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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与农民
任不寐


1949年以来,农民一直生活在灾难之中。对中国现代农奴制的反省是汉语思想的重要责任。

(接上期)

(3)权力滥用加重农民负担
主要是滥收费和乱摊派。相关报道引起了广泛重视,在搞得民怨沸腾的情况下,2000年中国开始农村税费改革,这一改革2000年从安徽启动, 到因导致县乡财政困难,2001年年初国务院发出通知暂缓实施改革试点,但2002年国务院办公厅提审进一步扩大税费改革试点范围(16个省)。关于 县乡财产困难的问题,关键不再税费改革和减轻农民负担这一问题上,而在于县以上政权机构推动的各种达标工程,特别是现在的分税制度不合理。

中国一些研究者对中央政府存在善意假设,因此把责任归咎于基层政权(于建嵘、李昌平)。另外一种观点则对基层政权进行善意假设,对县以上 政权的官僚主义和避重就轻、挑肥拣瘦的税收政策感到愤怒(《农村税费改革与地方财政体制建设》腾霞光 著 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年出版.)。事实上这也是非常主观的。除了分税制度和滥收费给农民增加负担以外,基层政权滥用权力也是农民负担过重的原因之一。

一项调查显示:村民知道村里上报人均收入数字的只有23.3%,不知道的高达76.7%。在知道上报收入数字的受访者中,81.7%认为数字过 高,0.6%认为过低,2.1%认为与实际数字相符,1.6%表示说不清。村干部非常坦率地承认数字明显高于实际水平,地方政府向上虚报谎报农民收 入,比如该镇干部鼓吹人均收入2500元,而实际农民人均收入不超过1500元,这样无形中加重了农民的负担。村支书认为一方面是上级部门为了吹捧自己的 政绩,更主要的是要从中加重对农民负担。结果农户被迫通过借贷来完成上缴的税费任务,文件关于这个现象的禁令首次见于1998年7月中办、国办《切实做好 当前减轻农民负担工作的通知》:严禁强迫农民借款贷款缴纳各种税费。由负担引致的借贷还有另一种类型,即村集体借贷。集体借贷的发生机制不同于农户借 贷,有些是干部在收不上农户款项时的一种无奈选择,也有的是干部自身利益驱动。《村庄与负担一些地方农民负担过重状况的分析》��赵树�� 来源:人民网)

(4)当代中国的农民的劳役问题
抛开兵役不算,当代中国农民要承担的劳役包括两大方面,一是非法强加的。以大跃进时期各种工程建设为代表,有相当数量的农民累死于这种义务劳 动。二是改革以后法定的农民义务工种,主要是两工,即国家规定向农民提取的义务工和劳动积累工,这不完全是义务的,有的地方每个劳动力每工 日2元,但地方政府一般将这笔资金提满,通过往来帐全部提走了。

中国农民还有一些隐形劳役,这和两种白条有关。90年代初期政府征粮打白条一度成为中国政治丑闻。今天,这一白条文化被城市资本家特别是官僚 企业所继承,那就是拖欠农民工工资的问题。问题是相当严重的。有报道说:2003年北京建筑业7成民工遭欠薪,去年底已高达30亿元 (29/11/2003《亚洲时报》)

(5)贸易自由被剥夺
主要指国家通过统购统销制度消灭了农产品市场,国家对粮食市场的控制造成了人为的短缺和政治腐败。国家接管粮食市场并把粮食收购价压低得远低于市场价,从而贬低了农业劳动价值。而市场的消失使许多农民破产,使农民不能摆脱贫困。

19491952,新国家维持了传统之自由购销,但在19531954年,由于政府需要掌握粮食350亿公斤,通过农业税途径可掌握 137.5亿公斤,还需从市场收购215.2亿公斤,这是北京实施统购统销制度的基本背景。这一倒行逆施的政策一直延续到1878年。但改革是逐步进 行的,市场逐渐放开等还有反复。至少到目前为止,完全的粮食和棉花自由贸易仍然是被禁止的。粮票消失了,但粮价并没有自主。

户口制度:中国农民的隔都

丧失贸易自由、言论表达权和结社自由权是中国所有居民的共同遭遇,但农民独一无二的处境是彻底丧失了迁徙自由权。户口制度使人想起中世纪欧洲一些国家用隔首将犹太人圈起来那种状况。

(1)户籍制度与城乡隔离
中国的户籍制度由来已久。对于统治者来说,习民数(《周礼》,版图)的目的至少有三个:为征敛提供基数、为治安提供帮助、建立身份等级制 并对居民进行人身占有。这在灾民社会都是至关重要的。前685年管仲建立户籍田结制度是说:以此使奔亡者无所匿,迁徙者无所容。

中国当代的户籍制度也是陆续建立起来的。

1951年7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颁布《城市户口管理暂行条例》。

1953年政务院发布《关于劝阻农民盲目流入城市的指示》。

1954年3月,内务部和劳动部又发出《关于继续贯彻<劝止农民盲目流入城市>的指示》。

1955年9月国务院通过《关于建立经常户口登记制度的指示》。

1956年12月30日,国务院发出《关于防止农村人口盲目外流的指示》,明确规定工厂、矿山、铁路、交通、建筑等部门不应当私自招用农村剩余劳动力。

1957年3月2日,国务院又发出《关于防止农村人口盲目外流的补充指示》,同年9月14日,国务院再次发出《关于防止农民盲目流入城市的通知》。

1957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联合发出《关于制止农村人口盲目外流的指示》。

1958年建立。195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

1959年2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制止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指示》。3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出《关于制止农村劳动力盲目外流的紧急通知》。

1964年8月14日国务院批转公安部《关于户口迁移政策规定》,要求对迁入城市的人口实行严格限制。

1977年11月8日,国务院批转《公安部关于处理户口迁移的规定》,对农转非进行政策控制和指标控制。

1985年9月6日,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条例》。

1989年10月31日,国务院发出《关于严格控制农转非过快增长的通知》。

1990年7月15日,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计委等部门《关于农转非政策管理工作意见报告的通知》。(参见《城乡社会:从隔离走向开放中国户籍制度与户籍法研究》。俞德鹏 著 山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出版。)

社会主义户籍制度的特点是:第一、反城市化进程,严格控制城市人口。如,1961年1963年压缩城市人口2600万人。从1962年开 始到1979年的上山下乡运动,全国累计下乡的城镇知青有1776万人(国家为此累计拨付的安置费75.4亿元)。与此同时,还有数百万机关干部和职 工下放劳动。这在世界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不过在中国历史上倒不乏先例。第二、农村流放之地。犯罪之人(主要是历次政治运动的受迫害者)被发送到农村去接 受改造。第三、公然违背宪法人人平等和迁徙自由的规定,建立了一国两制的种姓制度。这一点正如有研究者指的:直到1975年宪法才取消1954年 宪法规定的迁徙自由,但事实上中国农民已经丧失自由近20年了。城乡隔离最不人道的地方表现在大饥荒时期。当时,成千上万的河北农民沿著20世纪初开辟 的逃荒路线涌入东北。一些地方拒绝向村民提供外出要饭的证明,以阻止他们逃到城里觅食和工作。

(2)村民自治与强奸犯专政
可能再也没有比中国的村民自治实验更具有讽刺意味了。中国一向以国情为借口拒绝实现政治自由化,但却偏偏在最有国情特征的农村开始了自由化实验。因此,这一新的城乡差别把城市当局的自私和伪善表现得淋漓尽致。

那么这一伟大革命的质量如何呢?不久前《南方周末》上有一篇文章:三年撤了187名民选村官。文章说:地处江汉平原腹地的湖北省潜江市第 四届村委会自1999年9月28日换届选举以来,截至2002年5月1日,全市329位选举产生的村委会主任被乡镇组织及个人违规宣布撤换(含免职、停 职、降职、精减、改任他职等)的达187人,占总数的57%。(黄广明 何红卫)。这是党治对自治的绝对胜利。人们不难想象延安时期的民主选举。中共进行民主化表演是有传统的。当时的民主政府进行了普选, 但掌握边区全部资源的中央却不在普选之列。这是具有洪秀全特征的民粹主义。

与这种政治伪善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农村一如既往的实行父权制统治。一个美国调查组发现,这些乡村统治者有很多是强奸犯(村支书到民兵队长,对象包括过去的女知青和部分农村女性),完全是一些流氓和恶棍。其实中国自从科举制度废除以后,乡绅阶层在农村已经不存在了。

一、国际边缘人与国内边缘人
社会主义运动使中国出现了严重的城乡差别,也使中国和西方的发展水平差距加大。这是双重分裂,它意味者中国成为国际社会的边缘人,而中国的绝大多 数人中国农民成为中国社会的边缘人。如果说当代中国发展的核心任务是实现国内的城市化及与国际接轨,那么中国社会主义实验可以看成是一场大失败。 不幸的是,这一代价却全部由农民来承担了。

与国际发展水平的差距
人类历史上出现了四次产业革命和两次农业技术革命。中国因未能顺利从传统农业进入近代农业而失去了进入第二次产业革命的入场券。目前,中国的社会发展水平仍处于工业化社会的前夜。我们从技术水平和生产能力两个方面进行比较。

1998年,中国农业科技水平相当于发达国家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水平,总体上落后15年。农业科技进步对农业的贡献率,发达国家为 6080%,中国为40.7%(种植业)。作物良种覆盖率,发达国家100%,中国80%。化肥当年利用率,发达国家60%以上,中国30-35%。灌 溉水利用率,发达国家60%以上,中国30-35%。农业机械化程度,发达国家已经全面实现机械化,中国现阶段的机具、装备的性能、质量技术水平,只相当 于20世纪60年代国际上的一般水平。中国的机耕率为53%,机播率为27%,机收率为14%。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率,发达国家为60-80%,中国为30 -40%。农业劳动生产率:中国单个劳动力年生产粮食12001300公斤,肉类70-80公斤。发达国家为2万10万公斤,3000-4000 公斤。粮食单位面积产量:中国,3975公斤/公顷,发达国家,4095-6195公斤/公顷。(《当代农业新技术革命与中国农业科技发展》蒋和平 等著 江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出版。)

现在,中国农业占GDP比重大约16%,但劳动力比重仍然占50%左右。足见农业的劳动生产率已经多么低了。1950~1980年期间,美国、 日本和丹麦的农场就业率减少了65%~70%,而劳动生产率提高了400%~500%。在台湾,农民的数量已经减少了,但是农场的人均规模1.1公顷不比 1967年大多少。但是在1967~1997年之间,劳动生产率提高了400%。

人口和资源的比例进一步失调
灾民社会的主要经济问题是人口和土地资源的冲突。这一状况在社会主义中国之后变得极端严重,人地矛盾超越了中国历史任何时期,几乎到了危险的边缘。

目前,人均占有耕地、林地、草地和淡水资源分别为0.093, 0.121, 和 0.226 公顷及2360立方米。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3,1/7,1/3和1/4。1952年1997年,人均耕地由0.187公顷下降到0.093公顷, 户均耕地不足0.7公顷(美国160公顷,法国25公顷,意大利8公顷,日本1.2公顷,韩国1公顷。)

中国糟糕的人口政策,以及公地悲剧是人地冲突恶化的背景因素。除此而外,中国耕地锐减还有体制本深的原因以及自然灾害的原因。

台湾学者毛育刚先生研究发现:历年由灾害而废弃的耕地占该年减少耕地面积的70%左右,仅有30%变为非农用途。自1982年1984年,乡 镇集体(乡镇企业)占地是耕地转变用途并减少的第一原因。从1985年起,国家基建占地成为耕地转变用途并减少的主要原因(《中国农业演变之探索》,社会 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出版)。因此,他建议:各种天然灾害实为导致内地耕地减少的最主要原因,今后应研究如何防止灾害损失,采取有效措施,为保护耕 地之主要手段。这一建议是具有启发意义的。

人地矛盾是中国农业部门出现大量剩余人口的内部原因。外部原因是:农村劳动力转移面临问题:首先是30多年的户籍管理,其次是近年乡镇企业吸纳劳 动力之能力降低,城市对农村劳动的容量减少。另外的原因是:产业升级对劳动力素质的要求不断提高。3.3亿中国农村劳动力中,60%只具有小学以下文化水 平。

中国现有耕地19.5亿亩,人口数量 13亿,人均耕地 1.5亩。有1/3有以上的省份人均耕地低于1亩。600多个县低于0.5亩。按国际标准,人均耕地低于 0.8亩时,土地只有生存保障功能,而没有条件承担生产功能了。13亿人口中有 9农民,16至60岁的农民劳动力有6亿多。2000 种植业只需劳动力1.6亿人、林、牧、渔需要 0.8亿人,乡镇企业容纳1.2亿人。2001年,中国有7800万农村劳动力外出打工。到21世纪初,农村剩余劳动力将达到2亿人。

1954年诺奖得主威廉-阿瑟-刘易斯(W. Arthur Lewis)首创二元经济结构模型:农业隐蔽性失业导致农村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为零,农业劳动力逐渐被城市吸收,最后完成城市化变迁。这一理论面临的 中国问题不仅是城乡隔离的法律制度,还有中国城市经济自身也存在边际生产率不断降低的问题。而中国的社会主义者曾经打算让城市劳动力流向农村的。现在中国 社会的就业形势如何呢?

有人分析:中国的就业压力来自四个方面:1、2002年,国企下岗未实现再就业的人员总数为410万,非国有企业下岗职工约200万(近年来下岗 职工再就业呈下降趋势:1999年至2001年,分别为42%,36%和30%)2、新增劳动力就业,近五年中,全社会经济活动人口与实际就业人口之间差 距年均在1500万左右。其中,城镇每年需新增加就业岗位700万个。3、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3.6亿农村劳动力中至少有1亿以上的富裕劳动力要转移, 仅新增劳动力,每年需要在非农产业增加1000万个岗位。4、转业军人、政府机构和事业单位改革中分流人员,数量不多,但安置刚性大,成本高。四方面累 计,每年需要新增2300万以上的城镇就业岗位。根据目前的生产力水平,按7-8%的增长速度,每年可能提供的非农就业岗位约在800万至1000万之 间。(《当前的就业压力与增加就业的途径》,谢伏瞻 《中国经济时报》2003年8月11日。)中国严重的就业问题显示了以经济增长为目标的宏观政策存在严重的缺陷。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GDP每 增加一个百分点,在80年代会创造240万个就业机会,但是在90年代,只能创造70万个就业机会。

有学者说:中国政府的统计数据没有反应严峻的失业形势。大部分中国劳动力专家都倾向于相信,中国的失业率介于10-15%之间,近年还将会增加。 曾翔全指出,中国面临新的就业人口的剧增,他预计,从2003年到2020年,每年新增加的劳动力人数是1500万人。与此同时,如果经济增长保持在7% 的话,每年创造的新的就业机会只有800万个。

关注中国生态问题的作家郑义在《中国之崩溃》中算过一笔帐:如果把生态环境损失折算为货币,目前每年的损失二十万亿以上,超过抗战、内战、韩战、 大跃进、文革等所有大灾难经济损失之总和。国内学者胡星斗在一次演讲中说:内蒙古等地的载畜量是草场承受能力的1~3倍,导致大部分草场退化,1/4的草 场荒废。中国每年植树3000万公顷,专家说实为600万公顷,按3年成活35%,只有70万公顷。从3000万到70 万。中国现在每年沙化面积在3400平方公里。当然,中国生态问题要比这复杂并严重得多。

农业生态的破坏直接影响农村可持续发展(SARD)。导致生态破坏的因素很多,城市及城乡隔离政策对此都负有责任。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目前中国 的土地制度于生态维护之间的关系。由于承包年限、土地使用权不稳等,农民不愿意对土地进行长期投入并进行掠夺性开发。如长期使用化肥替代有机肥,1984 年中国每公斤耕地化肥施用量达到120.6公斤,超过了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主要粮食出口国。与此同时,农家肥和绿肥施用量却大大减少。以绿肥为例, 1976年全国绿肥面积约1.5亿亩,1978量年减至6218万亩,减少了60%,平均每年减少722万亩。(《入世后农业、农村、农民发展探索》 石建设等编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2年出版。)

二元社会结构问题
有学者总结指出:中国平均每年由农业部门转移资源或资金到非农部门约1400亿元。19521990,中国工业化通过剪刀差、税收等方式从农 业调动了总价值约11600亿元的资金积累,占国民收入全部积累额比重的33%左右。长期以来,中国农业处于负保护状态。1986年农业保护率达- 38.54%,是世界上负保护率最高的国家。对农业的剥夺直接的后果是造成了农民的绝对贫困和城乡差别。据中部五省调查,有42%的农民无力尽到赡养老 人的义务,33.4%的农民无力供养子女读完法定的九年书,64%的农民借有外债。进城务工的农民工的劳务收入10年来没有增长。 吴象:全面小康的必由之路(2003年9月)

