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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制”华而不实,“行政改革”乏善可陈
杨光 (北京)



若冲不出特权利益的围困,打不开一党专制的死结,“行政改革”是断然行不通的:要么原地踏步,要么适得其反……





1980年以来,周期性的“政府机构改革”与改宪法、改党章一样,已经成了家常便饭、例行公事。无酒不成席,每届政府都要搞“机构改革”,每个总理都要搞一到两次。屈指数来,如今已排到了第六次。而且,每次的“机构改革”也都大同小异,无非是合了又分、分了再合,减了又增、增了再减,机构更名、科室过户,机关易址、权力搬家。看起来是改了,其实跟不改差不多:明里分家、暗中合流,明里合并、暗中内讧,东边拆庙、西边建寺,前院减和尚、后院增方丈。有时候真比不改还要糟糕:人员越减越多,开支越削越大,名称越改越怪,程序越改越繁。

这样的“改革”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六,周而复始,循环往复,老百姓对它已经失去了兴趣。官方自说自话,民众视若无睹、听若罔闻。当然,若真想去关心,也还轮不上咱老百姓——此乃党国的家务事,“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中共十七大用语)一时还没法落实。这种名为“机构改革”的官场内务,只有那些大权在手、大官在身的人才会认真对待——免不了又要上串下联、公关应酬一番。不过,它对官场的触动其实也非常有限。因为同一出剧目重复上演,官员们早已见多不怪、见惯不惊。一来二去,也就熟能生巧,应付自如。染上了“机构改革疲劳症”,就连官员们也不太把这“改革”当回事了。都惨淡到了这个份上,这缺油少盐、清汤寡水的“机构改革”,又还有什么意思呢?

为什么每届政府都是一朝权到手、便把令来行,如此这般地热衷于这费力不讨好的“机构改革”呢?台面上的理由倒是有一大堆,诸如机构臃肿、人浮于事,职能交叉、政出多门,权责不清、分工不明,等等等等。当然,这些理由绝非虚言,全部属实。温家宝总理说,行政机构“一马挡道,万马都不能行”。于是乎,“机构改革”非改不可,不改不行。然而,光凭“机构改革”能解决问题吗?连白痴也都知道,有什么样的统治方式,就有什么样的行政机构,行政机构是表,政治制度才是里。机构之病,病根乃在机构之外、机构之上。这么简单的道理,胡温当局又岂能不知。那么,“机构改革”是否还有些台面之下的“硬道理”?

“硬道理”当然也是有的:“条条”越来越不听话,“块块”越来越不服气,不时归置一下,调整调整,上调下派,内引外联,有利于“维护中央权威”,减少“政令不出中南海”的尴尬,此其一;亲信要提拔,“太子”要照顾,派系要平衡,利益要均沾,让油水大的派系让出几个肥缺,让实权少的衙门分得一些实惠,这有利于“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此其二。这两条,大概才是“机构改革”必须周期性进行的根本原因吧。




本次“国务院机构改革”号称“大部制”,又美其名曰“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事前,御用学者和官方媒体好一阵“爆炒”:有人说这是“大手笔、大动作”,“真刀真枪”,“大刀阔斧”;有人说这次要搞“三权分立”、构建“服务型政府”(此“三权分立”非指立法、行政、司法之分权制衡,而是中共独创的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之“行政三分”);甚至还有人说,“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胡温第二个任期的开山板斧,将为“政治体制改革”“杀出一条血路来”。一时间众说纷纭、沸沸扬扬、好不热闹,颇有些官心惶惶、士心愕愕之意。

说得轻巧,哪有这回事!人大会上,对“人民群众”保密已久的“大部制”终于亮相,立刻让人大跌眼镜。好家伙,辛辛苦苦折腾大半年,大话说了那么久,牛皮吹得那么大,不过减少了一个部而已。最该合并的没有合,如铁道部,还有三监会(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照样小部依旧;最该削权的没有削,如发改委,还有公安部,依然权滥无边;应该设立的也没有设,如能源部,依然多头管理、逍遥自肥。从这个不三不四的“大部制”中,眼力再好的人也看不出何处体现了“精简”和“高效”,何处有“科学发展观”,何处又能“转变政府职能”和“三权分立”,更看不出一丝一毫“政治体制改革”的踪影。横竖不过是官僚特权、既得利益自己跟自己“过家家”,一笔争权夺利的小小买卖罢了。

若论“改革力度”,这“大部制”比以往五次惨遭失败的“机构改革”还要大大不如。于是,期待者难免大失所望,旁观者也不禁哑然失笑。难道这就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大部制”?可真是贻笑大方,真是丢死人、羞死人了!如此看来,中国的“机构改革”也真是无戏可唱、无路可走了。




铁道部是这次“大部制”的“钉子户”。真是怪哉,“大刀阔斧”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居然“拆迁”不了一个小小的铁道部。这说明“铁老大”还真是名副其实,一个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胡温当局的“中央权威”,怕是拿它无可奈何了。这位“铁老大”,一向“小而全”:公检法大包大揽,自己立法自己执行,又当裁判又当球员,用纳税人的资本谋本部门私利,掏全国人民的腰包肥既得利益。既不识大体,还蛮不讲理,它早就该改革一百次、“下课”一千遍了。拿今年的雪灾来说,有天灾有人祸,而人祸当中,铁道和电力占了一大半。按理说,谁不改它也得改,留着铁道部这种体制怪物,别说是“大交通”无计可通,只怕“市场经济”、“科学发展”、“和谐社会”,通通都得绕道而行。独立王国都不敢改革,这“行政改革”还有天理吗?

“钉子户”又岂止铁道部一个。凡是那些背景特殊、高度垄断、油水很厚、利益很大的领域,如石油、电力、电信,如银监、证监、保监,如土地、城建、财税,其权力与职能也都原封未动(建设部倒是改了一个又臭又长的新名字,曰“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其顽固不化的“行政管理体制”更是岿然不动。为什么它们就改不得?为什么它们就改不动?答案大概也简单,不是因为它们很高效、很法治、很“科学发展”,而是因为它们很腐败、很专权、很特殊,它们那里“太子”成群、派系很深,腐败分子就喜欢那套旧体制、旧机构,就喜欢“照过去方针办”。一潭死水浑不见底,特权人物浸淫已久,官场姻缘盘根错节,既得利益根深蒂固,老虎屁股摸它不得。

这些年“中央权威”不济,又碰上了这么多小而全、小而特、小而肥、小而腐的“钉子户”作梗,欲将小部合成大部,岂非比登天还难?无怪乎这风风火火的“大部制”如此华而不实,如此雷大雨小了。




