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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制”华而不实，“行政改革”乏善可陈
杨光 （北京）
若冲不出特权利益的围困，打不开一党专制的死结，“行政改革”是断然行不通的：要么原地踏步，要么适得其反……
一
1980年以来，周期性的“政府机构改革”与改宪法、改党章一样，已经成了家常便饭、例行公事。无酒不成席，每届政府都要搞“机构改革”，每个总理都要搞一到两次。屈指数来，如今已排到了第六次。而且，每次的“机构改革”也都大同小异，无非是合了又分、分了再合，减了又增、增了再减，机构更名、科室过户，机关易址、权力搬家。看起来是改了，其实跟不改差不多：明里分家、暗中合流，明里合并、暗中内讧，东边拆庙、西边建寺，前院减和尚、后院增方丈。有时候真比不改还要糟糕：人员越减越多，开支越削越大，名称越改越怪，程序越改越繁。
这样的“改革”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六，周而复始，循环往复，老百姓对它已经失去了兴趣。官方自说自话，民众视若无睹、听若罔闻。当然，若真想去关心，也还轮不上咱老百姓——此乃党国的家务事，“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中共十七大用语）一时还没法落实。这种名为“机构改革”的官场内务，只有那些大权在手、大官在身的人才会认真对待——免不了又要上串下联、公关应酬一番。不过，它对官场的触动其实也非常有限。因为同一出剧目重复上演，官员们早已见多不怪、见惯不惊。一来二去，也就熟能生巧，应付自如。染上了“机构改革疲劳症”，就连官员们也不太把这“改革”当回事了。都惨淡到了这个份上，这缺油少盐、清汤寡水的“机构改革”，又还有什么意思呢？
为什么每届政府都是一朝权到手、便把令来行，如此这般地热衷于这费力不讨好的“机构改革”呢？台面上的理由倒是有一大堆，诸如机构臃肿、人浮于事，职能交叉、政出多门，权责不清、分工不明，等等等等。当然，这些理由绝非虚言，全部属实。温家宝总理说，行政机构“一马挡道，万马都不能行”。于是乎，“机构改革”非改不可，不改不行。然而，光凭“机构改革”能解决问题吗？连白痴也都知道，有什么样的统治方式，就有什么样的行政机构，行政机构是表，政治制度才是里。机构之病，病根乃在机构之外、机构之上。这么简单的道理，胡温当局又岂能不知。那么，“机构改革”是否还有些台面之下的“硬道理”？
“硬道理”当然也是有的：“条条”越来越不听话，“块块”越来越不服气，不时归置一下，调整调整，上调下派，内引外联，有利于“维护中央权威”，减少“政令不出中南海”的尴尬，此其一；亲信要提拔，“太子”要照顾，派系要平衡，利益要均沾，让油水大的派系让出几个肥缺，让实权少的衙门分得一些实惠，这有利于“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此其二。这两条，大概才是“机构改革”必须周期性进行的根本原因吧。
二
本次“国务院机构改革”号称“大部制”，又美其名曰“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事前，御用学者和官方媒体好一阵“爆炒”：有人说这是“大手笔、大动作”，“真刀真枪”，“大刀阔斧”；有人说这次要搞“三权分立”、构建“服务型政府”（此“三权分立”非指立法、行政、司法之分权制衡，而是中共独创的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之“行政三分”）；甚至还有人说，“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胡温第二个任期的开山板斧，将为“政治体制改革”“杀出一条血路来”。一时间众说纷纭、沸沸扬扬、好不热闹，颇有些官心惶惶、士心愕愕之意。
说得轻巧，哪有这回事！人大会上，对“人民群众”保密已久的“大部制”终于亮相，立刻让人大跌眼镜。好家伙，辛辛苦苦折腾大半年，大话说了那么久，牛皮吹得那么大，不过减少了一个部而已。最该合并的没有合，如铁道部，还有三监会（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照样小部依旧；最该削权的没有削，如发改委，还有公安部，依然权滥无边；应该设立的也没有设，如能源部，依然多头管理、逍遥自肥。从这个不三不四的“大部制”中，眼力再好的人也看不出何处体现了“精简”和“高效”，何处有“科学发展观”，何处又能“转变政府职能”和“三权分立”，更看不出一丝一毫“政治体制改革”的踪影。横竖不过是官僚特权、既得利益自己跟自己“过家家”，一笔争权夺利的小小买卖罢了。
若论“改革力度”，这“大部制”比以往五次惨遭失败的“机构改革”还要大大不如。于是，期待者难免大失所望，旁观者也不禁哑然失笑。难道这就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大部制”？可真是贻笑大方，真是丢死人、羞死人了！如此看来，中国的“机构改革”也真是无戏可唱、无路可走了。
三
铁道部是这次“大部制”的“钉子户”。真是怪哉，“大刀阔斧”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居然“拆迁”不了一个小小的铁道部。这说明“铁老大”还真是名副其实，一个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胡温当局的“中央权威”，怕是拿它无可奈何了。这位“铁老大”，一向“小而全”：公检法大包大揽，自己立法自己执行，又当裁判又当球员，用纳税人的资本谋本部门私利，掏全国人民的腰包肥既得利益。既不识大体，还蛮不讲理，它早就该改革一百次、“下课”一千遍了。拿今年的雪灾来说，有天灾有人祸，而人祸当中，铁道和电力占了一大半。按理说，谁不改它也得改，留着铁道部这种体制怪物，别说是“大交通”无计可通，只怕“市场经济”、“科学发展”、“和谐社会”，通通都得绕道而行。独立王国都不敢改革，这“行政改革”还有天理吗？
“钉子户”又岂止铁道部一个。凡是那些背景特殊、高度垄断、油水很厚、利益很大的领域，如石油、电力、电信，如银监、证监、保监，如土地、城建、财税，其权力与职能也都原封未动（建设部倒是改了一个又臭又长的新名字，曰“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其顽固不化的“行政管理体制”更是岿然不动。为什么它们就改不得？为什么它们就改不动？答案大概也简单，不是因为它们很高效、很法治、很“科学发展”，而是因为它们很腐败、很专权、很特殊，它们那里“太子”成群、派系很深，腐败分子就喜欢那套旧体制、旧机构，就喜欢“照过去方针办”。一潭死水浑不见底，特权人物浸淫已久，官场姻缘盘根错节，既得利益根深蒂固，老虎屁股摸它不得。
