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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中国第一案”
巩胜利(广州)
中国说加强法制，可是谁来监督司法，制约司法，保证司法的公正？
一、行政第一案：谁来遏制海盗的行为
“佛山经委侵吞兴业集团” 案被称为建国55年来“中国第一行政案”,
其经过8年艰难诉讼，最近终于被划上一个“正义”的句号。其实，这是一件非常普通而又简单的行政资产案件：1996年广东省佛山市政府统辖的原佛山市经济
委员会，将陈锦洪注册的佛山市兴业集团公司6200万私有财产，非法纳入佛山市经济委员会掌控的国有资产中。
1996年4月3日，佛山市经济委员会党组书记李宗寓亲自指挥佛山公安局近10名全副武装警察, 开出“传唤证”，将陈锦洪强行押送至公安局，令其交出“兴业公司”的《法人营业执照》、法人登记证及印章。这些物件至今依然做为法庭证据被保存。
自1996年4月15日起，陈锦洪开始向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行政侵权赔偿诉讼，要求法院立即制止佛山市经委的侵权行为。1999年6月25
日，佛山中院终于开庭审理此案。佛山市经委当庭承认：陈锦洪是“兴业公司”投资的主体，经委是企业的上级主管部门。2000年7月6日，佛山市中院作出裁
定：驳回起诉。陈锦洪不服，上诉至广东省高级法院。2001年8月1日，广东省高院作出行政裁定：指令佛山市中院对佛山市经委立案审理。2002年6月
24日，佛山中院重审此案，陈锦洪首次提出1.6亿元的行政赔偿。2002年11月20日，佛山市中院判决认定：佛山市经委关于“兴业公司”的“两个任免
通知”违法，予以撤消，但对行政赔偿则不予受理。陈锦洪不服，再次上诉至广东省高级法院。2003年12月11日，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维持佛山
市中院撤消佛山市经委“两个任免通知”的判决，但不受理陈锦洪要求赔偿1.6亿元人民币的请求。2004年1月，陈锦洪决定向国家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
检察院分别提出申诉和抗诉（参见《法人》杂志2004年总第3期“一个“红帽子企业的生死劫”谢良兵）。
按照中国法律，法院二审是最终的法律判决。但是否受理陈锦洪经济赔偿的要求有关《中国宪法》“保护公民合法财产的所有权”的法理。
此案审理中，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和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一致认定“兴业集团公司”归陈锦洪所有，佛山市经济委员会无权力剥夺陈锦洪的对此公司的所有
权。既然如此，陈锦洪的经济赔偿要求就是正当的，法院理应受理。这是一个非常简单常识，假如发生海盗抢劫，抓住了海盗，其也承认了抢劫船只和财物的罪行；
那么法院除了判处该盗有罪之外，是否也要判决将海盗抢劫的船只、财物归给物主呢？
这个案例的根源是：佛山市经委如果没有“海盗“之权，占山为王；就没有陈锦洪兴业公司的资产被洗劫一空。海盗抢劫，难道抓住了罪犯，被抢劫的财产
就不要追还吗？中国各级法院，能这样来主持所谓的“公正”，维护国家与公民的“权益”吗？此案中，广东省佛山市经委扮演了一个地地道道的海盗角色，其不仅
公开以“红头文件”掠夺别人的财产，还堂堂正正地“公告”其合法。佛山市政府为什么为非作歹？但这仅是广东整体环境的冰山一角！
二、司法监督第一案：司法监督刻不容缓
如果要说佛山市经委的行径是权力经济的恶性肿瘤膨胀，那么发生在2003年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的“两个红头文件”，则体现了市场经济发展中中国的
体制障碍。2003年“刘涌案”事件证明了中国司法不公正，法院作为法律的最后一道防线完全可能公然堤溃。“刘涌案”对中国有50年的警示意义。原辽宁省
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田凤岐腐败案曝光，原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麦崇楷腐败案曝光，诸如此类的司法败迹凸现了中国司法公正与社会监督的严重短缺。广东省最高
人民法院的两个“红头文件”，突出说明权力高于司法，权力就是要堵绝社会与舆论对司法的监督。如果对司法监督的扼杀不能有效遏制，中国2004年的新《宪
法》就不能保障实施，司法界的腐败和不公正将更广泛更严峻。
广东最高人民法院2003年6月15日和11月21日先后发布了两个“红头文件”：《关于规范采访报道法院审判案件活动的若干规定》与《关于禁止
戎明昌等六名记者旁听采访我省法院案件庭审活动的通知》。其规定：一、 “禁止广东省三大报业集团的6名记者到广东省三级法院旁听案件的庭审活动”，
此剥夺了这六名记者基本的“公民权力”——旁听权、言论权、监督权等等。二、“司法公开审理、尚未宣判的案件，记者可以旁听，但不得进行采访报道”，
这是说对案件不可以做真实、公正地报道。三、“已经公开宣判的案件，可以采访报道，但不得作出与法院裁判内容相反的评论”，这是取消新闻的独立，让媒体附
属于法院。等于中国再发生“刘涌案”事件，新闻也不得有“与法院裁判内容相反的评论”报道。四、广东省高院解释以上“通知”时表示“采访报道要以法院公布
的结论为主”，这是取消司法监督，其不仅与“司法透明精神”相违背，与“政治文明”相阻抗，还与中国《宪法》“第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
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相背离。
“采访报道要以法院公布的结论为主。”不然就“禁止6名记者到广东省三级法院旁听、采访案件的庭审活动”。广东省大法官、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麦崇
楷——其曾经判处过“香港贼王张子强”死刑——吞并法院基建工程款800万元，三年时间之内、一加三口敛不义之财3200万元、无息贷款近1亿元人民币。
如果没有记者真实的采访报道，没有公正的社会舆论，麦崇楷就可以依靠法院院长和大法官的权力，永远地为非作歹下去。“不得作出与法院裁判内容相反的评
论”，这是中国法律史登峰造极的杰作，其是要掩盖实中国法院从高层到基层的司法腐败，使掌握司法权力的人为所欲为。如果真按广东省高院规定的“不得作出与
法院裁判内容相反的评论”来办，那么刘涌一案就不会有“三审”， 不会有改判的公正结果；大法官田风歧、麦崇楷也不会有覆灭的一天。
广东省是中国“市场经济”的先行者。但其法院审判已经陷于与“市场经济”和“法治”相背的死角。广东法院怕阳光、怕监督、怕公正舆论。“所有案件
在审判前、审理中都不得报道，审理后不得批评”，这是什么审判？这样的审判，人民、国家、社会怎样实行司法监督？这是建立司法特权，阻碍司法监督。由此我
们可以看到中国司法之一般。
三、死囚第一案：法律由谁来保障
2004年4月，媒体披露一起案例：案例发生于1994年8月，承德市中级人民法院自1996年开始立案审理，经1997、1998、2000、
2004年共五次判决，前4次均处判4个当事人死刑，但被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驳回，最后一次3人判决“死缓”，另一人被判无期徒刑。《中国新闻周刊》称之
