史长河的浪涛中突现出来,细微末节都记得清清楚楚。5月下旬,山雨欲来风满楼,在南油公司的大厅里看到香港报纸,邓说:难免要流血的!我大为惊恐!数日后,香港几家电视台,几位熟悉的主持人都到了天安门广场,节目全部打乱了,银幕上几乎是全部被北京的政治风云所覆盖。最惹人心悬的是危城告急,不断展示北京那方形的地图,及时反映部队在城郊进行部署的情况。各大军区的部队先后到达,形成两个包围圈。人数最少的大概是广州军区两个师。民航停了,空运过去。在报上杨尚昆说:调动部队,不是针对学生的。不解。后来知道是老实话,因为北京军区的秦某露出一句话来:我不做历史的罪人!于是邓小平和杨尚昆在武汉部署各大军区发兵赶赴北京。首都危城告急,形成相互制约之势,谁也别想轻举妄动。

立足深圳,那些天看到海内外的动向有几个前所未有:

一是香港的报纸,从来分为左中右,调子不一样,这时是一个声音了。以我们自己的《文汇报》、《大公报》为例。六四都开了天窗,这时报刊史上罕见的。抗日战争中,发生皖南事变,重庆《新华日报》开过天窗。周恩来在社论地位写了几句话: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其它似不曾再发生过此类事。这次《文汇报》在社论位置,刊出四个字:痛心疾首!《大公报》在同样位置刊出一句话:为中华民族同声一哭!感情色彩之浓烈,立场之鲜明,无以复加。

二是两岸同胞,平时只在学术会上碰头,政治性活动,是互不参加的,这一次两岸同胞同时进行抗议活动,发出了一个声音。

三是各大洲海外华人,相约在同一时间游行示威,如此规模声势前所未有。

四是那天夜里,各国领导人似都通宵不眠,反应之强烈,前所未有。电视充分发挥了传媒的能量。老布什站出来,他说:我绝不想说不利中美友好的话,而事情就发生在我最熟悉的大街上(指长安街,他在北京工作时,住建国门外,每天清晨骑自行车在长安街往返进行晨练),我不相信,坦克车能阻挡人民前进的步伐!撤切尔夫人在伦敦,拍桌子,叫起来。作为首相有点失态了

我借住在报社的宿舍里,住一小间,另两间大些,都是编辑、记者,厅是公用的,有电视、沙发,通宵是沸腾的气氛,有激愤的吼声,粗俗的咒骂,文人不文,宣泄心中的愤慨!一个同志跳到桌子上,用毛笔在雪白的墙上画起了漫画。画一个猪头,但一望而知是李某,圆圆的脸、胖乎乎。报社不乏美术人才。一天去蛇口报看望一位朋友,不料仍是沸腾的氛围,办公室全乱了套,在准备集体去游行示威。后来听说这报社的负责人紧急出逃。在6月7日,北京的硝烟早已散去,上海等城市早平静了。深圳却在中心广场举行全市的声讨控诉大会,主席台正中出现血债要用血来还!的大标语。我在窗口向下看去,时在九点多(十点开会),西边的人流,北边的人流汇合起来向南走,声势壮大,占了中心大街快车道的全部路面。没有单位的队列,群众的这种自发性、组织性是罕见的。这种画面在深圳怕是空前绝后,我拍下了这个镜头。

八月份回到南通,一位负责同志说:五年之后,大家的心情才可能平静下来。

渐渐听到从北京传来的消息,太多了。我印象最深的是弟弟讲他的经历:

他是大学教授,住北京城西主干道一侧的小区里。他说:傍晚搀着小孩走在路边,忽有枪声,分明看到一个人在马路中间倒下去,我叫小孩抱着树不要动,跑过去看看,翻一翻倒在那里的人,这时一股血喷涌出来,人已经死了。我们赶紧回家。第二天,又出来,只在附近看看,听说四个大学生,被迎面前进中的部队枪杀,接着坦克过来,碾成了肉饼、血饼。我去看,发现只有四个手指幸存在坦克履带之外,还完整的留在那里,叫人惊心动魄!我当时想,应该用照相机拍下来,可是没有相机。拍,说不定也会惹事。

又一天,在五棵松、木樨地一带,有些医院门前熙熙攘攘。有着白衣的医护人员,示意我进去看看。我走到院子里,看自行车棚下堆着许多尸体。另一个街上,一辆公交车横在路中间,在窗外用绳子吊着一个人,裤子也脱掉了,成何体统!头上戴着军帽。老百姓诉说他的罪恶说是有两个老太太,曾跪在他面前,求他不要再开枪

果然,时间一年年过去,六四渐远。近些年,偶然听到人民大学丁子霖,为孩子被打死,联络一些死难家属,申请一个说法。这是被世人称为天安门母亲的呼声。恻隐之心,人皆有之。这是一种人性母爱的起码反映,难免引起海内人士的同情。试想,如果这点声音也没有,真的是中华民族之耻!