这些年“中央权威”不济，又碰上了这么多小而全、小而特、小而肥、小而腐的“钉子户”作梗，欲将小部合成大部，岂非比登天还难？无怪乎这风风火火的“大部制”如此华而不实，如此雷大雨小了。
四
当然，即使此次“大部制”不遇阻挠、圆满完成，这一党专制之下的“大部制”也不见得就是什么好东西，更不见得就能顺畅地运转下去。不错，行政管理比较先进的西方国家都是“大部制”：“条条”不多，阁员很少。这种“大部制”，更准确的称呼，应该叫“少部制”或“小内阁”。然而，且须谨记，“大部制”是果不是因。有什么样的政治制度，才有什么样的行政机构。
西方国家之所以要搞“大部制”、之所以能搞“大部制”，是因为人家有宪政民主：中央政府的权力有限，行政机构的职责分明，该管的事情必须管好、管到位，不该管的事情连边也不能沾、管了就是违宪。而我们中国的政府机构就大不一样了，它管得那么宽那么广：要替人大立法规（所谓“部门立法”），要帮地方审项目，要给企业定政策，它又管得那么细那么密：连学生唱什么京戏、网民发什么贴子、农民卖不卖宅基地它全都要管，而且还管得理直气壮、管得彻头彻尾。行政事务如此繁杂，行政权力如此泛滥，更厉害的是，它只有权力、没有责任，管好了有功、管不好无过，这样的政府，只有区区几个“大部”肯定是不够用的，也肯定是运转不起来的。
以此而论，除非中国政府改换门庭，成为一个轻装上阵的有限政府：痛痛快快地把属于人大的还给人大、属于地方的还给地方、属于企业的还给企业、属于公民的还给公民，否则，它注定搞不了真正的“大部制”。即使搞了，也必定是假的——在所谓“大部制”的背后，它少不了还得设立一大堆不叫部的部（就象前五次的机构精简那样），比如什么直属机构、办事机构、议事机构、政策机构、审批机构、调控机构、执法机构之类。要不然，它那些零零碎碎、具体而微的广泛权力，岂不就要落了空？
五
归根结底，现行“行政管理体制”之弊，绝非部门之分合、权力之迁转、职能之划拨可以解决。大部也罢，小部也罢，这并不是问题的关键。若冲不出特权利益的围困，打不开一党专制的死结，“行政改革”是断然行不通的：要么原地踏步，要么适得其反，至多不过聊胜于无。谓予不信，本次“大部制”改革所遭遇的政治尴尬就是明证。
若冲不出特权利益的围困，打不开一党专制的死结，“行政改革”是断然行不通的：要么原地踏步，要么适得其反……
一
1980年以来，周期性的“政府机构改革”与改宪法、改党章一样，已经成了家常便饭、例行公事。无酒不成席，每届政府都要搞“机构改革”，每个总理都要搞一到两次。屈指数来，如今已排到了第六次。而且，每次的“机构改革”也都大同小异，无非是合了又分、分了再合，减了又增、增了再减，机构更名、科室过户，机关易址、权力搬家。看起来是改了，其实跟不改差不多：明里分家、暗中合流，明里合并、暗中内讧，东边拆庙、西边建寺，前院减和尚、后院增方丈。有时候真比不改还要糟糕：人员越减越多，开支越削越大，名称越改越怪，程序越改越繁。
这样的“改革”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六，周而复始，循环往复，老百姓对它已经失去了兴趣。官方自说自话，民众视若无睹、听若罔闻。当然，若真想去关心，也还轮不上咱老百姓——此乃党国的家务事，“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中共十七大用语）一时还没法落实。这种名为“机构改革”的官场内务，只有那些大权在手、大官在身的人才会认真对待——免不了又要上串下联、公关应酬一番。不过，它对官场的触动其实也非常有限。因为同一出剧目重复上演，官员们早已见多不怪、见惯不惊。一来二去，也就熟能生巧，应付自如。染上了“机构改革疲劳症”，就连官员们也不太把这“改革”当回事了。都惨淡到了这个份上，这缺油少盐、清汤寡水的“机构改革”，又还有什么意思呢？
为什么每届政府都是一朝权到手、便把令来行，如此这般地热衷于这费力不讨好的“机构改革”呢？台面上的理由倒是有一大堆，诸如机构臃肿、人浮于事，职能交叉、政出多门，权责不清、分工不明，等等等等。当然，这些理由绝非虚言，全部属实。温家宝总理说，行政机构“一马挡道，万马都不能行”。于是乎，“机构改革”非改不可，不改不行。然而，光凭“机构改革”能解决问题吗？连白痴也都知道，有什么样的统治方式，就有什么样的行政机构，行政机构是表，政治制度才是里。机构之病，病根乃在机构之外、机构之上。这么简单的道理，胡温当局又岂能不知。那么，“机构改革”是否还有些台面之下的“硬道理”？
“硬道理”当然也是有的：“条条”越来越不听话，“块块”越来越不服气，不时归置一下，调整调整，上调下派，内引外联，有利于“维护中央权威”，减少“政令不出中南海”的尴尬，此其一；亲信要提拔，“太子”要照顾，派系要平衡，利益要均沾，让油水大的派系让出几个肥缺，让实权少的衙门分得一些实惠，这有利于“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此其二。这两条，大概才是“机构改革”必须周期性进行的根本原因吧。
二
本次“国务院机构改革”号称“大部制”，又美其名曰“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事前，御用学者和官方媒体好一阵“爆炒”：有人说这是“大手笔、大动作”，“真刀真枪”，“大刀阔斧”；有人说这次要搞“三权分立”、构建“服务型政府”（此“三权分立”非指立法、行政、司法之分权制衡，而是中共独创的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之“行政三分”）；甚至还有人说，“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胡温第二个任期的开山板斧，将为“政治体制改革”“杀出一条血路来”。一时间众说纷纭、沸沸扬扬、好不热闹，颇有些官心惶惶、士心愕愕之意。
说得轻巧，哪有这回事！人大会上，对“人民群众”保密已久的“大部制”终于亮相，立刻让人大跌眼镜。好家伙，辛辛苦苦折腾大半年，大话说了那么久，牛皮吹得那么大，不过减少了一个部而已。最该合并的没有合，如铁道部，还有三监会（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照样小部依旧；最该削权的没有削，如发改委，还有公安部，依然权滥无边；应该设立的也没有设，如能源部，依然多头管理、逍遥自肥。从这个不三不四的“大部制”中，眼力再好的人也看不出何处体现了“精简”和“高效”，何处有“科学发展观”，何处又能“转变政府职能”和“三权分立”，更看不出一丝一毫“政治体制改革”的踪影。横竖不过是官僚特权、既得利益自己跟自己“过家家”，一笔争权夺利的小小买卖罢了。