为中国死囚第一案，其评论说：历经近10年，“五次判决，四次刀下留人”，开创了中国刑事审判之最。
河北省高院4次驳回承德市中院判决，对案例提出20多个疑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62条规定“疑罪从无”。但承德市中院未增补任何新证据，却再二、再三、再四做出死刑判决。为什么？
因为中国现行法律审判中有“错案追究制”，其将法院案例判决和金钱利益捆在了一起。因此法官们都不希望改判，执法者宁可“要错就错到底”。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规定：一“对被拘留的人，提请批准逮捕的时限最长为30日；批准时限最长为14日；侦查羁押时限最长为7个月；起诉
最长时限为一个半月；一审时限最长为2个半月；二审时限最长为2个半月”。按此法律程序，一个案件从立案到终结，最长也不能超过14个月零29个工作日。
此案审判历时10年，谁来追究责任？二作为国家公诉人，检查机关在本案中几乎是完全缺位，其没有拿出任何合法的证据来证明被告人有罪，也没有在司法程序中
起到与公安机关的制衡与监督作用。10年来，几乎是公安一家在办理此案，因此法院没有正当合法的证据，也依然堂堂正正地给被告定罪。三最根本的是：中国
《刑诉法》第162条规定“疑罪从无”，而承德市中院坚持“疑罪也杀头”。中国的法律,由谁来保障？
法院审判是法律的“最后一道公正之门”。中国上下级法院是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而不是至上对下的领导关系。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的判决存疑时，不能
强制干涉下级法院；二者的监督也只能体现在“上诉”和“抗诉”的程序中。应该说这是保证司法互相制约的有益机制。可是这也带来有问题，即在还没有进入“上
诉”或“抗诉”程序的审判中，就有了“真空地带”。在此空挡儿法官至上，其可以固执己见，将中国公民的生命如儿戏。中国法院要让法官自己去纠正自己的错
误，这是中国法律规则的悖论。“死囚第一案”之拖至十年，四次将被告判处死刑的原因， 关键所在是承德市中院法官不愿纠正自己的错误。
以上三案体现了中国司法界的一个共同问题， 即谁来保证司法的公正，谁来纠正司法的错误？民主社会有陪审团制度， 有新闻自由，
功能就是要监督、制约司法， 保障其公正实施。
注：本文作者谢绝一切任何形式的转载、摘编和上网链接，若对本文有疑问及要求，请合作者联系：Gvv21@hotmail.com。）
中国说加强法制，可是谁来监督司法，制约司法，保证司法的公正？
一、行政第一案：谁来遏制海盗的行为
“佛山经委侵吞兴业集团” 案被称为建国55年来“中国第一行政案”,
其经过8年艰难诉讼，最近终于被划上一个“正义”的句号。其实，这是一件非常普通而又简单的行政资产案件：1996年广东省佛山市政府统辖的原佛山市经济
委员会，将陈锦洪注册的佛山市兴业集团公司6200万私有财产，非法纳入佛山市经济委员会掌控的国有资产中。
1996年4月3日，佛山市经济委员会党组书记李宗寓亲自指挥佛山公安局近10名全副武装警察, 开出“传唤证”，将陈锦洪强行押送至公安局，令其交出“兴业公司”的《法人营业执照》、法人登记证及印章。这些物件至今依然做为法庭证据被保存。
自1996年4月15日起，陈锦洪开始向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行政侵权赔偿诉讼，要求法院立即制止佛山市经委的侵权行为。1999年6月25
日，佛山中院终于开庭审理此案。佛山市经委当庭承认：陈锦洪是“兴业公司”投资的主体，经委是企业的上级主管部门。2000年7月6日，佛山市中院作出裁
定：驳回起诉。陈锦洪不服，上诉至广东省高级法院。2001年8月1日，广东省高院作出行政裁定：指令佛山市中院对佛山市经委立案审理。2002年6月
24日，佛山中院重审此案，陈锦洪首次提出1.6亿元的行政赔偿。2002年11月20日，佛山市中院判决认定：佛山市经委关于“兴业公司”的“两个任免
通知”违法，予以撤消，但对行政赔偿则不予受理。陈锦洪不服，再次上诉至广东省高级法院。2003年12月11日，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维持佛山
市中院撤消佛山市经委“两个任免通知”的判决，但不受理陈锦洪要求赔偿1.6亿元人民币的请求。2004年1月，陈锦洪决定向国家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
检察院分别提出申诉和抗诉（参见《法人》杂志2004年总第3期“一个“红帽子企业的生死劫”谢良兵）。
按照中国法律，法院二审是最终的法律判决。但是否受理陈锦洪经济赔偿的要求有关《中国宪法》“保护公民合法财产的所有权”的法理。
此案审理中，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和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一致认定“兴业集团公司”归陈锦洪所有，佛山市经济委员会无权力剥夺陈锦洪的对此公司的所有
权。既然如此，陈锦洪的经济赔偿要求就是正当的，法院理应受理。这是一个非常简单常识，假如发生海盗抢劫，抓住了海盗，其也承认了抢劫船只和财物的罪行；
那么法院除了判处该盗有罪之外，是否也要判决将海盗抢劫的船只、财物归给物主呢？
这个案例的根源是：佛山市经委如果没有“海盗“之权，占山为王；就没有陈锦洪兴业公司的资产被洗劫一空。海盗抢劫，难道抓住了罪犯，被抢劫的财产
就不要追还吗？中国各级法院，能这样来主持所谓的“公正”，维护国家与公民的“权益”吗？此案中，广东省佛山市经委扮演了一个地地道道的海盗角色，其不仅
公开以“红头文件”掠夺别人的财产，还堂堂正正地“公告”其合法。佛山市政府为什么为非作歹？但这仅是广东整体环境的冰山一角！
二、司法监督第一案：司法监督刻不容缓
如果要说佛山市经委的行径是权力经济的恶性肿瘤膨胀，那么发生在2003年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的“两个红头文件”，则体现了市场经济发展中中国的
体制障碍。2003年“刘涌案”事件证明了中国司法不公正，法院作为法律的最后一道防线完全可能公然堤溃。“刘涌案”对中国有50年的警示意义。原辽宁省
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田凤岐腐败案曝光，原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麦崇楷腐败案曝光，诸如此类的司法败迹凸现了中国司法公正与社会监督的严重短缺。广东省最高
人民法院的两个“红头文件”，突出说明权力高于司法，权力就是要堵绝社会与舆论对司法的监督。如果对司法监督的扼杀不能有效遏制，中国2004年的新《宪
法》就不能保障实施，司法界的腐败和不公正将更广泛更严峻。
广东最高人民法院2003年6月15日和11月21日先后发布了两个“红头文件”：《关于规范采访报道法院审判案件活动的若干规定》与《关于禁止
戎明昌等六名记者旁听采访我省法院案件庭审活动的通知》。其规定：一、 “禁止广东省三大报业集团的6名记者到广东省三级法院旁听案件的庭审活动”，
