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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狱中《思想改造总结》和《保证书》(首发)
江棋生


eport to My Jailer on "Thought Reform"


Before his release from prison in May, Jiang Qishen was asked to submit to authorities a "Summary Report on Thought Reform" and a "Statement of Promise." He wrote the two essays in prison, "Why Couldn't China Tolerate Lu Xun?" and "Telling the Truth All My Life."

一点说明

2003年4月4日晚,狱方向我知会:每个即将刑满释放的犯人都要按规定写两件东西。一件是《思想改造总结》,另一件是《保证书》。且每件均为一 式两份,一份供监狱存档,一份送达其户口所在地的派出所。狱卒言罢,我笑而允诺。4月5日,癸未清明。我挥笔拟就《神州之大缘何容不下一个鲁迅?》一文。 4月6日,我继而写出《一生说真话》一文。

江棋生
2003年4月7日于北京市第二监狱六监区16分监区


神州之大缘何容不下一个鲁迅?

我的思想改造总结

我在20岁之前,读了一些鲁迅。20岁之后,读得很少。关于鲁迅,有一件事我记得极清楚:在乡下插队的时候,我与几个甚为相知的同学作过一个自问自答,即鲁迅倘若活到现在,会不会被戴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帽子?大家都肯定地回答,会。

30年过去了。公开出版的报章终于披露了一件鲜为人知的史实:1957年7月7日,毛泽东在上海中苏友好大厦与上海文艺界人士座谈。席间罗稷南问 毛泽东,要是鲁迅今天还活著,他会怎么样?毛泽东答道,鲁迅么,要么被关在牢里继续写他的,要么一句话也不(《南方周末》,2002年12月5 日)。

我相信毛罗对话确有其事。这件事的意义不在于它的震撼力,而在于它的发人深省。梁漱溟先生曾认为自己不能见容于毛泽东,乃在于后者缺乏雅量。 这样的解释或许有些道理:对你梁漱溟,如果不太识相,毛说翻脸也就翻脸了。而鲁迅则不同。在现代中国的历史人物中,鲁迅是毛泽东给予最高褒扬的顶尖人杰, 毛的雅量再小,恐怕也只能忍受鲁迅带来的不快。毛对这样的国宝断然容不得,看来不是什么容人雅量大小的问题。

我认为,更为合理的解释是,毛泽东所代表的制度与鲁迅所崇尚的价值观是不兼容的。为了维护不容异见、不存异端的制度,一代枭雄 如毛泽东者,也不敢让鲁迅享有特别豁免权:有话直说,不予追究。只是毛泽东未免小看了鲁迅,认为鲁迅这位没有丝毫媚骨的汉子,为了避免坐班房,可能会 呆在家里一句话也不说。依我看,倘若二者择一,鲁迅的选择只能是:关在牢里继续写他的。

不仅如此。毛泽东立国以来,炎黄子孙中因说真话而以言招祸、以言获罪者,可谓大有人在,不绝如缕。首先我想说,被以反革命 宣传煽动罪(1997年后改为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之名加以判刑乃至被处决的,高达数十万之众当是保守的估计。1957年,则有57万人被以言治 罪,打成右派。1959年,上万言书说真话的彭大将军被罢官,跟著就整肃了一大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1966年到1976年间,因私下议论被揭发 而惨遭专政者,因一言不慎而横遭批斗者,因无限上纲而受文字狱迫害者,更是司空见惯,不计其数。我的母校 常熟市中(当年叫常熟县中)的一位青年语文教师张振宁,因口无遮拦说过生的伟大,死的光荣(毛泽东给刘胡兰的题词)有语法错误,就被斗得死去活来,险 些送命。张老师当时的痛楚绝望之情让我刻骨铭心,以至37年后的今天依然历历在目,令人心悸。1979年,当西单民主?棤}始说出更多的真话时,就遭到封 杀和取缔。1980年代,以方励之、王若望、刘宾雁、王若水为代表的言者又遭最高当局整肃。1989年春,中国大地上爆发了一场空前规模的民主运动。当局 除了将其诬指为动乱并谎称演变为暴乱而加以血腥镇压外,还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之名在全国判了一批人。一大批八九民运中的呐喊者则被打入另册, 视为异类。1990年代至今,当局继续以《刑法》第105条第2款为标志来维持言禁,惩治直言不讳的持不同政见者。此外,其它敢说真话的人也继续受到权势 者的打击报复。1995年,时任河北省卢龙县法院院长的贾庭润,因恪守良知秉公直言、拒绝按县委领导的意思定案,而被革去职务,贬为县司法局一般干部;后 又受到留党察看两年的处分,行政级别和职务工资分别降两级(《南方周末》,2002年12月5日)。一名记者因为忠实于自己认为的新闻的真实而被单位开除 (《南方周末》,2002年12月12日)。曾任四川省泸州市人大代表的曾建余,因仗义执言为出租车司机争取合法权益,而被以诈骗罪之名判刑一年。北 京市人大代表吴青说:本来有人打算推荐我做全国人大代表候选人,但是他们不敢签名,我感到有很强的力量在阻止我成为全国人大代表。有一段时间,北京记者 都不敢对我进行报道(《南方周末》,2003年2月27)。吴青教授是敢于实话实说的,因此就有很强的力量在阻厄她。这种力量能使别人心怀恐惧,从而 不敢签名和不敢报导。

不过,应当公道地说,言禁不是中国的专利;在中国,言禁也不是自1949年始。作为人类蒙昧时期产物的言禁,它源于对有限理 性原理的无知,对拒绝谎言说出真话的人类天性的漠视,和对人类生活多元化、人的平权化的拒斥。在帝王专制时代,说了皇帝不爱听的实话,将被视为大逆不道, 脑袋搬家亦是常事。这里仅举两例。明世宗年间,大臣杨继盛向皇帝说了真话,上奏指摘奸臣误国,结果被皇帝廷杖,打了140棍。打完以后,又下狱3年。最后 还把他杀了。他死后20年,左光斗出生了。在左光斗51岁时,由于说真话,被廷杖、被下狱、被刑求,刑求中主要是炮烙,用烧红的铁条去浑身烫,烫得体无完 肤。后来左光斗也在狱里被杀死了,死在明熹宗年间(资料引自李敖所著《法源寺》一书)。所幸中国的言禁在民国时期曾经大大弱化,乃得以成就鲁迅、胡适、茅 盾、巴金、沈从文等大师级人物。民国之后,中国本该取消言禁、实行民主,以消解毛黄对话中黄炎培袒露之担心。然而,历史的真实却是黄炎培之子黄万里被 打成右派,一生坎坷!