当然,即使此次“大部制”不遇阻挠、圆满完成,这一党专制之下的“大部制”也不见得就是什么好东西,更不见得就能顺畅地运转下去。不错,行政管理比较先进的西方国家都是“大部制”:“条条”不多,阁员很少。这种“大部制”,更准确的称呼,应该叫“少部制”或“小内阁”。然而,且须谨记,“大部制”是果不是因。有什么样的政治制度,才有什么样的行政机构。

西方国家之所以要搞“大部制”、之所以能搞“大部制”,是因为人家有宪政民主:中央政府的权力有限,行政机构的职责分明,该管的事情必须管好、管到位,不该管的事情连边也不能沾、管了就是违宪。而我们中国的政府机构就大不一样了,它管得那么宽那么广:要替人大立法规(所谓“部门立法”),要帮地方审项目,要给企业定政策,它又管得那么细那么密:连学生唱什么京戏、网民发什么贴子、农民卖不卖宅基地它全都要管,而且还管得理直气壮、管得彻头彻尾。行政事务如此繁杂,行政权力如此泛滥,更厉害的是,它只有权力、没有责任,管好了有功、管不好无过,这样的政府,只有区区几个“大部”肯定是不够用的,也肯定是运转不起来的。

以此而论,除非中国政府改换门庭,成为一个轻装上阵的有限政府:痛痛快快地把属于人大的还给人大、属于地方的还给地方、属于企业的还给企业、属于公民的还给公民,否则,它注定搞不了真正的“大部制”。即使搞了,也必定是假的——在所谓“大部制”的背后,它少不了还得设立一大堆不叫部的部(就象前五次的机构精简那样),比如什么直属机构、办事机构、议事机构、政策机构、审批机构、调控机构、执法机构之类。要不然,它那些零零碎碎、具体而微的广泛权力,岂不就要落了空?




归根结底,现行“行政管理体制”之弊,绝非部门之分合、权力之迁转、职能之划拨可以解决。大部也罢,小部也罢,这并不是问题的关键。若冲不出特权利益的围困,打不开一党专制的死结,“行政改革”是断然行不通的:要么原地踏步,要么适得其反,至多不过聊胜于无。谓予不信,本次“大部制”改革所遭遇的政治尴尬就是明证。







若冲不出特权利益的围困,打不开一党专制的死结,“行政改革”是断然行不通的:要么原地踏步,要么适得其反……





1980年以来,周期性的“政府机构改革”与改宪法、改党章一样,已经成了家常便饭、例行公事。无酒不成席,每届政府都要搞“机构改革”,每个总理都要搞一到两次。屈指数来,如今已排到了第六次。而且,每次的“机构改革”也都大同小异,无非是合了又分、分了再合,减了又增、增了再减,机构更名、科室过户,机关易址、权力搬家。看起来是改了,其实跟不改差不多:明里分家、暗中合流,明里合并、暗中内讧,东边拆庙、西边建寺,前院减和尚、后院增方丈。有时候真比不改还要糟糕:人员越减越多,开支越削越大,名称越改越怪,程序越改越繁。

这样的“改革”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六,周而复始,循环往复,老百姓对它已经失去了兴趣。官方自说自话,民众视若无睹、听若罔闻。当然,若真想去关心,也还轮不上咱老百姓——此乃党国的家务事,“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中共十七大用语)一时还没法落实。这种名为“机构改革”的官场内务,只有那些大权在手、大官在身的人才会认真对待——免不了又要上串下联、公关应酬一番。不过,它对官场的触动其实也非常有限。因为同一出剧目重复上演,官员们早已见多不怪、见惯不惊。一来二去,也就熟能生巧,应付自如。染上了“机构改革疲劳症”,就连官员们也不太把这“改革”当回事了。都惨淡到了这个份上,这缺油少盐、清汤寡水的“机构改革”,又还有什么意思呢?

为什么每届政府都是一朝权到手、便把令来行,如此这般地热衷于这费力不讨好的“机构改革”呢?台面上的理由倒是有一大堆,诸如机构臃肿、人浮于事,职能交叉、政出多门,权责不清、分工不明,等等等等。当然,这些理由绝非虚言,全部属实。温家宝总理说,行政机构“一马挡道,万马都不能行”。于是乎,“机构改革”非改不可,不改不行。然而,光凭“机构改革”能解决问题吗?连白痴也都知道,有什么样的统治方式,就有什么样的行政机构,行政机构是表,政治制度才是里。机构之病,病根乃在机构之外、机构之上。这么简单的道理,胡温当局又岂能不知。那么,“机构改革”是否还有些台面之下的“硬道理”?

“硬道理”当然也是有的:“条条”越来越不听话,“块块”越来越不服气,不时归置一下,调整调整,上调下派,内引外联,有利于“维护中央权威”,减少“政令不出中南海”的尴尬,此其一;亲信要提拔,“太子”要照顾,派系要平衡,利益要均沾,让油水大的派系让出几个肥缺,让实权少的衙门分得一些实惠,这有利于“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此其二。这两条,大概才是“机构改革”必须周期性进行的根本原因吧。




本次“国务院机构改革”号称“大部制”,又美其名曰“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事前,御用学者和官方媒体好一阵“爆炒”:有人说这是“大手笔、大动作”,“真刀真枪”,“大刀阔斧”;有人说这次要搞“三权分立”、构建“服务型政府”(此“三权分立”非指立法、行政、司法之分权制衡,而是中共独创的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之“行政三分”);甚至还有人说,“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胡温第二个任期的开山板斧,将为“政治体制改革”“杀出一条血路来”。一时间众说纷纭、沸沸扬扬、好不热闹,颇有些官心惶惶、士心愕愕之意。

说得轻巧,哪有这回事!人大会上,对“人民群众”保密已久的“大部制”终于亮相,立刻让人大跌眼镜。好家伙,辛辛苦苦折腾大半年,大话说了那么久,牛皮吹得那么大,不过减少了一个部而已。最该合并的没有合,如铁道部,还有三监会(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照样小部依旧;最该削权的没有削,如发改委,还有公安部,依然权滥无边;应该设立的也没有设,如能源部,依然多头管理、逍遥自肥。从这个不三不四的“大部制”中,眼力再好的人也看不出何处体现了“精简”和“高效”,何处有“科学发展观”,何处又能“转变政府职能”和“三权分立”,更看不出一丝一毫“政治体制改革”的踪影。横竖不过是官僚特权、既得利益自己跟自己“过家家”,一笔争权夺利的小小买卖罢了。