此剥夺了这六名记者基本的“公民权力”——旁听权、言论权、监督权等等。二、“司法公开审理、尚未宣判的案件，记者可以旁听，但不得进行采访报道”，
这是说对案件不可以做真实、公正地报道。三、“已经公开宣判的案件，可以采访报道，但不得作出与法院裁判内容相反的评论”，这是取消新闻的独立，让媒体附
属于法院。等于中国再发生“刘涌案”事件，新闻也不得有“与法院裁判内容相反的评论”报道。四、广东省高院解释以上“通知”时表示“采访报道要以法院公布
的结论为主”，这是取消司法监督，其不仅与“司法透明精神”相违背，与“政治文明”相阻抗，还与中国《宪法》“第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
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相背离。
“采访报道要以法院公布的结论为主。”不然就“禁止6名记者到广东省三级法院旁听、采访案件的庭审活动”。广东省大法官、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麦崇
楷——其曾经判处过“香港贼王张子强”死刑——吞并法院基建工程款800万元，三年时间之内、一加三口敛不义之财3200万元、无息贷款近1亿元人民币。
如果没有记者真实的采访报道，没有公正的社会舆论，麦崇楷就可以依靠法院院长和大法官的权力，永远地为非作歹下去。“不得作出与法院裁判内容相反的评
论”，这是中国法律史登峰造极的杰作，其是要掩盖实中国法院从高层到基层的司法腐败，使掌握司法权力的人为所欲为。如果真按广东省高院规定的“不得作出与
法院裁判内容相反的评论”来办，那么刘涌一案就不会有“三审”， 不会有改判的公正结果；大法官田风歧、麦崇楷也不会有覆灭的一天。
广东省是中国“市场经济”的先行者。但其法院审判已经陷于与“市场经济”和“法治”相背的死角。广东法院怕阳光、怕监督、怕公正舆论。“所有案件
在审判前、审理中都不得报道，审理后不得批评”，这是什么审判？这样的审判，人民、国家、社会怎样实行司法监督？这是建立司法特权，阻碍司法监督。由此我
们可以看到中国司法之一般。
三、死囚第一案：法律由谁来保障
2004年4月，媒体披露一起案例：案例发生于1994年8月，承德市中级人民法院自1996年开始立案审理，经1997、1998、2000、
2004年共五次判决，前4次均处判4个当事人死刑，但被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驳回，最后一次3人判决“死缓”，另一人被判无期徒刑。《中国新闻周刊》称之
为中国死囚第一案，其评论说：历经近10年，“五次判决，四次刀下留人”，开创了中国刑事审判之最。
河北省高院4次驳回承德市中院判决，对案例提出20多个疑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62条规定“疑罪从无”。但承德市中院未增补任何新证据，却再二、再三、再四做出死刑判决。为什么？
因为中国现行法律审判中有“错案追究制”，其将法院案例判决和金钱利益捆在了一起。因此法官们都不希望改判，执法者宁可“要错就错到底”。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规定：一“对被拘留的人，提请批准逮捕的时限最长为30日；批准时限最长为14日；侦查羁押时限最长为7个月；起诉
最长时限为一个半月；一审时限最长为2个半月；二审时限最长为2个半月”。按此法律程序，一个案件从立案到终结，最长也不能超过14个月零29个工作日。
此案审判历时10年，谁来追究责任？二作为国家公诉人，检查机关在本案中几乎是完全缺位，其没有拿出任何合法的证据来证明被告人有罪，也没有在司法程序中
起到与公安机关的制衡与监督作用。10年来，几乎是公安一家在办理此案，因此法院没有正当合法的证据，也依然堂堂正正地给被告定罪。三最根本的是：中国
《刑诉法》第162条规定“疑罪从无”，而承德市中院坚持“疑罪也杀头”。中国的法律,由谁来保障？
法院审判是法律的“最后一道公正之门”。中国上下级法院是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而不是至上对下的领导关系。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的判决存疑时，不能
强制干涉下级法院；二者的监督也只能体现在“上诉”和“抗诉”的程序中。应该说这是保证司法互相制约的有益机制。可是这也带来有问题，即在还没有进入“上
诉”或“抗诉”程序的审判中，就有了“真空地带”。在此空挡儿法官至上，其可以固执己见，将中国公民的生命如儿戏。中国法院要让法官自己去纠正自己的错
误，这是中国法律规则的悖论。“死囚第一案”之拖至十年，四次将被告判处死刑的原因， 关键所在是承德市中院法官不愿纠正自己的错误。
以上三案体现了中国司法界的一个共同问题， 即谁来保证司法的公正，谁来纠正司法的错误？民主社会有陪审团制度， 有新闻自由，
功能就是要监督、制约司法， 保障其公正实施。
注：本文作者谢绝一切任何形式的转载、摘编和上网链接，若对本文有疑问及要求，请合作者联系：Gvv21@hotmail.com。）
中国说加强法制，可是谁来监督司法，制约司法，保证司法的公正？
一、行政第一案：谁来遏制海盗的行为
“佛山经委侵吞兴业集团” 案被称为建国55年来“中国第一行政案”,
其经过8年艰难诉讼，最近终于被划上一个“正义”的句号。其实，这是一件非常普通而又简单的行政资产案件：1996年广东省佛山市政府统辖的原佛山市经济
委员会，将陈锦洪注册的佛山市兴业集团公司6200万私有财产，非法纳入佛山市经济委员会掌控的国有资产中。
1996年4月3日，佛山市经济委员会党组书记李宗寓亲自指挥佛山公安局近10名全副武装警察, 开出“传唤证”，将陈锦洪强行押送至公安局，令其交出“兴业公司”的《法人营业执照》、法人登记证及印章。这些物件至今依然做为法庭证据被保存。
自1996年4月15日起，陈锦洪开始向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行政侵权赔偿诉讼，要求法院立即制止佛山市经委的侵权行为。1999年6月25
日，佛山中院终于开庭审理此案。佛山市经委当庭承认：陈锦洪是“兴业公司”投资的主体，经委是企业的上级主管部门。2000年7月6日，佛山市中院作出裁
定：驳回起诉。陈锦洪不服，上诉至广东省高级法院。2001年8月1日，广东省高院作出行政裁定：指令佛山市中院对佛山市经委立案审理。2002年6月
24日，佛山中院重审此案，陈锦洪首次提出1.6亿元的行政赔偿。2002年11月20日，佛山市中院判决认定：佛山市经委关于“兴业公司”的“两个任免
通知”违法，予以撤消，但对行政赔偿则不予受理。陈锦洪不服，再次上诉至广东省高级法院。2003年12月11日，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维持佛山
市中院撤消佛山市经委“两个任免通知”的判决，但不受理陈锦洪要求赔偿1.6亿元人民币的请求。2004年1月，陈锦洪决定向国家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
检察院分别提出申诉和抗诉（参见《法人》杂志2004年总第3期“一个“红帽子企业的生死劫”谢良兵）。
按照中国法律，法院二审是最终的法律判决。但是否受理陈锦洪经济赔偿的要求有关《中国宪法》“保护公民合法财产的所有权”的法理。