21世纪的今天,代表制度落后和文化落后的言禁还在中国、朝鲜、古巴、越南和伊拉克等少数国家中存在著。作为一名因挑战言禁 而锒铛下狱的良心犯,我心情沉重。四年的牢狱之灾当然不可能让我放逐自己的良知,但是,我也不想把自己甘愿坐牢的行为视作人生的骄傲。我只是痛苦地觉得, 丑陋和恶心的言禁是今日中国之国耻;中国人直到现在还要被以言治罪,实在是民族的不幸和悲哀。

在即将走出大?棜姚穧菪悀宏?, 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坚信:没有言禁的制度优越于实行言禁的制度。后者不符合人类的天性,在容纳、适配和促进人类生活的多样性和生气勃勃,在激发人的创 造性和人的善意,并形成宽容、友谊和信任的社会氛围上,远不能望前者之项背。在此,我真诚地呼吁:渴望尊严地生存和发展的公民们,企盼中华民族复兴的同胞 们,让我们尽快在神州大地上确立那样一种良好的制度,她能够容得下鲁迅,容得下每一个说真话的中国人。


一生说真话

我的保证书

现在的中国,很多人可以不说违心话了。比起1976年丙辰清明时分,是个不小的进步。那时候,人们不说违心话不行,不说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不行。

对我来说,自1989年以来,我就对自己提出了如下要求:不仅不说违心话,而且要说真话;不仅要说一般的真话,而且要说官方不爱 听的真话。四年前,我写了《告全国同胞书》,指出1989年6月根本没有什么反革命暴乱,有的只是军队屠杀平民镇压民主运动的史实,要国人点燃万千烛 光,共祭六四英魂。结果是,真话既出,牢狱之灾接踵而至。狱中很多人问我,一篇文章换来四年冤狱,值不值?我说值。出去之后还写不写?我说写。于是就有人 表扬我,说我为了理想牺牲自我令人敬佩。

我深知他们的称道出自内心。然而,他们话音刚落,我会立即正色申辩道,我这么做一点也不崇高,只是为了自己,至少首先是为自己。我说,第一,说真话是天性使然。 我说真话只是自己作为人的一种本色表露。人生苦短,不顺天性,还活个什么劲儿?

第二,说真话的感觉真好。经历过不准说真话的压抑,憋气、窝囊和恼人的年代,你能体会到说真话是一种人格的张扬,是一种人生的幸福和享受,能给你带来问心无愧的踏实感和欣慰感。

第三,说真话的价值很大。只有说真话,才能领略人生的意趣和真谛,才能建立友谊和信任的平台,才能有独特的创见和卓越的建树。

一句话,只有说真话,才能实现自我;为了说真话,我愿意付出坐牢的代价。当然 ,我也并不讳言,我的具有精神特质的言行会在别人心目中被视为榜样。说真的,我的确希望:在不久的将来,在中国人的价值尺度上,说真话的份量应当至少不亚 于吃好穿好的份量,应当至少有一部分人先把真话痛痛快快说起来。

悠忽间,1460个日日夜夜就要逝去,冤狱将尽矣。此时此刻,我深深感念与我同甘苦共患难的骨肉亲人,深深感念所有理解我、关心我、声援我、帮助 我的人类同胞。此时此刻,我诚挚祝愿从我儿子一代开始,言者无罪将在中国被确认为客观真实和法律真实,将再不会有国人以言获罪身陷大牢。此时此刻,我愿对 天发誓以明心迹:此去别无求,一生说真话。


江棋生
2003年4月6日于北京市第二监狱六监区16分监区

(作者简介: 原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博士研究生。因参加八九民运, 1989年9月被捕﹐被关押1年零5个月。获释后协助六四难属丁子霖寻找六四死难者和伤残者,参加争取人权与民主的各种和平请愿签名上书活动。 1999年6月以涉嫌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正式逮捕。2000年12月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有期徒刑4年,剥夺政治权利1年。2003年5月从北 京市第二监狱刑满出狱。)

eport to My Jailer on "Thought Reform"


Before his release from prison in May, Jiang Qishen was asked to submit to authorities a "Summary Report on Thought Reform" and a "Statement of Promise." He wrote the two essays in prison, "Why Couldn't China Tolerate Lu Xun?" and "Telling the Truth All My Life."

一点说明

2003年4月4日晚,狱方向我知会:每个即将刑满释放的犯人都要按规定写两件东西。一件是《思想改造总结》,另一件是《保证书》。且每件均为一 式两份,一份供监狱存档,一份送达其户口所在地的派出所。狱卒言罢,我笑而允诺。4月5日,癸未清明。我挥笔拟就《神州之大缘何容不下一个鲁迅?》一文。 4月6日,我继而写出《一生说真话》一文。

江棋生
2003年4月7日于北京市第二监狱六监区16分监区


神州之大缘何容不下一个鲁迅?

我的思想改造总结

我在20岁之前,读了一些鲁迅。20岁之后,读得很少。关于鲁迅,有一件事我记得极清楚:在乡下插队的时候,我与几个甚为相知的同学作过一个自问自答,即鲁迅倘若活到现在,会不会被戴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帽子?大家都肯定地回答,会。

30年过去了。公开出版的报章终于披露了一件鲜为人知的史实:1957年7月7日,毛泽东在上海中苏友好大厦与上海文艺界人士座谈。席间罗稷南问 毛泽东,要是鲁迅今天还活著,他会怎么样?毛泽东答道,鲁迅么,要么被关在牢里继续写他的,要么一句话也不(《南方周末》,2002年12月5 日)。

我相信毛罗对话确有其事。这件事的意义不在于它的震撼力,而在于它的发人深省。梁漱溟先生曾认为自己不能见容于毛泽东,乃在于后者缺乏雅量。 这样的解释或许有些道理:对你梁漱溟,如果不太识相,毛说翻脸也就翻脸了。而鲁迅则不同。在现代中国的历史人物中,鲁迅是毛泽东给予最高褒扬的顶尖人杰, 毛的雅量再小,恐怕也只能忍受鲁迅带来的不快。毛对这样的国宝断然容不得,看来不是什么容人雅量大小的问题。

我认为,更为合理的解释是,毛泽东所代表的制度与鲁迅所崇尚的价值观是不兼容的。为了维护不容异见、不存异端的制度,一代枭雄 如毛泽东者,也不敢让鲁迅享有特别豁免权:有话直说,不予追究。只是毛泽东未免小看了鲁迅,认为鲁迅这位没有丝毫媚骨的汉子,为了避免坐班房,可能会 呆在家里一句话也不说。依我看,倘若二者择一,鲁迅的选择只能是:关在牢里继续写他的。