忽又冒出一个蒋彦永,前在非典事中率先斗胆捅出真情,成为美国一杂志的封面人物,被誉为中国的道德形象。接着又上书,实是网上的公开信,呼吁为六四正名。其论据有二:一是,我不过是一个外科医生,即抢救伤员六、七十人,当然他说得具体;二是,杨尚昆是他的病人。杨是参与调兵遣将的。最后杨说:我们党的历史上,犯的最大错误是六四。 杨说他自己来不及纠正这个错了。真是人之将死,其言也善!

时间一年年过去,遗忘政策使所有媒体绝不再谈此事。当年六七百人民日报的同志集会游行,前列的横幅上写着:让我们说真话!现在没有声音了。文化部长王蒙披着绶带上街,现在没有声音了。冰心老人乘一小汽车,在车上挂着横幅:学生爱国,我爱学生。巴金说学生是做我们五四运动中应做而没有做到的事情。他们先后去世了。镇压学生最积极的陈希同已作为大贪污犯在服刑。当然,他不过是一个代表。其实六四为他们创造了可肆无忌惮的乐园。人说,只是他在政治舞台上还嫩了一点。

余杰有篇文章中说,中国生活在耻辱中,认为幸亏有天安门母亲和蒋彦永医生发出微弱的声音,给中国留下点面子。

我在数百页的《天朔大运河勘察设计报告》的最后几页上,看到用黑体字排印的首长指示。邓说:六四没有给我们带来荣誉,我们要切切实实做几件有益于人民的事,以挽回影响,重塑我们的形象。天朔大运河就是一件这样重要的工作。听说他在临终前,在家里还有一番话:回顾我的一生,有三件事感到遗憾。第三即谈到六四。可见他是难以忘怀的。此类事,照例是出口转内销,不可全信。但不可全不信。听说这在外边起了正面作用。

我们理智地想一想,申请平反是对党的信任和爱护,而实际上,无所不在的社会道德法庭,早已为六四正名,否则何须怕谈。既然是挽救了国家,挽救了党,每年六四开个庆祝大会不好吗!







六四并没有从中国的历史上翻过去,那场民族的劫难永远是刻骨铭心的。



老友重聚,正值六四,这是巧合。从1989年到今天,17年了。《红灯记》中李奶奶有唱词:十七年风雨狂,怕谈以往。怕什么?怕有什么用!李奶奶怕谈,还是谈了,大谈特谈了。她是痛说革命家史。

历史已经铸成,只有面对,抹掉不可能,装作没有发生,是麻木、矫情。怕讲,是胆怯心虚吗?当然,认识肯定不一样,因地位、经历、品格而异。袁木、陈希同是一个说法,冰心、巴金又是一种说法。一点也不奇怪。世界上找不到两片相同的树叶。

起码可以不加评论,谈一点见闻吧。

这件事的突发性和悲壮气氛令人惊诧。

1989年的5、6月份,我在深圳。许多事,时间一长,都忘了,但有的事在历史长河的浪涛中突现出来,细微末节都记得清清楚楚。5月下旬,山雨欲来风满楼,在南油公司的大厅里看到香港报纸,邓说:难免要流血的!我大为惊恐!数日后,香港几家电视台,几位熟悉的主持人都到了天安门广场,节目全部打乱了,银幕上几乎是全部被北京的政治风云所覆盖。最惹人心悬的是危城告急,不断展示北京那方形的地图,及时反映部队在城郊进行部署的情况。各大军区的部队先后到达,形成两个包围圈。人数最少的大概是广州军区两个师。民航停了,空运过去。在报上杨尚昆说:调动部队,不是针对学生的。不解。后来知道是老实话,因为北京军区的秦某露出一句话来:我不做历史的罪人!于是邓小平和杨尚昆在武汉部署各大军区发兵赶赴北京。首都危城告急,形成相互制约之势,谁也别想轻举妄动。

立足深圳,那些天看到海内外的动向有几个前所未有:

一是香港的报纸,从来分为左中右,调子不一样,这时是一个声音了。以我们自己的《文汇报》、《大公报》为例。六四都开了天窗,这时报刊史上罕见的。抗日战争中,发生皖南事变,重庆《新华日报》开过天窗。周恩来在社论地位写了几句话: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其它似不曾再发生过此类事。这次《文汇报》在社论位置,刊出四个字:痛心疾首!《大公报》在同样位置刊出一句话:为中华民族同声一哭!感情色彩之浓烈,立场之鲜明,无以复加。