此案审理中，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和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一致认定“兴业集团公司”归陈锦洪所有，佛山市经济委员会无权力剥夺陈锦洪的对此公司的所有
权。既然如此，陈锦洪的经济赔偿要求就是正当的，法院理应受理。这是一个非常简单常识，假如发生海盗抢劫，抓住了海盗，其也承认了抢劫船只和财物的罪行；
那么法院除了判处该盗有罪之外，是否也要判决将海盗抢劫的船只、财物归给物主呢？
这个案例的根源是：佛山市经委如果没有“海盗“之权，占山为王；就没有陈锦洪兴业公司的资产被洗劫一空。海盗抢劫，难道抓住了罪犯，被抢劫的财产
就不要追还吗？中国各级法院，能这样来主持所谓的“公正”，维护国家与公民的“权益”吗？此案中，广东省佛山市经委扮演了一个地地道道的海盗角色，其不仅
公开以“红头文件”掠夺别人的财产，还堂堂正正地“公告”其合法。佛山市政府为什么为非作歹？但这仅是广东整体环境的冰山一角！
二、司法监督第一案：司法监督刻不容缓
如果要说佛山市经委的行径是权力经济的恶性肿瘤膨胀，那么发生在2003年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的“两个红头文件”，则体现了市场经济发展中中国的
体制障碍。2003年“刘涌案”事件证明了中国司法不公正，法院作为法律的最后一道防线完全可能公然堤溃。“刘涌案”对中国有50年的警示意义。原辽宁省
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田凤岐腐败案曝光，原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麦崇楷腐败案曝光，诸如此类的司法败迹凸现了中国司法公正与社会监督的严重短缺。广东省最高
人民法院的两个“红头文件”，突出说明权力高于司法，权力就是要堵绝社会与舆论对司法的监督。如果对司法监督的扼杀不能有效遏制，中国2004年的新《宪
法》就不能保障实施，司法界的腐败和不公正将更广泛更严峻。
广东最高人民法院2003年6月15日和11月21日先后发布了两个“红头文件”：《关于规范采访报道法院审判案件活动的若干规定》与《关于禁止
戎明昌等六名记者旁听采访我省法院案件庭审活动的通知》。其规定：一、 “禁止广东省三大报业集团的6名记者到广东省三级法院旁听案件的庭审活动”，
此剥夺了这六名记者基本的“公民权力”——旁听权、言论权、监督权等等。二、“司法公开审理、尚未宣判的案件，记者可以旁听，但不得进行采访报道”，
这是说对案件不可以做真实、公正地报道。三、“已经公开宣判的案件，可以采访报道，但不得作出与法院裁判内容相反的评论”，这是取消新闻的独立，让媒体附
属于法院。等于中国再发生“刘涌案”事件，新闻也不得有“与法院裁判内容相反的评论”报道。四、广东省高院解释以上“通知”时表示“采访报道要以法院公布
的结论为主”，这是取消司法监督，其不仅与“司法透明精神”相违背，与“政治文明”相阻抗，还与中国《宪法》“第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
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相背离。
“采访报道要以法院公布的结论为主。”不然就“禁止6名记者到广东省三级法院旁听、采访案件的庭审活动”。广东省大法官、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麦崇
楷——其曾经判处过“香港贼王张子强”死刑——吞并法院基建工程款800万元，三年时间之内、一加三口敛不义之财3200万元、无息贷款近1亿元人民币。
如果没有记者真实的采访报道，没有公正的社会舆论，麦崇楷就可以依靠法院院长和大法官的权力，永远地为非作歹下去。“不得作出与法院裁判内容相反的评
论”，这是中国法律史登峰造极的杰作，其是要掩盖实中国法院从高层到基层的司法腐败，使掌握司法权力的人为所欲为。如果真按广东省高院规定的“不得作出与
法院裁判内容相反的评论”来办，那么刘涌一案就不会有“三审”， 不会有改判的公正结果；大法官田风歧、麦崇楷也不会有覆灭的一天。
广东省是中国“市场经济”的先行者。但其法院审判已经陷于与“市场经济”和“法治”相背的死角。广东法院怕阳光、怕监督、怕公正舆论。“所有案件
在审判前、审理中都不得报道，审理后不得批评”，这是什么审判？这样的审判，人民、国家、社会怎样实行司法监督？这是建立司法特权，阻碍司法监督。由此我
们可以看到中国司法之一般。
三、死囚第一案：法律由谁来保障
2004年4月，媒体披露一起案例：案例发生于1994年8月，承德市中级人民法院自1996年开始立案审理，经1997、1998、2000、
2004年共五次判决，前4次均处判4个当事人死刑，但被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驳回，最后一次3人判决“死缓”，另一人被判无期徒刑。《中国新闻周刊》称之
为中国死囚第一案，其评论说：历经近10年，“五次判决，四次刀下留人”，开创了中国刑事审判之最。
河北省高院4次驳回承德市中院判决，对案例提出20多个疑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62条规定“疑罪从无”。但承德市中院未增补任何新证据，却再二、再三、再四做出死刑判决。为什么？
因为中国现行法律审判中有“错案追究制”，其将法院案例判决和金钱利益捆在了一起。因此法官们都不希望改判，执法者宁可“要错就错到底”。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规定：一“对被拘留的人，提请批准逮捕的时限最长为30日；批准时限最长为14日；侦查羁押时限最长为7个月；起诉
最长时限为一个半月；一审时限最长为2个半月；二审时限最长为2个半月”。按此法律程序，一个案件从立案到终结，最长也不能超过14个月零29个工作日。
此案审判历时10年，谁来追究责任？二作为国家公诉人，检查机关在本案中几乎是完全缺位，其没有拿出任何合法的证据来证明被告人有罪，也没有在司法程序中
起到与公安机关的制衡与监督作用。10年来，几乎是公安一家在办理此案，因此法院没有正当合法的证据，也依然堂堂正正地给被告定罪。三最根本的是：中国
《刑诉法》第162条规定“疑罪从无”，而承德市中院坚持“疑罪也杀头”。中国的法律,由谁来保障？
法院审判是法律的“最后一道公正之门”。中国上下级法院是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而不是至上对下的领导关系。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的判决存疑时，不能
强制干涉下级法院；二者的监督也只能体现在“上诉”和“抗诉”的程序中。应该说这是保证司法互相制约的有益机制。可是这也带来有问题，即在还没有进入“上
诉”或“抗诉”程序的审判中，就有了“真空地带”。在此空挡儿法官至上，其可以固执己见，将中国公民的生命如儿戏。中国法院要让法官自己去纠正自己的错
误，这是中国法律规则的悖论。“死囚第一案”之拖至十年，四次将被告判处死刑的原因， 关键所在是承德市中院法官不愿纠正自己的错误。
以上三案体现了中国司法界的一个共同问题， 即谁来保证司法的公正，谁来纠正司法的错误？民主社会有陪审团制度， 有新闻自由，
功能就是要监督、制约司法， 保障其公正实施。