不仅如此。毛泽东立国以来,炎黄子孙中因说真话而以言招祸、以言获罪者,可谓大有人在,不绝如缕。首先我想说,被以反革命 宣传煽动罪(1997年后改为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之名加以判刑乃至被处决的,高达数十万之众当是保守的估计。1957年,则有57万人被以言治 罪,打成右派。1959年,上万言书说真话的彭大将军被罢官,跟著就整肃了一大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1966年到1976年间,因私下议论被揭发 而惨遭专政者,因一言不慎而横遭批斗者,因无限上纲而受文字狱迫害者,更是司空见惯,不计其数。我的母校 常熟市中(当年叫常熟县中)的一位青年语文教师张振宁,因口无遮拦说过生的伟大,死的光荣(毛泽东给刘胡兰的题词)有语法错误,就被斗得死去活来,险 些送命。张老师当时的痛楚绝望之情让我刻骨铭心,以至37年后的今天依然历历在目,令人心悸。1979年,当西单民主?棤}始说出更多的真话时,就遭到封 杀和取缔。1980年代,以方励之、王若望、刘宾雁、王若水为代表的言者又遭最高当局整肃。1989年春,中国大地上爆发了一场空前规模的民主运动。当局 除了将其诬指为动乱并谎称演变为暴乱而加以血腥镇压外,还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之名在全国判了一批人。一大批八九民运中的呐喊者则被打入另册, 视为异类。1990年代至今,当局继续以《刑法》第105条第2款为标志来维持言禁,惩治直言不讳的持不同政见者。此外,其它敢说真话的人也继续受到权势 者的打击报复。1995年,时任河北省卢龙县法院院长的贾庭润,因恪守良知秉公直言、拒绝按县委领导的意思定案,而被革去职务,贬为县司法局一般干部;后 又受到留党察看两年的处分,行政级别和职务工资分别降两级(《南方周末》,2002年12月5日)。一名记者因为忠实于自己认为的新闻的真实而被单位开除 (《南方周末》,2002年12月12日)。曾任四川省泸州市人大代表的曾建余,因仗义执言为出租车司机争取合法权益,而被以诈骗罪之名判刑一年。北 京市人大代表吴青说:本来有人打算推荐我做全国人大代表候选人,但是他们不敢签名,我感到有很强的力量在阻止我成为全国人大代表。有一段时间,北京记者 都不敢对我进行报道(《南方周末》,2003年2月27)。吴青教授是敢于实话实说的,因此就有很强的力量在阻厄她。这种力量能使别人心怀恐惧,从而 不敢签名和不敢报导。

不过,应当公道地说,言禁不是中国的专利;在中国,言禁也不是自1949年始。作为人类蒙昧时期产物的言禁,它源于对有限理 性原理的无知,对拒绝谎言说出真话的人类天性的漠视,和对人类生活多元化、人的平权化的拒斥。在帝王专制时代,说了皇帝不爱听的实话,将被视为大逆不道, 脑袋搬家亦是常事。这里仅举两例。明世宗年间,大臣杨继盛向皇帝说了真话,上奏指摘奸臣误国,结果被皇帝廷杖,打了140棍。打完以后,又下狱3年。最后 还把他杀了。他死后20年,左光斗出生了。在左光斗51岁时,由于说真话,被廷杖、被下狱、被刑求,刑求中主要是炮烙,用烧红的铁条去浑身烫,烫得体无完 肤。后来左光斗也在狱里被杀死了,死在明熹宗年间(资料引自李敖所著《法源寺》一书)。所幸中国的言禁在民国时期曾经大大弱化,乃得以成就鲁迅、胡适、茅 盾、巴金、沈从文等大师级人物。民国之后,中国本该取消言禁、实行民主,以消解毛黄对话中黄炎培袒露之担心。然而,历史的真实却是黄炎培之子黄万里被 打成右派,一生坎坷!

21世纪的今天,代表制度落后和文化落后的言禁还在中国、朝鲜、古巴、越南和伊拉克等少数国家中存在著。作为一名因挑战言禁 而锒铛下狱的良心犯,我心情沉重。四年的牢狱之灾当然不可能让我放逐自己的良知,但是,我也不想把自己甘愿坐牢的行为视作人生的骄傲。我只是痛苦地觉得, 丑陋和恶心的言禁是今日中国之国耻;中国人直到现在还要被以言治罪,实在是民族的不幸和悲哀。

在即将走出大?棜姚穧菪悀宏?, 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坚信:没有言禁的制度优越于实行言禁的制度。后者不符合人类的天性,在容纳、适配和促进人类生活的多样性和生气勃勃,在激发人的创 造性和人的善意,并形成宽容、友谊和信任的社会氛围上,远不能望前者之项背。在此,我真诚地呼吁:渴望尊严地生存和发展的公民们,企盼中华民族复兴的同胞 们,让我们尽快在神州大地上确立那样一种良好的制度,她能够容得下鲁迅,容得下每一个说真话的中国人。


一生说真话

我的保证书

现在的中国,很多人可以不说违心话了。比起1976年丙辰清明时分,是个不小的进步。那时候,人们不说违心话不行,不说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不行。

对我来说,自1989年以来,我就对自己提出了如下要求:不仅不说违心话,而且要说真话;不仅要说一般的真话,而且要说官方不爱 听的真话。四年前,我写了《告全国同胞书》,指出1989年6月根本没有什么反革命暴乱,有的只是军队屠杀平民镇压民主运动的史实,要国人点燃万千烛 光,共祭六四英魂。结果是,真话既出,牢狱之灾接踵而至。狱中很多人问我,一篇文章换来四年冤狱,值不值?我说值。出去之后还写不写?我说写。于是就有人 表扬我,说我为了理想牺牲自我令人敬佩。

我深知他们的称道出自内心。然而,他们话音刚落,我会立即正色申辩道,我这么做一点也不崇高,只是为了自己,至少首先是为自己。我说,第一,说真话是天性使然。 我说真话只是自己作为人的一种本色表露。人生苦短,不顺天性,还活个什么劲儿?

第二,说真话的感觉真好。经历过不准说真话的压抑,憋气、窝囊和恼人的年代,你能体会到说真话是一种人格的张扬,是一种人生的幸福和享受,能给你带来问心无愧的踏实感和欣慰感。

第三,说真话的价值很大。只有说真话,才能领略人生的意趣和真谛,才能建立友谊和信任的平台,才能有独特的创见和卓越的建树。

一句话,只有说真话,才能实现自我;为了说真话,我愿意付出坐牢的代价。当然 ,我也并不讳言,我的具有精神特质的言行会在别人心目中被视为榜样。说真的,我的确希望:在不久的将来,在中国人的价值尺度上,说真话的份量应当至少不亚 于吃好穿好的份量,应当至少有一部分人先把真话痛痛快快说起来。

悠忽间,1460个日日夜夜就要逝去,冤狱将尽矣。此时此刻,我深深感念与我同甘苦共患难的骨肉亲人,深深感念所有理解我、关心我、声援我、帮助 我的人类同胞。此时此刻,我诚挚祝愿从我儿子一代开始,言者无罪将在中国被确认为客观真实和法律真实,将再不会有国人以言获罪身陷大牢。此时此刻,我愿对 天发誓以明心迹:此去别无求,一生说真话。


江棋生
2003年4月6日于北京市第二监狱六监区16分监区

(作者简介: 原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博士研究生。因参加八九民运, 1989年9月被捕﹐被关押1年零5个月。获释后协助六四难属丁子霖寻找六四死难者和伤残者,参加争取人权与民主的各种和平请愿签名上书活动。 1999年6月以涉嫌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正式逮捕。2000年12月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有期徒刑4年,剥夺政治权利1年。2003年5月从北 京市第二监狱刑满出狱。)

eport to My Jailer on "Thought Reform"


Before his release from prison in May, Jiang Qishen was asked to submit to authorities a "Summary Report on Thought Reform" and a "Statement of Promise." He wrote the two essays in prison, "Why Couldn't China Tolerate Lu Xun?" and "Telling the Truth All My Life."