二是两岸同胞,平时只在学术会上碰头,政治性活动,是互不参加的,这一次两岸同胞同时进行抗议活动,发出了一个声音。

三是各大洲海外华人,相约在同一时间游行示威,如此规模声势前所未有。

四是那天夜里,各国领导人似都通宵不眠,反应之强烈,前所未有。电视充分发挥了传媒的能量。老布什站出来,他说:我绝不想说不利中美友好的话,而事情就发生在我最熟悉的大街上(指长安街,他在北京工作时,住建国门外,每天清晨骑自行车在长安街往返进行晨练),我不相信,坦克车能阻挡人民前进的步伐!撤切尔夫人在伦敦,拍桌子,叫起来。作为首相有点失态了

我借住在报社的宿舍里,住一小间,另两间大些,都是编辑、记者,厅是公用的,有电视、沙发,通宵是沸腾的气氛,有激愤的吼声,粗俗的咒骂,文人不文,宣泄心中的愤慨!一个同志跳到桌子上,用毛笔在雪白的墙上画起了漫画。画一个猪头,但一望而知是李某,圆圆的脸、胖乎乎。报社不乏美术人才。一天去蛇口报看望一位朋友,不料仍是沸腾的氛围,办公室全乱了套,在准备集体去游行示威。后来听说这报社的负责人紧急出逃。在6月7日,北京的硝烟早已散去,上海等城市早平静了。深圳却在中心广场举行全市的声讨控诉大会,主席台正中出现血债要用血来还!的大标语。我在窗口向下看去,时在九点多(十点开会),西边的人流,北边的人流汇合起来向南走,声势壮大,占了中心大街快车道的全部路面。没有单位的队列,群众的这种自发性、组织性是罕见的。这种画面在深圳怕是空前绝后,我拍下了这个镜头。

八月份回到南通,一位负责同志说:五年之后,大家的心情才可能平静下来。

渐渐听到从北京传来的消息,太多了。我印象最深的是弟弟讲他的经历:

他是大学教授,住北京城西主干道一侧的小区里。他说:傍晚搀着小孩走在路边,忽有枪声,分明看到一个人在马路中间倒下去,我叫小孩抱着树不要动,跑过去看看,翻一翻倒在那里的人,这时一股血喷涌出来,人已经死了。我们赶紧回家。第二天,又出来,只在附近看看,听说四个大学生,被迎面前进中的部队枪杀,接着坦克过来,碾成了肉饼、血饼。我去看,发现只有四个手指幸存在坦克履带之外,还完整的留在那里,叫人惊心动魄!我当时想,应该用照相机拍下来,可是没有相机。拍,说不定也会惹事。

又一天,在五棵松、木樨地一带,有些医院门前熙熙攘攘。有着白衣的医护人员,示意我进去看看。我走到院子里,看自行车棚下堆着许多尸体。另一个街上,一辆公交车横在路中间,在窗外用绳子吊着一个人,裤子也脱掉了,成何体统!头上戴着军帽。老百姓诉说他的罪恶说是有两个老太太,曾跪在他面前,求他不要再开枪

果然,时间一年年过去,六四渐远。近些年,偶然听到人民大学丁子霖,为孩子被打死,联络一些死难家属,申请一个说法。这是被世人称为天安门母亲的呼声。恻隐之心,人皆有之。这是一种人性母爱的起码反映,难免引起海内人士的同情。试想,如果这点声音也没有,真的是中华民族之耻!

忽又冒出一个蒋彦永,前在非典事中率先斗胆捅出真情,成为美国一杂志的封面人物,被誉为中国的道德形象。接着又上书,实是网上的公开信,呼吁为六四正名。其论据有二:一是,我不过是一个外科医生,即抢救伤员六、七十人,当然他说得具体;二是,杨尚昆是他的病人。杨是参与调兵遣将的。最后杨说:我们党的历史上,犯的最大错误是六四。 杨说他自己来不及纠正这个错了。真是人之将死,其言也善!

时间一年年过去,遗忘政策使所有媒体绝不再谈此事。当年六七百人民日报的同志集会游行,前列的横幅上写着:让我们说真话!现在没有声音了。文化部长王蒙披着绶带上街,现在没有声音了。冰心老人乘一小汽车,在车上挂着横幅:学生爱国,我爱学生。巴金说学生是做我们五四运动中应做而没有做到的事情。他们先后去世了。镇压学生最积极的陈希同已作为大贪污犯在服刑。当然,他不过是一个代表。其实六四为他们创造了可肆无忌惮的乐园。人说,只是他在政治舞台上还嫩了一点。

余杰有篇文章中说,中国生活在耻辱中,认为幸亏有天安门母亲和蒋彦永医生发出微弱的声音,给中国留下点面子。

我在数百页的《天朔大运河勘察设计报告》的最后几页上,看到用黑体字排印的首长指示。邓说:六四没有给我们带来荣誉,我们要切切实实做几件有益于人民的事,以挽回影响,重塑我们的形象。天朔大运河就是一件这样重要的工作。听说他在临终前,在家里还有一番话:回顾我的一生,有三件事感到遗憾。第三即谈到六四。可见他是难以忘怀的。此类事,照例是出口转内销,不可全信。但不可全不信。听说这在外边起了正面作用。

我们理智地想一想,申请平反是对党的信任和爱护,而实际上,无所不在的社会道德法庭,早已为六四正名,否则何须怕谈。既然是挽救了国家,挽救了党,每年六四开个庆祝大会不好吗!