若论“改革力度”,这“大部制”比以往五次惨遭失败的“机构改革”还要大大不如。于是,期待者难免大失所望,旁观者也不禁哑然失笑。难道这就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大部制”?可真是贻笑大方,真是丢死人、羞死人了!如此看来,中国的“机构改革”也真是无戏可唱、无路可走了。




铁道部是这次“大部制”的“钉子户”。真是怪哉,“大刀阔斧”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居然“拆迁”不了一个小小的铁道部。这说明“铁老大”还真是名副其实,一个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胡温当局的“中央权威”,怕是拿它无可奈何了。这位“铁老大”,一向“小而全”:公检法大包大揽,自己立法自己执行,又当裁判又当球员,用纳税人的资本谋本部门私利,掏全国人民的腰包肥既得利益。既不识大体,还蛮不讲理,它早就该改革一百次、“下课”一千遍了。拿今年的雪灾来说,有天灾有人祸,而人祸当中,铁道和电力占了一大半。按理说,谁不改它也得改,留着铁道部这种体制怪物,别说是“大交通”无计可通,只怕“市场经济”、“科学发展”、“和谐社会”,通通都得绕道而行。独立王国都不敢改革,这“行政改革”还有天理吗?

“钉子户”又岂止铁道部一个。凡是那些背景特殊、高度垄断、油水很厚、利益很大的领域,如石油、电力、电信,如银监、证监、保监,如土地、城建、财税,其权力与职能也都原封未动(建设部倒是改了一个又臭又长的新名字,曰“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其顽固不化的“行政管理体制”更是岿然不动。为什么它们就改不得?为什么它们就改不动?答案大概也简单,不是因为它们很高效、很法治、很“科学发展”,而是因为它们很腐败、很专权、很特殊,它们那里“太子”成群、派系很深,腐败分子就喜欢那套旧体制、旧机构,就喜欢“照过去方针办”。一潭死水浑不见底,特权人物浸淫已久,官场姻缘盘根错节,既得利益根深蒂固,老虎屁股摸它不得。

这些年“中央权威”不济,又碰上了这么多小而全、小而特、小而肥、小而腐的“钉子户”作梗,欲将小部合成大部,岂非比登天还难?无怪乎这风风火火的“大部制”如此华而不实,如此雷大雨小了。




当然,即使此次“大部制”不遇阻挠、圆满完成,这一党专制之下的“大部制”也不见得就是什么好东西,更不见得就能顺畅地运转下去。不错,行政管理比较先进的西方国家都是“大部制”:“条条”不多,阁员很少。这种“大部制”,更准确的称呼,应该叫“少部制”或“小内阁”。然而,且须谨记,“大部制”是果不是因。有什么样的政治制度,才有什么样的行政机构。

西方国家之所以要搞“大部制”、之所以能搞“大部制”,是因为人家有宪政民主:中央政府的权力有限,行政机构的职责分明,该管的事情必须管好、管到位,不该管的事情连边也不能沾、管了就是违宪。而我们中国的政府机构就大不一样了,它管得那么宽那么广:要替人大立法规(所谓“部门立法”),要帮地方审项目,要给企业定政策,它又管得那么细那么密:连学生唱什么京戏、网民发什么贴子、农民卖不卖宅基地它全都要管,而且还管得理直气壮、管得彻头彻尾。行政事务如此繁杂,行政权力如此泛滥,更厉害的是,它只有权力、没有责任,管好了有功、管不好无过,这样的政府,只有区区几个“大部”肯定是不够用的,也肯定是运转不起来的。

以此而论,除非中国政府改换门庭,成为一个轻装上阵的有限政府:痛痛快快地把属于人大的还给人大、属于地方的还给地方、属于企业的还给企业、属于公民的还给公民,否则,它注定搞不了真正的“大部制”。即使搞了,也必定是假的——在所谓“大部制”的背后,它少不了还得设立一大堆不叫部的部(就象前五次的机构精简那样),比如什么直属机构、办事机构、议事机构、政策机构、审批机构、调控机构、执法机构之类。要不然,它那些零零碎碎、具体而微的广泛权力,岂不就要落了空?




归根结底,现行“行政管理体制”之弊,绝非部门之分合、权力之迁转、职能之划拨可以解决。大部也罢,小部也罢,这并不是问题的关键。若冲不出特权利益的围困,打不开一党专制的死结,“行政改革”是断然行不通的:要么原地踏步,要么适得其反,至多不过聊胜于无。谓予不信,本次“大部制”改革所遭遇的政治尴尬就是明证。







若冲不出特权利益的围困,打不开一党专制的死结,“行政改革”是断然行不通的:要么原地踏步,要么适得其反……





1980年以来,周期性的“政府机构改革”与改宪法、改党章一样,已经成了家常便饭、例行公事。无酒不成席,每届政府都要搞“机构改革”,每个总理都要搞一到两次。屈指数来,如今已排到了第六次。而且,每次的“机构改革”也都大同小异,无非是合了又分、分了再合,减了又增、增了再减,机构更名、科室过户,机关易址、权力搬家。看起来是改了,其实跟不改差不多:明里分家、暗中合流,明里合并、暗中内讧,东边拆庙、西边建寺,前院减和尚、后院增方丈。有时候真比不改还要糟糕:人员越减越多,开支越削越大,名称越改越怪,程序越改越繁。

这样的“改革”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六,周而复始,循环往复,老百姓对它已经失去了兴趣。官方自说自话,民众视若无睹、听若罔闻。当然,若真想去关心,也还轮不上咱老百姓——此乃党国的家务事,“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中共十七大用语)一时还没法落实。这种名为“机构改革”的官场内务,只有那些大权在手、大官在身的人才会认真对待——免不了又要上串下联、公关应酬一番。不过,它对官场的触动其实也非常有限。因为同一出剧目重复上演,官员们早已见多不怪、见惯不惊。一来二去,也就熟能生巧,应付自如。染上了“机构改革疲劳症”,就连官员们也不太把这“改革”当回事了。都惨淡到了这个份上,这缺油少盐、清汤寡水的“机构改革”,又还有什么意思呢?

为什么每届政府都是一朝权到手、便把令来行,如此这般地热衷于这费力不讨好的“机构改革”呢?台面上的理由倒是有一大堆,诸如机构臃肿、人浮于事,职能交叉、政出多门,权责不清、分工不明,等等等等。当然,这些理由绝非虚言,全部属实。温家宝总理说,行政机构“一马挡道,万马都不能行”。于是乎,“机构改革”非改不可,不改不行。然而,光凭“机构改革”能解决问题吗?连白痴也都知道,有什么样的统治方式,就有什么样的行政机构,行政机构是表,政治制度才是里。机构之病,病根乃在机构之外、机构之上。这么简单的道理,胡温当局又岂能不知。那么,“机构改革”是否还有些台面之下的“硬道理”?