一点说明

2003年4月4日晚,狱方向我知会:每个即将刑满释放的犯人都要按规定写两件东西。一件是《思想改造总结》,另一件是《保证书》。且每件均为一 式两份,一份供监狱存档,一份送达其户口所在地的派出所。狱卒言罢,我笑而允诺。4月5日,癸未清明。我挥笔拟就《神州之大缘何容不下一个鲁迅?》一文。 4月6日,我继而写出《一生说真话》一文。

江棋生
2003年4月7日于北京市第二监狱六监区16分监区


神州之大缘何容不下一个鲁迅?

我的思想改造总结

我在20岁之前,读了一些鲁迅。20岁之后,读得很少。关于鲁迅,有一件事我记得极清楚:在乡下插队的时候,我与几个甚为相知的同学作过一个自问自答,即鲁迅倘若活到现在,会不会被戴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帽子?大家都肯定地回答,会。

30年过去了。公开出版的报章终于披露了一件鲜为人知的史实:1957年7月7日,毛泽东在上海中苏友好大厦与上海文艺界人士座谈。席间罗稷南问 毛泽东,要是鲁迅今天还活著,他会怎么样?毛泽东答道,鲁迅么,要么被关在牢里继续写他的,要么一句话也不(《南方周末》,2002年12月5 日)。

我相信毛罗对话确有其事。这件事的意义不在于它的震撼力,而在于它的发人深省。梁漱溟先生曾认为自己不能见容于毛泽东,乃在于后者缺乏雅量。 这样的解释或许有些道理:对你梁漱溟,如果不太识相,毛说翻脸也就翻脸了。而鲁迅则不同。在现代中国的历史人物中,鲁迅是毛泽东给予最高褒扬的顶尖人杰, 毛的雅量再小,恐怕也只能忍受鲁迅带来的不快。毛对这样的国宝断然容不得,看来不是什么容人雅量大小的问题。

我认为,更为合理的解释是,毛泽东所代表的制度与鲁迅所崇尚的价值观是不兼容的。为了维护不容异见、不存异端的制度,一代枭雄 如毛泽东者,也不敢让鲁迅享有特别豁免权:有话直说,不予追究。只是毛泽东未免小看了鲁迅,认为鲁迅这位没有丝毫媚骨的汉子,为了避免坐班房,可能会 呆在家里一句话也不说。依我看,倘若二者择一,鲁迅的选择只能是:关在牢里继续写他的。

不仅如此。毛泽东立国以来,炎黄子孙中因说真话而以言招祸、以言获罪者,可谓大有人在,不绝如缕。首先我想说,被以反革命 宣传煽动罪(1997年后改为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之名加以判刑乃至被处决的,高达数十万之众当是保守的估计。1957年,则有57万人被以言治 罪,打成右派。1959年,上万言书说真话的彭大将军被罢官,跟著就整肃了一大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1966年到1976年间,因私下议论被揭发 而惨遭专政者,因一言不慎而横遭批斗者,因无限上纲而受文字狱迫害者,更是司空见惯,不计其数。我的母校 常熟市中(当年叫常熟县中)的一位青年语文教师张振宁,因口无遮拦说过生的伟大,死的光荣(毛泽东给刘胡兰的题词)有语法错误,就被斗得死去活来,险 些送命。张老师当时的痛楚绝望之情让我刻骨铭心,以至37年后的今天依然历历在目,令人心悸。1979年,当西单民主?棤}始说出更多的真话时,就遭到封 杀和取缔。1980年代,以方励之、王若望、刘宾雁、王若水为代表的言者又遭最高当局整肃。1989年春,中国大地上爆发了一场空前规模的民主运动。当局 除了将其诬指为动乱并谎称演变为暴乱而加以血腥镇压外,还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之名在全国判了一批人。一大批八九民运中的呐喊者则被打入另册, 视为异类。1990年代至今,当局继续以《刑法》第105条第2款为标志来维持言禁,惩治直言不讳的持不同政见者。此外,其它敢说真话的人也继续受到权势 者的打击报复。1995年,时任河北省卢龙县法院院长的贾庭润,因恪守良知秉公直言、拒绝按县委领导的意思定案,而被革去职务,贬为县司法局一般干部;后 又受到留党察看两年的处分,行政级别和职务工资分别降两级(《南方周末》,2002年12月5日)。一名记者因为忠实于自己认为的新闻的真实而被单位开除 (《南方周末》,2002年12月12日)。曾任四川省泸州市人大代表的曾建余,因仗义执言为出租车司机争取合法权益,而被以诈骗罪之名判刑一年。北 京市人大代表吴青说:本来有人打算推荐我做全国人大代表候选人,但是他们不敢签名,我感到有很强的力量在阻止我成为全国人大代表。有一段时间,北京记者 都不敢对我进行报道(《南方周末》,2003年2月27)。吴青教授是敢于实话实说的,因此就有很强的力量在阻厄她。这种力量能使别人心怀恐惧,从而 不敢签名和不敢报导。

不过,应当公道地说,言禁不是中国的专利;在中国,言禁也不是自1949年始。作为人类蒙昧时期产物的言禁,它源于对有限理 性原理的无知,对拒绝谎言说出真话的人类天性的漠视,和对人类生活多元化、人的平权化的拒斥。在帝王专制时代,说了皇帝不爱听的实话,将被视为大逆不道, 脑袋搬家亦是常事。这里仅举两例。明世宗年间,大臣杨继盛向皇帝说了真话,上奏指摘奸臣误国,结果被皇帝廷杖,打了140棍。打完以后,又下狱3年。最后 还把他杀了。他死后20年,左光斗出生了。在左光斗51岁时,由于说真话,被廷杖、被下狱、被刑求,刑求中主要是炮烙,用烧红的铁条去浑身烫,烫得体无完 肤。后来左光斗也在狱里被杀死了,死在明熹宗年间(资料引自李敖所著《法源寺》一书)。所幸中国的言禁在民国时期曾经大大弱化,乃得以成就鲁迅、胡适、茅 盾、巴金、沈从文等大师级人物。民国之后,中国本该取消言禁、实行民主,以消解毛黄对话中黄炎培袒露之担心。然而,历史的真实却是黄炎培之子黄万里被 打成右派,一生坎坷!