若论“改革力度”，这“大部制”比以往五次惨遭失败的“机构改革”还要大大不如。于是，期待者难免大失所望，旁观者也不禁哑然失笑。难道这就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大部制”？可真是贻笑大方，真是丢死人、羞死人了！如此看来，中国的“机构改革”也真是无戏可唱、无路可走了。
三
铁道部是这次“大部制”的“钉子户”。真是怪哉，“大刀阔斧”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居然“拆迁”不了一个小小的铁道部。这说明“铁老大”还真是名副其实，一个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胡温当局的“中央权威”，怕是拿它无可奈何了。这位“铁老大”，一向“小而全”：公检法大包大揽，自己立法自己执行，又当裁判又当球员，用纳税人的资本谋本部门私利，掏全国人民的腰包肥既得利益。既不识大体，还蛮不讲理，它早就该改革一百次、“下课”一千遍了。拿今年的雪灾来说，有天灾有人祸，而人祸当中，铁道和电力占了一大半。按理说，谁不改它也得改，留着铁道部这种体制怪物，别说是“大交通”无计可通，只怕“市场经济”、“科学发展”、“和谐社会”，通通都得绕道而行。独立王国都不敢改革，这“行政改革”还有天理吗？
“钉子户”又岂止铁道部一个。凡是那些背景特殊、高度垄断、油水很厚、利益很大的领域，如石油、电力、电信，如银监、证监、保监，如土地、城建、财税，其权力与职能也都原封未动（建设部倒是改了一个又臭又长的新名字，曰“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其顽固不化的“行政管理体制”更是岿然不动。为什么它们就改不得？为什么它们就改不动？答案大概也简单，不是因为它们很高效、很法治、很“科学发展”，而是因为它们很腐败、很专权、很特殊，它们那里“太子”成群、派系很深，腐败分子就喜欢那套旧体制、旧机构，就喜欢“照过去方针办”。一潭死水浑不见底，特权人物浸淫已久，官场姻缘盘根错节，既得利益根深蒂固，老虎屁股摸它不得。
这些年“中央权威”不济，又碰上了这么多小而全、小而特、小而肥、小而腐的“钉子户”作梗，欲将小部合成大部，岂非比登天还难？无怪乎这风风火火的“大部制”如此华而不实，如此雷大雨小了。
四
当然，即使此次“大部制”不遇阻挠、圆满完成，这一党专制之下的“大部制”也不见得就是什么好东西，更不见得就能顺畅地运转下去。不错，行政管理比较先进的西方国家都是“大部制”：“条条”不多，阁员很少。这种“大部制”，更准确的称呼，应该叫“少部制”或“小内阁”。然而，且须谨记，“大部制”是果不是因。有什么样的政治制度，才有什么样的行政机构。
西方国家之所以要搞“大部制”、之所以能搞“大部制”，是因为人家有宪政民主：中央政府的权力有限，行政机构的职责分明，该管的事情必须管好、管到位，不该管的事情连边也不能沾、管了就是违宪。而我们中国的政府机构就大不一样了，它管得那么宽那么广：要替人大立法规（所谓“部门立法”），要帮地方审项目，要给企业定政策，它又管得那么细那么密：连学生唱什么京戏、网民发什么贴子、农民卖不卖宅基地它全都要管，而且还管得理直气壮、管得彻头彻尾。行政事务如此繁杂，行政权力如此泛滥，更厉害的是，它只有权力、没有责任，管好了有功、管不好无过，这样的政府，只有区区几个“大部”肯定是不够用的，也肯定是运转不起来的。
以此而论，除非中国政府改换门庭，成为一个轻装上阵的有限政府：痛痛快快地把属于人大的还给人大、属于地方的还给地方、属于企业的还给企业、属于公民的还给公民，否则，它注定搞不了真正的“大部制”。即使搞了，也必定是假的——在所谓“大部制”的背后，它少不了还得设立一大堆不叫部的部（就象前五次的机构精简那样），比如什么直属机构、办事机构、议事机构、政策机构、审批机构、调控机构、执法机构之类。要不然，它那些零零碎碎、具体而微的广泛权力，岂不就要落了空？
五
归根结底，现行“行政管理体制”之弊，绝非部门之分合、权力之迁转、职能之划拨可以解决。大部也罢，小部也罢，这并不是问题的关键。若冲不出特权利益的围困，打不开一党专制的死结，“行政改革”是断然行不通的：要么原地踏步，要么适得其反，至多不过聊胜于无。谓予不信，本次“大部制”改革所遭遇的政治尴尬就是明证。
若冲不出特权利益的围困，打不开一党专制的死结，“行政改革”是断然行不通的：要么原地踏步，要么适得其反……
一
1980年以来，周期性的“政府机构改革”与改宪法、改党章一样，已经成了家常便饭、例行公事。无酒不成席，每届政府都要搞“机构改革”，每个总理都要搞一到两次。屈指数来，如今已排到了第六次。而且，每次的“机构改革”也都大同小异，无非是合了又分、分了再合，减了又增、增了再减，机构更名、科室过户，机关易址、权力搬家。看起来是改了，其实跟不改差不多：明里分家、暗中合流，明里合并、暗中内讧，东边拆庙、西边建寺，前院减和尚、后院增方丈。有时候真比不改还要糟糕：人员越减越多，开支越削越大，名称越改越怪，程序越改越繁。
这样的“改革”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六，周而复始，循环往复，老百姓对它已经失去了兴趣。官方自说自话，民众视若无睹、听若罔闻。当然，若真想去关心，也还轮不上咱老百姓——此乃党国的家务事，“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中共十七大用语）一时还没法落实。这种名为“机构改革”的官场内务，只有那些大权在手、大官在身的人才会认真对待——免不了又要上串下联、公关应酬一番。不过，它对官场的触动其实也非常有限。因为同一出剧目重复上演，官员们早已见多不怪、见惯不惊。一来二去，也就熟能生巧，应付自如。染上了“机构改革疲劳症”，就连官员们也不太把这“改革”当回事了。都惨淡到了这个份上，这缺油少盐、清汤寡水的“机构改革”，又还有什么意思呢？
为什么每届政府都是一朝权到手、便把令来行，如此这般地热衷于这费力不讨好的“机构改革”呢？台面上的理由倒是有一大堆，诸如机构臃肿、人浮于事，职能交叉、政出多门，权责不清、分工不明，等等等等。当然，这些理由绝非虚言，全部属实。温家宝总理说，行政机构“一马挡道，万马都不能行”。于是乎，“机构改革”非改不可，不改不行。然而，光凭“机构改革”能解决问题吗？连白痴也都知道，有什么样的统治方式，就有什么样的行政机构，行政机构是表，政治制度才是里。机构之病，病根乃在机构之外、机构之上。这么简单的道理，胡温当局又岂能不知。那么，“机构改革”是否还有些台面之下的“硬道理”？