注：本文作者谢绝一切任何形式的转载、摘编和上网链接，若对本文有疑问及要求，请合作者联系：Gvv21@hotmail.com。）
中国说加强法制，可是谁来监督司法，制约司法，保证司法的公正？
一、行政第一案：谁来遏制海盗的行为
“佛山经委侵吞兴业集团” 案被称为建国55年来“中国第一行政案”,
其经过8年艰难诉讼，最近终于被划上一个“正义”的句号。其实，这是一件非常普通而又简单的行政资产案件：1996年广东省佛山市政府统辖的原佛山市经济
委员会，将陈锦洪注册的佛山市兴业集团公司6200万私有财产，非法纳入佛山市经济委员会掌控的国有资产中。
1996年4月3日，佛山市经济委员会党组书记李宗寓亲自指挥佛山公安局近10名全副武装警察, 开出“传唤证”，将陈锦洪强行押送至公安局，令其交出“兴业公司”的《法人营业执照》、法人登记证及印章。这些物件至今依然做为法庭证据被保存。
自1996年4月15日起，陈锦洪开始向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行政侵权赔偿诉讼，要求法院立即制止佛山市经委的侵权行为。1999年6月25
日，佛山中院终于开庭审理此案。佛山市经委当庭承认：陈锦洪是“兴业公司”投资的主体，经委是企业的上级主管部门。2000年7月6日，佛山市中院作出裁
定：驳回起诉。陈锦洪不服，上诉至广东省高级法院。2001年8月1日，广东省高院作出行政裁定：指令佛山市中院对佛山市经委立案审理。2002年6月
24日，佛山中院重审此案，陈锦洪首次提出1.6亿元的行政赔偿。2002年11月20日，佛山市中院判决认定：佛山市经委关于“兴业公司”的“两个任免
通知”违法，予以撤消，但对行政赔偿则不予受理。陈锦洪不服，再次上诉至广东省高级法院。2003年12月11日，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维持佛山
市中院撤消佛山市经委“两个任免通知”的判决，但不受理陈锦洪要求赔偿1.6亿元人民币的请求。2004年1月，陈锦洪决定向国家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
检察院分别提出申诉和抗诉（参见《法人》杂志2004年总第3期“一个“红帽子企业的生死劫”谢良兵）。
按照中国法律，法院二审是最终的法律判决。但是否受理陈锦洪经济赔偿的要求有关《中国宪法》“保护公民合法财产的所有权”的法理。
此案审理中，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和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一致认定“兴业集团公司”归陈锦洪所有，佛山市经济委员会无权力剥夺陈锦洪的对此公司的所有
权。既然如此，陈锦洪的经济赔偿要求就是正当的，法院理应受理。这是一个非常简单常识，假如发生海盗抢劫，抓住了海盗，其也承认了抢劫船只和财物的罪行；
那么法院除了判处该盗有罪之外，是否也要判决将海盗抢劫的船只、财物归给物主呢？
这个案例的根源是：佛山市经委如果没有“海盗“之权，占山为王；就没有陈锦洪兴业公司的资产被洗劫一空。海盗抢劫，难道抓住了罪犯，被抢劫的财产
就不要追还吗？中国各级法院，能这样来主持所谓的“公正”，维护国家与公民的“权益”吗？此案中，广东省佛山市经委扮演了一个地地道道的海盗角色，其不仅
公开以“红头文件”掠夺别人的财产，还堂堂正正地“公告”其合法。佛山市政府为什么为非作歹？但这仅是广东整体环境的冰山一角！
二、司法监督第一案：司法监督刻不容缓
如果要说佛山市经委的行径是权力经济的恶性肿瘤膨胀，那么发生在2003年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的“两个红头文件”，则体现了市场经济发展中中国的
体制障碍。2003年“刘涌案”事件证明了中国司法不公正，法院作为法律的最后一道防线完全可能公然堤溃。“刘涌案”对中国有50年的警示意义。原辽宁省
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田凤岐腐败案曝光，原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麦崇楷腐败案曝光，诸如此类的司法败迹凸现了中国司法公正与社会监督的严重短缺。广东省最高
人民法院的两个“红头文件”，突出说明权力高于司法，权力就是要堵绝社会与舆论对司法的监督。如果对司法监督的扼杀不能有效遏制，中国2004年的新《宪
法》就不能保障实施，司法界的腐败和不公正将更广泛更严峻。
广东最高人民法院2003年6月15日和11月21日先后发布了两个“红头文件”：《关于规范采访报道法院审判案件活动的若干规定》与《关于禁止
戎明昌等六名记者旁听采访我省法院案件庭审活动的通知》。其规定：一、 “禁止广东省三大报业集团的6名记者到广东省三级法院旁听案件的庭审活动”，
此剥夺了这六名记者基本的“公民权力”——旁听权、言论权、监督权等等。二、“司法公开审理、尚未宣判的案件，记者可以旁听，但不得进行采访报道”，
这是说对案件不可以做真实、公正地报道。三、“已经公开宣判的案件，可以采访报道，但不得作出与法院裁判内容相反的评论”，这是取消新闻的独立，让媒体附
属于法院。等于中国再发生“刘涌案”事件，新闻也不得有“与法院裁判内容相反的评论”报道。四、广东省高院解释以上“通知”时表示“采访报道要以法院公布
的结论为主”，这是取消司法监督，其不仅与“司法透明精神”相违背，与“政治文明”相阻抗，还与中国《宪法》“第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
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相背离。
“采访报道要以法院公布的结论为主。”不然就“禁止6名记者到广东省三级法院旁听、采访案件的庭审活动”。广东省大法官、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麦崇
楷——其曾经判处过“香港贼王张子强”死刑——吞并法院基建工程款800万元，三年时间之内、一加三口敛不义之财3200万元、无息贷款近1亿元人民币。
如果没有记者真实的采访报道，没有公正的社会舆论，麦崇楷就可以依靠法院院长和大法官的权力，永远地为非作歹下去。“不得作出与法院裁判内容相反的评
论”，这是中国法律史登峰造极的杰作，其是要掩盖实中国法院从高层到基层的司法腐败，使掌握司法权力的人为所欲为。如果真按广东省高院规定的“不得作出与
法院裁判内容相反的评论”来办，那么刘涌一案就不会有“三审”， 不会有改判的公正结果；大法官田风歧、麦崇楷也不会有覆灭的一天。
广东省是中国“市场经济”的先行者。但其法院审判已经陷于与“市场经济”和“法治”相背的死角。广东法院怕阳光、怕监督、怕公正舆论。“所有案件
在审判前、审理中都不得报道，审理后不得批评”，这是什么审判？这样的审判，人民、国家、社会怎样实行司法监督？这是建立司法特权，阻碍司法监督。由此我
们可以看到中国司法之一般。
三、死囚第一案：法律由谁来保障
2004年4月，媒体披露一起案例：案例发生于1994年8月，承德市中级人民法院自1996年开始立案审理，经1997、1998、2000、
2004年共五次判决，前4次均处判4个当事人死刑，但被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驳回，最后一次3人判决“死缓”，另一人被判无期徒刑。《中国新闻周刊》称之