中国官方的数据表明:1990年,贫困人口(按300元)9006.3人,257个贫困县,贫困人口发生率10.31%。而由于制度性原因,至少 有1/3的国家扶贫资金没有形成生产能力或送达农户手中。世界银行估计有1.2亿中国人现在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而且这个数字还在上升。同时,健康费用飞快 地上涨著,导致了婴儿死亡率上升和肺结核病例的急速上涨。根据世界粮食计划署的一份文件,中国三分之一五岁以下的农村儿童身材矮小,还有18%体重不足。 3000万孩子没有上过学或中途辍学,每年还有400万中途辍学,主要是因为费用承担问题。中国农村的艾滋病随著静脉注射毒品的传播和卖淫,也增长到了值 得警戒的比率。国家一级的报告说,2001年前半年,艾滋病毒感染增长了67.4%。(《中国的农村危机》安迪罗思曼 陆??璐译 世纪中国网)

国内学者陆学艺分析农民真苦,农村真穷的局面时说:1978年城乡居民收入比为2.3:1,1984年是1.7:1,2000年是2.79: 1。90年代中期以后,农产品价格下降,农业收入减少。非农产业的农民工受到排斥,打工收入和非农经营收入减少。另一方面,1993年全国农业各税为 125.74亿元,1998年增加到398.8亿元,平均每年增加54.6亿元。正税之外,还有各种负担更多(《三农论当代中国农业、农村、农民 研究》,陆学艺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出版)。

关于城乡经济水平差异,一项调查显示:2002年中国人均纯收入2476元,按可比价格比上年增长4.8%。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7703元, 实际增长13.4%。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例由上年的2.89:1上升到3.11:1。(《2002-2003:中国农村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中国社会科 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 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总队 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4月出版。)而中新社(2002年10月21日)去年的一篇报道提供了不同的数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副局长邱晓华指 出,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大大高于账面上的三比一。这个差距应该为五比一,甚至达到六比一。邱晓华解释说,2001年中国城市居民收入为6860元人民 币,农民收入为2366元,表面差距是三比一。但实际上,农民收入中实物性收入占了百分之四十。扣除百分之四十的实物性收入,用于购买商品、服务的货币只 有1800多元,平均每月150元左右。这150元中,还有百分之二十(即30元)用于第二年扩大生产的开支,如买种子、农药、化肥、柴油等。因此,晓华 指出,2001年中国一个农民每月真正能用做商品性消费的货币收入只有120元,而城市居民的货币收入平均每月接近600元,城乡差距为五比一左右;而城 市居民收入中还有一部分并没有纳入统计范围,如各种各样的隐性福利、住房、教育、卫生,甚至是用电都比农民有更多的优惠。若将城市居民的一些隐性福利、优 惠折算成收入,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可能达到六比一。

海外学者还对中国的增长率提出异议。相信这些官方数据大大地夸张了增长率。许多中国的经济学家指出大多数农村地区在过去的两年内已经处于衰退 时期。6月,官方媒体最终承认"中部和西部地区主要从事耕作的农民甚至看到他们的收入实际上正在减少"。一项必然促使共产党领导阶层更关注农村危机的统 计是:现在的城乡收入差距比1949年战胜国民党时还要大。世界银行已经把这个差距称为在国际标准中较高而且比亚洲的其它国家高得多,还有经济学家盖 尔约翰逊将它描述为世界最高的国家之一。中国城乡基尼系数从1978年的0.21上升到1990年的0.31、再到今天的0.46,超过了0.4的国 际警戒线(《中国的农村危机》安迪罗思曼 陆??璐译 世纪中国网)。

一般国家工业化都从轻工业起步(所需资本少,吸收劳动力多)。无论是东亚外向型,还是南美和印度内向型的发展模式似乎都与中国不同。中国有限发展重工业造成的后果有两个,一是城市化速度缓慢,二是城市化落后于工业。目前中国工业化率50%左右,而城市化率只有30%左右。

19531978年,工业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从25.95%上升到53.55%,然而农业就业人口仅从83.1%下降到70.5%,城市化水平 仅从12.5%上升到17.92%。中国城市化水平从1978年17.92%上升到2000年的36.09%。(城市数量从139个增加到663个,建制 镇从2176个增加到20,300个,城镇人口从1.7亿人增加到36.1%,占人口比重由17.9%提高到36.1%)。中等国家在60%以上,发达国 家在80-90%。此外,中国城市化水平明显滞后于工业化。1996年中国城市化率与工业化率之比为0.69,远低于1.4-2.5的合理范围。通过产业 结构演进状况比较,中国工业化进程分别比英、法、日、美落后140年、100年、60年、90年(1990年)。从就业结构比,分别为200年、140 年、70年、150年。(《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廖卫东、王万山 著 江西人民出版社 2002年出版)

中国二元社会结构积累的问题在改革初期得到某种释放,但1990年以后,新旧矛盾交织在一起,日益形成农村政治危机。中国农村危机在体制内首先表 现为分税制、费改税、也因为基层政权本身的寻租行为,导致了基层政权与上级政权的矛盾,在体制外则表现为农民与基层政权之间的矛盾。第一个矛盾 (集中表现为乡村债务问题)由于中国政治的第一原则是礼品和个人忠诚,因此还不会发展为真正的阶层对抗,所以不是主要矛盾。易言之,中国农村社会 真正的政治危机是农民和基层政权之间的冲突。不过对我来说,门前政治是政治危机,也意味著政治转机。近年来愈演愈烈的访民抗议已经表明,共主义运 动经过几十年革农民命的浩劫,正把自己放在了历史的出发点,放在了农民革命的火山口上。

2005年1月27日星期四

1949年以来,农民一直生活在灾难之中。对中国现代农奴制的反省是汉语思想的重要责任。

(接上期)

(3)权力滥用加重农民负担
主要是滥收费和乱摊派。相关报道引起了广泛重视,在搞得民怨沸腾的情况下,2000年中国开始农村税费改革,这一改革2000年从安徽启动, 到因导致县乡财政困难,2001年年初国务院发出通知暂缓实施改革试点,但2002年国务院办公厅提审进一步扩大税费改革试点范围(16个省)。关于 县乡财产困难的问题,关键不再税费改革和减轻农民负担这一问题上,而在于县以上政权机构推动的各种达标工程,特别是现在的分税制度不合理。

中国一些研究者对中央政府存在善意假设,因此把责任归咎于基层政权(于建嵘、李昌平)。另外一种观点则对基层政权进行善意假设,对县以上 政权的官僚主义和避重就轻、挑肥拣瘦的税收政策感到愤怒(《农村税费改革与地方财政体制建设》腾霞光 著 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年出版.)。事实上这也是非常主观的。除了分税制度和滥收费给农民增加负担以外,基层政权滥用权力也是农民负担过重的原因之一。

一项调查显示:村民知道村里上报人均收入数字的只有23.3%,不知道的高达76.7%。在知道上报收入数字的受访者中,81.7%认为数字过 高,0.6%认为过低,2.1%认为与实际数字相符,1.6%表示说不清。村干部非常坦率地承认数字明显高于实际水平,地方政府向上虚报谎报农民收 入,比如该镇干部鼓吹人均收入2500元,而实际农民人均收入不超过1500元,这样无形中加重了农民的负担。村支书认为一方面是上级部门为了吹捧自己的 政绩,更主要的是要从中加重对农民负担。结果农户被迫通过借贷来完成上缴的税费任务,文件关于这个现象的禁令首次见于1998年7月中办、国办《切实做好 当前减轻农民负担工作的通知》:严禁强迫农民借款贷款缴纳各种税费。由负担引致的借贷还有另一种类型,即村集体借贷。集体借贷的发生机制不同于农户借 贷,有些是干部在收不上农户款项时的一种无奈选择,也有的是干部自身利益驱动。《村庄与负担一些地方农民负担过重状况的分析》��赵树�� 来源:人民网)

(4)当代中国的农民的劳役问题
抛开兵役不算,当代中国农民要承担的劳役包括两大方面,一是非法强加的。以大跃进时期各种工程建设为代表,有相当数量的农民累死于这种义务劳 动。二是改革以后法定的农民义务工种,主要是两工,即国家规定向农民提取的义务工和劳动积累工,这不完全是义务的,有的地方每个劳动力每工 日2元,但地方政府一般将这笔资金提满,通过往来帐全部提走了。

中国农民还有一些隐形劳役,这和两种白条有关。90年代初期政府征粮打白条一度成为中国政治丑闻。今天,这一白条文化被城市资本家特别是官僚 企业所继承,那就是拖欠农民工工资的问题。问题是相当严重的。有报道说:2003年北京建筑业7成民工遭欠薪,去年底已高达30亿元 (29/11/2003《亚洲时报》)

(5)贸易自由被剥夺
主要指国家通过统购统销制度消灭了农产品市场,国家对粮食市场的控制造成了人为的短缺和政治腐败。国家接管粮食市场并把粮食收购价压低得远低于市场价,从而贬低了农业劳动价值。而市场的消失使许多农民破产,使农民不能摆脱贫困。

19491952,新国家维持了传统之自由购销,但在19531954年,由于政府需要掌握粮食350亿公斤,通过农业税途径可掌握 137.5亿公斤,还需从市场收购215.2亿公斤,这是北京实施统购统销制度的基本背景。这一倒行逆施的政策一直延续到1878年。但改革是逐步进 行的,市场逐渐放开等还有反复。至少到目前为止,完全的粮食和棉花自由贸易仍然是被禁止的。粮票消失了,但粮价并没有自主。

户口制度:中国农民的隔都

丧失贸易自由、言论表达权和结社自由权是中国所有居民的共同遭遇,但农民独一无二的处境是彻底丧失了迁徙自由权。户口制度使人想起中世纪欧洲一些国家用隔首将犹太人圈起来那种状况。

(1)户籍制度与城乡隔离
中国的户籍制度由来已久。对于统治者来说,习民数(《周礼》,版图)的目的至少有三个:为征敛提供基数、为治安提供帮助、建立身份等级制 并对居民进行人身占有。这在灾民社会都是至关重要的。前685年管仲建立户籍田结制度是说:以此使奔亡者无所匿,迁徙者无所容。

中国当代的户籍制度也是陆续建立起来的。

1951年7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颁布《城市户口管理暂行条例》。

1953年政务院发布《关于劝阻农民盲目流入城市的指示》。

1954年3月,内务部和劳动部又发出《关于继续贯彻<劝止农民盲目流入城市>的指示》。

1955年9月国务院通过《关于建立经常户口登记制度的指示》。

1956年12月30日,国务院发出《关于防止农村人口盲目外流的指示》,明确规定工厂、矿山、铁路、交通、建筑等部门不应当私自招用农村剩余劳动力。

1957年3月2日,国务院又发出《关于防止农村人口盲目外流的补充指示》,同年9月14日,国务院再次发出《关于防止农民盲目流入城市的通知》。

1957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联合发出《关于制止农村人口盲目外流的指示》。

1958年建立。195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

1959年2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制止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指示》。3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出《关于制止农村劳动力盲目外流的紧急通知》。

1964年8月14日国务院批转公安部《关于户口迁移政策规定》,要求对迁入城市的人口实行严格限制。

1977年11月8日,国务院批转《公安部关于处理户口迁移的规定》,对农转非进行政策控制和指标控制。

1985年9月6日,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条例》。

1989年10月31日,国务院发出《关于严格控制农转非过快增长的通知》。

1990年7月15日,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计委等部门《关于农转非政策管理工作意见报告的通知》。(参见《城乡社会:从隔离走向开放中国户籍制度与户籍法研究》。俞德鹏 著 山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出版。)

社会主义户籍制度的特点是:第一、反城市化进程,严格控制城市人口。如,1961年1963年压缩城市人口2600万人。从1962年开 始到1979年的上山下乡运动,全国累计下乡的城镇知青有1776万人(国家为此累计拨付的安置费75.4亿元)。与此同时,还有数百万机关干部和职 工下放劳动。这在世界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不过在中国历史上倒不乏先例。第二、农村流放之地。犯罪之人(主要是历次政治运动的受迫害者)被发送到农村去接 受改造。第三、公然违背宪法人人平等和迁徙自由的规定,建立了一国两制的种姓制度。这一点正如有研究者指的:直到1975年宪法才取消1954年 宪法规定的迁徙自由,但事实上中国农民已经丧失自由近20年了。城乡隔离最不人道的地方表现在大饥荒时期。当时,成千上万的河北农民沿著20世纪初开辟 的逃荒路线涌入东北。一些地方拒绝向村民提供外出要饭的证明,以阻止他们逃到城里觅食和工作。

(2)村民自治与强奸犯专政
可能再也没有比中国的村民自治实验更具有讽刺意味了。中国一向以国情为借口拒绝实现政治自由化,但却偏偏在最有国情特征的农村开始了自由化实验。因此,这一新的城乡差别把城市当局的自私和伪善表现得淋漓尽致。

那么这一伟大革命的质量如何呢?不久前《南方周末》上有一篇文章:三年撤了187名民选村官。文章说:地处江汉平原腹地的湖北省潜江市第 四届村委会自1999年9月28日换届选举以来,截至2002年5月1日,全市329位选举产生的村委会主任被乡镇组织及个人违规宣布撤换(含免职、停 职、降职、精减、改任他职等)的达187人,占总数的57%。(黄广明 何红卫)。这是党治对自治的绝对胜利。人们不难想象延安时期的民主选举。中共进行民主化表演是有传统的。当时的民主政府进行了普选, 但掌握边区全部资源的中央却不在普选之列。这是具有洪秀全特征的民粹主义。

与这种政治伪善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农村一如既往的实行父权制统治。一个美国调查组发现,这些乡村统治者有很多是强奸犯(村支书到民兵队长,对象包括过去的女知青和部分农村女性),完全是一些流氓和恶棍。其实中国自从科举制度废除以后,乡绅阶层在农村已经不存在了。

一、国际边缘人与国内边缘人
社会主义运动使中国出现了严重的城乡差别,也使中国和西方的发展水平差距加大。这是双重分裂,它意味者中国成为国际社会的边缘人,而中国的绝大多 数人中国农民成为中国社会的边缘人。如果说当代中国发展的核心任务是实现国内的城市化及与国际接轨,那么中国社会主义实验可以看成是一场大失败。 不幸的是,这一代价却全部由农民来承担了。

与国际发展水平的差距
人类历史上出现了四次产业革命和两次农业技术革命。中国因未能顺利从传统农业进入近代农业而失去了进入第二次产业革命的入场券。目前,中国的社会发展水平仍处于工业化社会的前夜。我们从技术水平和生产能力两个方面进行比较。

1998年,中国农业科技水平相当于发达国家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水平,总体上落后15年。农业科技进步对农业的贡献率,发达国家为 6080%,中国为40.7%(种植业)。作物良种覆盖率,发达国家100%,中国80%。化肥当年利用率,发达国家60%以上,中国30-35%。灌 溉水利用率,发达国家60%以上,中国30-35%。农业机械化程度,发达国家已经全面实现机械化,中国现阶段的机具、装备的性能、质量技术水平,只相当 于20世纪60年代国际上的一般水平。中国的机耕率为53%,机播率为27%,机收率为14%。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率,发达国家为60-80%,中国为30 -40%。农业劳动生产率:中国单个劳动力年生产粮食12001300公斤,肉类70-80公斤。发达国家为2万10万公斤,3000-4000 公斤。粮食单位面积产量:中国,3975公斤/公顷,发达国家,4095-6195公斤/公顷。(《当代农业新技术革命与中国农业科技发展》蒋和平 等著 江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出版。)

现在,中国农业占GDP比重大约16%,但劳动力比重仍然占50%左右。足见农业的劳动生产率已经多么低了。1950~1980年期间,美国、 日本和丹麦的农场就业率减少了65%~70%,而劳动生产率提高了400%~500%。在台湾,农民的数量已经减少了,但是农场的人均规模1.1公顷不比 1967年大多少。但是在1967~1997年之间,劳动生产率提高了400%。

人口和资源的比例进一步失调
灾民社会的主要经济问题是人口和土地资源的冲突。这一状况在社会主义中国之后变得极端严重,人地矛盾超越了中国历史任何时期,几乎到了危险的边缘。

目前,人均占有耕地、林地、草地和淡水资源分别为0.093, 0.121, 和 0.226 公顷及2360立方米。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3,1/7,1/3和1/4。1952年1997年,人均耕地由0.187公顷下降到0.093公顷, 户均耕地不足0.7公顷(美国160公顷,法国25公顷,意大利8公顷,日本1.2公顷,韩国1公顷。)

中国糟糕的人口政策,以及公地悲剧是人地冲突恶化的背景因素。除此而外,中国耕地锐减还有体制本深的原因以及自然灾害的原因。

台湾学者毛育刚先生研究发现:历年由灾害而废弃的耕地占该年减少耕地面积的70%左右,仅有30%变为非农用途。自1982年1984年,乡 镇集体(乡镇企业)占地是耕地转变用途并减少的第一原因。从1985年起,国家基建占地成为耕地转变用途并减少的主要原因(《中国农业演变之探索》,社会 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出版)。因此,他建议:各种天然灾害实为导致内地耕地减少的最主要原因,今后应研究如何防止灾害损失,采取有效措施,为保护耕 地之主要手段。这一建议是具有启发意义的。

人地矛盾是中国农业部门出现大量剩余人口的内部原因。外部原因是:农村劳动力转移面临问题:首先是30多年的户籍管理,其次是近年乡镇企业吸纳劳 动力之能力降低,城市对农村劳动的容量减少。另外的原因是:产业升级对劳动力素质的要求不断提高。3.3亿中国农村劳动力中,60%只具有小学以下文化水 平。

中国现有耕地19.5亿亩,人口数量 13亿,人均耕地 1.5亩。有1/3有以上的省份人均耕地低于1亩。600多个县低于0.5亩。按国际标准,人均耕地低于 0.8亩时,土地只有生存保障功能,而没有条件承担生产功能了。13亿人口中有 9农民,16至60岁的农民劳动力有6亿多。2000 种植业只需劳动力1.6亿人、林、牧、渔需要 0.8亿人,乡镇企业容纳1.2亿人。2001年,中国有7800万农村劳动力外出打工。到21世纪初,农村剩余劳动力将达到2亿人。

1954年诺奖得主威廉-阿瑟-刘易斯(W. Arthur Lewis)首创二元经济结构模型:农业隐蔽性失业导致农村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为零,农业劳动力逐渐被城市吸收,最后完成城市化变迁。这一理论面临的 中国问题不仅是城乡隔离的法律制度,还有中国城市经济自身也存在边际生产率不断降低的问题。而中国的社会主义者曾经打算让城市劳动力流向农村的。现在中国 社会的就业形势如何呢?