“硬道理”当然也是有的：“条条”越来越不听话，“块块”越来越不服气，不时归置一下，调整调整，上调下派，内引外联，有利于“维护中央权威”，减少“政令不出中南海”的尴尬，此其一；亲信要提拔，“太子”要照顾，派系要平衡，利益要均沾，让油水大的派系让出几个肥缺，让实权少的衙门分得一些实惠，这有利于“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此其二。这两条，大概才是“机构改革”必须周期性进行的根本原因吧。
二
本次“国务院机构改革”号称“大部制”，又美其名曰“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事前，御用学者和官方媒体好一阵“爆炒”：有人说这是“大手笔、大动作”，“真刀真枪”，“大刀阔斧”；有人说这次要搞“三权分立”、构建“服务型政府”（此“三权分立”非指立法、行政、司法之分权制衡，而是中共独创的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之“行政三分”）；甚至还有人说，“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胡温第二个任期的开山板斧，将为“政治体制改革”“杀出一条血路来”。一时间众说纷纭、沸沸扬扬、好不热闹，颇有些官心惶惶、士心愕愕之意。
说得轻巧，哪有这回事！人大会上，对“人民群众”保密已久的“大部制”终于亮相，立刻让人大跌眼镜。好家伙，辛辛苦苦折腾大半年，大话说了那么久，牛皮吹得那么大，不过减少了一个部而已。最该合并的没有合，如铁道部，还有三监会（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照样小部依旧；最该削权的没有削，如发改委，还有公安部，依然权滥无边；应该设立的也没有设，如能源部，依然多头管理、逍遥自肥。从这个不三不四的“大部制”中，眼力再好的人也看不出何处体现了“精简”和“高效”，何处有“科学发展观”，何处又能“转变政府职能”和“三权分立”，更看不出一丝一毫“政治体制改革”的踪影。横竖不过是官僚特权、既得利益自己跟自己“过家家”，一笔争权夺利的小小买卖罢了。
若论“改革力度”，这“大部制”比以往五次惨遭失败的“机构改革”还要大大不如。于是，期待者难免大失所望，旁观者也不禁哑然失笑。难道这就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大部制”？可真是贻笑大方，真是丢死人、羞死人了！如此看来，中国的“机构改革”也真是无戏可唱、无路可走了。
三
铁道部是这次“大部制”的“钉子户”。真是怪哉，“大刀阔斧”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居然“拆迁”不了一个小小的铁道部。这说明“铁老大”还真是名副其实，一个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胡温当局的“中央权威”，怕是拿它无可奈何了。这位“铁老大”，一向“小而全”：公检法大包大揽，自己立法自己执行，又当裁判又当球员，用纳税人的资本谋本部门私利，掏全国人民的腰包肥既得利益。既不识大体，还蛮不讲理，它早就该改革一百次、“下课”一千遍了。拿今年的雪灾来说，有天灾有人祸，而人祸当中，铁道和电力占了一大半。按理说，谁不改它也得改，留着铁道部这种体制怪物，别说是“大交通”无计可通，只怕“市场经济”、“科学发展”、“和谐社会”，通通都得绕道而行。独立王国都不敢改革，这“行政改革”还有天理吗？
“钉子户”又岂止铁道部一个。凡是那些背景特殊、高度垄断、油水很厚、利益很大的领域，如石油、电力、电信，如银监、证监、保监，如土地、城建、财税，其权力与职能也都原封未动（建设部倒是改了一个又臭又长的新名字，曰“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其顽固不化的“行政管理体制”更是岿然不动。为什么它们就改不得？为什么它们就改不动？答案大概也简单，不是因为它们很高效、很法治、很“科学发展”，而是因为它们很腐败、很专权、很特殊，它们那里“太子”成群、派系很深，腐败分子就喜欢那套旧体制、旧机构，就喜欢“照过去方针办”。一潭死水浑不见底，特权人物浸淫已久，官场姻缘盘根错节，既得利益根深蒂固，老虎屁股摸它不得。
这些年“中央权威”不济，又碰上了这么多小而全、小而特、小而肥、小而腐的“钉子户”作梗，欲将小部合成大部，岂非比登天还难？无怪乎这风风火火的“大部制”如此华而不实，如此雷大雨小了。
四
当然，即使此次“大部制”不遇阻挠、圆满完成，这一党专制之下的“大部制”也不见得就是什么好东西，更不见得就能顺畅地运转下去。不错，行政管理比较先进的西方国家都是“大部制”：“条条”不多，阁员很少。这种“大部制”，更准确的称呼，应该叫“少部制”或“小内阁”。然而，且须谨记，“大部制”是果不是因。有什么样的政治制度，才有什么样的行政机构。
西方国家之所以要搞“大部制”、之所以能搞“大部制”，是因为人家有宪政民主：中央政府的权力有限，行政机构的职责分明，该管的事情必须管好、管到位，不该管的事情连边也不能沾、管了就是违宪。而我们中国的政府机构就大不一样了，它管得那么宽那么广：要替人大立法规（所谓“部门立法”），要帮地方审项目，要给企业定政策，它又管得那么细那么密：连学生唱什么京戏、网民发什么贴子、农民卖不卖宅基地它全都要管，而且还管得理直气壮、管得彻头彻尾。行政事务如此繁杂，行政权力如此泛滥，更厉害的是，它只有权力、没有责任，管好了有功、管不好无过，这样的政府，只有区区几个“大部”肯定是不够用的，也肯定是运转不起来的。
以此而论，除非中国政府改换门庭，成为一个轻装上阵的有限政府：痛痛快快地把属于人大的还给人大、属于地方的还给地方、属于企业的还给企业、属于公民的还给公民，否则，它注定搞不了真正的“大部制”。即使搞了，也必定是假的——在所谓“大部制”的背后，它少不了还得设立一大堆不叫部的部（就象前五次的机构精简那样），比如什么直属机构、办事机构、议事机构、政策机构、审批机构、调控机构、执法机构之类。要不然，它那些零零碎碎、具体而微的广泛权力，岂不就要落了空？
五
归根结底，现行“行政管理体制”之弊，绝非部门之分合、权力之迁转、职能之划拨可以解决。大部也罢，小部也罢，这并不是问题的关键。若冲不出特权利益的围困，打不开一党专制的死结，“行政改革”是断然行不通的：要么原地踏步，要么适得其反，至多不过聊胜于无。谓予不信，本次“大部制”改革所遭遇的政治尴尬就是明证。
若冲不出特权利益的围困，打不开一党专制的死结，“行政改革”是断然行不通的：要么原地踏步，要么适得其反……
一