为中国死囚第一案，其评论说：历经近10年，“五次判决，四次刀下留人”，开创了中国刑事审判之最。
河北省高院4次驳回承德市中院判决，对案例提出20多个疑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62条规定“疑罪从无”。但承德市中院未增补任何新证据，却再二、再三、再四做出死刑判决。为什么？
因为中国现行法律审判中有“错案追究制”，其将法院案例判决和金钱利益捆在了一起。因此法官们都不希望改判，执法者宁可“要错就错到底”。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规定：一“对被拘留的人，提请批准逮捕的时限最长为30日；批准时限最长为14日；侦查羁押时限最长为7个月；起诉
最长时限为一个半月；一审时限最长为2个半月；二审时限最长为2个半月”。按此法律程序，一个案件从立案到终结，最长也不能超过14个月零29个工作日。
此案审判历时10年，谁来追究责任？二作为国家公诉人，检查机关在本案中几乎是完全缺位，其没有拿出任何合法的证据来证明被告人有罪，也没有在司法程序中
起到与公安机关的制衡与监督作用。10年来，几乎是公安一家在办理此案，因此法院没有正当合法的证据，也依然堂堂正正地给被告定罪。三最根本的是：中国
《刑诉法》第162条规定“疑罪从无”，而承德市中院坚持“疑罪也杀头”。中国的法律,由谁来保障？
法院审判是法律的“最后一道公正之门”。中国上下级法院是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而不是至上对下的领导关系。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的判决存疑时，不能
强制干涉下级法院；二者的监督也只能体现在“上诉”和“抗诉”的程序中。应该说这是保证司法互相制约的有益机制。可是这也带来有问题，即在还没有进入“上
诉”或“抗诉”程序的审判中，就有了“真空地带”。在此空挡儿法官至上，其可以固执己见，将中国公民的生命如儿戏。中国法院要让法官自己去纠正自己的错
误，这是中国法律规则的悖论。“死囚第一案”之拖至十年，四次将被告判处死刑的原因， 关键所在是承德市中院法官不愿纠正自己的错误。
以上三案体现了中国司法界的一个共同问题， 即谁来保证司法的公正，谁来纠正司法的错误？民主社会有陪审团制度， 有新闻自由，
功能就是要监督、制约司法， 保障其公正实施。
注：本文作者谢绝一切任何形式的转载、摘编和上网链接，若对本文有疑问及要求，请合作者联系：Gvv21@hotmail.com。）
中国说加强法制，可是谁来监督司法，制约司法，保证司法的公正？
一、行政第一案：谁来遏制海盗的行为
“佛山经委侵吞兴业集团” 案被称为建国55年来“中国第一行政案”,
其经过8年艰难诉讼，最近终于被划上一个“正义”的句号。其实，这是一件非常普通而又简单的行政资产案件：1996年广东省佛山市政府统辖的原佛山市经济
委员会，将陈锦洪注册的佛山市兴业集团公司6200万私有财产，非法纳入佛山市经济委员会掌控的国有资产中。
1996年4月3日，佛山市经济委员会党组书记李宗寓亲自指挥佛山公安局近10名全副武装警察, 开出“传唤证”，将陈锦洪强行押送至公安局，令其交出“兴业公司”的《法人营业执照》、法人登记证及印章。这些物件至今依然做为法庭证据被保存。
自1996年4月15日起，陈锦洪开始向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行政侵权赔偿诉讼，要求法院立即制止佛山市经委的侵权行为。1999年6月25
日，佛山中院终于开庭审理此案。佛山市经委当庭承认：陈锦洪是“兴业公司”投资的主体，经委是企业的上级主管部门。2000年7月6日，佛山市中院作出裁
定：驳回起诉。陈锦洪不服，上诉至广东省高级法院。2001年8月1日，广东省高院作出行政裁定：指令佛山市中院对佛山市经委立案审理。2002年6月
24日，佛山中院重审此案，陈锦洪首次提出1.6亿元的行政赔偿。2002年11月20日，佛山市中院判决认定：佛山市经委关于“兴业公司”的“两个任免
通知”违法，予以撤消，但对行政赔偿则不予受理。陈锦洪不服，再次上诉至广东省高级法院。2003年12月11日，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维持佛山
市中院撤消佛山市经委“两个任免通知”的判决，但不受理陈锦洪要求赔偿1.6亿元人民币的请求。2004年1月，陈锦洪决定向国家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
检察院分别提出申诉和抗诉（参见《法人》杂志2004年总第3期“一个“红帽子企业的生死劫”谢良兵）。
按照中国法律，法院二审是最终的法律判决。但是否受理陈锦洪经济赔偿的要求有关《中国宪法》“保护公民合法财产的所有权”的法理。
此案审理中，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和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一致认定“兴业集团公司”归陈锦洪所有，佛山市经济委员会无权力剥夺陈锦洪的对此公司的所有
权。既然如此，陈锦洪的经济赔偿要求就是正当的，法院理应受理。这是一个非常简单常识，假如发生海盗抢劫，抓住了海盗，其也承认了抢劫船只和财物的罪行；
那么法院除了判处该盗有罪之外，是否也要判决将海盗抢劫的船只、财物归给物主呢？
这个案例的根源是：佛山市经委如果没有“海盗“之权，占山为王；就没有陈锦洪兴业公司的资产被洗劫一空。海盗抢劫，难道抓住了罪犯，被抢劫的财产
就不要追还吗？中国各级法院，能这样来主持所谓的“公正”，维护国家与公民的“权益”吗？此案中，广东省佛山市经委扮演了一个地地道道的海盗角色，其不仅
公开以“红头文件”掠夺别人的财产，还堂堂正正地“公告”其合法。佛山市政府为什么为非作歹？但这仅是广东整体环境的冰山一角！
二、司法监督第一案：司法监督刻不容缓
如果要说佛山市经委的行径是权力经济的恶性肿瘤膨胀，那么发生在2003年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的“两个红头文件”，则体现了市场经济发展中中国的
体制障碍。2003年“刘涌案”事件证明了中国司法不公正，法院作为法律的最后一道防线完全可能公然堤溃。“刘涌案”对中国有50年的警示意义。原辽宁省
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田凤岐腐败案曝光，原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麦崇楷腐败案曝光，诸如此类的司法败迹凸现了中国司法公正与社会监督的严重短缺。广东省最高
人民法院的两个“红头文件”，突出说明权力高于司法，权力就是要堵绝社会与舆论对司法的监督。如果对司法监督的扼杀不能有效遏制，中国2004年的新《宪
法》就不能保障实施，司法界的腐败和不公正将更广泛更严峻。
广东最高人民法院2003年6月15日和11月21日先后发布了两个“红头文件”：《关于规范采访报道法院审判案件活动的若干规定》与《关于禁止
戎明昌等六名记者旁听采访我省法院案件庭审活动的通知》。其规定：一、 “禁止广东省三大报业集团的6名记者到广东省三级法院旁听案件的庭审活动”，
此剥夺了这六名记者基本的“公民权力”——旁听权、言论权、监督权等等。二、“司法公开审理、尚未宣判的案件，记者可以旁听，但不得进行采访报道”，