有人分析:中国的就业压力来自四个方面:1、2002年,国企下岗未实现再就业的人员总数为410万,非国有企业下岗职工约200万(近年来下岗 职工再就业呈下降趋势:1999年至2001年,分别为42%,36%和30%)2、新增劳动力就业,近五年中,全社会经济活动人口与实际就业人口之间差 距年均在1500万左右。其中,城镇每年需新增加就业岗位700万个。3、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3.6亿农村劳动力中至少有1亿以上的富裕劳动力要转移, 仅新增劳动力,每年需要在非农产业增加1000万个岗位。4、转业军人、政府机构和事业单位改革中分流人员,数量不多,但安置刚性大,成本高。四方面累 计,每年需要新增2300万以上的城镇就业岗位。根据目前的生产力水平,按7-8%的增长速度,每年可能提供的非农就业岗位约在800万至1000万之 间。(《当前的就业压力与增加就业的途径》,谢伏瞻 《中国经济时报》2003年8月11日。)中国严重的就业问题显示了以经济增长为目标的宏观政策存在严重的缺陷。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GDP每 增加一个百分点,在80年代会创造240万个就业机会,但是在90年代,只能创造70万个就业机会。

有学者说:中国政府的统计数据没有反应严峻的失业形势。大部分中国劳动力专家都倾向于相信,中国的失业率介于10-15%之间,近年还将会增加。 曾翔全指出,中国面临新的就业人口的剧增,他预计,从2003年到2020年,每年新增加的劳动力人数是1500万人。与此同时,如果经济增长保持在7% 的话,每年创造的新的就业机会只有800万个。

关注中国生态问题的作家郑义在《中国之崩溃》中算过一笔帐:如果把生态环境损失折算为货币,目前每年的损失二十万亿以上,超过抗战、内战、韩战、 大跃进、文革等所有大灾难经济损失之总和。国内学者胡星斗在一次演讲中说:内蒙古等地的载畜量是草场承受能力的1~3倍,导致大部分草场退化,1/4的草 场荒废。中国每年植树3000万公顷,专家说实为600万公顷,按3年成活35%,只有70万公顷。从3000万到70 万。中国现在每年沙化面积在3400平方公里。当然,中国生态问题要比这复杂并严重得多。

农业生态的破坏直接影响农村可持续发展(SARD)。导致生态破坏的因素很多,城市及城乡隔离政策对此都负有责任。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目前中国 的土地制度于生态维护之间的关系。由于承包年限、土地使用权不稳等,农民不愿意对土地进行长期投入并进行掠夺性开发。如长期使用化肥替代有机肥,1984 年中国每公斤耕地化肥施用量达到120.6公斤,超过了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主要粮食出口国。与此同时,农家肥和绿肥施用量却大大减少。以绿肥为例, 1976年全国绿肥面积约1.5亿亩,1978量年减至6218万亩,减少了60%,平均每年减少722万亩。(《入世后农业、农村、农民发展探索》 石建设等编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2年出版。)

二元社会结构问题
有学者总结指出:中国平均每年由农业部门转移资源或资金到非农部门约1400亿元。19521990,中国工业化通过剪刀差、税收等方式从农 业调动了总价值约11600亿元的资金积累,占国民收入全部积累额比重的33%左右。长期以来,中国农业处于负保护状态。1986年农业保护率达- 38.54%,是世界上负保护率最高的国家。对农业的剥夺直接的后果是造成了农民的绝对贫困和城乡差别。据中部五省调查,有42%的农民无力尽到赡养老 人的义务,33.4%的农民无力供养子女读完法定的九年书,64%的农民借有外债。进城务工的农民工的劳务收入10年来没有增长。 吴象:全面小康的必由之路(2003年9月)

中国官方的数据表明:1990年,贫困人口(按300元)9006.3人,257个贫困县,贫困人口发生率10.31%。而由于制度性原因,至少 有1/3的国家扶贫资金没有形成生产能力或送达农户手中。世界银行估计有1.2亿中国人现在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而且这个数字还在上升。同时,健康费用飞快 地上涨著,导致了婴儿死亡率上升和肺结核病例的急速上涨。根据世界粮食计划署的一份文件,中国三分之一五岁以下的农村儿童身材矮小,还有18%体重不足。 3000万孩子没有上过学或中途辍学,每年还有400万中途辍学,主要是因为费用承担问题。中国农村的艾滋病随著静脉注射毒品的传播和卖淫,也增长到了值 得警戒的比率。国家一级的报告说,2001年前半年,艾滋病毒感染增长了67.4%。(《中国的农村危机》安迪罗思曼 陆??璐译 世纪中国网)

国内学者陆学艺分析农民真苦,农村真穷的局面时说:1978年城乡居民收入比为2.3:1,1984年是1.7:1,2000年是2.79: 1。90年代中期以后,农产品价格下降,农业收入减少。非农产业的农民工受到排斥,打工收入和非农经营收入减少。另一方面,1993年全国农业各税为 125.74亿元,1998年增加到398.8亿元,平均每年增加54.6亿元。正税之外,还有各种负担更多(《三农论当代中国农业、农村、农民 研究》,陆学艺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出版)。

关于城乡经济水平差异,一项调查显示:2002年中国人均纯收入2476元,按可比价格比上年增长4.8%。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7703元, 实际增长13.4%。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例由上年的2.89:1上升到3.11:1。(《2002-2003:中国农村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中国社会科 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 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总队 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4月出版。)而中新社(2002年10月21日)去年的一篇报道提供了不同的数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副局长邱晓华指 出,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大大高于账面上的三比一。这个差距应该为五比一,甚至达到六比一。邱晓华解释说,2001年中国城市居民收入为6860元人民 币,农民收入为2366元,表面差距是三比一。但实际上,农民收入中实物性收入占了百分之四十。扣除百分之四十的实物性收入,用于购买商品、服务的货币只 有1800多元,平均每月150元左右。这150元中,还有百分之二十(即30元)用于第二年扩大生产的开支,如买种子、农药、化肥、柴油等。因此,晓华 指出,2001年中国一个农民每月真正能用做商品性消费的货币收入只有120元,而城市居民的货币收入平均每月接近600元,城乡差距为五比一左右;而城 市居民收入中还有一部分并没有纳入统计范围,如各种各样的隐性福利、住房、教育、卫生,甚至是用电都比农民有更多的优惠。若将城市居民的一些隐性福利、优 惠折算成收入,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可能达到六比一。

海外学者还对中国的增长率提出异议。相信这些官方数据大大地夸张了增长率。许多中国的经济学家指出大多数农村地区在过去的两年内已经处于衰退 时期。6月,官方媒体最终承认"中部和西部地区主要从事耕作的农民甚至看到他们的收入实际上正在减少"。一项必然促使共产党领导阶层更关注农村危机的统 计是:现在的城乡收入差距比1949年战胜国民党时还要大。世界银行已经把这个差距称为在国际标准中较高而且比亚洲的其它国家高得多,还有经济学家盖 尔约翰逊将它描述为世界最高的国家之一。中国城乡基尼系数从1978年的0.21上升到1990年的0.31、再到今天的0.46,超过了0.4的国 际警戒线(《中国的农村危机》安迪罗思曼 陆??璐译 世纪中国网)。

一般国家工业化都从轻工业起步(所需资本少,吸收劳动力多)。无论是东亚外向型,还是南美和印度内向型的发展模式似乎都与中国不同。中国有限发展重工业造成的后果有两个,一是城市化速度缓慢,二是城市化落后于工业。目前中国工业化率50%左右,而城市化率只有30%左右。

19531978年,工业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从25.95%上升到53.55%,然而农业就业人口仅从83.1%下降到70.5%,城市化水平 仅从12.5%上升到17.92%。中国城市化水平从1978年17.92%上升到2000年的36.09%。(城市数量从139个增加到663个,建制 镇从2176个增加到20,300个,城镇人口从1.7亿人增加到36.1%,占人口比重由17.9%提高到36.1%)。中等国家在60%以上,发达国 家在80-90%。此外,中国城市化水平明显滞后于工业化。1996年中国城市化率与工业化率之比为0.69,远低于1.4-2.5的合理范围。通过产业 结构演进状况比较,中国工业化进程分别比英、法、日、美落后140年、100年、60年、90年(1990年)。从就业结构比,分别为200年、140 年、70年、150年。(《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廖卫东、王万山 著 江西人民出版社 2002年出版)

中国二元社会结构积累的问题在改革初期得到某种释放,但1990年以后,新旧矛盾交织在一起,日益形成农村政治危机。中国农村危机在体制内首先表 现为分税制、费改税、也因为基层政权本身的寻租行为,导致了基层政权与上级政权的矛盾,在体制外则表现为农民与基层政权之间的矛盾。第一个矛盾 (集中表现为乡村债务问题)由于中国政治的第一原则是礼品和个人忠诚,因此还不会发展为真正的阶层对抗,所以不是主要矛盾。易言之,中国农村社会 真正的政治危机是农民和基层政权之间的冲突。不过对我来说,门前政治是政治危机,也意味著政治转机。近年来愈演愈烈的访民抗议已经表明,共主义运 动经过几十年革农民命的浩劫,正把自己放在了历史的出发点,放在了农民革命的火山口上。

2005年1月27日星期四

1949年以来,农民一直生活在灾难之中。对中国现代农奴制的反省是汉语思想的重要责任。

(接上期)

(3)权力滥用加重农民负担
主要是滥收费和乱摊派。相关报道引起了广泛重视,在搞得民怨沸腾的情况下,2000年中国开始农村税费改革,这一改革2000年从安徽启动, 到因导致县乡财政困难,2001年年初国务院发出通知暂缓实施改革试点,但2002年国务院办公厅提审进一步扩大税费改革试点范围(16个省)。关于 县乡财产困难的问题,关键不再税费改革和减轻农民负担这一问题上,而在于县以上政权机构推动的各种达标工程,特别是现在的分税制度不合理。

中国一些研究者对中央政府存在善意假设,因此把责任归咎于基层政权(于建嵘、李昌平)。另外一种观点则对基层政权进行善意假设,对县以上 政权的官僚主义和避重就轻、挑肥拣瘦的税收政策感到愤怒(《农村税费改革与地方财政体制建设》腾霞光 著 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年出版.)。事实上这也是非常主观的。除了分税制度和滥收费给农民增加负担以外,基层政权滥用权力也是农民负担过重的原因之一。

一项调查显示:村民知道村里上报人均收入数字的只有23.3%,不知道的高达76.7%。在知道上报收入数字的受访者中,81.7%认为数字过 高,0.6%认为过低,2.1%认为与实际数字相符,1.6%表示说不清。村干部非常坦率地承认数字明显高于实际水平,地方政府向上虚报谎报农民收 入,比如该镇干部鼓吹人均收入2500元,而实际农民人均收入不超过1500元,这样无形中加重了农民的负担。村支书认为一方面是上级部门为了吹捧自己的 政绩,更主要的是要从中加重对农民负担。结果农户被迫通过借贷来完成上缴的税费任务,文件关于这个现象的禁令首次见于1998年7月中办、国办《切实做好 当前减轻农民负担工作的通知》:严禁强迫农民借款贷款缴纳各种税费。由负担引致的借贷还有另一种类型,即村集体借贷。集体借贷的发生机制不同于农户借 贷,有些是干部在收不上农户款项时的一种无奈选择,也有的是干部自身利益驱动。《村庄与负担一些地方农民负担过重状况的分析》��赵树�� 来源:人民网)

(4)当代中国的农民的劳役问题
抛开兵役不算,当代中国农民要承担的劳役包括两大方面,一是非法强加的。以大跃进时期各种工程建设为代表,有相当数量的农民累死于这种义务劳 动。二是改革以后法定的农民义务工种,主要是两工,即国家规定向农民提取的义务工和劳动积累工,这不完全是义务的,有的地方每个劳动力每工 日2元,但地方政府一般将这笔资金提满,通过往来帐全部提走了。

中国农民还有一些隐形劳役,这和两种白条有关。90年代初期政府征粮打白条一度成为中国政治丑闻。今天,这一白条文化被城市资本家特别是官僚 企业所继承,那就是拖欠农民工工资的问题。问题是相当严重的。有报道说:2003年北京建筑业7成民工遭欠薪,去年底已高达30亿元 (29/11/2003《亚洲时报》)

(5)贸易自由被剥夺
主要指国家通过统购统销制度消灭了农产品市场,国家对粮食市场的控制造成了人为的短缺和政治腐败。国家接管粮食市场并把粮食收购价压低得远低于市场价,从而贬低了农业劳动价值。而市场的消失使许多农民破产,使农民不能摆脱贫困。

19491952,新国家维持了传统之自由购销,但在19531954年,由于政府需要掌握粮食350亿公斤,通过农业税途径可掌握 137.5亿公斤,还需从市场收购215.2亿公斤,这是北京实施统购统销制度的基本背景。这一倒行逆施的政策一直延续到1878年。但改革是逐步进 行的,市场逐渐放开等还有反复。至少到目前为止,完全的粮食和棉花自由贸易仍然是被禁止的。粮票消失了,但粮价并没有自主。

户口制度:中国农民的隔都

丧失贸易自由、言论表达权和结社自由权是中国所有居民的共同遭遇,但农民独一无二的处境是彻底丧失了迁徙自由权。户口制度使人想起中世纪欧洲一些国家用隔首将犹太人圈起来那种状况。

(1)户籍制度与城乡隔离
中国的户籍制度由来已久。对于统治者来说,习民数(《周礼》,版图)的目的至少有三个:为征敛提供基数、为治安提供帮助、建立身份等级制 并对居民进行人身占有。这在灾民社会都是至关重要的。前685年管仲建立户籍田结制度是说:以此使奔亡者无所匿,迁徙者无所容。

中国当代的户籍制度也是陆续建立起来的。

1951年7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颁布《城市户口管理暂行条例》。

1953年政务院发布《关于劝阻农民盲目流入城市的指示》。

1954年3月,内务部和劳动部又发出《关于继续贯彻<劝止农民盲目流入城市>的指示》。

1955年9月国务院通过《关于建立经常户口登记制度的指示》。

1956年12月30日,国务院发出《关于防止农村人口盲目外流的指示》,明确规定工厂、矿山、铁路、交通、建筑等部门不应当私自招用农村剩余劳动力。

1957年3月2日,国务院又发出《关于防止农村人口盲目外流的补充指示》,同年9月14日,国务院再次发出《关于防止农民盲目流入城市的通知》。

1957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联合发出《关于制止农村人口盲目外流的指示》。

1958年建立。195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

1959年2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制止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指示》。3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出《关于制止农村劳动力盲目外流的紧急通知》。