“硬道理”当然也是有的:“条条”越来越不听话,“块块”越来越不服气,不时归置一下,调整调整,上调下派,内引外联,有利于“维护中央权威”,减少“政令不出中南海”的尴尬,此其一;亲信要提拔,“太子”要照顾,派系要平衡,利益要均沾,让油水大的派系让出几个肥缺,让实权少的衙门分得一些实惠,这有利于“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此其二。这两条,大概才是“机构改革”必须周期性进行的根本原因吧。




本次“国务院机构改革”号称“大部制”,又美其名曰“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事前,御用学者和官方媒体好一阵“爆炒”:有人说这是“大手笔、大动作”,“真刀真枪”,“大刀阔斧”;有人说这次要搞“三权分立”、构建“服务型政府”(此“三权分立”非指立法、行政、司法之分权制衡,而是中共独创的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之“行政三分”);甚至还有人说,“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胡温第二个任期的开山板斧,将为“政治体制改革”“杀出一条血路来”。一时间众说纷纭、沸沸扬扬、好不热闹,颇有些官心惶惶、士心愕愕之意。

说得轻巧,哪有这回事!人大会上,对“人民群众”保密已久的“大部制”终于亮相,立刻让人大跌眼镜。好家伙,辛辛苦苦折腾大半年,大话说了那么久,牛皮吹得那么大,不过减少了一个部而已。最该合并的没有合,如铁道部,还有三监会(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照样小部依旧;最该削权的没有削,如发改委,还有公安部,依然权滥无边;应该设立的也没有设,如能源部,依然多头管理、逍遥自肥。从这个不三不四的“大部制”中,眼力再好的人也看不出何处体现了“精简”和“高效”,何处有“科学发展观”,何处又能“转变政府职能”和“三权分立”,更看不出一丝一毫“政治体制改革”的踪影。横竖不过是官僚特权、既得利益自己跟自己“过家家”,一笔争权夺利的小小买卖罢了。

若论“改革力度”,这“大部制”比以往五次惨遭失败的“机构改革”还要大大不如。于是,期待者难免大失所望,旁观者也不禁哑然失笑。难道这就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大部制”?可真是贻笑大方,真是丢死人、羞死人了!如此看来,中国的“机构改革”也真是无戏可唱、无路可走了。




铁道部是这次“大部制”的“钉子户”。真是怪哉,“大刀阔斧”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居然“拆迁”不了一个小小的铁道部。这说明“铁老大”还真是名副其实,一个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胡温当局的“中央权威”,怕是拿它无可奈何了。这位“铁老大”,一向“小而全”:公检法大包大揽,自己立法自己执行,又当裁判又当球员,用纳税人的资本谋本部门私利,掏全国人民的腰包肥既得利益。既不识大体,还蛮不讲理,它早就该改革一百次、“下课”一千遍了。拿今年的雪灾来说,有天灾有人祸,而人祸当中,铁道和电力占了一大半。按理说,谁不改它也得改,留着铁道部这种体制怪物,别说是“大交通”无计可通,只怕“市场经济”、“科学发展”、“和谐社会”,通通都得绕道而行。独立王国都不敢改革,这“行政改革”还有天理吗?

“钉子户”又岂止铁道部一个。凡是那些背景特殊、高度垄断、油水很厚、利益很大的领域,如石油、电力、电信,如银监、证监、保监,如土地、城建、财税,其权力与职能也都原封未动(建设部倒是改了一个又臭又长的新名字,曰“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其顽固不化的“行政管理体制”更是岿然不动。为什么它们就改不得?为什么它们就改不动?答案大概也简单,不是因为它们很高效、很法治、很“科学发展”,而是因为它们很腐败、很专权、很特殊,它们那里“太子”成群、派系很深,腐败分子就喜欢那套旧体制、旧机构,就喜欢“照过去方针办”。一潭死水浑不见底,特权人物浸淫已久,官场姻缘盘根错节,既得利益根深蒂固,老虎屁股摸它不得。

这些年“中央权威”不济,又碰上了这么多小而全、小而特、小而肥、小而腐的“钉子户”作梗,欲将小部合成大部,岂非比登天还难?无怪乎这风风火火的“大部制”如此华而不实,如此雷大雨小了。




当然,即使此次“大部制”不遇阻挠、圆满完成,这一党专制之下的“大部制”也不见得就是什么好东西,更不见得就能顺畅地运转下去。不错,行政管理比较先进的西方国家都是“大部制”:“条条”不多,阁员很少。这种“大部制”,更准确的称呼,应该叫“少部制”或“小内阁”。然而,且须谨记,“大部制”是果不是因。有什么样的政治制度,才有什么样的行政机构。

西方国家之所以要搞“大部制”、之所以能搞“大部制”,是因为人家有宪政民主:中央政府的权力有限,行政机构的职责分明,该管的事情必须管好、管到位,不该管的事情连边也不能沾、管了就是违宪。而我们中国的政府机构就大不一样了,它管得那么宽那么广:要替人大立法规(所谓“部门立法”),要帮地方审项目,要给企业定政策,它又管得那么细那么密:连学生唱什么京戏、网民发什么贴子、农民卖不卖宅基地它全都要管,而且还管得理直气壮、管得彻头彻尾。行政事务如此繁杂,行政权力如此泛滥,更厉害的是,它只有权力、没有责任,管好了有功、管不好无过,这样的政府,只有区区几个“大部”肯定是不够用的,也肯定是运转不起来的。

以此而论,除非中国政府改换门庭,成为一个轻装上阵的有限政府:痛痛快快地把属于人大的还给人大、属于地方的还给地方、属于企业的还给企业、属于公民的还给公民,否则,它注定搞不了真正的“大部制”。即使搞了,也必定是假的——在所谓“大部制”的背后,它少不了还得设立一大堆不叫部的部(就象前五次的机构精简那样),比如什么直属机构、办事机构、议事机构、政策机构、审批机构、调控机构、执法机构之类。要不然,它那些零零碎碎、具体而微的广泛权力,岂不就要落了空?