这是说对案件不可以做真实、公正地报道。三、“已经公开宣判的案件，可以采访报道，但不得作出与法院裁判内容相反的评论”，这是取消新闻的独立，让媒体附
属于法院。等于中国再发生“刘涌案”事件，新闻也不得有“与法院裁判内容相反的评论”报道。四、广东省高院解释以上“通知”时表示“采访报道要以法院公布
的结论为主”，这是取消司法监督，其不仅与“司法透明精神”相违背，与“政治文明”相阻抗，还与中国《宪法》“第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
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相背离。
“采访报道要以法院公布的结论为主。”不然就“禁止6名记者到广东省三级法院旁听、采访案件的庭审活动”。广东省大法官、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麦崇
楷——其曾经判处过“香港贼王张子强”死刑——吞并法院基建工程款800万元，三年时间之内、一加三口敛不义之财3200万元、无息贷款近1亿元人民币。
如果没有记者真实的采访报道，没有公正的社会舆论，麦崇楷就可以依靠法院院长和大法官的权力，永远地为非作歹下去。“不得作出与法院裁判内容相反的评
论”，这是中国法律史登峰造极的杰作，其是要掩盖实中国法院从高层到基层的司法腐败，使掌握司法权力的人为所欲为。如果真按广东省高院规定的“不得作出与
法院裁判内容相反的评论”来办，那么刘涌一案就不会有“三审”， 不会有改判的公正结果；大法官田风歧、麦崇楷也不会有覆灭的一天。
广东省是中国“市场经济”的先行者。但其法院审判已经陷于与“市场经济”和“法治”相背的死角。广东法院怕阳光、怕监督、怕公正舆论。“所有案件
在审判前、审理中都不得报道，审理后不得批评”，这是什么审判？这样的审判，人民、国家、社会怎样实行司法监督？这是建立司法特权，阻碍司法监督。由此我
们可以看到中国司法之一般。
三、死囚第一案：法律由谁来保障
2004年4月，媒体披露一起案例：案例发生于1994年8月，承德市中级人民法院自1996年开始立案审理，经1997、1998、2000、
2004年共五次判决，前4次均处判4个当事人死刑，但被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驳回，最后一次3人判决“死缓”，另一人被判无期徒刑。《中国新闻周刊》称之
为中国死囚第一案，其评论说：历经近10年，“五次判决，四次刀下留人”，开创了中国刑事审判之最。
河北省高院4次驳回承德市中院判决，对案例提出20多个疑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62条规定“疑罪从无”。但承德市中院未增补任何新证据，却再二、再三、再四做出死刑判决。为什么？
因为中国现行法律审判中有“错案追究制”，其将法院案例判决和金钱利益捆在了一起。因此法官们都不希望改判，执法者宁可“要错就错到底”。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规定：一“对被拘留的人，提请批准逮捕的时限最长为30日；批准时限最长为14日；侦查羁押时限最长为7个月；起诉
最长时限为一个半月；一审时限最长为2个半月；二审时限最长为2个半月”。按此法律程序，一个案件从立案到终结，最长也不能超过14个月零29个工作日。
此案审判历时10年，谁来追究责任？二作为国家公诉人，检查机关在本案中几乎是完全缺位，其没有拿出任何合法的证据来证明被告人有罪，也没有在司法程序中
起到与公安机关的制衡与监督作用。10年来，几乎是公安一家在办理此案，因此法院没有正当合法的证据，也依然堂堂正正地给被告定罪。三最根本的是：中国
《刑诉法》第162条规定“疑罪从无”，而承德市中院坚持“疑罪也杀头”。中国的法律,由谁来保障？
法院审判是法律的“最后一道公正之门”。中国上下级法院是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而不是至上对下的领导关系。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的判决存疑时，不能
强制干涉下级法院；二者的监督也只能体现在“上诉”和“抗诉”的程序中。应该说这是保证司法互相制约的有益机制。可是这也带来有问题，即在还没有进入“上
诉”或“抗诉”程序的审判中，就有了“真空地带”。在此空挡儿法官至上，其可以固执己见，将中国公民的生命如儿戏。中国法院要让法官自己去纠正自己的错
误，这是中国法律规则的悖论。“死囚第一案”之拖至十年，四次将被告判处死刑的原因， 关键所在是承德市中院法官不愿纠正自己的错误。
以上三案体现了中国司法界的一个共同问题， 即谁来保证司法的公正，谁来纠正司法的错误？民主社会有陪审团制度， 有新闻自由，
功能就是要监督、制约司法， 保障其公正实施。
注：本文作者谢绝一切任何形式的转载、摘编和上网链接，若对本文有疑问及要求，请合作者联系：Gvv21@hotmail.com。）
中国说加强法制，可是谁来监督司法，制约司法，保证司法的公正？
一、行政第一案：谁来遏制海盗的行为
“佛山经委侵吞兴业集团” 案被称为建国55年来“中国第一行政案”,
其经过8年艰难诉讼，最近终于被划上一个“正义”的句号。其实，这是一件非常普通而又简单的行政资产案件：1996年广东省佛山市政府统辖的原佛山市经济
委员会，将陈锦洪注册的佛山市兴业集团公司6200万私有财产，非法纳入佛山市经济委员会掌控的国有资产中。
1996年4月3日，佛山市经济委员会党组书记李宗寓亲自指挥佛山公安局近10名全副武装警察, 开出“传唤证”，将陈锦洪强行押送至公安局，令其交出“兴业公司”的《法人营业执照》、法人登记证及印章。这些物件至今依然做为法庭证据被保存。
自1996年4月15日起，陈锦洪开始向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行政侵权赔偿诉讼，要求法院立即制止佛山市经委的侵权行为。1999年6月25
日，佛山中院终于开庭审理此案。佛山市经委当庭承认：陈锦洪是“兴业公司”投资的主体，经委是企业的上级主管部门。2000年7月6日，佛山市中院作出裁
定：驳回起诉。陈锦洪不服，上诉至广东省高级法院。2001年8月1日，广东省高院作出行政裁定：指令佛山市中院对佛山市经委立案审理。2002年6月
24日，佛山中院重审此案，陈锦洪首次提出1.6亿元的行政赔偿。2002年11月20日，佛山市中院判决认定：佛山市经委关于“兴业公司”的“两个任免
通知”违法，予以撤消，但对行政赔偿则不予受理。陈锦洪不服，再次上诉至广东省高级法院。2003年12月11日，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维持佛山
市中院撤消佛山市经委“两个任免通知”的判决，但不受理陈锦洪要求赔偿1.6亿元人民币的请求。2004年1月，陈锦洪决定向国家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
检察院分别提出申诉和抗诉（参见《法人》杂志2004年总第3期“一个“红帽子企业的生死劫”谢良兵）。
按照中国法律，法院二审是最终的法律判决。但是否受理陈锦洪经济赔偿的要求有关《中国宪法》“保护公民合法财产的所有权”的法理。
此案审理中，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和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一致认定“兴业集团公司”归陈锦洪所有，佛山市经济委员会无权力剥夺陈锦洪的对此公司的所有