21世纪的今天,代表制度落后和文化落后的言禁还在中国、朝鲜、古巴、越南和伊拉克等少数国家中存在著。作为一名因挑战言禁 而锒铛下狱的良心犯,我心情沉重。四年的牢狱之灾当然不可能让我放逐自己的良知,但是,我也不想把自己甘愿坐牢的行为视作人生的骄傲。我只是痛苦地觉得, 丑陋和恶心的言禁是今日中国之国耻;中国人直到现在还要被以言治罪,实在是民族的不幸和悲哀。

在即将走出大?棜姚穧菪悀宏?, 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坚信:没有言禁的制度优越于实行言禁的制度。后者不符合人类的天性,在容纳、适配和促进人类生活的多样性和生气勃勃,在激发人的创 造性和人的善意,并形成宽容、友谊和信任的社会氛围上,远不能望前者之项背。在此,我真诚地呼吁:渴望尊严地生存和发展的公民们,企盼中华民族复兴的同胞 们,让我们尽快在神州大地上确立那样一种良好的制度,她能够容得下鲁迅,容得下每一个说真话的中国人。


一生说真话

我的保证书

现在的中国,很多人可以不说违心话了。比起1976年丙辰清明时分,是个不小的进步。那时候,人们不说违心话不行,不说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不行。

对我来说,自1989年以来,我就对自己提出了如下要求:不仅不说违心话,而且要说真话;不仅要说一般的真话,而且要说官方不爱 听的真话。四年前,我写了《告全国同胞书》,指出1989年6月根本没有什么反革命暴乱,有的只是军队屠杀平民镇压民主运动的史实,要国人点燃万千烛 光,共祭六四英魂。结果是,真话既出,牢狱之灾接踵而至。狱中很多人问我,一篇文章换来四年冤狱,值不值?我说值。出去之后还写不写?我说写。于是就有人 表扬我,说我为了理想牺牲自我令人敬佩。

我深知他们的称道出自内心。然而,他们话音刚落,我会立即正色申辩道,我这么做一点也不崇高,只是为了自己,至少首先是为自己。我说,第一,说真话是天性使然。 我说真话只是自己作为人的一种本色表露。人生苦短,不顺天性,还活个什么劲儿?

第二,说真话的感觉真好。经历过不准说真话的压抑,憋气、窝囊和恼人的年代,你能体会到说真话是一种人格的张扬,是一种人生的幸福和享受,能给你带来问心无愧的踏实感和欣慰感。

第三,说真话的价值很大。只有说真话,才能领略人生的意趣和真谛,才能建立友谊和信任的平台,才能有独特的创见和卓越的建树。

一句话,只有说真话,才能实现自我;为了说真话,我愿意付出坐牢的代价。当然 ,我也并不讳言,我的具有精神特质的言行会在别人心目中被视为榜样。说真的,我的确希望:在不久的将来,在中国人的价值尺度上,说真话的份量应当至少不亚 于吃好穿好的份量,应当至少有一部分人先把真话痛痛快快说起来。

悠忽间,1460个日日夜夜就要逝去,冤狱将尽矣。此时此刻,我深深感念与我同甘苦共患难的骨肉亲人,深深感念所有理解我、关心我、声援我、帮助 我的人类同胞。此时此刻,我诚挚祝愿从我儿子一代开始,言者无罪将在中国被确认为客观真实和法律真实,将再不会有国人以言获罪身陷大牢。此时此刻,我愿对 天发誓以明心迹:此去别无求,一生说真话。


江棋生
2003年4月6日于北京市第二监狱六监区16分监区

(作者简介: 原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博士研究生。因参加八九民运, 1989年9月被捕﹐被关押1年零5个月。获释后协助六四难属丁子霖寻找六四死难者和伤残者,参加争取人权与民主的各种和平请愿签名上书活动。 1999年6月以涉嫌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正式逮捕。2000年12月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有期徒刑4年,剥夺政治权利1年。2003年5月从北 京市第二监狱刑满出狱。)

eport to My Jailer on "Thought Reform"


Before his release from prison in May, Jiang Qishen was asked to submit to authorities a "Summary Report on Thought Reform" and a "Statement of Promise." He wrote the two essays in prison, "Why Couldn't China Tolerate Lu Xun?" and "Telling the Truth All My Life."

一点说明

2003年4月4日晚,狱方向我知会:每个即将刑满释放的犯人都要按规定写两件东西。一件是《思想改造总结》,另一件是《保证书》。且每件均为一 式两份,一份供监狱存档,一份送达其户口所在地的派出所。狱卒言罢,我笑而允诺。4月5日,癸未清明。我挥笔拟就《神州之大缘何容不下一个鲁迅?》一文。 4月6日,我继而写出《一生说真话》一文。

江棋生
2003年4月7日于北京市第二监狱六监区16分监区


神州之大缘何容不下一个鲁迅?

我的思想改造总结

我在20岁之前,读了一些鲁迅。20岁之后,读得很少。关于鲁迅,有一件事我记得极清楚:在乡下插队的时候,我与几个甚为相知的同学作过一个自问自答,即鲁迅倘若活到现在,会不会被戴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帽子?大家都肯定地回答,会。

30年过去了。公开出版的报章终于披露了一件鲜为人知的史实:1957年7月7日,毛泽东在上海中苏友好大厦与上海文艺界人士座谈。席间罗稷南问 毛泽东,要是鲁迅今天还活著,他会怎么样?毛泽东答道,鲁迅么,要么被关在牢里继续写他的,要么一句话也不(《南方周末》,2002年12月5 日)。

我相信毛罗对话确有其事。这件事的意义不在于它的震撼力,而在于它的发人深省。梁漱溟先生曾认为自己不能见容于毛泽东,乃在于后者缺乏雅量。 这样的解释或许有些道理:对你梁漱溟,如果不太识相,毛说翻脸也就翻脸了。而鲁迅则不同。在现代中国的历史人物中,鲁迅是毛泽东给予最高褒扬的顶尖人杰, 毛的雅量再小,恐怕也只能忍受鲁迅带来的不快。毛对这样的国宝断然容不得,看来不是什么容人雅量大小的问题。

我认为,更为合理的解释是,毛泽东所代表的制度与鲁迅所崇尚的价值观是不兼容的。为了维护不容异见、不存异端的制度,一代枭雄 如毛泽东者,也不敢让鲁迅享有特别豁免权:有话直说,不予追究。只是毛泽东未免小看了鲁迅,认为鲁迅这位没有丝毫媚骨的汉子,为了避免坐班房,可能会 呆在家里一句话也不说。依我看,倘若二者择一,鲁迅的选择只能是:关在牢里继续写他的。