1980年以来，周期性的“政府机构改革”与改宪法、改党章一样，已经成了家常便饭、例行公事。无酒不成席，每届政府都要搞“机构改革”，每个总理都要搞一到两次。屈指数来，如今已排到了第六次。而且，每次的“机构改革”也都大同小异，无非是合了又分、分了再合，减了又增、增了再减，机构更名、科室过户，机关易址、权力搬家。看起来是改了，其实跟不改差不多：明里分家、暗中合流，明里合并、暗中内讧，东边拆庙、西边建寺，前院减和尚、后院增方丈。有时候真比不改还要糟糕：人员越减越多，开支越削越大，名称越改越怪，程序越改越繁。
这样的“改革”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六，周而复始，循环往复，老百姓对它已经失去了兴趣。官方自说自话，民众视若无睹、听若罔闻。当然，若真想去关心，也还轮不上咱老百姓——此乃党国的家务事，“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中共十七大用语）一时还没法落实。这种名为“机构改革”的官场内务，只有那些大权在手、大官在身的人才会认真对待——免不了又要上串下联、公关应酬一番。不过，它对官场的触动其实也非常有限。因为同一出剧目重复上演，官员们早已见多不怪、见惯不惊。一来二去，也就熟能生巧，应付自如。染上了“机构改革疲劳症”，就连官员们也不太把这“改革”当回事了。都惨淡到了这个份上，这缺油少盐、清汤寡水的“机构改革”，又还有什么意思呢？
为什么每届政府都是一朝权到手、便把令来行，如此这般地热衷于这费力不讨好的“机构改革”呢？台面上的理由倒是有一大堆，诸如机构臃肿、人浮于事，职能交叉、政出多门，权责不清、分工不明，等等等等。当然，这些理由绝非虚言，全部属实。温家宝总理说，行政机构“一马挡道，万马都不能行”。于是乎，“机构改革”非改不可，不改不行。然而，光凭“机构改革”能解决问题吗？连白痴也都知道，有什么样的统治方式，就有什么样的行政机构，行政机构是表，政治制度才是里。机构之病，病根乃在机构之外、机构之上。这么简单的道理，胡温当局又岂能不知。那么，“机构改革”是否还有些台面之下的“硬道理”？
“硬道理”当然也是有的：“条条”越来越不听话，“块块”越来越不服气，不时归置一下，调整调整，上调下派，内引外联，有利于“维护中央权威”，减少“政令不出中南海”的尴尬，此其一；亲信要提拔，“太子”要照顾，派系要平衡，利益要均沾，让油水大的派系让出几个肥缺，让实权少的衙门分得一些实惠，这有利于“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此其二。这两条，大概才是“机构改革”必须周期性进行的根本原因吧。
二
本次“国务院机构改革”号称“大部制”，又美其名曰“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事前，御用学者和官方媒体好一阵“爆炒”：有人说这是“大手笔、大动作”，“真刀真枪”，“大刀阔斧”；有人说这次要搞“三权分立”、构建“服务型政府”（此“三权分立”非指立法、行政、司法之分权制衡，而是中共独创的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之“行政三分”）；甚至还有人说，“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胡温第二个任期的开山板斧，将为“政治体制改革”“杀出一条血路来”。一时间众说纷纭、沸沸扬扬、好不热闹，颇有些官心惶惶、士心愕愕之意。
说得轻巧，哪有这回事！人大会上，对“人民群众”保密已久的“大部制”终于亮相，立刻让人大跌眼镜。好家伙，辛辛苦苦折腾大半年，大话说了那么久，牛皮吹得那么大，不过减少了一个部而已。最该合并的没有合，如铁道部，还有三监会（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照样小部依旧；最该削权的没有削，如发改委，还有公安部，依然权滥无边；应该设立的也没有设，如能源部，依然多头管理、逍遥自肥。从这个不三不四的“大部制”中，眼力再好的人也看不出何处体现了“精简”和“高效”，何处有“科学发展观”，何处又能“转变政府职能”和“三权分立”，更看不出一丝一毫“政治体制改革”的踪影。横竖不过是官僚特权、既得利益自己跟自己“过家家”，一笔争权夺利的小小买卖罢了。
若论“改革力度”，这“大部制”比以往五次惨遭失败的“机构改革”还要大大不如。于是，期待者难免大失所望，旁观者也不禁哑然失笑。难道这就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大部制”？可真是贻笑大方，真是丢死人、羞死人了！如此看来，中国的“机构改革”也真是无戏可唱、无路可走了。
三
铁道部是这次“大部制”的“钉子户”。真是怪哉，“大刀阔斧”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居然“拆迁”不了一个小小的铁道部。这说明“铁老大”还真是名副其实，一个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胡温当局的“中央权威”，怕是拿它无可奈何了。这位“铁老大”，一向“小而全”：公检法大包大揽，自己立法自己执行，又当裁判又当球员，用纳税人的资本谋本部门私利，掏全国人民的腰包肥既得利益。既不识大体，还蛮不讲理，它早就该改革一百次、“下课”一千遍了。拿今年的雪灾来说，有天灾有人祸，而人祸当中，铁道和电力占了一大半。按理说，谁不改它也得改，留着铁道部这种体制怪物，别说是“大交通”无计可通，只怕“市场经济”、“科学发展”、“和谐社会”，通通都得绕道而行。独立王国都不敢改革，这“行政改革”还有天理吗？
“钉子户”又岂止铁道部一个。凡是那些背景特殊、高度垄断、油水很厚、利益很大的领域，如石油、电力、电信，如银监、证监、保监，如土地、城建、财税，其权力与职能也都原封未动（建设部倒是改了一个又臭又长的新名字，曰“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其顽固不化的“行政管理体制”更是岿然不动。为什么它们就改不得？为什么它们就改不动？答案大概也简单，不是因为它们很高效、很法治、很“科学发展”，而是因为它们很腐败、很专权、很特殊，它们那里“太子”成群、派系很深，腐败分子就喜欢那套旧体制、旧机构，就喜欢“照过去方针办”。一潭死水浑不见底，特权人物浸淫已久，官场姻缘盘根错节，既得利益根深蒂固，老虎屁股摸它不得。
这些年“中央权威”不济，又碰上了这么多小而全、小而特、小而肥、小而腐的“钉子户”作梗，欲将小部合成大部，岂非比登天还难？无怪乎这风风火火的“大部制”如此华而不实，如此雷大雨小了。
四