1964年8月14日国务院批转公安部《关于户口迁移政策规定》,要求对迁入城市的人口实行严格限制。

1977年11月8日,国务院批转《公安部关于处理户口迁移的规定》,对农转非进行政策控制和指标控制。

1985年9月6日,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条例》。

1989年10月31日,国务院发出《关于严格控制农转非过快增长的通知》。

1990年7月15日,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计委等部门《关于农转非政策管理工作意见报告的通知》。(参见《城乡社会:从隔离走向开放中国户籍制度与户籍法研究》。俞德鹏 著 山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出版。)

社会主义户籍制度的特点是:第一、反城市化进程,严格控制城市人口。如,1961年1963年压缩城市人口2600万人。从1962年开 始到1979年的上山下乡运动,全国累计下乡的城镇知青有1776万人(国家为此累计拨付的安置费75.4亿元)。与此同时,还有数百万机关干部和职 工下放劳动。这在世界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不过在中国历史上倒不乏先例。第二、农村流放之地。犯罪之人(主要是历次政治运动的受迫害者)被发送到农村去接 受改造。第三、公然违背宪法人人平等和迁徙自由的规定,建立了一国两制的种姓制度。这一点正如有研究者指的:直到1975年宪法才取消1954年 宪法规定的迁徙自由,但事实上中国农民已经丧失自由近20年了。城乡隔离最不人道的地方表现在大饥荒时期。当时,成千上万的河北农民沿著20世纪初开辟 的逃荒路线涌入东北。一些地方拒绝向村民提供外出要饭的证明,以阻止他们逃到城里觅食和工作。

(2)村民自治与强奸犯专政
可能再也没有比中国的村民自治实验更具有讽刺意味了。中国一向以国情为借口拒绝实现政治自由化,但却偏偏在最有国情特征的农村开始了自由化实验。因此,这一新的城乡差别把城市当局的自私和伪善表现得淋漓尽致。

那么这一伟大革命的质量如何呢?不久前《南方周末》上有一篇文章:三年撤了187名民选村官。文章说:地处江汉平原腹地的湖北省潜江市第 四届村委会自1999年9月28日换届选举以来,截至2002年5月1日,全市329位选举产生的村委会主任被乡镇组织及个人违规宣布撤换(含免职、停 职、降职、精减、改任他职等)的达187人,占总数的57%。(黄广明 何红卫)。这是党治对自治的绝对胜利。人们不难想象延安时期的民主选举。中共进行民主化表演是有传统的。当时的民主政府进行了普选, 但掌握边区全部资源的中央却不在普选之列。这是具有洪秀全特征的民粹主义。

与这种政治伪善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农村一如既往的实行父权制统治。一个美国调查组发现,这些乡村统治者有很多是强奸犯(村支书到民兵队长,对象包括过去的女知青和部分农村女性),完全是一些流氓和恶棍。其实中国自从科举制度废除以后,乡绅阶层在农村已经不存在了。

一、国际边缘人与国内边缘人
社会主义运动使中国出现了严重的城乡差别,也使中国和西方的发展水平差距加大。这是双重分裂,它意味者中国成为国际社会的边缘人,而中国的绝大多 数人中国农民成为中国社会的边缘人。如果说当代中国发展的核心任务是实现国内的城市化及与国际接轨,那么中国社会主义实验可以看成是一场大失败。 不幸的是,这一代价却全部由农民来承担了。

与国际发展水平的差距
人类历史上出现了四次产业革命和两次农业技术革命。中国因未能顺利从传统农业进入近代农业而失去了进入第二次产业革命的入场券。目前,中国的社会发展水平仍处于工业化社会的前夜。我们从技术水平和生产能力两个方面进行比较。

1998年,中国农业科技水平相当于发达国家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水平,总体上落后15年。农业科技进步对农业的贡献率,发达国家为 6080%,中国为40.7%(种植业)。作物良种覆盖率,发达国家100%,中国80%。化肥当年利用率,发达国家60%以上,中国30-35%。灌 溉水利用率,发达国家60%以上,中国30-35%。农业机械化程度,发达国家已经全面实现机械化,中国现阶段的机具、装备的性能、质量技术水平,只相当 于20世纪60年代国际上的一般水平。中国的机耕率为53%,机播率为27%,机收率为14%。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率,发达国家为60-80%,中国为30 -40%。农业劳动生产率:中国单个劳动力年生产粮食12001300公斤,肉类70-80公斤。发达国家为2万10万公斤,3000-4000 公斤。粮食单位面积产量:中国,3975公斤/公顷,发达国家,4095-6195公斤/公顷。(《当代农业新技术革命与中国农业科技发展》蒋和平 等著 江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出版。)

现在,中国农业占GDP比重大约16%,但劳动力比重仍然占50%左右。足见农业的劳动生产率已经多么低了。1950~1980年期间,美国、 日本和丹麦的农场就业率减少了65%~70%,而劳动生产率提高了400%~500%。在台湾,农民的数量已经减少了,但是农场的人均规模1.1公顷不比 1967年大多少。但是在1967~1997年之间,劳动生产率提高了400%。

人口和资源的比例进一步失调
灾民社会的主要经济问题是人口和土地资源的冲突。这一状况在社会主义中国之后变得极端严重,人地矛盾超越了中国历史任何时期,几乎到了危险的边缘。

目前,人均占有耕地、林地、草地和淡水资源分别为0.093, 0.121, 和 0.226 公顷及2360立方米。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3,1/7,1/3和1/4。1952年1997年,人均耕地由0.187公顷下降到0.093公顷, 户均耕地不足0.7公顷(美国160公顷,法国25公顷,意大利8公顷,日本1.2公顷,韩国1公顷。)

中国糟糕的人口政策,以及公地悲剧是人地冲突恶化的背景因素。除此而外,中国耕地锐减还有体制本深的原因以及自然灾害的原因。

台湾学者毛育刚先生研究发现:历年由灾害而废弃的耕地占该年减少耕地面积的70%左右,仅有30%变为非农用途。自1982年1984年,乡 镇集体(乡镇企业)占地是耕地转变用途并减少的第一原因。从1985年起,国家基建占地成为耕地转变用途并减少的主要原因(《中国农业演变之探索》,社会 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出版)。因此,他建议:各种天然灾害实为导致内地耕地减少的最主要原因,今后应研究如何防止灾害损失,采取有效措施,为保护耕 地之主要手段。这一建议是具有启发意义的。

人地矛盾是中国农业部门出现大量剩余人口的内部原因。外部原因是:农村劳动力转移面临问题:首先是30多年的户籍管理,其次是近年乡镇企业吸纳劳 动力之能力降低,城市对农村劳动的容量减少。另外的原因是:产业升级对劳动力素质的要求不断提高。3.3亿中国农村劳动力中,60%只具有小学以下文化水 平。

中国现有耕地19.5亿亩,人口数量 13亿,人均耕地 1.5亩。有1/3有以上的省份人均耕地低于1亩。600多个县低于0.5亩。按国际标准,人均耕地低于 0.8亩时,土地只有生存保障功能,而没有条件承担生产功能了。13亿人口中有 9农民,16至60岁的农民劳动力有6亿多。2000 种植业只需劳动力1.6亿人、林、牧、渔需要 0.8亿人,乡镇企业容纳1.2亿人。2001年,中国有7800万农村劳动力外出打工。到21世纪初,农村剩余劳动力将达到2亿人。

1954年诺奖得主威廉-阿瑟-刘易斯(W. Arthur Lewis)首创二元经济结构模型:农业隐蔽性失业导致农村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为零,农业劳动力逐渐被城市吸收,最后完成城市化变迁。这一理论面临的 中国问题不仅是城乡隔离的法律制度,还有中国城市经济自身也存在边际生产率不断降低的问题。而中国的社会主义者曾经打算让城市劳动力流向农村的。现在中国 社会的就业形势如何呢?

有人分析:中国的就业压力来自四个方面:1、2002年,国企下岗未实现再就业的人员总数为410万,非国有企业下岗职工约200万(近年来下岗 职工再就业呈下降趋势:1999年至2001年,分别为42%,36%和30%)2、新增劳动力就业,近五年中,全社会经济活动人口与实际就业人口之间差 距年均在1500万左右。其中,城镇每年需新增加就业岗位700万个。3、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3.6亿农村劳动力中至少有1亿以上的富裕劳动力要转移, 仅新增劳动力,每年需要在非农产业增加1000万个岗位。4、转业军人、政府机构和事业单位改革中分流人员,数量不多,但安置刚性大,成本高。四方面累 计,每年需要新增2300万以上的城镇就业岗位。根据目前的生产力水平,按7-8%的增长速度,每年可能提供的非农就业岗位约在800万至1000万之 间。(《当前的就业压力与增加就业的途径》,谢伏瞻 《中国经济时报》2003年8月11日。)中国严重的就业问题显示了以经济增长为目标的宏观政策存在严重的缺陷。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GDP每 增加一个百分点,在80年代会创造240万个就业机会,但是在90年代,只能创造70万个就业机会。

有学者说:中国政府的统计数据没有反应严峻的失业形势。大部分中国劳动力专家都倾向于相信,中国的失业率介于10-15%之间,近年还将会增加。 曾翔全指出,中国面临新的就业人口的剧增,他预计,从2003年到2020年,每年新增加的劳动力人数是1500万人。与此同时,如果经济增长保持在7% 的话,每年创造的新的就业机会只有800万个。

关注中国生态问题的作家郑义在《中国之崩溃》中算过一笔帐:如果把生态环境损失折算为货币,目前每年的损失二十万亿以上,超过抗战、内战、韩战、 大跃进、文革等所有大灾难经济损失之总和。国内学者胡星斗在一次演讲中说:内蒙古等地的载畜量是草场承受能力的1~3倍,导致大部分草场退化,1/4的草 场荒废。中国每年植树3000万公顷,专家说实为600万公顷,按3年成活35%,只有70万公顷。从3000万到70 万。中国现在每年沙化面积在3400平方公里。当然,中国生态问题要比这复杂并严重得多。

农业生态的破坏直接影响农村可持续发展(SARD)。导致生态破坏的因素很多,城市及城乡隔离政策对此都负有责任。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目前中国 的土地制度于生态维护之间的关系。由于承包年限、土地使用权不稳等,农民不愿意对土地进行长期投入并进行掠夺性开发。如长期使用化肥替代有机肥,1984 年中国每公斤耕地化肥施用量达到120.6公斤,超过了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主要粮食出口国。与此同时,农家肥和绿肥施用量却大大减少。以绿肥为例, 1976年全国绿肥面积约1.5亿亩,1978量年减至6218万亩,减少了60%,平均每年减少722万亩。(《入世后农业、农村、农民发展探索》 石建设等编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2年出版。)

二元社会结构问题
有学者总结指出:中国平均每年由农业部门转移资源或资金到非农部门约1400亿元。19521990,中国工业化通过剪刀差、税收等方式从农 业调动了总价值约11600亿元的资金积累,占国民收入全部积累额比重的33%左右。长期以来,中国农业处于负保护状态。1986年农业保护率达- 38.54%,是世界上负保护率最高的国家。对农业的剥夺直接的后果是造成了农民的绝对贫困和城乡差别。据中部五省调查,有42%的农民无力尽到赡养老 人的义务,33.4%的农民无力供养子女读完法定的九年书,64%的农民借有外债。进城务工的农民工的劳务收入10年来没有增长。 吴象:全面小康的必由之路(2003年9月)

中国官方的数据表明:1990年,贫困人口(按300元)9006.3人,257个贫困县,贫困人口发生率10.31%。而由于制度性原因,至少 有1/3的国家扶贫资金没有形成生产能力或送达农户手中。世界银行估计有1.2亿中国人现在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而且这个数字还在上升。同时,健康费用飞快 地上涨著,导致了婴儿死亡率上升和肺结核病例的急速上涨。根据世界粮食计划署的一份文件,中国三分之一五岁以下的农村儿童身材矮小,还有18%体重不足。 3000万孩子没有上过学或中途辍学,每年还有400万中途辍学,主要是因为费用承担问题。中国农村的艾滋病随著静脉注射毒品的传播和卖淫,也增长到了值 得警戒的比率。国家一级的报告说,2001年前半年,艾滋病毒感染增长了67.4%。(《中国的农村危机》安迪罗思曼 陆??璐译 世纪中国网)

国内学者陆学艺分析农民真苦,农村真穷的局面时说:1978年城乡居民收入比为2.3:1,1984年是1.7:1,2000年是2.79: 1。90年代中期以后,农产品价格下降,农业收入减少。非农产业的农民工受到排斥,打工收入和非农经营收入减少。另一方面,1993年全国农业各税为 125.74亿元,1998年增加到398.8亿元,平均每年增加54.6亿元。正税之外,还有各种负担更多(《三农论当代中国农业、农村、农民 研究》,陆学艺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出版)。

关于城乡经济水平差异,一项调查显示:2002年中国人均纯收入2476元,按可比价格比上年增长4.8%。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7703元, 实际增长13.4%。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例由上年的2.89:1上升到3.11:1。(《2002-2003:中国农村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中国社会科 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 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总队 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4月出版。)而中新社(2002年10月21日)去年的一篇报道提供了不同的数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副局长邱晓华指 出,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大大高于账面上的三比一。这个差距应该为五比一,甚至达到六比一。邱晓华解释说,2001年中国城市居民收入为6860元人民 币,农民收入为2366元,表面差距是三比一。但实际上,农民收入中实物性收入占了百分之四十。扣除百分之四十的实物性收入,用于购买商品、服务的货币只 有1800多元,平均每月150元左右。这150元中,还有百分之二十(即30元)用于第二年扩大生产的开支,如买种子、农药、化肥、柴油等。因此,晓华 指出,2001年中国一个农民每月真正能用做商品性消费的货币收入只有120元,而城市居民的货币收入平均每月接近600元,城乡差距为五比一左右;而城 市居民收入中还有一部分并没有纳入统计范围,如各种各样的隐性福利、住房、教育、卫生,甚至是用电都比农民有更多的优惠。若将城市居民的一些隐性福利、优 惠折算成收入,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可能达到六比一。

海外学者还对中国的增长率提出异议。相信这些官方数据大大地夸张了增长率。许多中国的经济学家指出大多数农村地区在过去的两年内已经处于衰退 时期。6月,官方媒体最终承认"中部和西部地区主要从事耕作的农民甚至看到他们的收入实际上正在减少"。一项必然促使共产党领导阶层更关注农村危机的统 计是:现在的城乡收入差距比1949年战胜国民党时还要大。世界银行已经把这个差距称为在国际标准中较高而且比亚洲的其它国家高得多,还有经济学家盖 尔约翰逊将它描述为世界最高的国家之一。中国城乡基尼系数从1978年的0.21上升到1990年的0.31、再到今天的0.46,超过了0.4的国 际警戒线(《中国的农村危机》安迪罗思曼 陆??璐译 世纪中国网)。

一般国家工业化都从轻工业起步(所需资本少,吸收劳动力多)。无论是东亚外向型,还是南美和印度内向型的发展模式似乎都与中国不同。中国有限发展重工业造成的后果有两个,一是城市化速度缓慢,二是城市化落后于工业。目前中国工业化率50%左右,而城市化率只有30%左右。

19531978年,工业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从25.95%上升到53.55%,然而农业就业人口仅从83.1%下降到70.5%,城市化水平 仅从12.5%上升到17.92%。中国城市化水平从1978年17.92%上升到2000年的36.09%。(城市数量从139个增加到663个,建制 镇从2176个增加到20,300个,城镇人口从1.7亿人增加到36.1%,占人口比重由17.9%提高到36.1%)。中等国家在60%以上,发达国 家在80-90%。此外,中国城市化水平明显滞后于工业化。1996年中国城市化率与工业化率之比为0.69,远低于1.4-2.5的合理范围。通过产业 结构演进状况比较,中国工业化进程分别比英、法、日、美落后140年、100年、60年、90年(1990年)。从就业结构比,分别为200年、140 年、70年、150年。(《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廖卫东、王万山 著 江西人民出版社 2002年出版)

中国二元社会结构积累的问题在改革初期得到某种释放,但1990年以后,新旧矛盾交织在一起,日益形成农村政治危机。中国农村危机在体制内首先表 现为分税制、费改税、也因为基层政权本身的寻租行为,导致了基层政权与上级政权的矛盾,在体制外则表现为农民与基层政权之间的矛盾。第一个矛盾 (集中表现为乡村债务问题)由于中国政治的第一原则是礼品和个人忠诚,因此还不会发展为真正的阶层对抗,所以不是主要矛盾。易言之,中国农村社会 真正的政治危机是农民和基层政权之间的冲突。不过对我来说,门前政治是政治危机,也意味著政治转机。近年来愈演愈烈的访民抗议已经表明,共主义运 动经过几十年革农民命的浩劫,正把自己放在了历史的出发点,放在了农民革命的火山口上。