六四并没有从中国的历史上翻过去,那场民族的劫难永远是刻骨铭心的。



老友重聚,正值六四,这是巧合。从1989年到今天,17年了。《红灯记》中李奶奶有唱词:十七年风雨狂,怕谈以往。怕什么?怕有什么用!李奶奶怕谈,还是谈了,大谈特谈了。她是痛说革命家史。

历史已经铸成,只有面对,抹掉不可能,装作没有发生,是麻木、矫情。怕讲,是胆怯心虚吗?当然,认识肯定不一样,因地位、经历、品格而异。袁木、陈希同是一个说法,冰心、巴金又是一种说法。一点也不奇怪。世界上找不到两片相同的树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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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的5、6月份,我在深圳。许多事,时间一长,都忘了,但有的事在历史长河的浪涛中突现出来,细微末节都记得清清楚楚。5月下旬,山雨欲来风满楼,在南油公司的大厅里看到香港报纸,邓说:难免要流血的!我大为惊恐!数日后,香港几家电视台,几位熟悉的主持人都到了天安门广场,节目全部打乱了,银幕上几乎是全部被北京的政治风云所覆盖。最惹人心悬的是危城告急,不断展示北京那方形的地图,及时反映部队在城郊进行部署的情况。各大军区的部队先后到达,形成两个包围圈。人数最少的大概是广州军区两个师。民航停了,空运过去。在报上杨尚昆说:调动部队,不是针对学生的。不解。后来知道是老实话,因为北京军区的秦某露出一句话来:我不做历史的罪人!于是邓小平和杨尚昆在武汉部署各大军区发兵赶赴北京。首都危城告急,形成相互制约之势,谁也别想轻举妄动。

立足深圳,那些天看到海内外的动向有几个前所未有:

一是香港的报纸,从来分为左中右,调子不一样,这时是一个声音了。以我们自己的《文汇报》、《大公报》为例。六四都开了天窗,这时报刊史上罕见的。抗日战争中,发生皖南事变,重庆《新华日报》开过天窗。周恩来在社论地位写了几句话: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其它似不曾再发生过此类事。这次《文汇报》在社论位置,刊出四个字:痛心疾首!《大公报》在同样位置刊出一句话:为中华民族同声一哭!感情色彩之浓烈,立场之鲜明,无以复加。

二是两岸同胞,平时只在学术会上碰头,政治性活动,是互不参加的,这一次两岸同胞同时进行抗议活动,发出了一个声音。

三是各大洲海外华人,相约在同一时间游行示威,如此规模声势前所未有。

四是那天夜里,各国领导人似都通宵不眠,反应之强烈,前所未有。电视充分发挥了传媒的能量。老布什站出来,他说:我绝不想说不利中美友好的话,而事情就发生在我最熟悉的大街上(指长安街,他在北京工作时,住建国门外,每天清晨骑自行车在长安街往返进行晨练),我不相信,坦克车能阻挡人民前进的步伐!撤切尔夫人在伦敦,拍桌子,叫起来。作为首相有点失态了

我借住在报社的宿舍里,住一小间,另两间大些,都是编辑、记者,厅是公用的,有电视、沙发,通宵是沸腾的气氛,有激愤的吼声,粗俗的咒骂,文人不文,宣泄心中的愤慨!一个同志跳到桌子上,用毛笔在雪白的墙上画起了漫画。画一个猪头,但一望而知是李某,圆圆的脸、胖乎乎。报社不乏美术人才。一天去蛇口报看望一位朋友,不料仍是沸腾的氛围,办公室全乱了套,在准备集体去游行示威。后来听说这报社的负责人紧急出逃。在6月7日,北京的硝烟早已散去,上海等城市早平静了。深圳却在中心广场举行全市的声讨控诉大会,主席台正中出现血债要用血来还!的大标语。我在窗口向下看去,时在九点多(十点开会),西边的人流,北边的人流汇合起来向南走,声势壮大,占了中心大街快车道的全部路面。没有单位的队列,群众的这种自发性、组织性是罕见的。这种画面在深圳怕是空前绝后,我拍下了这个镜头。

八月份回到南通,一位负责同志说:五年之后,大家的心情才可能平静下来。

渐渐听到从北京传来的消息,太多了。我印象最深的是弟弟讲他的经历:

他是大学教授,住北京城西主干道一侧的小区里。他说:傍晚搀着小孩走在路边,忽有枪声,分明看到一个人在马路中间倒下去,我叫小孩抱着树不要动,跑过去看看,翻一翻倒在那里的人,这时一股血喷涌出来,人已经死了。我们赶紧回家。第二天,又出来,只在附近看看,听说四个大学生,被迎面前进中的部队枪杀,接着坦克过来,碾成了肉饼、血饼。我去看,发现只有四个手指幸存在坦克履带之外,还完整的留在那里,叫人惊心动魄!我当时想,应该用照相机拍下来,可是没有相机。拍,说不定也会惹事。

又一天,在五棵松、木樨地一带,有些医院门前熙熙攘攘。有着白衣的医护人员,示意我进去看看。我走到院子里,看自行车棚下堆着许多尸体。另一个街上,一辆公交车横在路中间,在窗外用绳子吊着一个人,裤子也脱掉了,成何体统!头上戴着军帽。老百姓诉说他的罪恶说是有两个老太太,曾跪在他面前,求他不要再开枪

果然,时间一年年过去,六四渐远。近些年,偶然听到人民大学丁子霖,为孩子被打死,联络一些死难家属,申请一个说法。这是被世人称为天安门母亲的呼声。恻隐之心,人皆有之。这是一种人性母爱的起码反映,难免引起海内人士的同情。试想,如果这点声音也没有,真的是中华民族之耻!

忽又冒出一个蒋彦永,前在非典事中率先斗胆捅出真情,成为美国一杂志的封面人物,被誉为中国的道德形象。接着又上书,实是网上的公开信,呼吁为六四正名。其论据有二:一是,我不过是一个外科医生,即抢救伤员六、七十人,当然他说得具体;二是,杨尚昆是他的病人。杨是参与调兵遣将的。最后杨说:我们党的历史上,犯的最大错误是六四。 杨说他自己来不及纠正这个错了。真是人之将死,其言也善!

时间一年年过去,遗忘政策使所有媒体绝不再谈此事。当年六七百人民日报的同志集会游行,前列的横幅上写着:让我们说真话!现在没有声音了。文化部长王蒙披着绶带上街,现在没有声音了。冰心老人乘一小汽车,在车上挂着横幅:学生爱国,我爱学生。巴金说学生是做我们五四运动中应做而没有做到的事情。他们先后去世了。镇压学生最积极的陈希同已作为大贪污犯在服刑。当然,他不过是一个代表。其实六四为他们创造了可肆无忌惮的乐园。人说,只是他在政治舞台上还嫩了一点。

余杰有篇文章中说,中国生活在耻辱中,认为幸亏有天安门母亲和蒋彦永医生发出微弱的声音,给中国留下点面子。

我在数百页的《天朔大运河勘察设计报告》的最后几页上,看到用黑体字排印的首长指示。邓说:六四没有给我们带来荣誉,我们要切切实实做几件有益于人民的事,以挽回影响,重塑我们的形象。天朔大运河就是一件这样重要的工作。听说他在临终前,在家里还有一番话:回顾我的一生,有三件事感到遗憾。第三即谈到六四。可见他是难以忘怀的。此类事,照例是出口转内销,不可全信。但不可全不信。听说这在外边起了正面作用。

我们理智地想一想,申请平反是对党的信任和爱护,而实际上,无所不在的社会道德法庭,早已为六四正名,否则何须怕谈。既然是挽救了国家,挽救了党,每年六四开个庆祝大会不好吗!







六四并没有从中国的历史上翻过去,那场民族的劫难永远是刻骨铭心的。



老友重聚,正值六四,这是巧合。从1989年到今天,17年了。《红灯记》中李奶奶有唱词:十七年风雨狂,怕谈以往。怕什么?怕有什么用!李奶奶怕谈,还是谈了,大谈特谈了。她是痛说革命家史。

历史已经铸成,只有面对,抹掉不可能,装作没有发生,是麻木、矫情。怕讲,是胆怯心虚吗?当然,认识肯定不一样,因地位、经历、品格而异。袁木、陈希同是一个说法,冰心、巴金又是一种说法。一点也不奇怪。世界上找不到两片相同的树叶。

起码可以不加评论,谈一点见闻吧。

这件事的突发性和悲壮气氛令人惊诧。

1989年的5、6月份,我在深圳。许多事,时间一长,都忘了,但有的事在历史长河的浪涛中突现出来,细微末节都记得清清楚楚。5月下旬,山雨欲来风满楼,在南油公司的大厅里看到香港报纸,邓说:难免要流血的!我大为惊恐!数日后,香港几家电视台,几位熟悉的主持人都到了天安门广场,节目全部打乱了,银幕上几乎是全部被北京的政治风云所覆盖。最惹人心悬的是危城告急,不断展示北京那方形的地图,及时反映部队在城郊进行部署的情况。各大军区的部队先后到达,形成两个包围圈。人数最少的大概是广州军区两个师。民航停了,空运过去。在报上杨尚昆说:调动部队,不是针对学生的。不解。后来知道是老实话,因为北京军区的秦某露出一句话来:我不做历史的罪人!于是邓小平和杨尚昆在武汉部署各大军区发兵赶赴北京。首都危城告急,形成相互制约之势,谁也别想轻举妄动。