不仅如此。毛泽东立国以来,炎黄子孙中因说真话而以言招祸、以言获罪者,可谓大有人在,不绝如缕。首先我想说,被以反革命 宣传煽动罪(1997年后改为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之名加以判刑乃至被处决的,高达数十万之众当是保守的估计。1957年,则有57万人被以言治 罪,打成右派。1959年,上万言书说真话的彭大将军被罢官,跟著就整肃了一大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1966年到1976年间,因私下议论被揭发 而惨遭专政者,因一言不慎而横遭批斗者,因无限上纲而受文字狱迫害者,更是司空见惯,不计其数。我的母校 常熟市中(当年叫常熟县中)的一位青年语文教师张振宁,因口无遮拦说过生的伟大,死的光荣(毛泽东给刘胡兰的题词)有语法错误,就被斗得死去活来,险 些送命。张老师当时的痛楚绝望之情让我刻骨铭心,以至37年后的今天依然历历在目,令人心悸。1979年,当西单民主?棤}始说出更多的真话时,就遭到封 杀和取缔。1980年代,以方励之、王若望、刘宾雁、王若水为代表的言者又遭最高当局整肃。1989年春,中国大地上爆发了一场空前规模的民主运动。当局 除了将其诬指为动乱并谎称演变为暴乱而加以血腥镇压外,还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之名在全国判了一批人。一大批八九民运中的呐喊者则被打入另册, 视为异类。1990年代至今,当局继续以《刑法》第105条第2款为标志来维持言禁,惩治直言不讳的持不同政见者。此外,其它敢说真话的人也继续受到权势 者的打击报复。1995年,时任河北省卢龙县法院院长的贾庭润,因恪守良知秉公直言、拒绝按县委领导的意思定案,而被革去职务,贬为县司法局一般干部;后 又受到留党察看两年的处分,行政级别和职务工资分别降两级(《南方周末》,2002年12月5日)。一名记者因为忠实于自己认为的新闻的真实而被单位开除 (《南方周末》,2002年12月12日)。曾任四川省泸州市人大代表的曾建余,因仗义执言为出租车司机争取合法权益,而被以诈骗罪之名判刑一年。北 京市人大代表吴青说:本来有人打算推荐我做全国人大代表候选人,但是他们不敢签名,我感到有很强的力量在阻止我成为全国人大代表。有一段时间,北京记者 都不敢对我进行报道(《南方周末》,2003年2月27)。吴青教授是敢于实话实说的,因此就有很强的力量在阻厄她。这种力量能使别人心怀恐惧,从而 不敢签名和不敢报导。

不过,应当公道地说,言禁不是中国的专利;在中国,言禁也不是自1949年始。作为人类蒙昧时期产物的言禁,它源于对有限理 性原理的无知,对拒绝谎言说出真话的人类天性的漠视,和对人类生活多元化、人的平权化的拒斥。在帝王专制时代,说了皇帝不爱听的实话,将被视为大逆不道, 脑袋搬家亦是常事。这里仅举两例。明世宗年间,大臣杨继盛向皇帝说了真话,上奏指摘奸臣误国,结果被皇帝廷杖,打了140棍。打完以后,又下狱3年。最后 还把他杀了。他死后20年,左光斗出生了。在左光斗51岁时,由于说真话,被廷杖、被下狱、被刑求,刑求中主要是炮烙,用烧红的铁条去浑身烫,烫得体无完 肤。后来左光斗也在狱里被杀死了,死在明熹宗年间(资料引自李敖所著《法源寺》一书)。所幸中国的言禁在民国时期曾经大大弱化,乃得以成就鲁迅、胡适、茅 盾、巴金、沈从文等大师级人物。民国之后,中国本该取消言禁、实行民主,以消解毛黄对话中黄炎培袒露之担心。然而,历史的真实却是黄炎培之子黄万里被 打成右派,一生坎坷!

21世纪的今天,代表制度落后和文化落后的言禁还在中国、朝鲜、古巴、越南和伊拉克等少数国家中存在著。作为一名因挑战言禁 而锒铛下狱的良心犯,我心情沉重。四年的牢狱之灾当然不可能让我放逐自己的良知,但是,我也不想把自己甘愿坐牢的行为视作人生的骄傲。我只是痛苦地觉得, 丑陋和恶心的言禁是今日中国之国耻;中国人直到现在还要被以言治罪,实在是民族的不幸和悲哀。

在即将走出大?棜姚穧菪悀宏?, 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坚信:没有言禁的制度优越于实行言禁的制度。后者不符合人类的天性,在容纳、适配和促进人类生活的多样性和生气勃勃,在激发人的创 造性和人的善意,并形成宽容、友谊和信任的社会氛围上,远不能望前者之项背。在此,我真诚地呼吁:渴望尊严地生存和发展的公民们,企盼中华民族复兴的同胞 们,让我们尽快在神州大地上确立那样一种良好的制度,她能够容得下鲁迅,容得下每一个说真话的中国人。


一生说真话

我的保证书

现在的中国,很多人可以不说违心话了。比起1976年丙辰清明时分,是个不小的进步。那时候,人们不说违心话不行,不说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不行。

对我来说,自1989年以来,我就对自己提出了如下要求:不仅不说违心话,而且要说真话;不仅要说一般的真话,而且要说官方不爱 听的真话。四年前,我写了《告全国同胞书》,指出1989年6月根本没有什么反革命暴乱,有的只是军队屠杀平民镇压民主运动的史实,要国人点燃万千烛 光,共祭六四英魂。结果是,真话既出,牢狱之灾接踵而至。狱中很多人问我,一篇文章换来四年冤狱,值不值?我说值。出去之后还写不写?我说写。于是就有人 表扬我,说我为了理想牺牲自我令人敬佩。

我深知他们的称道出自内心。然而,他们话音刚落,我会立即正色申辩道,我这么做一点也不崇高,只是为了自己,至少首先是为自己。我说,第一,说真话是天性使然。 我说真话只是自己作为人的一种本色表露。人生苦短,不顺天性,还活个什么劲儿?