2005年1月27日星期四

1949年以来,农民一直生活在灾难之中。对中国现代农奴制的反省是汉语思想的重要责任。

(接上期)

(3)权力滥用加重农民负担
主要是滥收费和乱摊派。相关报道引起了广泛重视,在搞得民怨沸腾的情况下,2000年中国开始农村税费改革,这一改革2000年从安徽启动, 到因导致县乡财政困难,2001年年初国务院发出通知暂缓实施改革试点,但2002年国务院办公厅提审进一步扩大税费改革试点范围(16个省)。关于 县乡财产困难的问题,关键不再税费改革和减轻农民负担这一问题上,而在于县以上政权机构推动的各种达标工程,特别是现在的分税制度不合理。

中国一些研究者对中央政府存在善意假设,因此把责任归咎于基层政权(于建嵘、李昌平)。另外一种观点则对基层政权进行善意假设,对县以上 政权的官僚主义和避重就轻、挑肥拣瘦的税收政策感到愤怒(《农村税费改革与地方财政体制建设》腾霞光 著 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年出版.)。事实上这也是非常主观的。除了分税制度和滥收费给农民增加负担以外,基层政权滥用权力也是农民负担过重的原因之一。

一项调查显示:村民知道村里上报人均收入数字的只有23.3%,不知道的高达76.7%。在知道上报收入数字的受访者中,81.7%认为数字过 高,0.6%认为过低,2.1%认为与实际数字相符,1.6%表示说不清。村干部非常坦率地承认数字明显高于实际水平,地方政府向上虚报谎报农民收 入,比如该镇干部鼓吹人均收入2500元,而实际农民人均收入不超过1500元,这样无形中加重了农民的负担。村支书认为一方面是上级部门为了吹捧自己的 政绩,更主要的是要从中加重对农民负担。结果农户被迫通过借贷来完成上缴的税费任务,文件关于这个现象的禁令首次见于1998年7月中办、国办《切实做好 当前减轻农民负担工作的通知》:严禁强迫农民借款贷款缴纳各种税费。由负担引致的借贷还有另一种类型,即村集体借贷。集体借贷的发生机制不同于农户借 贷,有些是干部在收不上农户款项时的一种无奈选择,也有的是干部自身利益驱动。《村庄与负担一些地方农民负担过重状况的分析》��赵树�� 来源:人民网)

(4)当代中国的农民的劳役问题
抛开兵役不算,当代中国农民要承担的劳役包括两大方面,一是非法强加的。以大跃进时期各种工程建设为代表,有相当数量的农民累死于这种义务劳 动。二是改革以后法定的农民义务工种,主要是两工,即国家规定向农民提取的义务工和劳动积累工,这不完全是义务的,有的地方每个劳动力每工 日2元,但地方政府一般将这笔资金提满,通过往来帐全部提走了。

中国农民还有一些隐形劳役,这和两种白条有关。90年代初期政府征粮打白条一度成为中国政治丑闻。今天,这一白条文化被城市资本家特别是官僚 企业所继承,那就是拖欠农民工工资的问题。问题是相当严重的。有报道说:2003年北京建筑业7成民工遭欠薪,去年底已高达30亿元 (29/11/2003《亚洲时报》)

(5)贸易自由被剥夺
主要指国家通过统购统销制度消灭了农产品市场,国家对粮食市场的控制造成了人为的短缺和政治腐败。国家接管粮食市场并把粮食收购价压低得远低于市场价,从而贬低了农业劳动价值。而市场的消失使许多农民破产,使农民不能摆脱贫困。

19491952,新国家维持了传统之自由购销,但在19531954年,由于政府需要掌握粮食350亿公斤,通过农业税途径可掌握 137.5亿公斤,还需从市场收购215.2亿公斤,这是北京实施统购统销制度的基本背景。这一倒行逆施的政策一直延续到1878年。但改革是逐步进 行的,市场逐渐放开等还有反复。至少到目前为止,完全的粮食和棉花自由贸易仍然是被禁止的。粮票消失了,但粮价并没有自主。

户口制度:中国农民的隔都

丧失贸易自由、言论表达权和结社自由权是中国所有居民的共同遭遇,但农民独一无二的处境是彻底丧失了迁徙自由权。户口制度使人想起中世纪欧洲一些国家用隔首将犹太人圈起来那种状况。

(1)户籍制度与城乡隔离
中国的户籍制度由来已久。对于统治者来说,习民数(《周礼》,版图)的目的至少有三个:为征敛提供基数、为治安提供帮助、建立身份等级制 并对居民进行人身占有。这在灾民社会都是至关重要的。前685年管仲建立户籍田结制度是说:以此使奔亡者无所匿,迁徙者无所容。

中国当代的户籍制度也是陆续建立起来的。

1951年7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颁布《城市户口管理暂行条例》。

1953年政务院发布《关于劝阻农民盲目流入城市的指示》。

1954年3月,内务部和劳动部又发出《关于继续贯彻<劝止农民盲目流入城市>的指示》。

1955年9月国务院通过《关于建立经常户口登记制度的指示》。

1956年12月30日,国务院发出《关于防止农村人口盲目外流的指示》,明确规定工厂、矿山、铁路、交通、建筑等部门不应当私自招用农村剩余劳动力。

1957年3月2日,国务院又发出《关于防止农村人口盲目外流的补充指示》,同年9月14日,国务院再次发出《关于防止农民盲目流入城市的通知》。

1957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联合发出《关于制止农村人口盲目外流的指示》。

1958年建立。195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

1959年2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制止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指示》。3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出《关于制止农村劳动力盲目外流的紧急通知》。

1964年8月14日国务院批转公安部《关于户口迁移政策规定》,要求对迁入城市的人口实行严格限制。

1977年11月8日,国务院批转《公安部关于处理户口迁移的规定》,对农转非进行政策控制和指标控制。

1985年9月6日,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条例》。

1989年10月31日,国务院发出《关于严格控制农转非过快增长的通知》。

1990年7月15日,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计委等部门《关于农转非政策管理工作意见报告的通知》。(参见《城乡社会:从隔离走向开放中国户籍制度与户籍法研究》。俞德鹏 著 山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出版。)

社会主义户籍制度的特点是:第一、反城市化进程,严格控制城市人口。如,1961年1963年压缩城市人口2600万人。从1962年开 始到1979年的上山下乡运动,全国累计下乡的城镇知青有1776万人(国家为此累计拨付的安置费75.4亿元)。与此同时,还有数百万机关干部和职 工下放劳动。这在世界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不过在中国历史上倒不乏先例。第二、农村流放之地。犯罪之人(主要是历次政治运动的受迫害者)被发送到农村去接 受改造。第三、公然违背宪法人人平等和迁徙自由的规定,建立了一国两制的种姓制度。这一点正如有研究者指的:直到1975年宪法才取消1954年 宪法规定的迁徙自由,但事实上中国农民已经丧失自由近20年了。城乡隔离最不人道的地方表现在大饥荒时期。当时,成千上万的河北农民沿著20世纪初开辟 的逃荒路线涌入东北。一些地方拒绝向村民提供外出要饭的证明,以阻止他们逃到城里觅食和工作。

(2)村民自治与强奸犯专政
可能再也没有比中国的村民自治实验更具有讽刺意味了。中国一向以国情为借口拒绝实现政治自由化,但却偏偏在最有国情特征的农村开始了自由化实验。因此,这一新的城乡差别把城市当局的自私和伪善表现得淋漓尽致。

那么这一伟大革命的质量如何呢?不久前《南方周末》上有一篇文章:三年撤了187名民选村官。文章说:地处江汉平原腹地的湖北省潜江市第 四届村委会自1999年9月28日换届选举以来,截至2002年5月1日,全市329位选举产生的村委会主任被乡镇组织及个人违规宣布撤换(含免职、停 职、降职、精减、改任他职等)的达187人,占总数的57%。(黄广明 何红卫)。这是党治对自治的绝对胜利。人们不难想象延安时期的民主选举。中共进行民主化表演是有传统的。当时的民主政府进行了普选, 但掌握边区全部资源的中央却不在普选之列。这是具有洪秀全特征的民粹主义。

与这种政治伪善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农村一如既往的实行父权制统治。一个美国调查组发现,这些乡村统治者有很多是强奸犯(村支书到民兵队长,对象包括过去的女知青和部分农村女性),完全是一些流氓和恶棍。其实中国自从科举制度废除以后,乡绅阶层在农村已经不存在了。

一、国际边缘人与国内边缘人
社会主义运动使中国出现了严重的城乡差别,也使中国和西方的发展水平差距加大。这是双重分裂,它意味者中国成为国际社会的边缘人,而中国的绝大多 数人中国农民成为中国社会的边缘人。如果说当代中国发展的核心任务是实现国内的城市化及与国际接轨,那么中国社会主义实验可以看成是一场大失败。 不幸的是,这一代价却全部由农民来承担了。

与国际发展水平的差距
人类历史上出现了四次产业革命和两次农业技术革命。中国因未能顺利从传统农业进入近代农业而失去了进入第二次产业革命的入场券。目前,中国的社会发展水平仍处于工业化社会的前夜。我们从技术水平和生产能力两个方面进行比较。

1998年,中国农业科技水平相当于发达国家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水平,总体上落后15年。农业科技进步对农业的贡献率,发达国家为 6080%,中国为40.7%(种植业)。作物良种覆盖率,发达国家100%,中国80%。化肥当年利用率,发达国家60%以上,中国30-35%。灌 溉水利用率,发达国家60%以上,中国30-35%。农业机械化程度,发达国家已经全面实现机械化,中国现阶段的机具、装备的性能、质量技术水平,只相当 于20世纪60年代国际上的一般水平。中国的机耕率为53%,机播率为27%,机收率为14%。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率,发达国家为60-80%,中国为30 -40%。农业劳动生产率:中国单个劳动力年生产粮食12001300公斤,肉类70-80公斤。发达国家为2万10万公斤,3000-4000 公斤。粮食单位面积产量:中国,3975公斤/公顷,发达国家,4095-6195公斤/公顷。(《当代农业新技术革命与中国农业科技发展》蒋和平 等著 江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出版。)

现在,中国农业占GDP比重大约16%,但劳动力比重仍然占50%左右。足见农业的劳动生产率已经多么低了。1950~1980年期间,美国、 日本和丹麦的农场就业率减少了65%~70%,而劳动生产率提高了400%~500%。在台湾,农民的数量已经减少了,但是农场的人均规模1.1公顷不比 1967年大多少。但是在1967~1997年之间,劳动生产率提高了400%。

人口和资源的比例进一步失调
灾民社会的主要经济问题是人口和土地资源的冲突。这一状况在社会主义中国之后变得极端严重,人地矛盾超越了中国历史任何时期,几乎到了危险的边缘。

目前,人均占有耕地、林地、草地和淡水资源分别为0.093, 0.121, 和 0.226 公顷及2360立方米。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3,1/7,1/3和1/4。1952年1997年,人均耕地由0.187公顷下降到0.093公顷, 户均耕地不足0.7公顷(美国160公顷,法国25公顷,意大利8公顷,日本1.2公顷,韩国1公顷。)

中国糟糕的人口政策,以及公地悲剧是人地冲突恶化的背景因素。除此而外,中国耕地锐减还有体制本深的原因以及自然灾害的原因。

台湾学者毛育刚先生研究发现:历年由灾害而废弃的耕地占该年减少耕地面积的70%左右,仅有30%变为非农用途。自1982年1984年,乡 镇集体(乡镇企业)占地是耕地转变用途并减少的第一原因。从1985年起,国家基建占地成为耕地转变用途并减少的主要原因(《中国农业演变之探索》,社会 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出版)。因此,他建议:各种天然灾害实为导致内地耕地减少的最主要原因,今后应研究如何防止灾害损失,采取有效措施,为保护耕 地之主要手段。这一建议是具有启发意义的。

人地矛盾是中国农业部门出现大量剩余人口的内部原因。外部原因是:农村劳动力转移面临问题:首先是30多年的户籍管理,其次是近年乡镇企业吸纳劳 动力之能力降低,城市对农村劳动的容量减少。另外的原因是:产业升级对劳动力素质的要求不断提高。3.3亿中国农村劳动力中,60%只具有小学以下文化水 平。

中国现有耕地19.5亿亩,人口数量 13亿,人均耕地 1.5亩。有1/3有以上的省份人均耕地低于1亩。600多个县低于0.5亩。按国际标准,人均耕地低于 0.8亩时,土地只有生存保障功能,而没有条件承担生产功能了。13亿人口中有 9农民,16至60岁的农民劳动力有6亿多。2000 种植业只需劳动力1.6亿人、林、牧、渔需要 0.8亿人,乡镇企业容纳1.2亿人。2001年,中国有7800万农村劳动力外出打工。到21世纪初,农村剩余劳动力将达到2亿人。

1954年诺奖得主威廉-阿瑟-刘易斯(W. Arthur Lewis)首创二元经济结构模型:农业隐蔽性失业导致农村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为零,农业劳动力逐渐被城市吸收,最后完成城市化变迁。这一理论面临的 中国问题不仅是城乡隔离的法律制度,还有中国城市经济自身也存在边际生产率不断降低的问题。而中国的社会主义者曾经打算让城市劳动力流向农村的。现在中国 社会的就业形势如何呢?

有人分析:中国的就业压力来自四个方面:1、2002年,国企下岗未实现再就业的人员总数为410万,非国有企业下岗职工约200万(近年来下岗 职工再就业呈下降趋势:1999年至2001年,分别为42%,36%和30%)2、新增劳动力就业,近五年中,全社会经济活动人口与实际就业人口之间差 距年均在1500万左右。其中,城镇每年需新增加就业岗位700万个。3、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3.6亿农村劳动力中至少有1亿以上的富裕劳动力要转移, 仅新增劳动力,每年需要在非农产业增加1000万个岗位。4、转业军人、政府机构和事业单位改革中分流人员,数量不多,但安置刚性大,成本高。四方面累 计,每年需要新增2300万以上的城镇就业岗位。根据目前的生产力水平,按7-8%的增长速度,每年可能提供的非农就业岗位约在800万至1000万之 间。(《当前的就业压力与增加就业的途径》,谢伏瞻 《中国经济时报》2003年8月11日。)中国严重的就业问题显示了以经济增长为目标的宏观政策存在严重的缺陷。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GDP每 增加一个百分点,在80年代会创造240万个就业机会,但是在90年代,只能创造70万个就业机会。

有学者说:中国政府的统计数据没有反应严峻的失业形势。大部分中国劳动力专家都倾向于相信,中国的失业率介于10-15%之间,近年还将会增加。 曾翔全指出,中国面临新的就业人口的剧增,他预计,从2003年到2020年,每年新增加的劳动力人数是1500万人。与此同时,如果经济增长保持在7% 的话,每年创造的新的就业机会只有800万个。

关注中国生态问题的作家郑义在《中国之崩溃》中算过一笔帐:如果把生态环境损失折算为货币,目前每年的损失二十万亿以上,超过抗战、内战、韩战、 大跃进、文革等所有大灾难经济损失之总和。国内学者胡星斗在一次演讲中说:内蒙古等地的载畜量是草场承受能力的1~3倍,导致大部分草场退化,1/4的草 场荒废。中国每年植树3000万公顷,专家说实为600万公顷,按3年成活35%,只有70万公顷。从3000万到70 万。中国现在每年沙化面积在3400平方公里。当然,中国生态问题要比这复杂并严重得多。

农业生态的破坏直接影响农村可持续发展(SARD)。导致生态破坏的因素很多,城市及城乡隔离政策对此都负有责任。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目前中国 的土地制度于生态维护之间的关系。由于承包年限、土地使用权不稳等,农民不愿意对土地进行长期投入并进行掠夺性开发。如长期使用化肥替代有机肥,1984 年中国每公斤耕地化肥施用量达到120.6公斤,超过了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主要粮食出口国。与此同时,农家肥和绿肥施用量却大大减少。以绿肥为例, 1976年全国绿肥面积约1.5亿亩,1978量年减至6218万亩,减少了60%,平均每年减少722万亩。(《入世后农业、农村、农民发展探索》 石建设等编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2年出版。)

二元社会结构问题
有学者总结指出:中国平均每年由农业部门转移资源或资金到非农部门约1400亿元。19521990,中国工业化通过剪刀差、税收等方式从农 业调动了总价值约11600亿元的资金积累,占国民收入全部积累额比重的33%左右。长期以来,中国农业处于负保护状态。1986年农业保护率达- 38.54%,是世界上负保护率最高的国家。对农业的剥夺直接的后果是造成了农民的绝对贫困和城乡差别。据中部五省调查,有42%的农民无力尽到赡养老 人的义务,33.4%的农民无力供养子女读完法定的九年书,64%的农民借有外债。进城务工的农民工的劳务收入10年来没有增长。 吴象:全面小康的必由之路(2003年9月)