立足深圳,那些天看到海内外的动向有几个前所未有:

一是香港的报纸,从来分为左中右,调子不一样,这时是一个声音了。以我们自己的《文汇报》、《大公报》为例。六四都开了天窗,这时报刊史上罕见的。抗日战争中,发生皖南事变,重庆《新华日报》开过天窗。周恩来在社论地位写了几句话: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其它似不曾再发生过此类事。这次《文汇报》在社论位置,刊出四个字:痛心疾首!《大公报》在同样位置刊出一句话:为中华民族同声一哭!感情色彩之浓烈,立场之鲜明,无以复加。

二是两岸同胞,平时只在学术会上碰头,政治性活动,是互不参加的,这一次两岸同胞同时进行抗议活动,发出了一个声音。

三是各大洲海外华人,相约在同一时间游行示威,如此规模声势前所未有。

四是那天夜里,各国领导人似都通宵不眠,反应之强烈,前所未有。电视充分发挥了传媒的能量。老布什站出来,他说:我绝不想说不利中美友好的话,而事情就发生在我最熟悉的大街上(指长安街,他在北京工作时,住建国门外,每天清晨骑自行车在长安街往返进行晨练),我不相信,坦克车能阻挡人民前进的步伐!撤切尔夫人在伦敦,拍桌子,叫起来。作为首相有点失态了

我借住在报社的宿舍里,住一小间,另两间大些,都是编辑、记者,厅是公用的,有电视、沙发,通宵是沸腾的气氛,有激愤的吼声,粗俗的咒骂,文人不文,宣泄心中的愤慨!一个同志跳到桌子上,用毛笔在雪白的墙上画起了漫画。画一个猪头,但一望而知是李某,圆圆的脸、胖乎乎。报社不乏美术人才。一天去蛇口报看望一位朋友,不料仍是沸腾的氛围,办公室全乱了套,在准备集体去游行示威。后来听说这报社的负责人紧急出逃。在6月7日,北京的硝烟早已散去,上海等城市早平静了。深圳却在中心广场举行全市的声讨控诉大会,主席台正中出现血债要用血来还!的大标语。我在窗口向下看去,时在九点多(十点开会),西边的人流,北边的人流汇合起来向南走,声势壮大,占了中心大街快车道的全部路面。没有单位的队列,群众的这种自发性、组织性是罕见的。这种画面在深圳怕是空前绝后,我拍下了这个镜头。

八月份回到南通,一位负责同志说:五年之后,大家的心情才可能平静下来。

渐渐听到从北京传来的消息,太多了。我印象最深的是弟弟讲他的经历:

他是大学教授,住北京城西主干道一侧的小区里。他说:傍晚搀着小孩走在路边,忽有枪声,分明看到一个人在马路中间倒下去,我叫小孩抱着树不要动,跑过去看看,翻一翻倒在那里的人,这时一股血喷涌出来,人已经死了。我们赶紧回家。第二天,又出来,只在附近看看,听说四个大学生,被迎面前进中的部队枪杀,接着坦克过来,碾成了肉饼、血饼。我去看,发现只有四个手指幸存在坦克履带之外,还完整的留在那里,叫人惊心动魄!我当时想,应该用照相机拍下来,可是没有相机。拍,说不定也会惹事。

又一天,在五棵松、木樨地一带,有些医院门前熙熙攘攘。有着白衣的医护人员,示意我进去看看。我走到院子里,看自行车棚下堆着许多尸体。另一个街上,一辆公交车横在路中间,在窗外用绳子吊着一个人,裤子也脱掉了,成何体统!头上戴着军帽。老百姓诉说他的罪恶说是有两个老太太,曾跪在他面前,求他不要再开枪

果然,时间一年年过去,六四渐远。近些年,偶然听到人民大学丁子霖,为孩子被打死,联络一些死难家属,申请一个说法。这是被世人称为天安门母亲的呼声。恻隐之心,人皆有之。这是一种人性母爱的起码反映,难免引起海内人士的同情。试想,如果这点声音也没有,真的是中华民族之耻!

忽又冒出一个蒋彦永,前在非典事中率先斗胆捅出真情,成为美国一杂志的封面人物,被誉为中国的道德形象。接着又上书,实是网上的公开信,呼吁为六四正名。其论据有二:一是,我不过是一个外科医生,即抢救伤员六、七十人,当然他说得具体;二是,杨尚昆是他的病人。杨是参与调兵遣将的。最后杨说:我们党的历史上,犯的最大错误是六四。 杨说他自己来不及纠正这个错了。真是人之将死,其言也善!