归根结底,现行“行政管理体制”之弊,绝非部门之分合、权力之迁转、职能之划拨可以解决。大部也罢,小部也罢,这并不是问题的关键。若冲不出特权利益的围困,打不开一党专制的死结,“行政改革”是断然行不通的:要么原地踏步,要么适得其反,至多不过聊胜于无。谓予不信,本次“大部制”改革所遭遇的政治尴尬就是明证。







若冲不出特权利益的围困,打不开一党专制的死结,“行政改革”是断然行不通的:要么原地踏步,要么适得其反……





1980年以来,周期性的“政府机构改革”与改宪法、改党章一样,已经成了家常便饭、例行公事。无酒不成席,每届政府都要搞“机构改革”,每个总理都要搞一到两次。屈指数来,如今已排到了第六次。而且,每次的“机构改革”也都大同小异,无非是合了又分、分了再合,减了又增、增了再减,机构更名、科室过户,机关易址、权力搬家。看起来是改了,其实跟不改差不多:明里分家、暗中合流,明里合并、暗中内讧,东边拆庙、西边建寺,前院减和尚、后院增方丈。有时候真比不改还要糟糕:人员越减越多,开支越削越大,名称越改越怪,程序越改越繁。

这样的“改革”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六,周而复始,循环往复,老百姓对它已经失去了兴趣。官方自说自话,民众视若无睹、听若罔闻。当然,若真想去关心,也还轮不上咱老百姓——此乃党国的家务事,“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中共十七大用语)一时还没法落实。这种名为“机构改革”的官场内务,只有那些大权在手、大官在身的人才会认真对待——免不了又要上串下联、公关应酬一番。不过,它对官场的触动其实也非常有限。因为同一出剧目重复上演,官员们早已见多不怪、见惯不惊。一来二去,也就熟能生巧,应付自如。染上了“机构改革疲劳症”,就连官员们也不太把这“改革”当回事了。都惨淡到了这个份上,这缺油少盐、清汤寡水的“机构改革”,又还有什么意思呢?

为什么每届政府都是一朝权到手、便把令来行,如此这般地热衷于这费力不讨好的“机构改革”呢?台面上的理由倒是有一大堆,诸如机构臃肿、人浮于事,职能交叉、政出多门,权责不清、分工不明,等等等等。当然,这些理由绝非虚言,全部属实。温家宝总理说,行政机构“一马挡道,万马都不能行”。于是乎,“机构改革”非改不可,不改不行。然而,光凭“机构改革”能解决问题吗?连白痴也都知道,有什么样的统治方式,就有什么样的行政机构,行政机构是表,政治制度才是里。机构之病,病根乃在机构之外、机构之上。这么简单的道理,胡温当局又岂能不知。那么,“机构改革”是否还有些台面之下的“硬道理”?

“硬道理”当然也是有的:“条条”越来越不听话,“块块”越来越不服气,不时归置一下,调整调整,上调下派,内引外联,有利于“维护中央权威”,减少“政令不出中南海”的尴尬,此其一;亲信要提拔,“太子”要照顾,派系要平衡,利益要均沾,让油水大的派系让出几个肥缺,让实权少的衙门分得一些实惠,这有利于“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此其二。这两条,大概才是“机构改革”必须周期性进行的根本原因吧。




本次“国务院机构改革”号称“大部制”,又美其名曰“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事前,御用学者和官方媒体好一阵“爆炒”:有人说这是“大手笔、大动作”,“真刀真枪”,“大刀阔斧”;有人说这次要搞“三权分立”、构建“服务型政府”(此“三权分立”非指立法、行政、司法之分权制衡,而是中共独创的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之“行政三分”);甚至还有人说,“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胡温第二个任期的开山板斧,将为“政治体制改革”“杀出一条血路来”。一时间众说纷纭、沸沸扬扬、好不热闹,颇有些官心惶惶、士心愕愕之意。

说得轻巧,哪有这回事!人大会上,对“人民群众”保密已久的“大部制”终于亮相,立刻让人大跌眼镜。好家伙,辛辛苦苦折腾大半年,大话说了那么久,牛皮吹得那么大,不过减少了一个部而已。最该合并的没有合,如铁道部,还有三监会(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照样小部依旧;最该削权的没有削,如发改委,还有公安部,依然权滥无边;应该设立的也没有设,如能源部,依然多头管理、逍遥自肥。从这个不三不四的“大部制”中,眼力再好的人也看不出何处体现了“精简”和“高效”,何处有“科学发展观”,何处又能“转变政府职能”和“三权分立”,更看不出一丝一毫“政治体制改革”的踪影。横竖不过是官僚特权、既得利益自己跟自己“过家家”,一笔争权夺利的小小买卖罢了。

若论“改革力度”,这“大部制”比以往五次惨遭失败的“机构改革”还要大大不如。于是,期待者难免大失所望,旁观者也不禁哑然失笑。难道这就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大部制”?可真是贻笑大方,真是丢死人、羞死人了!如此看来,中国的“机构改革”也真是无戏可唱、无路可走了。




铁道部是这次“大部制”的“钉子户”。真是怪哉,“大刀阔斧”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居然“拆迁”不了一个小小的铁道部。这说明“铁老大”还真是名副其实,一个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胡温当局的“中央权威”,怕是拿它无可奈何了。这位“铁老大”,一向“小而全”:公检法大包大揽,自己立法自己执行,又当裁判又当球员,用纳税人的资本谋本部门私利,掏全国人民的腰包肥既得利益。既不识大体,还蛮不讲理,它早就该改革一百次、“下课”一千遍了。拿今年的雪灾来说,有天灾有人祸,而人祸当中,铁道和电力占了一大半。按理说,谁不改它也得改,留着铁道部这种体制怪物,别说是“大交通”无计可通,只怕“市场经济”、“科学发展”、“和谐社会”,通通都得绕道而行。独立王国都不敢改革,这“行政改革”还有天理吗?

“钉子户”又岂止铁道部一个。凡是那些背景特殊、高度垄断、油水很厚、利益很大的领域,如石油、电力、电信,如银监、证监、保监,如土地、城建、财税,其权力与职能也都原封未动(建设部倒是改了一个又臭又长的新名字,曰“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其顽固不化的“行政管理体制”更是岿然不动。为什么它们就改不得?为什么它们就改不动?答案大概也简单,不是因为它们很高效、很法治、很“科学发展”,而是因为它们很腐败、很专权、很特殊,它们那里“太子”成群、派系很深,腐败分子就喜欢那套旧体制、旧机构,就喜欢“照过去方针办”。一潭死水浑不见底,特权人物浸淫已久,官场姻缘盘根错节,既得利益根深蒂固,老虎屁股摸它不得。

这些年“中央权威”不济,又碰上了这么多小而全、小而特、小而肥、小而腐的“钉子户”作梗,欲将小部合成大部,岂非比登天还难?无怪乎这风风火火的“大部制”如此华而不实,如此雷大雨小了。