权。既然如此，陈锦洪的经济赔偿要求就是正当的，法院理应受理。这是一个非常简单常识，假如发生海盗抢劫，抓住了海盗，其也承认了抢劫船只和财物的罪行；
那么法院除了判处该盗有罪之外，是否也要判决将海盗抢劫的船只、财物归给物主呢？
这个案例的根源是：佛山市经委如果没有“海盗“之权，占山为王；就没有陈锦洪兴业公司的资产被洗劫一空。海盗抢劫，难道抓住了罪犯，被抢劫的财产
就不要追还吗？中国各级法院，能这样来主持所谓的“公正”，维护国家与公民的“权益”吗？此案中，广东省佛山市经委扮演了一个地地道道的海盗角色，其不仅
公开以“红头文件”掠夺别人的财产，还堂堂正正地“公告”其合法。佛山市政府为什么为非作歹？但这仅是广东整体环境的冰山一角！
二、司法监督第一案：司法监督刻不容缓
如果要说佛山市经委的行径是权力经济的恶性肿瘤膨胀，那么发生在2003年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的“两个红头文件”，则体现了市场经济发展中中国的
体制障碍。2003年“刘涌案”事件证明了中国司法不公正，法院作为法律的最后一道防线完全可能公然堤溃。“刘涌案”对中国有50年的警示意义。原辽宁省
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田凤岐腐败案曝光，原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麦崇楷腐败案曝光，诸如此类的司法败迹凸现了中国司法公正与社会监督的严重短缺。广东省最高
人民法院的两个“红头文件”，突出说明权力高于司法，权力就是要堵绝社会与舆论对司法的监督。如果对司法监督的扼杀不能有效遏制，中国2004年的新《宪
法》就不能保障实施，司法界的腐败和不公正将更广泛更严峻。
广东最高人民法院2003年6月15日和11月21日先后发布了两个“红头文件”：《关于规范采访报道法院审判案件活动的若干规定》与《关于禁止
戎明昌等六名记者旁听采访我省法院案件庭审活动的通知》。其规定：一、 “禁止广东省三大报业集团的6名记者到广东省三级法院旁听案件的庭审活动”，
此剥夺了这六名记者基本的“公民权力”——旁听权、言论权、监督权等等。二、“司法公开审理、尚未宣判的案件，记者可以旁听，但不得进行采访报道”，
这是说对案件不可以做真实、公正地报道。三、“已经公开宣判的案件，可以采访报道，但不得作出与法院裁判内容相反的评论”，这是取消新闻的独立，让媒体附
属于法院。等于中国再发生“刘涌案”事件，新闻也不得有“与法院裁判内容相反的评论”报道。四、广东省高院解释以上“通知”时表示“采访报道要以法院公布
的结论为主”，这是取消司法监督，其不仅与“司法透明精神”相违背，与“政治文明”相阻抗，还与中国《宪法》“第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
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相背离。
“采访报道要以法院公布的结论为主。”不然就“禁止6名记者到广东省三级法院旁听、采访案件的庭审活动”。广东省大法官、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麦崇
楷——其曾经判处过“香港贼王张子强”死刑——吞并法院基建工程款800万元，三年时间之内、一加三口敛不义之财3200万元、无息贷款近1亿元人民币。
如果没有记者真实的采访报道，没有公正的社会舆论，麦崇楷就可以依靠法院院长和大法官的权力，永远地为非作歹下去。“不得作出与法院裁判内容相反的评
论”，这是中国法律史登峰造极的杰作，其是要掩盖实中国法院从高层到基层的司法腐败，使掌握司法权力的人为所欲为。如果真按广东省高院规定的“不得作出与
法院裁判内容相反的评论”来办，那么刘涌一案就不会有“三审”， 不会有改判的公正结果；大法官田风歧、麦崇楷也不会有覆灭的一天。
广东省是中国“市场经济”的先行者。但其法院审判已经陷于与“市场经济”和“法治”相背的死角。广东法院怕阳光、怕监督、怕公正舆论。“所有案件
在审判前、审理中都不得报道，审理后不得批评”，这是什么审判？这样的审判，人民、国家、社会怎样实行司法监督？这是建立司法特权，阻碍司法监督。由此我
们可以看到中国司法之一般。
三、死囚第一案：法律由谁来保障
2004年4月，媒体披露一起案例：案例发生于1994年8月，承德市中级人民法院自1996年开始立案审理，经1997、1998、2000、
2004年共五次判决，前4次均处判4个当事人死刑，但被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驳回，最后一次3人判决“死缓”，另一人被判无期徒刑。《中国新闻周刊》称之
为中国死囚第一案，其评论说：历经近10年，“五次判决，四次刀下留人”，开创了中国刑事审判之最。
河北省高院4次驳回承德市中院判决，对案例提出20多个疑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62条规定“疑罪从无”。但承德市中院未增补任何新证据，却再二、再三、再四做出死刑判决。为什么？
因为中国现行法律审判中有“错案追究制”，其将法院案例判决和金钱利益捆在了一起。因此法官们都不希望改判，执法者宁可“要错就错到底”。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规定：一“对被拘留的人，提请批准逮捕的时限最长为30日；批准时限最长为14日；侦查羁押时限最长为7个月；起诉
最长时限为一个半月；一审时限最长为2个半月；二审时限最长为2个半月”。按此法律程序，一个案件从立案到终结，最长也不能超过14个月零29个工作日。
此案审判历时10年，谁来追究责任？二作为国家公诉人，检查机关在本案中几乎是完全缺位，其没有拿出任何合法的证据来证明被告人有罪，也没有在司法程序中
起到与公安机关的制衡与监督作用。10年来，几乎是公安一家在办理此案，因此法院没有正当合法的证据，也依然堂堂正正地给被告定罪。三最根本的是：中国
《刑诉法》第162条规定“疑罪从无”，而承德市中院坚持“疑罪也杀头”。中国的法律,由谁来保障？
法院审判是法律的“最后一道公正之门”。中国上下级法院是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而不是至上对下的领导关系。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的判决存疑时，不能
强制干涉下级法院；二者的监督也只能体现在“上诉”和“抗诉”的程序中。应该说这是保证司法互相制约的有益机制。可是这也带来有问题，即在还没有进入“上
诉”或“抗诉”程序的审判中，就有了“真空地带”。在此空挡儿法官至上，其可以固执己见，将中国公民的生命如儿戏。中国法院要让法官自己去纠正自己的错
误，这是中国法律规则的悖论。“死囚第一案”之拖至十年，四次将被告判处死刑的原因， 关键所在是承德市中院法官不愿纠正自己的错误。
以上三案体现了中国司法界的一个共同问题， 即谁来保证司法的公正，谁来纠正司法的错误？民主社会有陪审团制度， 有新闻自由，
功能就是要监督、制约司法， 保障其公正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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