中国官方的数据表明:1990年,贫困人口(按300元)9006.3人,257个贫困县,贫困人口发生率10.31%。而由于制度性原因,至少 有1/3的国家扶贫资金没有形成生产能力或送达农户手中。世界银行估计有1.2亿中国人现在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而且这个数字还在上升。同时,健康费用飞快 地上涨著,导致了婴儿死亡率上升和肺结核病例的急速上涨。根据世界粮食计划署的一份文件,中国三分之一五岁以下的农村儿童身材矮小,还有18%体重不足。 3000万孩子没有上过学或中途辍学,每年还有400万中途辍学,主要是因为费用承担问题。中国农村的艾滋病随著静脉注射毒品的传播和卖淫,也增长到了值 得警戒的比率。国家一级的报告说,2001年前半年,艾滋病毒感染增长了67.4%。(《中国的农村危机》安迪罗思曼 陆??璐译 世纪中国网)

国内学者陆学艺分析农民真苦,农村真穷的局面时说:1978年城乡居民收入比为2.3:1,1984年是1.7:1,2000年是2.79: 1。90年代中期以后,农产品价格下降,农业收入减少。非农产业的农民工受到排斥,打工收入和非农经营收入减少。另一方面,1993年全国农业各税为 125.74亿元,1998年增加到398.8亿元,平均每年增加54.6亿元。正税之外,还有各种负担更多(《三农论当代中国农业、农村、农民 研究》,陆学艺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出版)。

关于城乡经济水平差异,一项调查显示:2002年中国人均纯收入2476元,按可比价格比上年增长4.8%。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7703元, 实际增长13.4%。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例由上年的2.89:1上升到3.11:1。(《2002-2003:中国农村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中国社会科 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 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总队 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4月出版。)而中新社(2002年10月21日)去年的一篇报道提供了不同的数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副局长邱晓华指 出,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大大高于账面上的三比一。这个差距应该为五比一,甚至达到六比一。邱晓华解释说,2001年中国城市居民收入为6860元人民 币,农民收入为2366元,表面差距是三比一。但实际上,农民收入中实物性收入占了百分之四十。扣除百分之四十的实物性收入,用于购买商品、服务的货币只 有1800多元,平均每月150元左右。这150元中,还有百分之二十(即30元)用于第二年扩大生产的开支,如买种子、农药、化肥、柴油等。因此,晓华 指出,2001年中国一个农民每月真正能用做商品性消费的货币收入只有120元,而城市居民的货币收入平均每月接近600元,城乡差距为五比一左右;而城 市居民收入中还有一部分并没有纳入统计范围,如各种各样的隐性福利、住房、教育、卫生,甚至是用电都比农民有更多的优惠。若将城市居民的一些隐性福利、优 惠折算成收入,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可能达到六比一。

海外学者还对中国的增长率提出异议。相信这些官方数据大大地夸张了增长率。许多中国的经济学家指出大多数农村地区在过去的两年内已经处于衰退 时期。6月,官方媒体最终承认"中部和西部地区主要从事耕作的农民甚至看到他们的收入实际上正在减少"。一项必然促使共产党领导阶层更关注农村危机的统 计是:现在的城乡收入差距比1949年战胜国民党时还要大。世界银行已经把这个差距称为在国际标准中较高而且比亚洲的其它国家高得多,还有经济学家盖 尔约翰逊将它描述为世界最高的国家之一。中国城乡基尼系数从1978年的0.21上升到1990年的0.31、再到今天的0.46,超过了0.4的国 际警戒线(《中国的农村危机》安迪罗思曼 陆??璐译 世纪中国网)。

一般国家工业化都从轻工业起步(所需资本少,吸收劳动力多)。无论是东亚外向型,还是南美和印度内向型的发展模式似乎都与中国不同。中国有限发展重工业造成的后果有两个,一是城市化速度缓慢,二是城市化落后于工业。目前中国工业化率50%左右,而城市化率只有30%左右。

19531978年,工业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从25.95%上升到53.55%,然而农业就业人口仅从83.1%下降到70.5%,城市化水平 仅从12.5%上升到17.92%。中国城市化水平从1978年17.92%上升到2000年的36.09%。(城市数量从139个增加到663个,建制 镇从2176个增加到20,300个,城镇人口从1.7亿人增加到36.1%,占人口比重由17.9%提高到36.1%)。中等国家在60%以上,发达国 家在80-90%。此外,中国城市化水平明显滞后于工业化。1996年中国城市化率与工业化率之比为0.69,远低于1.4-2.5的合理范围。通过产业 结构演进状况比较,中国工业化进程分别比英、法、日、美落后140年、100年、60年、90年(1990年)。从就业结构比,分别为200年、140 年、70年、150年。(《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廖卫东、王万山 著 江西人民出版社 2002年出版)

中国二元社会结构积累的问题在改革初期得到某种释放,但1990年以后,新旧矛盾交织在一起,日益形成农村政治危机。中国农村危机在体制内首先表 现为分税制、费改税、也因为基层政权本身的寻租行为,导致了基层政权与上级政权的矛盾,在体制外则表现为农民与基层政权之间的矛盾。第一个矛盾 (集中表现为乡村债务问题)由于中国政治的第一原则是礼品和个人忠诚,因此还不会发展为真正的阶层对抗,所以不是主要矛盾。易言之,中国农村社会 真正的政治危机是农民和基层政权之间的冲突。不过对我来说,门前政治是政治危机,也意味著政治转机。近年来愈演愈烈的访民抗议已经表明,共主义运 动经过几十年革农民命的浩劫,正把自己放在了历史的出发点,放在了农民革命的火山口上。

2005年1月27日星期四

1949年以来,农民一直生活在灾难之中。对中国现代农奴制的反省是汉语思想的重要责任。

(接上期)

(3)权力滥用加重农民负担
主要是滥收费和乱摊派。相关报道引起了广泛重视,在搞得民怨沸腾的情况下,2000年中国开始农村税费改革,这一改革2000年从安徽启动, 到因导致县乡财政困难,2001年年初国务院发出通知暂缓实施改革试点,但2002年国务院办公厅提审进一步扩大税费改革试点范围(16个省)。关于 县乡财产困难的问题,关键不再税费改革和减轻农民负担这一问题上,而在于县以上政权机构推动的各种达标工程,特别是现在的分税制度不合理。

中国一些研究者对中央政府存在善意假设,因此把责任归咎于基层政权(于建嵘、李昌平)。另外一种观点则对基层政权进行善意假设,对县以上 政权的官僚主义和避重就轻、挑肥拣瘦的税收政策感到愤怒(《农村税费改革与地方财政体制建设》腾霞光 著 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年出版.)。事实上这也是非常主观的。除了分税制度和滥收费给农民增加负担以外,基层政权滥用权力也是农民负担过重的原因之一。

一项调查显示:村民知道村里上报人均收入数字的只有23.3%,不知道的高达76.7%。在知道上报收入数字的受访者中,81.7%认为数字过 高,0.6%认为过低,2.1%认为与实际数字相符,1.6%表示说不清。村干部非常坦率地承认数字明显高于实际水平,地方政府向上虚报谎报农民收 入,比如该镇干部鼓吹人均收入2500元,而实际农民人均收入不超过1500元,这样无形中加重了农民的负担。村支书认为一方面是上级部门为了吹捧自己的 政绩,更主要的是要从中加重对农民负担。结果农户被迫通过借贷来完成上缴的税费任务,文件关于这个现象的禁令首次见于1998年7月中办、国办《切实做好 当前减轻农民负担工作的通知》:严禁强迫农民借款贷款缴纳各种税费。由负担引致的借贷还有另一种类型,即村集体借贷。集体借贷的发生机制不同于农户借 贷,有些是干部在收不上农户款项时的一种无奈选择,也有的是干部自身利益驱动。《村庄与负担一些地方农民负担过重状况的分析》��赵树�� 来源:人民网)

(4)当代中国的农民的劳役问题
抛开兵役不算,当代中国农民要承担的劳役包括两大方面,一是非法强加的。以大跃进时期各种工程建设为代表,有相当数量的农民累死于这种义务劳 动。二是改革以后法定的农民义务工种,主要是两工,即国家规定向农民提取的义务工和劳动积累工,这不完全是义务的,有的地方每个劳动力每工 日2元,但地方政府一般将这笔资金提满,通过往来帐全部提走了。

中国农民还有一些隐形劳役,这和两种白条有关。90年代初期政府征粮打白条一度成为中国政治丑闻。今天,这一白条文化被城市资本家特别是官僚 企业所继承,那就是拖欠农民工工资的问题。问题是相当严重的。有报道说:2003年北京建筑业7成民工遭欠薪,去年底已高达30亿元 (29/11/2003《亚洲时报》)

(5)贸易自由被剥夺
主要指国家通过统购统销制度消灭了农产品市场,国家对粮食市场的控制造成了人为的短缺和政治腐败。国家接管粮食市场并把粮食收购价压低得远低于市场价,从而贬低了农业劳动价值。而市场的消失使许多农民破产,使农民不能摆脱贫困。

19491952,新国家维持了传统之自由购销,但在19531954年,由于政府需要掌握粮食350亿公斤,通过农业税途径可掌握 137.5亿公斤,还需从市场收购215.2亿公斤,这是北京实施统购统销制度的基本背景。这一倒行逆施的政策一直延续到1878年。但改革是逐步进 行的,市场逐渐放开等还有反复。至少到目前为止,完全的粮食和棉花自由贸易仍然是被禁止的。粮票消失了,但粮价并没有自主。

户口制度:中国农民的隔都

丧失贸易自由、言论表达权和结社自由权是中国所有居民的共同遭遇,但农民独一无二的处境是彻底丧失了迁徙自由权。户口制度使人想起中世纪欧洲一些国家用隔首将犹太人圈起来那种状况。

(1)户籍制度与城乡隔离
中国的户籍制度由来已久。对于统治者来说,习民数(《周礼》,版图)的目的至少有三个:为征敛提供基数、为治安提供帮助、建立身份等级制 并对居民进行人身占有。这在灾民社会都是至关重要的。前685年管仲建立户籍田结制度是说:以此使奔亡者无所匿,迁徙者无所容。

中国当代的户籍制度也是陆续建立起来的。

1951年7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颁布《城市户口管理暂行条例》。

1953年政务院发布《关于劝阻农民盲目流入城市的指示》。

1954年3月,内务部和劳动部又发出《关于继续贯彻<劝止农民盲目流入城市>的指示》。

1955年9月国务院通过《关于建立经常户口登记制度的指示》。

1956年12月30日,国务院发出《关于防止农村人口盲目外流的指示》,明确规定工厂、矿山、铁路、交通、建筑等部门不应当私自招用农村剩余劳动力。

1957年3月2日,国务院又发出《关于防止农村人口盲目外流的补充指示》,同年9月14日,国务院再次发出《关于防止农民盲目流入城市的通知》。

1957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联合发出《关于制止农村人口盲目外流的指示》。

1958年建立。195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

1959年2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制止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指示》。3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出《关于制止农村劳动力盲目外流的紧急通知》。

1964年8月14日国务院批转公安部《关于户口迁移政策规定》,要求对迁入城市的人口实行严格限制。

1977年11月8日,国务院批转《公安部关于处理户口迁移的规定》,对农转非进行政策控制和指标控制。

1985年9月6日,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条例》。

1989年10月31日,国务院发出《关于严格控制农转非过快增长的通知》。

1990年7月15日,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计委等部门《关于农转非政策管理工作意见报告的通知》。(参见《城乡社会:从隔离走向开放中国户籍制度与户籍法研究》。俞德鹏 著 山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出版。)

社会主义户籍制度的特点是:第一、反城市化进程,严格控制城市人口。如,1961年1963年压缩城市人口2600万人。从1962年开 始到1979年的上山下乡运动,全国累计下乡的城镇知青有1776万人(国家为此累计拨付的安置费75.4亿元)。与此同时,还有数百万机关干部和职 工下放劳动。这在世界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不过在中国历史上倒不乏先例。第二、农村流放之地。犯罪之人(主要是历次政治运动的受迫害者)被发送到农村去接 受改造。第三、公然违背宪法人人平等和迁徙自由的规定,建立了一国两制的种姓制度。这一点正如有研究者指的:直到1975年宪法才取消1954年 宪法规定的迁徙自由,但事实上中国农民已经丧失自由近20年了。城乡隔离最不人道的地方表现在大饥荒时期。当时,成千上万的河北农民沿著20世纪初开辟 的逃荒路线涌入东北。一些地方拒绝向村民提供外出要饭的证明,以阻止他们逃到城里觅食和工作。

(2)村民自治与强奸犯专政
可能再也没有比中国的村民自治实验更具有讽刺意味了。中国一向以国情为借口拒绝实现政治自由化,但却偏偏在最有国情特征的农村开始了自由化实验。因此,这一新的城乡差别把城市当局的自私和伪善表现得淋漓尽致。

那么这一伟大革命的质量如何呢?不久前《南方周末》上有一篇文章:三年撤了187名民选村官。文章说:地处江汉平原腹地的湖北省潜江市第 四届村委会自1999年9月28日换届选举以来,截至2002年5月1日,全市329位选举产生的村委会主任被乡镇组织及个人违规宣布撤换(含免职、停 职、降职、精减、改任他职等)的达187人,占总数的57%。(黄广明 何红卫)。这是党治对自治的绝对胜利。人们不难想象延安时期的民主选举。中共进行民主化表演是有传统的。当时的民主政府进行了普选, 但掌握边区全部资源的中央却不在普选之列。这是具有洪秀全特征的民粹主义。

与这种政治伪善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农村一如既往的实行父权制统治。一个美国调查组发现,这些乡村统治者有很多是强奸犯(村支书到民兵队长,对象包括过去的女知青和部分农村女性),完全是一些流氓和恶棍。其实中国自从科举制度废除以后,乡绅阶层在农村已经不存在了。

一、国际边缘人与国内边缘人
社会主义运动使中国出现了严重的城乡差别,也使中国和西方的发展水平差距加大。这是双重分裂,它意味者中国成为国际社会的边缘人,而中国的绝大多 数人中国农民成为中国社会的边缘人。如果说当代中国发展的核心任务是实现国内的城市化及与国际接轨,那么中国社会主义实验可以看成是一场大失败。 不幸的是,这一代价却全部由农民来承担了。

与国际发展水平的差距
人类历史上出现了四次产业革命和两次农业技术革命。中国因未能顺利从传统农业进入近代农业而失去了进入第二次产业革命的入场券。目前,中国的社会发展水平仍处于工业化社会的前夜。我们从技术水平和生产能力两个方面进行比较。

1998年,中国农业科技水平相当于发达国家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水平,总体上落后15年。农业科技进步对农业的贡献率,发达国家为 6080%,中国为40.7%(种植业)。作物良种覆盖率,发达国家100%,中国80%。化肥当年利用率,发达国家60%以上,中国30-35%。灌 溉水利用率,发达国家60%以上,中国30-35%。农业机械化程度,发达国家已经全面实现机械化,中国现阶段的机具、装备的性能、质量技术水平,只相当 于20世纪60年代国际上的一般水平。中国的机耕率为53%,机播率为27%,机收率为14%。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率,发达国家为60-80%,中国为30 -40%。农业劳动生产率:中国单个劳动力年生产粮食12001300公斤,肉类70-80公斤。发达国家为2万10万公斤,3000-4000 公斤。粮食单位面积产量:中国,3975公斤/公顷,发达国家,4095-6195公斤/公顷。(《当代农业新技术革命与中国农业科技发展》蒋和平 等著 江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出版。)

现在,中国农业占GDP比重大约16%,但劳动力比重仍然占50%左右。足见农业的劳动生产率已经多么低了。1950~1980年期间,美国、 日本和丹麦的农场就业率减少了65%~70%,而劳动生产率提高了400%~500%。在台湾,农民的数量已经减少了,但是农场的人均规模1.1公顷不比 1967年大多少。但是在1967~1997年之间,劳动生产率提高了400%。

人口和资源的比例进一步失调
灾民社会的主要经济问题是人口和土地资源的冲突。这一状况在社会主义中国之后变得极端严重,人地矛盾超越了中国历史任何时期,几乎到了危险的边缘。

目前,人均占有耕地、林地、草地和淡水资源分别为0.093, 0.121, 和 0.226 公顷及2360立方米。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3,1/7,1/3和1/4。1952年1997年,人均耕地由0.187公顷下降到0.093公顷, 户均耕地不足0.7公顷(美国160公顷,法国25公顷,意大利8公顷,日本1.2公顷,韩国1公顷。)

中国糟糕的人口政策,以及公地悲剧是人地冲突恶化的背景因素。除此而外,中国耕地锐减还有体制本深的原因以及自然灾害的原因。

台湾学者毛育刚先生研究发现:历年由灾害而废弃的耕地占该年减少耕地面积的70%左右,仅有30%变为非农用途。自1982年1984年,乡 镇集体(乡镇企业)占地是耕地转变用途并减少的第一原因。从1985年起,国家基建占地成为耕地转变用途并减少的主要原因(《中国农业演变之探索》,社会 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出版)。因此,他建议:各种天然灾害实为导致内地耕地减少的最主要原因,今后应研究如何防止灾害损失,采取有效措施,为保护耕 地之主要手段。这一建议是具有启发意义的。

人地矛盾是中国农业部门出现大量剩余人口的内部原因。外部原因是:农村劳动力转移面临问题:首先是30多年的户籍管理,其次是近年乡镇企业吸纳劳 动力之能力降低,城市对农村劳动的容量减少。另外的原因是:产业升级对劳动力素质的要求不断提高。3.3亿中国农村劳动力中,60%只具有小学以下文化水 平。

中国现有耕地19.5亿亩,人口数量 13亿,人均耕地 1.5亩。有1/3有以上的省份人均耕地低于1亩。600多个县低于0.5亩。按国际标准,人均耕地低于 0.8亩时,土地只有生存保障功能,而没有条件承担生产功能了。13亿人口中有 9农民,16至60岁的农民劳动力有6亿多。2000 种植业只需劳动力1.6亿人、林、牧、渔需要 0.8亿人,乡镇企业容纳1.2亿人。2001年,中国有7800万农村劳动力外出打工。到21世纪初,农村剩余劳动力将达到2亿人。

1954年诺奖得主威廉-阿瑟-刘易斯(W. Arthur Lewis)首创二元经济结构模型:农业隐蔽性失业导致农村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为零,农业劳动力逐渐被城市吸收,最后完成城市化变迁。这一理论面临的 中国问题不仅是城乡隔离的法律制度,还有中国城市经济自身也存在边际生产率不断降低的问题。而中国的社会主义者曾经打算让城市劳动力流向农村的。现在中国 社会的就业形势如何呢?