当然,即使此次“大部制”不遇阻挠、圆满完成,这一党专制之下的“大部制”也不见得就是什么好东西,更不见得就能顺畅地运转下去。不错,行政管理比较先进的西方国家都是“大部制”:“条条”不多,阁员很少。这种“大部制”,更准确的称呼,应该叫“少部制”或“小内阁”。然而,且须谨记,“大部制”是果不是因。有什么样的政治制度,才有什么样的行政机构。

西方国家之所以要搞“大部制”、之所以能搞“大部制”,是因为人家有宪政民主:中央政府的权力有限,行政机构的职责分明,该管的事情必须管好、管到位,不该管的事情连边也不能沾、管了就是违宪。而我们中国的政府机构就大不一样了,它管得那么宽那么广:要替人大立法规(所谓“部门立法”),要帮地方审项目,要给企业定政策,它又管得那么细那么密:连学生唱什么京戏、网民发什么贴子、农民卖不卖宅基地它全都要管,而且还管得理直气壮、管得彻头彻尾。行政事务如此繁杂,行政权力如此泛滥,更厉害的是,它只有权力、没有责任,管好了有功、管不好无过,这样的政府,只有区区几个“大部”肯定是不够用的,也肯定是运转不起来的。

以此而论,除非中国政府改换门庭,成为一个轻装上阵的有限政府:痛痛快快地把属于人大的还给人大、属于地方的还给地方、属于企业的还给企业、属于公民的还给公民,否则,它注定搞不了真正的“大部制”。即使搞了,也必定是假的——在所谓“大部制”的背后,它少不了还得设立一大堆不叫部的部(就象前五次的机构精简那样),比如什么直属机构、办事机构、议事机构、政策机构、审批机构、调控机构、执法机构之类。要不然,它那些零零碎碎、具体而微的广泛权力,岂不就要落了空?




归根结底,现行“行政管理体制”之弊,绝非部门之分合、权力之迁转、职能之划拨可以解决。大部也罢,小部也罢,这并不是问题的关键。若冲不出特权利益的围困,打不开一党专制的死结,“行政改革”是断然行不通的:要么原地踏步,要么适得其反,至多不过聊胜于无。谓予不信,本次“大部制”改革所遭遇的政治尴尬就是明证。







若冲不出特权利益的围困,打不开一党专制的死结,“行政改革”是断然行不通的:要么原地踏步,要么适得其反……





1980年以来,周期性的“政府机构改革”与改宪法、改党章一样,已经成了家常便饭、例行公事。无酒不成席,每届政府都要搞“机构改革”,每个总理都要搞一到两次。屈指数来,如今已排到了第六次。而且,每次的“机构改革”也都大同小异,无非是合了又分、分了再合,减了又增、增了再减,机构更名、科室过户,机关易址、权力搬家。看起来是改了,其实跟不改差不多:明里分家、暗中合流,明里合并、暗中内讧,东边拆庙、西边建寺,前院减和尚、后院增方丈。有时候真比不改还要糟糕:人员越减越多,开支越削越大,名称越改越怪,程序越改越繁。

这样的“改革”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六,周而复始,循环往复,老百姓对它已经失去了兴趣。官方自说自话,民众视若无睹、听若罔闻。当然,若真想去关心,也还轮不上咱老百姓——此乃党国的家务事,“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中共十七大用语)一时还没法落实。这种名为“机构改革”的官场内务,只有那些大权在手、大官在身的人才会认真对待——免不了又要上串下联、公关应酬一番。不过,它对官场的触动其实也非常有限。因为同一出剧目重复上演,官员们早已见多不怪、见惯不惊。一来二去,也就熟能生巧,应付自如。染上了“机构改革疲劳症”,就连官员们也不太把这“改革”当回事了。都惨淡到了这个份上,这缺油少盐、清汤寡水的“机构改革”,又还有什么意思呢?

为什么每届政府都是一朝权到手、便把令来行,如此这般地热衷于这费力不讨好的“机构改革”呢?台面上的理由倒是有一大堆,诸如机构臃肿、人浮于事,职能交叉、政出多门,权责不清、分工不明,等等等等。当然,这些理由绝非虚言,全部属实。温家宝总理说,行政机构“一马挡道,万马都不能行”。于是乎,“机构改革”非改不可,不改不行。然而,光凭“机构改革”能解决问题吗?连白痴也都知道,有什么样的统治方式,就有什么样的行政机构,行政机构是表,政治制度才是里。机构之病,病根乃在机构之外、机构之上。这么简单的道理,胡温当局又岂能不知。那么,“机构改革”是否还有些台面之下的“硬道理”?

“硬道理”当然也是有的:“条条”越来越不听话,“块块”越来越不服气,不时归置一下,调整调整,上调下派,内引外联,有利于“维护中央权威”,减少“政令不出中南海”的尴尬,此其一;亲信要提拔,“太子”要照顾,派系要平衡,利益要均沾,让油水大的派系让出几个肥缺,让实权少的衙门分得一些实惠,这有利于“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此其二。这两条,大概才是“机构改革”必须周期性进行的根本原因吧。




本次“国务院机构改革”号称“大部制”,又美其名曰“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事前,御用学者和官方媒体好一阵“爆炒”:有人说这是“大手笔、大动作”,“真刀真枪”,“大刀阔斧”;有人说这次要搞“三权分立”、构建“服务型政府”(此“三权分立”非指立法、行政、司法之分权制衡,而是中共独创的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之“行政三分”);甚至还有人说,“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胡温第二个任期的开山板斧,将为“政治体制改革”“杀出一条血路来”。一时间众说纷纭、沸沸扬扬、好不热闹,颇有些官心惶惶、士心愕愕之意。

说得轻巧,哪有这回事!人大会上,对“人民群众”保密已久的“大部制”终于亮相,立刻让人大跌眼镜。好家伙,辛辛苦苦折腾大半年,大话说了那么久,牛皮吹得那么大,不过减少了一个部而已。最该合并的没有合,如铁道部,还有三监会(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照样小部依旧;最该削权的没有削,如发改委,还有公安部,依然权滥无边;应该设立的也没有设,如能源部,依然多头管理、逍遥自肥。从这个不三不四的“大部制”中,眼力再好的人也看不出何处体现了“精简”和“高效”,何处有“科学发展观”,何处又能“转变政府职能”和“三权分立”,更看不出一丝一毫“政治体制改革”的踪影。横竖不过是官僚特权、既得利益自己跟自己“过家家”,一笔争权夺利的小小买卖罢了。