当然，即使此次“大部制”不遇阻挠、圆满完成，这一党专制之下的“大部制”也不见得就是什么好东西，更不见得就能顺畅地运转下去。不错，行政管理比较先进的西方国家都是“大部制”：“条条”不多，阁员很少。这种“大部制”，更准确的称呼，应该叫“少部制”或“小内阁”。然而，且须谨记，“大部制”是果不是因。有什么样的政治制度，才有什么样的行政机构。
西方国家之所以要搞“大部制”、之所以能搞“大部制”，是因为人家有宪政民主：中央政府的权力有限，行政机构的职责分明，该管的事情必须管好、管到位，不该管的事情连边也不能沾、管了就是违宪。而我们中国的政府机构就大不一样了，它管得那么宽那么广：要替人大立法规（所谓“部门立法”），要帮地方审项目，要给企业定政策，它又管得那么细那么密：连学生唱什么京戏、网民发什么贴子、农民卖不卖宅基地它全都要管，而且还管得理直气壮、管得彻头彻尾。行政事务如此繁杂，行政权力如此泛滥，更厉害的是，它只有权力、没有责任，管好了有功、管不好无过，这样的政府，只有区区几个“大部”肯定是不够用的，也肯定是运转不起来的。
以此而论，除非中国政府改换门庭，成为一个轻装上阵的有限政府：痛痛快快地把属于人大的还给人大、属于地方的还给地方、属于企业的还给企业、属于公民的还给公民，否则，它注定搞不了真正的“大部制”。即使搞了，也必定是假的——在所谓“大部制”的背后，它少不了还得设立一大堆不叫部的部（就象前五次的机构精简那样），比如什么直属机构、办事机构、议事机构、政策机构、审批机构、调控机构、执法机构之类。要不然，它那些零零碎碎、具体而微的广泛权力，岂不就要落了空？
五
归根结底，现行“行政管理体制”之弊，绝非部门之分合、权力之迁转、职能之划拨可以解决。大部也罢，小部也罢，这并不是问题的关键。若冲不出特权利益的围困，打不开一党专制的死结，“行政改革”是断然行不通的：要么原地踏步，要么适得其反，至多不过聊胜于无。谓予不信，本次“大部制”改革所遭遇的政治尴尬就是明证。
若冲不出特权利益的围困，打不开一党专制的死结，“行政改革”是断然行不通的：要么原地踏步，要么适得其反……
一
1980年以来，周期性的“政府机构改革”与改宪法、改党章一样，已经成了家常便饭、例行公事。无酒不成席，每届政府都要搞“机构改革”，每个总理都要搞一到两次。屈指数来，如今已排到了第六次。而且，每次的“机构改革”也都大同小异，无非是合了又分、分了再合，减了又增、增了再减，机构更名、科室过户，机关易址、权力搬家。看起来是改了，其实跟不改差不多：明里分家、暗中合流，明里合并、暗中内讧，东边拆庙、西边建寺，前院减和尚、后院增方丈。有时候真比不改还要糟糕：人员越减越多，开支越削越大，名称越改越怪，程序越改越繁。
这样的“改革”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六，周而复始，循环往复，老百姓对它已经失去了兴趣。官方自说自话，民众视若无睹、听若罔闻。当然，若真想去关心，也还轮不上咱老百姓——此乃党国的家务事，“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中共十七大用语）一时还没法落实。这种名为“机构改革”的官场内务，只有那些大权在手、大官在身的人才会认真对待——免不了又要上串下联、公关应酬一番。不过，它对官场的触动其实也非常有限。因为同一出剧目重复上演，官员们早已见多不怪、见惯不惊。一来二去，也就熟能生巧，应付自如。染上了“机构改革疲劳症”，就连官员们也不太把这“改革”当回事了。都惨淡到了这个份上，这缺油少盐、清汤寡水的“机构改革”，又还有什么意思呢？
为什么每届政府都是一朝权到手、便把令来行，如此这般地热衷于这费力不讨好的“机构改革”呢？台面上的理由倒是有一大堆，诸如机构臃肿、人浮于事，职能交叉、政出多门，权责不清、分工不明，等等等等。当然，这些理由绝非虚言，全部属实。温家宝总理说，行政机构“一马挡道，万马都不能行”。于是乎，“机构改革”非改不可，不改不行。然而，光凭“机构改革”能解决问题吗？连白痴也都知道，有什么样的统治方式，就有什么样的行政机构，行政机构是表，政治制度才是里。机构之病，病根乃在机构之外、机构之上。这么简单的道理，胡温当局又岂能不知。那么，“机构改革”是否还有些台面之下的“硬道理”？
“硬道理”当然也是有的：“条条”越来越不听话，“块块”越来越不服气，不时归置一下，调整调整，上调下派，内引外联，有利于“维护中央权威”，减少“政令不出中南海”的尴尬，此其一；亲信要提拔，“太子”要照顾，派系要平衡，利益要均沾，让油水大的派系让出几个肥缺，让实权少的衙门分得一些实惠，这有利于“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此其二。这两条，大概才是“机构改革”必须周期性进行的根本原因吧。
二
本次“国务院机构改革”号称“大部制”，又美其名曰“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事前，御用学者和官方媒体好一阵“爆炒”：有人说这是“大手笔、大动作”，“真刀真枪”，“大刀阔斧”；有人说这次要搞“三权分立”、构建“服务型政府”（此“三权分立”非指立法、行政、司法之分权制衡，而是中共独创的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之“行政三分”）；甚至还有人说，“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胡温第二个任期的开山板斧，将为“政治体制改革”“杀出一条血路来”。一时间众说纷纭、沸沸扬扬、好不热闹，颇有些官心惶惶、士心愕愕之意。
说得轻巧，哪有这回事！人大会上，对“人民群众”保密已久的“大部制”终于亮相，立刻让人大跌眼镜。好家伙，辛辛苦苦折腾大半年，大话说了那么久，牛皮吹得那么大，不过减少了一个部而已。最该合并的没有合，如铁道部，还有三监会（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照样小部依旧；最该削权的没有削，如发改委，还有公安部，依然权滥无边；应该设立的也没有设，如能源部，依然多头管理、逍遥自肥。从这个不三不四的“大部制”中，眼力再好的人也看不出何处体现了“精简”和“高效”，何处有“科学发展观”，何处又能“转变政府职能”和“三权分立”，更看不出一丝一毫“政治体制改革”的踪影。横竖不过是官僚特权、既得利益自己跟自己“过家家”，一笔争权夺利的小小买卖罢了。
若论“改革力度”，这“大部制”比以往五次惨遭失败的“机构改革”还要大大不如。于是，期待者难免大失所望，旁观者也不禁哑然失笑。难道这就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大部制”？可真是贻笑大方，真是丢死人、羞死人了！如此看来，中国的“机构改革”也真是无戏可唱、无路可走了。