有人分析:中国的就业压力来自四个方面:1、2002年,国企下岗未实现再就业的人员总数为410万,非国有企业下岗职工约200万(近年来下岗 职工再就业呈下降趋势:1999年至2001年,分别为42%,36%和30%)2、新增劳动力就业,近五年中,全社会经济活动人口与实际就业人口之间差 距年均在1500万左右。其中,城镇每年需新增加就业岗位700万个。3、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3.6亿农村劳动力中至少有1亿以上的富裕劳动力要转移, 仅新增劳动力,每年需要在非农产业增加1000万个岗位。4、转业军人、政府机构和事业单位改革中分流人员,数量不多,但安置刚性大,成本高。四方面累 计,每年需要新增2300万以上的城镇就业岗位。根据目前的生产力水平,按7-8%的增长速度,每年可能提供的非农就业岗位约在800万至1000万之 间。(《当前的就业压力与增加就业的途径》,谢伏瞻 《中国经济时报》2003年8月11日。)中国严重的就业问题显示了以经济增长为目标的宏观政策存在严重的缺陷。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GDP每 增加一个百分点,在80年代会创造240万个就业机会,但是在90年代,只能创造70万个就业机会。

有学者说:中国政府的统计数据没有反应严峻的失业形势。大部分中国劳动力专家都倾向于相信,中国的失业率介于10-15%之间,近年还将会增加。 曾翔全指出,中国面临新的就业人口的剧增,他预计,从2003年到2020年,每年新增加的劳动力人数是1500万人。与此同时,如果经济增长保持在7% 的话,每年创造的新的就业机会只有800万个。

关注中国生态问题的作家郑义在《中国之崩溃》中算过一笔帐:如果把生态环境损失折算为货币,目前每年的损失二十万亿以上,超过抗战、内战、韩战、 大跃进、文革等所有大灾难经济损失之总和。国内学者胡星斗在一次演讲中说:内蒙古等地的载畜量是草场承受能力的1~3倍,导致大部分草场退化,1/4的草 场荒废。中国每年植树3000万公顷,专家说实为600万公顷,按3年成活35%,只有70万公顷。从3000万到70 万。中国现在每年沙化面积在3400平方公里。当然,中国生态问题要比这复杂并严重得多。

农业生态的破坏直接影响农村可持续发展(SARD)。导致生态破坏的因素很多,城市及城乡隔离政策对此都负有责任。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目前中国 的土地制度于生态维护之间的关系。由于承包年限、土地使用权不稳等,农民不愿意对土地进行长期投入并进行掠夺性开发。如长期使用化肥替代有机肥,1984 年中国每公斤耕地化肥施用量达到120.6公斤,超过了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主要粮食出口国。与此同时,农家肥和绿肥施用量却大大减少。以绿肥为例, 1976年全国绿肥面积约1.5亿亩,1978量年减至6218万亩,减少了60%,平均每年减少722万亩。(《入世后农业、农村、农民发展探索》 石建设等编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2年出版。)

二元社会结构问题
有学者总结指出:中国平均每年由农业部门转移资源或资金到非农部门约1400亿元。19521990,中国工业化通过剪刀差、税收等方式从农 业调动了总价值约11600亿元的资金积累,占国民收入全部积累额比重的33%左右。长期以来,中国农业处于负保护状态。1986年农业保护率达- 38.54%,是世界上负保护率最高的国家。对农业的剥夺直接的后果是造成了农民的绝对贫困和城乡差别。据中部五省调查,有42%的农民无力尽到赡养老 人的义务,33.4%的农民无力供养子女读完法定的九年书,64%的农民借有外债。进城务工的农民工的劳务收入10年来没有增长。 吴象:全面小康的必由之路(2003年9月)

中国官方的数据表明:1990年,贫困人口(按300元)9006.3人,257个贫困县,贫困人口发生率10.31%。而由于制度性原因,至少 有1/3的国家扶贫资金没有形成生产能力或送达农户手中。世界银行估计有1.2亿中国人现在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而且这个数字还在上升。同时,健康费用飞快 地上涨著,导致了婴儿死亡率上升和肺结核病例的急速上涨。根据世界粮食计划署的一份文件,中国三分之一五岁以下的农村儿童身材矮小,还有18%体重不足。 3000万孩子没有上过学或中途辍学,每年还有400万中途辍学,主要是因为费用承担问题。中国农村的艾滋病随著静脉注射毒品的传播和卖淫,也增长到了值 得警戒的比率。国家一级的报告说,2001年前半年,艾滋病毒感染增长了67.4%。(《中国的农村危机》安迪罗思曼 陆??璐译 世纪中国网)

国内学者陆学艺分析农民真苦,农村真穷的局面时说:1978年城乡居民收入比为2.3:1,1984年是1.7:1,2000年是2.79: 1。90年代中期以后,农产品价格下降,农业收入减少。非农产业的农民工受到排斥,打工收入和非农经营收入减少。另一方面,1993年全国农业各税为 125.74亿元,1998年增加到398.8亿元,平均每年增加54.6亿元。正税之外,还有各种负担更多(《三农论当代中国农业、农村、农民 研究》,陆学艺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出版)。

关于城乡经济水平差异,一项调查显示:2002年中国人均纯收入2476元,按可比价格比上年增长4.8%。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7703元, 实际增长13.4%。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例由上年的2.89:1上升到3.11:1。(《2002-2003:中国农村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中国社会科 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 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总队 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4月出版。)而中新社(2002年10月21日)去年的一篇报道提供了不同的数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副局长邱晓华指 出,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大大高于账面上的三比一。这个差距应该为五比一,甚至达到六比一。邱晓华解释说,2001年中国城市居民收入为6860元人民 币,农民收入为2366元,表面差距是三比一。但实际上,农民收入中实物性收入占了百分之四十。扣除百分之四十的实物性收入,用于购买商品、服务的货币只 有1800多元,平均每月150元左右。这150元中,还有百分之二十(即30元)用于第二年扩大生产的开支,如买种子、农药、化肥、柴油等。因此,晓华 指出,2001年中国一个农民每月真正能用做商品性消费的货币收入只有120元,而城市居民的货币收入平均每月接近600元,城乡差距为五比一左右;而城 市居民收入中还有一部分并没有纳入统计范围,如各种各样的隐性福利、住房、教育、卫生,甚至是用电都比农民有更多的优惠。若将城市居民的一些隐性福利、优 惠折算成收入,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可能达到六比一。

海外学者还对中国的增长率提出异议。相信这些官方数据大大地夸张了增长率。许多中国的经济学家指出大多数农村地区在过去的两年内已经处于衰退 时期。6月,官方媒体最终承认"中部和西部地区主要从事耕作的农民甚至看到他们的收入实际上正在减少"。一项必然促使共产党领导阶层更关注农村危机的统 计是:现在的城乡收入差距比1949年战胜国民党时还要大。世界银行已经把这个差距称为在国际标准中较高而且比亚洲的其它国家高得多,还有经济学家盖 尔约翰逊将它描述为世界最高的国家之一。中国城乡基尼系数从1978年的0.21上升到1990年的0.31、再到今天的0.46,超过了0.4的国 际警戒线(《中国的农村危机》安迪罗思曼 陆??璐译 世纪中国网)。

一般国家工业化都从轻工业起步(所需资本少,吸收劳动力多)。无论是东亚外向型,还是南美和印度内向型的发展模式似乎都与中国不同。中国有限发展重工业造成的后果有两个,一是城市化速度缓慢,二是城市化落后于工业。目前中国工业化率50%左右,而城市化率只有30%左右。

19531978年,工业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从25.95%上升到53.55%,然而农业就业人口仅从83.1%下降到70.5%,城市化水平 仅从12.5%上升到17.92%。中国城市化水平从1978年17.92%上升到2000年的36.09%。(城市数量从139个增加到663个,建制 镇从2176个增加到20,300个,城镇人口从1.7亿人增加到36.1%,占人口比重由17.9%提高到36.1%)。中等国家在60%以上,发达国 家在80-90%。此外,中国城市化水平明显滞后于工业化。1996年中国城市化率与工业化率之比为0.69,远低于1.4-2.5的合理范围。通过产业 结构演进状况比较,中国工业化进程分别比英、法、日、美落后140年、100年、60年、90年(1990年)。从就业结构比,分别为200年、140 年、70年、150年。(《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廖卫东、王万山 著 江西人民出版社 2002年出版)

中国二元社会结构积累的问题在改革初期得到某种释放,但1990年以后,新旧矛盾交织在一起,日益形成农村政治危机。中国农村危机在体制内首先表 现为分税制、费改税、也因为基层政权本身的寻租行为,导致了基层政权与上级政权的矛盾,在体制外则表现为农民与基层政权之间的矛盾。第一个矛盾 (集中表现为乡村债务问题)由于中国政治的第一原则是礼品和个人忠诚,因此还不会发展为真正的阶层对抗,所以不是主要矛盾。易言之,中国农村社会 真正的政治危机是农民和基层政权之间的冲突。不过对我来说,门前政治是政治危机,也意味著政治转机。近年来愈演愈烈的访民抗议已经表明,共主义运 动经过几十年革农民命的浩劫,正把自己放在了历史的出发点,放在了农民革命的火山口上。

2005年1月27日星期四

1949年以来,农民一直生活在灾难之中。对中国现代农奴制的反省是汉语思想的重要责任。

(接上期)

(3)权力滥用加重农民负担
主要是滥收费和乱摊派。相关报道引起了广泛重视,在搞得民怨沸腾的情况下,2000年中国开始农村税费改革,这一改革2000年从安徽启动, 到因导致县乡财政困难,2001年年初国务院发出通知暂缓实施改革试点,但2002年国务院办公厅提审进一步扩大税费改革试点范围(16个省)。关于 县乡财产困难的问题,关键不再税费改革和减轻农民负担这一问题上,而在于县以上政权机构推动的各种达标工程,特别是现在的分税制度不合理。

中国一些研究者对中央政府存在善意假设,因此把责任归咎于基层政权(于建嵘、李昌平)。另外一种观点则对基层政权进行善意假设,对县以上 政权的官僚主义和避重就轻、挑肥拣瘦的税收政策感到愤怒(《农村税费改革与地方财政体制建设》腾霞光 著 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年出版.)。事实上这也是非常主观的。除了分税制度和滥收费给农民增加负担以外,基层政权滥用权力也是农民负担过重的原因之一。

一项调查显示:村民知道村里上报人均收入数字的只有23.3%,不知道的高达76.7%。在知道上报收入数字的受访者中,81.7%认为数字过 高,0.6%认为过低,2.1%认为与实际数字相符,1.6%表示说不清。村干部非常坦率地承认数字明显高于实际水平,地方政府向上虚报谎报农民收 入,比如该镇干部鼓吹人均收入2500元,而实际农民人均收入不超过1500元,这样无形中加重了农民的负担。村支书认为一方面是上级部门为了吹捧自己的 政绩,更主要的是要从中加重对农民负担。结果农户被迫通过借贷来完成上缴的税费任务,文件关于这个现象的禁令首次见于1998年7月中办、国办《切实做好 当前减轻农民负担工作的通知》:严禁强迫农民借款贷款缴纳各种税费。由负担引致的借贷还有另一种类型,即村集体借贷。集体借贷的发生机制不同于农户借 贷,有些是干部在收不上农户款项时的一种无奈选择,也有的是干部自身利益驱动。《村庄与负担一些地方农民负担过重状况的分析》��赵树�� 来源:人民网)

(4)当代中国的农民的劳役问题
抛开兵役不算,当代中国农民要承担的劳役包括两大方面,一是非法强加的。以大跃进时期各种工程建设为代表,有相当数量的农民累死于这种义务劳 动。二是改革以后法定的农民义务工种,主要是两工,即国家规定向农民提取的义务工和劳动积累工,这不完全是义务的,有的地方每个劳动力每工 日2元,但地方政府一般将这笔资金提满,通过往来帐全部提走了。

中国农民还有一些隐形劳役,这和两种白条有关。90年代初期政府征粮打白条一度成为中国政治丑闻。今天,这一白条文化被城市资本家特别是官僚 企业所继承,那就是拖欠农民工工资的问题。问题是相当严重的。有报道说:2003年北京建筑业7成民工遭欠薪,去年底已高达30亿元 (29/11/2003《亚洲时报》)

(5)贸易自由被剥夺
主要指国家通过统购统销制度消灭了农产品市场,国家对粮食市场的控制造成了人为的短缺和政治腐败。国家接管粮食市场并把粮食收购价压低得远低于市场价,从而贬低了农业劳动价值。而市场的消失使许多农民破产,使农民不能摆脱贫困。

19491952,新国家维持了传统之自由购销,但在19531954年,由于政府需要掌握粮食350亿公斤,通过农业税途径可掌握 137.5亿公斤,还需从市场收购215.2亿公斤,这是北京实施统购统销制度的基本背景。这一倒行逆施的政策一直延续到1878年。但改革是逐步进 行的,市场逐渐放开等还有反复。至少到目前为止,完全的粮食和棉花自由贸易仍然是被禁止的。粮票消失了,但粮价并没有自主。

户口制度:中国农民的隔都

丧失贸易自由、言论表达权和结社自由权是中国所有居民的共同遭遇,但农民独一无二的处境是彻底丧失了迁徙自由权。户口制度使人想起中世纪欧洲一些国家用隔首将犹太人圈起来那种状况。

(1)户籍制度与城乡隔离
中国的户籍制度由来已久。对于统治者来说,习民数(《周礼》,版图)的目的至少有三个:为征敛提供基数、为治安提供帮助、建立身份等级制 并对居民进行人身占有。这在灾民社会都是至关重要的。前685年管仲建立户籍田结制度是说:以此使奔亡者无所匿,迁徙者无所容。

中国当代的户籍制度也是陆续建立起来的。

1951年7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颁布《城市户口管理暂行条例》。

1953年政务院发布《关于劝阻农民盲目流入城市的指示》。

1954年3月,内务部和劳动部又发出《关于继续贯彻<劝止农民盲目流入城市>的指示》。

1955年9月国务院通过《关于建立经常户口登记制度的指示》。

1956年12月30日,国务院发出《关于防止农村人口盲目外流的指示》,明确规定工厂、矿山、铁路、交通、建筑等部门不应当私自招用农村剩余劳动力。

1957年3月2日,国务院又发出《关于防止农村人口盲目外流的补充指示》,同年9月14日,国务院再次发出《关于防止农民盲目流入城市的通知》。

1957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联合发出《关于制止农村人口盲目外流的指示》。

1958年建立。195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

1959年2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制止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指示》。3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出《关于制止农村劳动力盲目外流的紧急通知》。