时间一年年过去,遗忘政策使所有媒体绝不再谈此事。当年六七百人民日报的同志集会游行,前列的横幅上写着:让我们说真话!现在没有声音了。文化部长王蒙披着绶带上街,现在没有声音了。冰心老人乘一小汽车,在车上挂着横幅:学生爱国,我爱学生。巴金说学生是做我们五四运动中应做而没有做到的事情。他们先后去世了。镇压学生最积极的陈希同已作为大贪污犯在服刑。当然,他不过是一个代表。其实六四为他们创造了可肆无忌惮的乐园。人说,只是他在政治舞台上还嫩了一点。

余杰有篇文章中说,中国生活在耻辱中,认为幸亏有天安门母亲和蒋彦永医生发出微弱的声音,给中国留下点面子。

我在数百页的《天朔大运河勘察设计报告》的最后几页上,看到用黑体字排印的首长指示。邓说:六四没有给我们带来荣誉,我们要切切实实做几件有益于人民的事,以挽回影响,重塑我们的形象。天朔大运河就是一件这样重要的工作。听说他在临终前,在家里还有一番话:回顾我的一生,有三件事感到遗憾。第三即谈到六四。可见他是难以忘怀的。此类事,照例是出口转内销,不可全信。但不可全不信。听说这在外边起了正面作用。

我们理智地想一想,申请平反是对党的信任和爱护,而实际上,无所不在的社会道德法庭,早已为六四正名,否则何须怕谈。既然是挽救了国家,挽救了党,每年六四开个庆祝大会不好吗!







六四并没有从中国的历史上翻过去,那场民族的劫难永远是刻骨铭心的。



老友重聚,正值六四,这是巧合。从1989年到今天,17年了。《红灯记》中李奶奶有唱词:十七年风雨狂,怕谈以往。怕什么?怕有什么用!李奶奶怕谈,还是谈了,大谈特谈了。她是痛说革命家史。

历史已经铸成,只有面对,抹掉不可能,装作没有发生,是麻木、矫情。怕讲,是胆怯心虚吗?当然,认识肯定不一样,因地位、经历、品格而异。袁木、陈希同是一个说法,冰心、巴金又是一种说法。一点也不奇怪。世界上找不到两片相同的树叶。

起码可以不加评论,谈一点见闻吧。

这件事的突发性和悲壮气氛令人惊诧。

1989年的5、6月份,我在深圳。许多事,时间一长,都忘了,但有的事在历史长河的浪涛中突现出来,细微末节都记得清清楚楚。5月下旬,山雨欲来风满楼,在南油公司的大厅里看到香港报纸,邓说:难免要流血的!我大为惊恐!数日后,香港几家电视台,几位熟悉的主持人都到了天安门广场,节目全部打乱了,银幕上几乎是全部被北京的政治风云所覆盖。最惹人心悬的是危城告急,不断展示北京那方形的地图,及时反映部队在城郊进行部署的情况。各大军区的部队先后到达,形成两个包围圈。人数最少的大概是广州军区两个师。民航停了,空运过去。在报上杨尚昆说:调动部队,不是针对学生的。不解。后来知道是老实话,因为北京军区的秦某露出一句话来:我不做历史的罪人!于是邓小平和杨尚昆在武汉部署各大军区发兵赶赴北京。首都危城告急,形成相互制约之势,谁也别想轻举妄动。

立足深圳,那些天看到海内外的动向有几个前所未有:

一是香港的报纸,从来分为左中右,调子不一样,这时是一个声音了。以我们自己的《文汇报》、《大公报》为例。六四都开了天窗,这时报刊史上罕见的。抗日战争中,发生皖南事变,重庆《新华日报》开过天窗。周恩来在社论地位写了几句话: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其它似不曾再发生过此类事。这次《文汇报》在社论位置,刊出四个字:痛心疾首!《大公报》在同样位置刊出一句话:为中华民族同声一哭!感情色彩之浓烈,立场之鲜明,无以复加。

二是两岸同胞,平时只在学术会上碰头,政治性活动,是互不参加的,这一次两岸同胞同时进行抗议活动,发出了一个声音。

三是各大洲海外华人,相约在同一时间游行示威,如此规模声势前所未有。

四是那天夜里,各国领导人似都通宵不眠,反应之强烈,前所未有。电视充分发挥了传媒的能量。老布什站出来,他说:我绝不想说不利中美友好的话,而事情就发生在我最熟悉的大街上(指长安街,他在北京工作时,住建国门外,每天清晨骑自行车在长安街往返进行晨练),我不相信,坦克车能阻挡人民前进的步伐!撤切尔夫人在伦敦,拍桌子,叫起来。作为首相有点失态了