三
铁道部是这次“大部制”的“钉子户”。真是怪哉，“大刀阔斧”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居然“拆迁”不了一个小小的铁道部。这说明“铁老大”还真是名副其实，一个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胡温当局的“中央权威”，怕是拿它无可奈何了。这位“铁老大”，一向“小而全”：公检法大包大揽，自己立法自己执行，又当裁判又当球员，用纳税人的资本谋本部门私利，掏全国人民的腰包肥既得利益。既不识大体，还蛮不讲理，它早就该改革一百次、“下课”一千遍了。拿今年的雪灾来说，有天灾有人祸，而人祸当中，铁道和电力占了一大半。按理说，谁不改它也得改，留着铁道部这种体制怪物，别说是“大交通”无计可通，只怕“市场经济”、“科学发展”、“和谐社会”，通通都得绕道而行。独立王国都不敢改革，这“行政改革”还有天理吗？
“钉子户”又岂止铁道部一个。凡是那些背景特殊、高度垄断、油水很厚、利益很大的领域，如石油、电力、电信，如银监、证监、保监，如土地、城建、财税，其权力与职能也都原封未动（建设部倒是改了一个又臭又长的新名字，曰“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其顽固不化的“行政管理体制”更是岿然不动。为什么它们就改不得？为什么它们就改不动？答案大概也简单，不是因为它们很高效、很法治、很“科学发展”，而是因为它们很腐败、很专权、很特殊，它们那里“太子”成群、派系很深，腐败分子就喜欢那套旧体制、旧机构，就喜欢“照过去方针办”。一潭死水浑不见底，特权人物浸淫已久，官场姻缘盘根错节，既得利益根深蒂固，老虎屁股摸它不得。
这些年“中央权威”不济，又碰上了这么多小而全、小而特、小而肥、小而腐的“钉子户”作梗，欲将小部合成大部，岂非比登天还难？无怪乎这风风火火的“大部制”如此华而不实，如此雷大雨小了。
四
当然，即使此次“大部制”不遇阻挠、圆满完成，这一党专制之下的“大部制”也不见得就是什么好东西，更不见得就能顺畅地运转下去。不错，行政管理比较先进的西方国家都是“大部制”：“条条”不多，阁员很少。这种“大部制”，更准确的称呼，应该叫“少部制”或“小内阁”。然而，且须谨记，“大部制”是果不是因。有什么样的政治制度，才有什么样的行政机构。
西方国家之所以要搞“大部制”、之所以能搞“大部制”，是因为人家有宪政民主：中央政府的权力有限，行政机构的职责分明，该管的事情必须管好、管到位，不该管的事情连边也不能沾、管了就是违宪。而我们中国的政府机构就大不一样了，它管得那么宽那么广：要替人大立法规（所谓“部门立法”），要帮地方审项目，要给企业定政策，它又管得那么细那么密：连学生唱什么京戏、网民发什么贴子、农民卖不卖宅基地它全都要管，而且还管得理直气壮、管得彻头彻尾。行政事务如此繁杂，行政权力如此泛滥，更厉害的是，它只有权力、没有责任，管好了有功、管不好无过，这样的政府，只有区区几个“大部”肯定是不够用的，也肯定是运转不起来的。
以此而论，除非中国政府改换门庭，成为一个轻装上阵的有限政府：痛痛快快地把属于人大的还给人大、属于地方的还给地方、属于企业的还给企业、属于公民的还给公民，否则，它注定搞不了真正的“大部制”。即使搞了，也必定是假的——在所谓“大部制”的背后，它少不了还得设立一大堆不叫部的部（就象前五次的机构精简那样），比如什么直属机构、办事机构、议事机构、政策机构、审批机构、调控机构、执法机构之类。要不然，它那些零零碎碎、具体而微的广泛权力，岂不就要落了空？
五
归根结底，现行“行政管理体制”之弊，绝非部门之分合、权力之迁转、职能之划拨可以解决。大部也罢，小部也罢，这并不是问题的关键。若冲不出特权利益的围困，打不开一党专制的死结，“行政改革”是断然行不通的：要么原地踏步，要么适得其反，至多不过聊胜于无。谓予不信，本次“大部制”改革所遭遇的政治尴尬就是明证。
若冲不出特权利益的围困，打不开一党专制的死结，“行政改革”是断然行不通的：要么原地踏步，要么适得其反……
一
1980年以来，周期性的“政府机构改革”与改宪法、改党章一样，已经成了家常便饭、例行公事。无酒不成席，每届政府都要搞“机构改革”，每个总理都要搞一到两次。屈指数来，如今已排到了第六次。而且，每次的“机构改革”也都大同小异，无非是合了又分、分了再合，减了又增、增了再减，机构更名、科室过户，机关易址、权力搬家。看起来是改了，其实跟不改差不多：明里分家、暗中合流，明里合并、暗中内讧，东边拆庙、西边建寺，前院减和尚、后院增方丈。有时候真比不改还要糟糕：人员越减越多，开支越削越大，名称越改越怪，程序越改越繁。
这样的“改革”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六，周而复始，循环往复，老百姓对它已经失去了兴趣。官方自说自话，民众视若无睹、听若罔闻。当然，若真想去关心，也还轮不上咱老百姓——此乃党国的家务事，“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中共十七大用语）一时还没法落实。这种名为“机构改革”的官场内务，只有那些大权在手、大官在身的人才会认真对待——免不了又要上串下联、公关应酬一番。不过，它对官场的触动其实也非常有限。因为同一出剧目重复上演，官员们早已见多不怪、见惯不惊。一来二去，也就熟能生巧，应付自如。染上了“机构改革疲劳症”，就连官员们也不太把这“改革”当回事了。都惨淡到了这个份上，这缺油少盐、清汤寡水的“机构改革”，又还有什么意思呢？
为什么每届政府都是一朝权到手、便把令来行，如此这般地热衷于这费力不讨好的“机构改革”呢？台面上的理由倒是有一大堆，诸如机构臃肿、人浮于事，职能交叉、政出多门，权责不清、分工不明，等等等等。当然，这些理由绝非虚言，全部属实。温家宝总理说，行政机构“一马挡道，万马都不能行”。于是乎，“机构改革”非改不可，不改不行。然而，光凭“机构改革”能解决问题吗？连白痴也都知道，有什么样的统治方式，就有什么样的行政机构，行政机构是表，政治制度才是里。机构之病，病根乃在机构之外、机构之上。这么简单的道理，胡温当局又岂能不知。那么，“机构改革”是否还有些台面之下的“硬道理”？
“硬道理”当然也是有的：“条条”越来越不听话，“块块”越来越不服气，不时归置一下，调整调整，上调下派，内引外联，有利于“维护中央权威”，减少“政令不出中南海”的尴尬，此其一；亲信要提拔，“太子”要照顾，派系要平衡，利益要均沾，让油水大的派系让出几个肥缺，让实权少的衙门分得一些实惠，这有利于“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此其二。这两条，大概才是“机构改革”必须周期性进行的根本原因吧。