第二,说真话的感觉真好。经历过不准说真话的压抑,憋气、窝囊和恼人的年代,你能体会到说真话是一种人格的张扬,是一种人生的幸福和享受,能给你带来问心无愧的踏实感和欣慰感。

第三,说真话的价值很大。只有说真话,才能领略人生的意趣和真谛,才能建立友谊和信任的平台,才能有独特的创见和卓越的建树。

一句话,只有说真话,才能实现自我;为了说真话,我愿意付出坐牢的代价。当然 ,我也并不讳言,我的具有精神特质的言行会在别人心目中被视为榜样。说真的,我的确希望:在不久的将来,在中国人的价值尺度上,说真话的份量应当至少不亚 于吃好穿好的份量,应当至少有一部分人先把真话痛痛快快说起来。

悠忽间,1460个日日夜夜就要逝去,冤狱将尽矣。此时此刻,我深深感念与我同甘苦共患难的骨肉亲人,深深感念所有理解我、关心我、声援我、帮助 我的人类同胞。此时此刻,我诚挚祝愿从我儿子一代开始,言者无罪将在中国被确认为客观真实和法律真实,将再不会有国人以言获罪身陷大牢。此时此刻,我愿对 天发誓以明心迹:此去别无求,一生说真话。


江棋生
2003年4月6日于北京市第二监狱六监区16分监区

(作者简介: 原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博士研究生。因参加八九民运, 1989年9月被捕﹐被关押1年零5个月。获释后协助六四难属丁子霖寻找六四死难者和伤残者,参加争取人权与民主的各种和平请愿签名上书活动。 1999年6月以涉嫌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正式逮捕。2000年12月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有期徒刑4年,剥夺政治权利1年。2003年5月从北 京市第二监狱刑满出狱。)

eport to My Jailer on "Thought Reform"


Before his release from prison in May, Jiang Qishen was asked to submit to authorities a "Summary Report on Thought Reform" and a "Statement of Promise." He wrote the two essays in prison, "Why Couldn't China Tolerate Lu Xun?" and "Telling the Truth All My Life."

一点说明

2003年4月4日晚,狱方向我知会:每个即将刑满释放的犯人都要按规定写两件东西。一件是《思想改造总结》,另一件是《保证书》。且每件均为一 式两份,一份供监狱存档,一份送达其户口所在地的派出所。狱卒言罢,我笑而允诺。4月5日,癸未清明。我挥笔拟就《神州之大缘何容不下一个鲁迅?》一文。 4月6日,我继而写出《一生说真话》一文。

江棋生
2003年4月7日于北京市第二监狱六监区16分监区


神州之大缘何容不下一个鲁迅?

我的思想改造总结

我在20岁之前,读了一些鲁迅。20岁之后,读得很少。关于鲁迅,有一件事我记得极清楚:在乡下插队的时候,我与几个甚为相知的同学作过一个自问自答,即鲁迅倘若活到现在,会不会被戴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帽子?大家都肯定地回答,会。

30年过去了。公开出版的报章终于披露了一件鲜为人知的史实:1957年7月7日,毛泽东在上海中苏友好大厦与上海文艺界人士座谈。席间罗稷南问 毛泽东,要是鲁迅今天还活著,他会怎么样?毛泽东答道,鲁迅么,要么被关在牢里继续写他的,要么一句话也不(《南方周末》,2002年12月5 日)。

我相信毛罗对话确有其事。这件事的意义不在于它的震撼力,而在于它的发人深省。梁漱溟先生曾认为自己不能见容于毛泽东,乃在于后者缺乏雅量。 这样的解释或许有些道理:对你梁漱溟,如果不太识相,毛说翻脸也就翻脸了。而鲁迅则不同。在现代中国的历史人物中,鲁迅是毛泽东给予最高褒扬的顶尖人杰, 毛的雅量再小,恐怕也只能忍受鲁迅带来的不快。毛对这样的国宝断然容不得,看来不是什么容人雅量大小的问题。

我认为,更为合理的解释是,毛泽东所代表的制度与鲁迅所崇尚的价值观是不兼容的。为了维护不容异见、不存异端的制度,一代枭雄 如毛泽东者,也不敢让鲁迅享有特别豁免权:有话直说,不予追究。只是毛泽东未免小看了鲁迅,认为鲁迅这位没有丝毫媚骨的汉子,为了避免坐班房,可能会 呆在家里一句话也不说。依我看,倘若二者择一,鲁迅的选择只能是:关在牢里继续写他的。

不仅如此。毛泽东立国以来,炎黄子孙中因说真话而以言招祸、以言获罪者,可谓大有人在,不绝如缕。首先我想说,被以反革命 宣传煽动罪(1997年后改为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之名加以判刑乃至被处决的,高达数十万之众当是保守的估计。1957年,则有57万人被以言治 罪,打成右派。1959年,上万言书说真话的彭大将军被罢官,跟著就整肃了一大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1966年到1976年间,因私下议论被揭发 而惨遭专政者,因一言不慎而横遭批斗者,因无限上纲而受文字狱迫害者,更是司空见惯,不计其数。我的母校 常熟市中(当年叫常熟县中)的一位青年语文教师张振宁,因口无遮拦说过生的伟大,死的光荣(毛泽东给刘胡兰的题词)有语法错误,就被斗得死去活来,险 些送命。张老师当时的痛楚绝望之情让我刻骨铭心,以至37年后的今天依然历历在目,令人心悸。1979年,当西单民主?棤}始说出更多的真话时,就遭到封 杀和取缔。1980年代,以方励之、王若望、刘宾雁、王若水为代表的言者又遭最高当局整肃。1989年春,中国大地上爆发了一场空前规模的民主运动。当局 除了将其诬指为动乱并谎称演变为暴乱而加以血腥镇压外,还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之名在全国判了一批人。一大批八九民运中的呐喊者则被打入另册, 视为异类。1990年代至今,当局继续以《刑法》第105条第2款为标志来维持言禁,惩治直言不讳的持不同政见者。此外,其它敢说真话的人也继续受到权势 者的打击报复。1995年,时任河北省卢龙县法院院长的贾庭润,因恪守良知秉公直言、拒绝按县委领导的意思定案,而被革去职务,贬为县司法局一般干部;后 又受到留党察看两年的处分,行政级别和职务工资分别降两级(《南方周末》,2002年12月5日)。一名记者因为忠实于自己认为的新闻的真实而被单位开除 (《南方周末》,2002年12月12日)。曾任四川省泸州市人大代表的曾建余,因仗义执言为出租车司机争取合法权益,而被以诈骗罪之名判刑一年。北 京市人大代表吴青说:本来有人打算推荐我做全国人大代表候选人,但是他们不敢签名,我感到有很强的力量在阻止我成为全国人大代表。有一段时间,北京记者 都不敢对我进行报道(《南方周末》,2003年2月27)。吴青教授是敢于实话实说的,因此就有很强的力量在阻厄她。这种力量能使别人心怀恐惧,从而 不敢签名和不敢报导。

不过,应当公道地说,言禁不是中国的专利;在中国,言禁也不是自1949年始。作为人类蒙昧时期产物的言禁,它源于对有限理 性原理的无知,对拒绝谎言说出真话的人类天性的漠视,和对人类生活多元化、人的平权化的拒斥。在帝王专制时代,说了皇帝不爱听的实话,将被视为大逆不道, 脑袋搬家亦是常事。这里仅举两例。明世宗年间,大臣杨继盛向皇帝说了真话,上奏指摘奸臣误国,结果被皇帝廷杖,打了140棍。打完以后,又下狱3年。最后 还把他杀了。他死后20年,左光斗出生了。在左光斗51岁时,由于说真话,被廷杖、被下狱、被刑求,刑求中主要是炮烙,用烧红的铁条去浑身烫,烫得体无完 肤。后来左光斗也在狱里被杀死了,死在明熹宗年间(资料引自李敖所著《法源寺》一书)。所幸中国的言禁在民国时期曾经大大弱化,乃得以成就鲁迅、胡适、茅 盾、巴金、沈从文等大师级人物。民国之后,中国本该取消言禁、实行民主,以消解毛黄对话中黄炎培袒露之担心。然而,历史的真实却是黄炎培之子黄万里被 打成右派,一生坎坷!