1964年8月14日国务院批转公安部《关于户口迁移政策规定》,要求对迁入城市的人口实行严格限制。

1977年11月8日,国务院批转《公安部关于处理户口迁移的规定》,对农转非进行政策控制和指标控制。

1985年9月6日,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条例》。

1989年10月31日,国务院发出《关于严格控制农转非过快增长的通知》。

1990年7月15日,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计委等部门《关于农转非政策管理工作意见报告的通知》。(参见《城乡社会:从隔离走向开放中国户籍制度与户籍法研究》。俞德鹏 著 山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出版。)

社会主义户籍制度的特点是:第一、反城市化进程,严格控制城市人口。如,1961年1963年压缩城市人口2600万人。从1962年开 始到1979年的上山下乡运动,全国累计下乡的城镇知青有1776万人(国家为此累计拨付的安置费75.4亿元)。与此同时,还有数百万机关干部和职 工下放劳动。这在世界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不过在中国历史上倒不乏先例。第二、农村流放之地。犯罪之人(主要是历次政治运动的受迫害者)被发送到农村去接 受改造。第三、公然违背宪法人人平等和迁徙自由的规定,建立了一国两制的种姓制度。这一点正如有研究者指的:直到1975年宪法才取消1954年 宪法规定的迁徙自由,但事实上中国农民已经丧失自由近20年了。城乡隔离最不人道的地方表现在大饥荒时期。当时,成千上万的河北农民沿著20世纪初开辟 的逃荒路线涌入东北。一些地方拒绝向村民提供外出要饭的证明,以阻止他们逃到城里觅食和工作。

(2)村民自治与强奸犯专政
可能再也没有比中国的村民自治实验更具有讽刺意味了。中国一向以国情为借口拒绝实现政治自由化,但却偏偏在最有国情特征的农村开始了自由化实验。因此,这一新的城乡差别把城市当局的自私和伪善表现得淋漓尽致。

那么这一伟大革命的质量如何呢?不久前《南方周末》上有一篇文章:三年撤了187名民选村官。文章说:地处江汉平原腹地的湖北省潜江市第 四届村委会自1999年9月28日换届选举以来,截至2002年5月1日,全市329位选举产生的村委会主任被乡镇组织及个人违规宣布撤换(含免职、停 职、降职、精减、改任他职等)的达187人,占总数的57%。(黄广明 何红卫)。这是党治对自治的绝对胜利。人们不难想象延安时期的民主选举。中共进行民主化表演是有传统的。当时的民主政府进行了普选, 但掌握边区全部资源的中央却不在普选之列。这是具有洪秀全特征的民粹主义。

与这种政治伪善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农村一如既往的实行父权制统治。一个美国调查组发现,这些乡村统治者有很多是强奸犯(村支书到民兵队长,对象包括过去的女知青和部分农村女性),完全是一些流氓和恶棍。其实中国自从科举制度废除以后,乡绅阶层在农村已经不存在了。

一、国际边缘人与国内边缘人
社会主义运动使中国出现了严重的城乡差别,也使中国和西方的发展水平差距加大。这是双重分裂,它意味者中国成为国际社会的边缘人,而中国的绝大多 数人中国农民成为中国社会的边缘人。如果说当代中国发展的核心任务是实现国内的城市化及与国际接轨,那么中国社会主义实验可以看成是一场大失败。 不幸的是,这一代价却全部由农民来承担了。

与国际发展水平的差距
人类历史上出现了四次产业革命和两次农业技术革命。中国因未能顺利从传统农业进入近代农业而失去了进入第二次产业革命的入场券。目前,中国的社会发展水平仍处于工业化社会的前夜。我们从技术水平和生产能力两个方面进行比较。

1998年,中国农业科技水平相当于发达国家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水平,总体上落后15年。农业科技进步对农业的贡献率,发达国家为 6080%,中国为40.7%(种植业)。作物良种覆盖率,发达国家100%,中国80%。化肥当年利用率,发达国家60%以上,中国30-35%。灌 溉水利用率,发达国家60%以上,中国30-35%。农业机械化程度,发达国家已经全面实现机械化,中国现阶段的机具、装备的性能、质量技术水平,只相当 于20世纪60年代国际上的一般水平。中国的机耕率为53%,机播率为27%,机收率为14%。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率,发达国家为60-80%,中国为30 -40%。农业劳动生产率:中国单个劳动力年生产粮食12001300公斤,肉类70-80公斤。发达国家为2万10万公斤,3000-4000 公斤。粮食单位面积产量:中国,3975公斤/公顷,发达国家,4095-6195公斤/公顷。(《当代农业新技术革命与中国农业科技发展》蒋和平 等著 江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出版。)

现在,中国农业占GDP比重大约16%,但劳动力比重仍然占50%左右。足见农业的劳动生产率已经多么低了。1950~1980年期间,美国、 日本和丹麦的农场就业率减少了65%~70%,而劳动生产率提高了400%~500%。在台湾,农民的数量已经减少了,但是农场的人均规模1.1公顷不比 1967年大多少。但是在1967~1997年之间,劳动生产率提高了400%。

人口和资源的比例进一步失调
灾民社会的主要经济问题是人口和土地资源的冲突。这一状况在社会主义中国之后变得极端严重,人地矛盾超越了中国历史任何时期,几乎到了危险的边缘。

目前,人均占有耕地、林地、草地和淡水资源分别为0.093, 0.121, 和 0.226 公顷及2360立方米。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3,1/7,1/3和1/4。1952年1997年,人均耕地由0.187公顷下降到0.093公顷, 户均耕地不足0.7公顷(美国160公顷,法国25公顷,意大利8公顷,日本1.2公顷,韩国1公顷。)

中国糟糕的人口政策,以及公地悲剧是人地冲突恶化的背景因素。除此而外,中国耕地锐减还有体制本深的原因以及自然灾害的原因。

台湾学者毛育刚先生研究发现:历年由灾害而废弃的耕地占该年减少耕地面积的70%左右,仅有30%变为非农用途。自1982年1984年,乡 镇集体(乡镇企业)占地是耕地转变用途并减少的第一原因。从1985年起,国家基建占地成为耕地转变用途并减少的主要原因(《中国农业演变之探索》,社会 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出版)。因此,他建议:各种天然灾害实为导致内地耕地减少的最主要原因,今后应研究如何防止灾害损失,采取有效措施,为保护耕 地之主要手段。这一建议是具有启发意义的。

人地矛盾是中国农业部门出现大量剩余人口的内部原因。外部原因是:农村劳动力转移面临问题:首先是30多年的户籍管理,其次是近年乡镇企业吸纳劳 动力之能力降低,城市对农村劳动的容量减少。另外的原因是:产业升级对劳动力素质的要求不断提高。3.3亿中国农村劳动力中,60%只具有小学以下文化水 平。

中国现有耕地19.5亿亩,人口数量 13亿,人均耕地 1.5亩。有1/3有以上的省份人均耕地低于1亩。600多个县低于0.5亩。按国际标准,人均耕地低于 0.8亩时,土地只有生存保障功能,而没有条件承担生产功能了。13亿人口中有 9农民,16至60岁的农民劳动力有6亿多。2000 种植业只需劳动力1.6亿人、林、牧、渔需要 0.8亿人,乡镇企业容纳1.2亿人。2001年,中国有7800万农村劳动力外出打工。到21世纪初,农村剩余劳动力将达到2亿人。

1954年诺奖得主威廉-阿瑟-刘易斯(W. Arthur Lewis)首创二元经济结构模型:农业隐蔽性失业导致农村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为零,农业劳动力逐渐被城市吸收,最后完成城市化变迁。这一理论面临的 中国问题不仅是城乡隔离的法律制度,还有中国城市经济自身也存在边际生产率不断降低的问题。而中国的社会主义者曾经打算让城市劳动力流向农村的。现在中国 社会的就业形势如何呢?

有人分析:中国的就业压力来自四个方面:1、2002年,国企下岗未实现再就业的人员总数为410万,非国有企业下岗职工约200万(近年来下岗 职工再就业呈下降趋势:1999年至2001年,分别为42%,36%和30%)2、新增劳动力就业,近五年中,全社会经济活动人口与实际就业人口之间差 距年均在1500万左右。其中,城镇每年需新增加就业岗位700万个。3、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3.6亿农村劳动力中至少有1亿以上的富裕劳动力要转移, 仅新增劳动力,每年需要在非农产业增加1000万个岗位。4、转业军人、政府机构和事业单位改革中分流人员,数量不多,但安置刚性大,成本高。四方面累 计,每年需要新增2300万以上的城镇就业岗位。根据目前的生产力水平,按7-8%的增长速度,每年可能提供的非农就业岗位约在800万至1000万之 间。(《当前的就业压力与增加就业的途径》,谢伏瞻 《中国经济时报》2003年8月11日。)中国严重的就业问题显示了以经济增长为目标的宏观政策存在严重的缺陷。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GDP每 增加一个百分点,在80年代会创造240万个就业机会,但是在90年代,只能创造70万个就业机会。

有学者说:中国政府的统计数据没有反应严峻的失业形势。大部分中国劳动力专家都倾向于相信,中国的失业率介于10-15%之间,近年还将会增加。 曾翔全指出,中国面临新的就业人口的剧增,他预计,从2003年到2020年,每年新增加的劳动力人数是1500万人。与此同时,如果经济增长保持在7% 的话,每年创造的新的就业机会只有800万个。

关注中国生态问题的作家郑义在《中国之崩溃》中算过一笔帐:如果把生态环境损失折算为货币,目前每年的损失二十万亿以上,超过抗战、内战、韩战、 大跃进、文革等所有大灾难经济损失之总和。国内学者胡星斗在一次演讲中说:内蒙古等地的载畜量是草场承受能力的1~3倍,导致大部分草场退化,1/4的草 场荒废。中国每年植树3000万公顷,专家说实为600万公顷,按3年成活35%,只有70万公顷。从3000万到70 万。中国现在每年沙化面积在3400平方公里。当然,中国生态问题要比这复杂并严重得多。

农业生态的破坏直接影响农村可持续发展(SARD)。导致生态破坏的因素很多,城市及城乡隔离政策对此都负有责任。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目前中国 的土地制度于生态维护之间的关系。由于承包年限、土地使用权不稳等,农民不愿意对土地进行长期投入并进行掠夺性开发。如长期使用化肥替代有机肥,1984 年中国每公斤耕地化肥施用量达到120.6公斤,超过了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主要粮食出口国。与此同时,农家肥和绿肥施用量却大大减少。以绿肥为例, 1976年全国绿肥面积约1.5亿亩,1978量年减至6218万亩,减少了60%,平均每年减少722万亩。(《入世后农业、农村、农民发展探索》 石建设等编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2年出版。)

二元社会结构问题
有学者总结指出:中国平均每年由农业部门转移资源或资金到非农部门约1400亿元。19521990,中国工业化通过剪刀差、税收等方式从农 业调动了总价值约11600亿元的资金积累,占国民收入全部积累额比重的33%左右。长期以来,中国农业处于负保护状态。1986年农业保护率达- 38.54%,是世界上负保护率最高的国家。对农业的剥夺直接的后果是造成了农民的绝对贫困和城乡差别。据中部五省调查,有42%的农民无力尽到赡养老 人的义务,33.4%的农民无力供养子女读完法定的九年书,64%的农民借有外债。进城务工的农民工的劳务收入10年来没有增长。 吴象:全面小康的必由之路(2003年9月)

中国官方的数据表明:1990年,贫困人口(按300元)9006.3人,257个贫困县,贫困人口发生率10.31%。而由于制度性原因,至少 有1/3的国家扶贫资金没有形成生产能力或送达农户手中。世界银行估计有1.2亿中国人现在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而且这个数字还在上升。同时,健康费用飞快 地上涨著,导致了婴儿死亡率上升和肺结核病例的急速上涨。根据世界粮食计划署的一份文件,中国三分之一五岁以下的农村儿童身材矮小,还有18%体重不足。 3000万孩子没有上过学或中途辍学,每年还有400万中途辍学,主要是因为费用承担问题。中国农村的艾滋病随著静脉注射毒品的传播和卖淫,也增长到了值 得警戒的比率。国家一级的报告说,2001年前半年,艾滋病毒感染增长了67.4%。(《中国的农村危机》安迪罗思曼 陆??璐译 世纪中国网)

国内学者陆学艺分析农民真苦,农村真穷的局面时说:1978年城乡居民收入比为2.3:1,1984年是1.7:1,2000年是2.79: 1。90年代中期以后,农产品价格下降,农业收入减少。非农产业的农民工受到排斥,打工收入和非农经营收入减少。另一方面,1993年全国农业各税为 125.74亿元,1998年增加到398.8亿元,平均每年增加54.6亿元。正税之外,还有各种负担更多(《三农论当代中国农业、农村、农民 研究》,陆学艺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出版)。

关于城乡经济水平差异,一项调查显示:2002年中国人均纯收入2476元,按可比价格比上年增长4.8%。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7703元, 实际增长13.4%。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例由上年的2.89:1上升到3.11:1。(《2002-2003:中国农村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中国社会科 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 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总队 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4月出版。)而中新社(2002年10月21日)去年的一篇报道提供了不同的数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副局长邱晓华指 出,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大大高于账面上的三比一。这个差距应该为五比一,甚至达到六比一。邱晓华解释说,2001年中国城市居民收入为6860元人民 币,农民收入为2366元,表面差距是三比一。但实际上,农民收入中实物性收入占了百分之四十。扣除百分之四十的实物性收入,用于购买商品、服务的货币只 有1800多元,平均每月150元左右。这150元中,还有百分之二十(即30元)用于第二年扩大生产的开支,如买种子、农药、化肥、柴油等。因此,晓华 指出,2001年中国一个农民每月真正能用做商品性消费的货币收入只有120元,而城市居民的货币收入平均每月接近600元,城乡差距为五比一左右;而城 市居民收入中还有一部分并没有纳入统计范围,如各种各样的隐性福利、住房、教育、卫生,甚至是用电都比农民有更多的优惠。若将城市居民的一些隐性福利、优 惠折算成收入,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可能达到六比一。

海外学者还对中国的增长率提出异议。相信这些官方数据大大地夸张了增长率。许多中国的经济学家指出大多数农村地区在过去的两年内已经处于衰退 时期。6月,官方媒体最终承认"中部和西部地区主要从事耕作的农民甚至看到他们的收入实际上正在减少"。一项必然促使共产党领导阶层更关注农村危机的统 计是:现在的城乡收入差距比1949年战胜国民党时还要大。世界银行已经把这个差距称为在国际标准中较高而且比亚洲的其它国家高得多,还有经济学家盖 尔约翰逊将它描述为世界最高的国家之一。中国城乡基尼系数从1978年的0.21上升到1990年的0.31、再到今天的0.46,超过了0.4的国 际警戒线(《中国的农村危机》安迪罗思曼 陆??璐译 世纪中国网)。

一般国家工业化都从轻工业起步(所需资本少,吸收劳动力多)。无论是东亚外向型,还是南美和印度内向型的发展模式似乎都与中国不同。中国有限发展重工业造成的后果有两个,一是城市化速度缓慢,二是城市化落后于工业。目前中国工业化率50%左右,而城市化率只有30%左右。

19531978年,工业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从25.95%上升到53.55%,然而农业就业人口仅从83.1%下降到70.5%,城市化水平 仅从12.5%上升到17.92%。中国城市化水平从1978年17.92%上升到2000年的36.09%。(城市数量从139个增加到663个,建制 镇从2176个增加到20,300个,城镇人口从1.7亿人增加到36.1%,占人口比重由17.9%提高到36.1%)。中等国家在60%以上,发达国 家在80-90%。此外,中国城市化水平明显滞后于工业化。1996年中国城市化率与工业化率之比为0.69,远低于1.4-2.5的合理范围。通过产业 结构演进状况比较,中国工业化进程分别比英、法、日、美落后140年、100年、60年、90年(1990年)。从就业结构比,分别为200年、140 年、70年、150年。(《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廖卫东、王万山 著 江西人民出版社 2002年出版)

中国二元社会结构积累的问题在改革初期得到某种释放,但1990年以后,新旧矛盾交织在一起,日益形成农村政治危机。中国农村危机在体制内首先表 现为分税制、费改税、也因为基层政权本身的寻租行为,导致了基层政权与上级政权的矛盾,在体制外则表现为农民与基层政权之间的矛盾。第一个矛盾 (集中表现为乡村债务问题)由于中国政治的第一原则是礼品和个人忠诚,因此还不会发展为真正的阶层对抗,所以不是主要矛盾。易言之,中国农村社会 真正的政治危机是农民和基层政权之间的冲突。不过对我来说,门前政治是政治危机,也意味著政治转机。近年来愈演愈烈的访民抗议已经表明,共主义运 动经过几十年革农民命的浩劫,正把自己放在了历史的出发点,放在了农民革命的火山口上。

2005年1月27日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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