二
本次“国务院机构改革”号称“大部制”，又美其名曰“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事前，御用学者和官方媒体好一阵“爆炒”：有人说这是“大手笔、大动作”，“真刀真枪”，“大刀阔斧”；有人说这次要搞“三权分立”、构建“服务型政府”（此“三权分立”非指立法、行政、司法之分权制衡，而是中共独创的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之“行政三分”）；甚至还有人说，“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胡温第二个任期的开山板斧，将为“政治体制改革”“杀出一条血路来”。一时间众说纷纭、沸沸扬扬、好不热闹，颇有些官心惶惶、士心愕愕之意。
说得轻巧，哪有这回事！人大会上，对“人民群众”保密已久的“大部制”终于亮相，立刻让人大跌眼镜。好家伙，辛辛苦苦折腾大半年，大话说了那么久，牛皮吹得那么大，不过减少了一个部而已。最该合并的没有合，如铁道部，还有三监会（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照样小部依旧；最该削权的没有削，如发改委，还有公安部，依然权滥无边；应该设立的也没有设，如能源部，依然多头管理、逍遥自肥。从这个不三不四的“大部制”中，眼力再好的人也看不出何处体现了“精简”和“高效”，何处有“科学发展观”，何处又能“转变政府职能”和“三权分立”，更看不出一丝一毫“政治体制改革”的踪影。横竖不过是官僚特权、既得利益自己跟自己“过家家”，一笔争权夺利的小小买卖罢了。
若论“改革力度”，这“大部制”比以往五次惨遭失败的“机构改革”还要大大不如。于是，期待者难免大失所望，旁观者也不禁哑然失笑。难道这就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大部制”？可真是贻笑大方，真是丢死人、羞死人了！如此看来，中国的“机构改革”也真是无戏可唱、无路可走了。
三
铁道部是这次“大部制”的“钉子户”。真是怪哉，“大刀阔斧”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居然“拆迁”不了一个小小的铁道部。这说明“铁老大”还真是名副其实，一个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胡温当局的“中央权威”，怕是拿它无可奈何了。这位“铁老大”，一向“小而全”：公检法大包大揽，自己立法自己执行，又当裁判又当球员，用纳税人的资本谋本部门私利，掏全国人民的腰包肥既得利益。既不识大体，还蛮不讲理，它早就该改革一百次、“下课”一千遍了。拿今年的雪灾来说，有天灾有人祸，而人祸当中，铁道和电力占了一大半。按理说，谁不改它也得改，留着铁道部这种体制怪物，别说是“大交通”无计可通，只怕“市场经济”、“科学发展”、“和谐社会”，通通都得绕道而行。独立王国都不敢改革，这“行政改革”还有天理吗？
“钉子户”又岂止铁道部一个。凡是那些背景特殊、高度垄断、油水很厚、利益很大的领域，如石油、电力、电信，如银监、证监、保监，如土地、城建、财税，其权力与职能也都原封未动（建设部倒是改了一个又臭又长的新名字，曰“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其顽固不化的“行政管理体制”更是岿然不动。为什么它们就改不得？为什么它们就改不动？答案大概也简单，不是因为它们很高效、很法治、很“科学发展”，而是因为它们很腐败、很专权、很特殊，它们那里“太子”成群、派系很深，腐败分子就喜欢那套旧体制、旧机构，就喜欢“照过去方针办”。一潭死水浑不见底，特权人物浸淫已久，官场姻缘盘根错节，既得利益根深蒂固，老虎屁股摸它不得。
这些年“中央权威”不济，又碰上了这么多小而全、小而特、小而肥、小而腐的“钉子户”作梗，欲将小部合成大部，岂非比登天还难？无怪乎这风风火火的“大部制”如此华而不实，如此雷大雨小了。
四
当然，即使此次“大部制”不遇阻挠、圆满完成，这一党专制之下的“大部制”也不见得就是什么好东西，更不见得就能顺畅地运转下去。不错，行政管理比较先进的西方国家都是“大部制”：“条条”不多，阁员很少。这种“大部制”，更准确的称呼，应该叫“少部制”或“小内阁”。然而，且须谨记，“大部制”是果不是因。有什么样的政治制度，才有什么样的行政机构。
西方国家之所以要搞“大部制”、之所以能搞“大部制”，是因为人家有宪政民主：中央政府的权力有限，行政机构的职责分明，该管的事情必须管好、管到位，不该管的事情连边也不能沾、管了就是违宪。而我们中国的政府机构就大不一样了，它管得那么宽那么广：要替人大立法规（所谓“部门立法”），要帮地方审项目，要给企业定政策，它又管得那么细那么密：连学生唱什么京戏、网民发什么贴子、农民卖不卖宅基地它全都要管，而且还管得理直气壮、管得彻头彻尾。行政事务如此繁杂，行政权力如此泛滥，更厉害的是，它只有权力、没有责任，管好了有功、管不好无过，这样的政府，只有区区几个“大部”肯定是不够用的，也肯定是运转不起来的。
以此而论，除非中国政府改换门庭，成为一个轻装上阵的有限政府：痛痛快快地把属于人大的还给人大、属于地方的还给地方、属于企业的还给企业、属于公民的还给公民，否则，它注定搞不了真正的“大部制”。即使搞了，也必定是假的——在所谓“大部制”的背后，它少不了还得设立一大堆不叫部的部（就象前五次的机构精简那样），比如什么直属机构、办事机构、议事机构、政策机构、审批机构、调控机构、执法机构之类。要不然，它那些零零碎碎、具体而微的广泛权力，岂不就要落了空？
五
归根结底，现行“行政管理体制”之弊，绝非部门之分合、权力之迁转、职能之划拨可以解决。大部也罢，小部也罢，这并不是问题的关键。若冲不出特权利益的围困，打不开一党专制的死结，“行政改革”是断然行不通的：要么原地踏步，要么适得其反，至多不过聊胜于无。谓予不信，本次“大部制”改革所遭遇的政治尴尬就是明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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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胡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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