若论“改革力度”,这“大部制”比以往五次惨遭失败的“机构改革”还要大大不如。于是,期待者难免大失所望,旁观者也不禁哑然失笑。难道这就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大部制”?可真是贻笑大方,真是丢死人、羞死人了!如此看来,中国的“机构改革”也真是无戏可唱、无路可走了。




铁道部是这次“大部制”的“钉子户”。真是怪哉,“大刀阔斧”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居然“拆迁”不了一个小小的铁道部。这说明“铁老大”还真是名副其实,一个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胡温当局的“中央权威”,怕是拿它无可奈何了。这位“铁老大”,一向“小而全”:公检法大包大揽,自己立法自己执行,又当裁判又当球员,用纳税人的资本谋本部门私利,掏全国人民的腰包肥既得利益。既不识大体,还蛮不讲理,它早就该改革一百次、“下课”一千遍了。拿今年的雪灾来说,有天灾有人祸,而人祸当中,铁道和电力占了一大半。按理说,谁不改它也得改,留着铁道部这种体制怪物,别说是“大交通”无计可通,只怕“市场经济”、“科学发展”、“和谐社会”,通通都得绕道而行。独立王国都不敢改革,这“行政改革”还有天理吗?

“钉子户”又岂止铁道部一个。凡是那些背景特殊、高度垄断、油水很厚、利益很大的领域,如石油、电力、电信,如银监、证监、保监,如土地、城建、财税,其权力与职能也都原封未动(建设部倒是改了一个又臭又长的新名字,曰“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其顽固不化的“行政管理体制”更是岿然不动。为什么它们就改不得?为什么它们就改不动?答案大概也简单,不是因为它们很高效、很法治、很“科学发展”,而是因为它们很腐败、很专权、很特殊,它们那里“太子”成群、派系很深,腐败分子就喜欢那套旧体制、旧机构,就喜欢“照过去方针办”。一潭死水浑不见底,特权人物浸淫已久,官场姻缘盘根错节,既得利益根深蒂固,老虎屁股摸它不得。

这些年“中央权威”不济,又碰上了这么多小而全、小而特、小而肥、小而腐的“钉子户”作梗,欲将小部合成大部,岂非比登天还难?无怪乎这风风火火的“大部制”如此华而不实,如此雷大雨小了。




当然,即使此次“大部制”不遇阻挠、圆满完成,这一党专制之下的“大部制”也不见得就是什么好东西,更不见得就能顺畅地运转下去。不错,行政管理比较先进的西方国家都是“大部制”:“条条”不多,阁员很少。这种“大部制”,更准确的称呼,应该叫“少部制”或“小内阁”。然而,且须谨记,“大部制”是果不是因。有什么样的政治制度,才有什么样的行政机构。

西方国家之所以要搞“大部制”、之所以能搞“大部制”,是因为人家有宪政民主:中央政府的权力有限,行政机构的职责分明,该管的事情必须管好、管到位,不该管的事情连边也不能沾、管了就是违宪。而我们中国的政府机构就大不一样了,它管得那么宽那么广:要替人大立法规(所谓“部门立法”),要帮地方审项目,要给企业定政策,它又管得那么细那么密:连学生唱什么京戏、网民发什么贴子、农民卖不卖宅基地它全都要管,而且还管得理直气壮、管得彻头彻尾。行政事务如此繁杂,行政权力如此泛滥,更厉害的是,它只有权力、没有责任,管好了有功、管不好无过,这样的政府,只有区区几个“大部”肯定是不够用的,也肯定是运转不起来的。

以此而论,除非中国政府改换门庭,成为一个轻装上阵的有限政府:痛痛快快地把属于人大的还给人大、属于地方的还给地方、属于企业的还给企业、属于公民的还给公民,否则,它注定搞不了真正的“大部制”。即使搞了,也必定是假的——在所谓“大部制”的背后,它少不了还得设立一大堆不叫部的部(就象前五次的机构精简那样),比如什么直属机构、办事机构、议事机构、政策机构、审批机构、调控机构、执法机构之类。要不然,它那些零零碎碎、具体而微的广泛权力,岂不就要落了空?




归根结底,现行“行政管理体制”之弊,绝非部门之分合、权力之迁转、职能之划拨可以解决。大部也罢,小部也罢,这并不是问题的关键。若冲不出特权利益的围困,打不开一党专制的死结,“行政改革”是断然行不通的:要么原地踏步,要么适得其反,至多不过聊胜于无。谓予不信,本次“大部制”改革所遭遇的政治尴尬就是明证。







若冲不出特权利益的围困,打不开一党专制的死结,“行政改革”是断然行不通的:要么原地踏步,要么适得其反……





1980年以来,周期性的“政府机构改革”与改宪法、改党章一样,已经成了家常便饭、例行公事。无酒不成席,每届政府都要搞“机构改革”,每个总理都要搞一到两次。屈指数来,如今已排到了第六次。而且,每次的“机构改革”也都大同小异,无非是合了又分、分了再合,减了又增、增了再减,机构更名、科室过户,机关易址、权力搬家。看起来是改了,其实跟不改差不多:明里分家、暗中合流,明里合并、暗中内讧,东边拆庙、西边建寺,前院减和尚、后院增方丈。有时候真比不改还要糟糕:人员越减越多,开支越削越大,名称越改越怪,程序越改越繁。

这样的“改革”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六,周而复始,循环往复,老百姓对它已经失去了兴趣。官方自说自话,民众视若无睹、听若罔闻。当然,若真想去关心,也还轮不上咱老百姓——此乃党国的家务事,“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中共十七大用语)一时还没法落实。这种名为“机构改革”的官场内务,只有那些大权在手、大官在身的人才会认真对待——免不了又要上串下联、公关应酬一番。不过,它对官场的触动其实也非常有限。因为同一出剧目重复上演,官员们早已见多不怪、见惯不惊。一来二去,也就熟能生巧,应付自如。染上了“机构改革疲劳症”,就连官员们也不太把这“改革”当回事了。都惨淡到了这个份上,这缺油少盐、清汤寡水的“机构改革”,又还有什么意思呢?

为什么每届政府都是一朝权到手、便把令来行,如此这般地热衷于这费力不讨好的“机构改革”呢?台面上的理由倒是有一大堆,诸如机构臃肿、人浮于事,职能交叉、政出多门,权责不清、分工不明,等等等等。当然,这些理由绝非虚言,全部属实。温家宝总理说,行政机构“一马挡道,万马都不能行”。于是乎,“机构改革”非改不可,不改不行。然而,光凭“机构改革”能解决问题吗?连白痴也都知道,有什么样的统治方式,就有什么样的行政机构,行政机构是表,政治制度才是里。机构之病,病根乃在机构之外、机构之上。这么简单的道理,胡温当局又岂能不知。那么,“机构改革”是否还有些台面之下的“硬道理”?