我借住在报社的宿舍里,住一小间,另两间大些,都是编辑、记者,厅是公用的,有电视、沙发,通宵是沸腾的气氛,有激愤的吼声,粗俗的咒骂,文人不文,宣泄心中的愤慨!一个同志跳到桌子上,用毛笔在雪白的墙上画起了漫画。画一个猪头,但一望而知是李某,圆圆的脸、胖乎乎。报社不乏美术人才。一天去蛇口报看望一位朋友,不料仍是沸腾的氛围,办公室全乱了套,在准备集体去游行示威。后来听说这报社的负责人紧急出逃。在6月7日,北京的硝烟早已散去,上海等城市早平静了。深圳却在中心广场举行全市的声讨控诉大会,主席台正中出现血债要用血来还!的大标语。我在窗口向下看去,时在九点多(十点开会),西边的人流,北边的人流汇合起来向南走,声势壮大,占了中心大街快车道的全部路面。没有单位的队列,群众的这种自发性、组织性是罕见的。这种画面在深圳怕是空前绝后,我拍下了这个镜头。

八月份回到南通,一位负责同志说:五年之后,大家的心情才可能平静下来。

渐渐听到从北京传来的消息,太多了。我印象最深的是弟弟讲他的经历:

他是大学教授,住北京城西主干道一侧的小区里。他说:傍晚搀着小孩走在路边,忽有枪声,分明看到一个人在马路中间倒下去,我叫小孩抱着树不要动,跑过去看看,翻一翻倒在那里的人,这时一股血喷涌出来,人已经死了。我们赶紧回家。第二天,又出来,只在附近看看,听说四个大学生,被迎面前进中的部队枪杀,接着坦克过来,碾成了肉饼、血饼。我去看,发现只有四个手指幸存在坦克履带之外,还完整的留在那里,叫人惊心动魄!我当时想,应该用照相机拍下来,可是没有相机。拍,说不定也会惹事。

又一天,在五棵松、木樨地一带,有些医院门前熙熙攘攘。有着白衣的医护人员,示意我进去看看。我走到院子里,看自行车棚下堆着许多尸体。另一个街上,一辆公交车横在路中间,在窗外用绳子吊着一个人,裤子也脱掉了,成何体统!头上戴着军帽。老百姓诉说他的罪恶说是有两个老太太,曾跪在他面前,求他不要再开枪

果然,时间一年年过去,六四渐远。近些年,偶然听到人民大学丁子霖,为孩子被打死,联络一些死难家属,申请一个说法。这是被世人称为天安门母亲的呼声。恻隐之心,人皆有之。这是一种人性母爱的起码反映,难免引起海内人士的同情。试想,如果这点声音也没有,真的是中华民族之耻!

忽又冒出一个蒋彦永,前在非典事中率先斗胆捅出真情,成为美国一杂志的封面人物,被誉为中国的道德形象。接着又上书,实是网上的公开信,呼吁为六四正名。其论据有二:一是,我不过是一个外科医生,即抢救伤员六、七十人,当然他说得具体;二是,杨尚昆是他的病人。杨是参与调兵遣将的。最后杨说:我们党的历史上,犯的最大错误是六四。 杨说他自己来不及纠正这个错了。真是人之将死,其言也善!

时间一年年过去,遗忘政策使所有媒体绝不再谈此事。当年六七百人民日报的同志集会游行,前列的横幅上写着:让我们说真话!现在没有声音了。文化部长王蒙披着绶带上街,现在没有声音了。冰心老人乘一小汽车,在车上挂着横幅:学生爱国,我爱学生。巴金说学生是做我们五四运动中应做而没有做到的事情。他们先后去世了。镇压学生最积极的陈希同已作为大贪污犯在服刑。当然,他不过是一个代表。其实六四为他们创造了可肆无忌惮的乐园。人说,只是他在政治舞台上还嫩了一点。

余杰有篇文章中说,中国生活在耻辱中,认为幸亏有天安门母亲和蒋彦永医生发出微弱的声音,给中国留下点面子。

我在数百页的《天朔大运河勘察设计报告》的最后几页上,看到用黑体字排印的首长指示。邓说:六四没有给我们带来荣誉,我们要切切实实做几件有益于人民的事,以挽回影响,重塑我们的形象。天朔大运河就是一件这样重要的工作。听说他在临终前,在家里还有一番话:回顾我的一生,有三件事感到遗憾。第三即谈到六四。可见他是难以忘怀的。此类事,照例是出口转内销,不可全信。但不可全不信。听说这在外边起了正面作用。

我们理智地想一想,申请平反是对党的信任和爱护,而实际上,无所不在的社会道德法庭,早已为六四正名,否则何须怕谈。既然是挽救了国家,挽救了党,每年六四开个庆祝大会不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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