“硬道理”当然也是有的:“条条”越来越不听话,“块块”越来越不服气,不时归置一下,调整调整,上调下派,内引外联,有利于“维护中央权威”,减少“政令不出中南海”的尴尬,此其一;亲信要提拔,“太子”要照顾,派系要平衡,利益要均沾,让油水大的派系让出几个肥缺,让实权少的衙门分得一些实惠,这有利于“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此其二。这两条,大概才是“机构改革”必须周期性进行的根本原因吧。




本次“国务院机构改革”号称“大部制”,又美其名曰“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事前,御用学者和官方媒体好一阵“爆炒”:有人说这是“大手笔、大动作”,“真刀真枪”,“大刀阔斧”;有人说这次要搞“三权分立”、构建“服务型政府”(此“三权分立”非指立法、行政、司法之分权制衡,而是中共独创的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之“行政三分”);甚至还有人说,“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胡温第二个任期的开山板斧,将为“政治体制改革”“杀出一条血路来”。一时间众说纷纭、沸沸扬扬、好不热闹,颇有些官心惶惶、士心愕愕之意。

说得轻巧,哪有这回事!人大会上,对“人民群众”保密已久的“大部制”终于亮相,立刻让人大跌眼镜。好家伙,辛辛苦苦折腾大半年,大话说了那么久,牛皮吹得那么大,不过减少了一个部而已。最该合并的没有合,如铁道部,还有三监会(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照样小部依旧;最该削权的没有削,如发改委,还有公安部,依然权滥无边;应该设立的也没有设,如能源部,依然多头管理、逍遥自肥。从这个不三不四的“大部制”中,眼力再好的人也看不出何处体现了“精简”和“高效”,何处有“科学发展观”,何处又能“转变政府职能”和“三权分立”,更看不出一丝一毫“政治体制改革”的踪影。横竖不过是官僚特权、既得利益自己跟自己“过家家”,一笔争权夺利的小小买卖罢了。

若论“改革力度”,这“大部制”比以往五次惨遭失败的“机构改革”还要大大不如。于是,期待者难免大失所望,旁观者也不禁哑然失笑。难道这就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大部制”?可真是贻笑大方,真是丢死人、羞死人了!如此看来,中国的“机构改革”也真是无戏可唱、无路可走了。




铁道部是这次“大部制”的“钉子户”。真是怪哉,“大刀阔斧”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居然“拆迁”不了一个小小的铁道部。这说明“铁老大”还真是名副其实,一个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胡温当局的“中央权威”,怕是拿它无可奈何了。这位“铁老大”,一向“小而全”:公检法大包大揽,自己立法自己执行,又当裁判又当球员,用纳税人的资本谋本部门私利,掏全国人民的腰包肥既得利益。既不识大体,还蛮不讲理,它早就该改革一百次、“下课”一千遍了。拿今年的雪灾来说,有天灾有人祸,而人祸当中,铁道和电力占了一大半。按理说,谁不改它也得改,留着铁道部这种体制怪物,别说是“大交通”无计可通,只怕“市场经济”、“科学发展”、“和谐社会”,通通都得绕道而行。独立王国都不敢改革,这“行政改革”还有天理吗?

“钉子户”又岂止铁道部一个。凡是那些背景特殊、高度垄断、油水很厚、利益很大的领域,如石油、电力、电信,如银监、证监、保监,如土地、城建、财税,其权力与职能也都原封未动(建设部倒是改了一个又臭又长的新名字,曰“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其顽固不化的“行政管理体制”更是岿然不动。为什么它们就改不得?为什么它们就改不动?答案大概也简单,不是因为它们很高效、很法治、很“科学发展”,而是因为它们很腐败、很专权、很特殊,它们那里“太子”成群、派系很深,腐败分子就喜欢那套旧体制、旧机构,就喜欢“照过去方针办”。一潭死水浑不见底,特权人物浸淫已久,官场姻缘盘根错节,既得利益根深蒂固,老虎屁股摸它不得。

这些年“中央权威”不济,又碰上了这么多小而全、小而特、小而肥、小而腐的“钉子户”作梗,欲将小部合成大部,岂非比登天还难?无怪乎这风风火火的“大部制”如此华而不实,如此雷大雨小了。




当然,即使此次“大部制”不遇阻挠、圆满完成,这一党专制之下的“大部制”也不见得就是什么好东西,更不见得就能顺畅地运转下去。不错,行政管理比较先进的西方国家都是“大部制”:“条条”不多,阁员很少。这种“大部制”,更准确的称呼,应该叫“少部制”或“小内阁”。然而,且须谨记,“大部制”是果不是因。有什么样的政治制度,才有什么样的行政机构。

西方国家之所以要搞“大部制”、之所以能搞“大部制”,是因为人家有宪政民主:中央政府的权力有限,行政机构的职责分明,该管的事情必须管好、管到位,不该管的事情连边也不能沾、管了就是违宪。而我们中国的政府机构就大不一样了,它管得那么宽那么广:要替人大立法规(所谓“部门立法”),要帮地方审项目,要给企业定政策,它又管得那么细那么密:连学生唱什么京戏、网民发什么贴子、农民卖不卖宅基地它全都要管,而且还管得理直气壮、管得彻头彻尾。行政事务如此繁杂,行政权力如此泛滥,更厉害的是,它只有权力、没有责任,管好了有功、管不好无过,这样的政府,只有区区几个“大部”肯定是不够用的,也肯定是运转不起来的。

以此而论,除非中国政府改换门庭,成为一个轻装上阵的有限政府:痛痛快快地把属于人大的还给人大、属于地方的还给地方、属于企业的还给企业、属于公民的还给公民,否则,它注定搞不了真正的“大部制”。即使搞了,也必定是假的——在所谓“大部制”的背后,它少不了还得设立一大堆不叫部的部(就象前五次的机构精简那样),比如什么直属机构、办事机构、议事机构、政策机构、审批机构、调控机构、执法机构之类。要不然,它那些零零碎碎、具体而微的广泛权力,岂不就要落了空?




归根结底,现行“行政管理体制”之弊,绝非部门之分合、权力之迁转、职能之划拨可以解决。大部也罢,小部也罢,这并不是问题的关键。若冲不出特权利益的围困,打不开一党专制的死结,“行政改革”是断然行不通的:要么原地踏步,要么适得其反,至多不过聊胜于无。谓予不信,本次“大部制”改革所遭遇的政治尴尬就是明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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