21世纪的今天,代表制度落后和文化落后的言禁还在中国、朝鲜、古巴、越南和伊拉克等少数国家中存在著。作为一名因挑战言禁 而锒铛下狱的良心犯,我心情沉重。四年的牢狱之灾当然不可能让我放逐自己的良知,但是,我也不想把自己甘愿坐牢的行为视作人生的骄傲。我只是痛苦地觉得, 丑陋和恶心的言禁是今日中国之国耻;中国人直到现在还要被以言治罪,实在是民族的不幸和悲哀。

在即将走出大?棜姚穧菪悀宏?, 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坚信:没有言禁的制度优越于实行言禁的制度。后者不符合人类的天性,在容纳、适配和促进人类生活的多样性和生气勃勃,在激发人的创 造性和人的善意,并形成宽容、友谊和信任的社会氛围上,远不能望前者之项背。在此,我真诚地呼吁:渴望尊严地生存和发展的公民们,企盼中华民族复兴的同胞 们,让我们尽快在神州大地上确立那样一种良好的制度,她能够容得下鲁迅,容得下每一个说真话的中国人。


一生说真话

我的保证书

现在的中国,很多人可以不说违心话了。比起1976年丙辰清明时分,是个不小的进步。那时候,人们不说违心话不行,不说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不行。

对我来说,自1989年以来,我就对自己提出了如下要求:不仅不说违心话,而且要说真话;不仅要说一般的真话,而且要说官方不爱 听的真话。四年前,我写了《告全国同胞书》,指出1989年6月根本没有什么反革命暴乱,有的只是军队屠杀平民镇压民主运动的史实,要国人点燃万千烛 光,共祭六四英魂。结果是,真话既出,牢狱之灾接踵而至。狱中很多人问我,一篇文章换来四年冤狱,值不值?我说值。出去之后还写不写?我说写。于是就有人 表扬我,说我为了理想牺牲自我令人敬佩。

我深知他们的称道出自内心。然而,他们话音刚落,我会立即正色申辩道,我这么做一点也不崇高,只是为了自己,至少首先是为自己。我说,第一,说真话是天性使然。 我说真话只是自己作为人的一种本色表露。人生苦短,不顺天性,还活个什么劲儿?

第二,说真话的感觉真好。经历过不准说真话的压抑,憋气、窝囊和恼人的年代,你能体会到说真话是一种人格的张扬,是一种人生的幸福和享受,能给你带来问心无愧的踏实感和欣慰感。

第三,说真话的价值很大。只有说真话,才能领略人生的意趣和真谛,才能建立友谊和信任的平台,才能有独特的创见和卓越的建树。

一句话,只有说真话,才能实现自我;为了说真话,我愿意付出坐牢的代价。当然 ,我也并不讳言,我的具有精神特质的言行会在别人心目中被视为榜样。说真的,我的确希望:在不久的将来,在中国人的价值尺度上,说真话的份量应当至少不亚 于吃好穿好的份量,应当至少有一部分人先把真话痛痛快快说起来。

悠忽间,1460个日日夜夜就要逝去,冤狱将尽矣。此时此刻,我深深感念与我同甘苦共患难的骨肉亲人,深深感念所有理解我、关心我、声援我、帮助 我的人类同胞。此时此刻,我诚挚祝愿从我儿子一代开始,言者无罪将在中国被确认为客观真实和法律真实,将再不会有国人以言获罪身陷大牢。此时此刻,我愿对 天发誓以明心迹:此去别无求,一生说真话。


江棋生
2003年4月6日于北京市第二监狱六监区16分监区

(作者简介: 原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博士研究生。因参加八九民运, 1989年9月被捕﹐被关押1年零5个月。获释后协助六四难属丁子霖寻找六四死难者和伤残者,参加争取人权与民主的各种和平请愿签名上书活动。 1999年6月以涉嫌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正式逮捕。2000年12月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有期徒刑4年,剥夺政治权利1年。2003年5月从北 京市第二监狱刑满出狱。)

eport to My Jailer on "Thought Reform"


Before his release from prison in May, Jiang Qishen was asked to submit to authorities a "Summary Report on Thought Reform" and a "Statement of Promise." He wrote the two essays in prison, "Why Couldn't China Tolerate Lu Xun?" and "Telling the Truth All My Life."

一点说明

2003年4月4日晚,狱方向我知会:每个即将刑满释放的犯人都要按规定写两件东西。一件是《思想改造总结》,另一件是《保证书》。且每件均为一 式两份,一份供监狱存档,一份送达其户口所在地的派出所。狱卒言罢,我笑而允诺。4月5日,癸未清明。我挥笔拟就《神州之大缘何容不下一个鲁迅?》一文。 4月6日,我继而写出《一生说真话》一文。

江棋生
2003年4月7日于北京市第二监狱六监区16分监区


神州之大缘何容不下一个鲁迅?

我的思想改造总结

我在20岁之前,读了一些鲁迅。20岁之后,读得很少。关于鲁迅,有一件事我记得极清楚:在乡下插队的时候,我与几个甚为相知的同学作过一个自问自答,即鲁迅倘若活到现在,会不会被戴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帽子?大家都肯定地回答,会。

30年过去了。公开出版的报章终于披露了一件鲜为人知的史实:1957年7月7日,毛泽东在上海中苏友好大厦与上海文艺界人士座谈。席间罗稷南问 毛泽东,要是鲁迅今天还活著,他会怎么样?毛泽东答道,鲁迅么,要么被关在牢里继续写他的,要么一句话也不(《南方周末》,2002年12月5 日)。

我相信毛罗对话确有其事。这件事的意义不在于它的震撼力,而在于它的发人深省。梁漱溟先生曾认为自己不能见容于毛泽东,乃在于后者缺乏雅量。 这样的解释或许有些道理:对你梁漱溟,如果不太识相,毛说翻脸也就翻脸了。而鲁迅则不同。在现代中国的历史人物中,鲁迅是毛泽东给予最高褒扬的顶尖人杰, 毛的雅量再小,恐怕也只能忍受鲁迅带来的不快。毛对这样的国宝断然容不得,看来不是什么容人雅量大小的问题。

我认为,更为合理的解释是,毛泽东所代表的制度与鲁迅所崇尚的价值观是不兼容的。为了维护不容异见、不存异端的制度,一代枭雄 如毛泽东者,也不敢让鲁迅享有特别豁免权:有话直说,不予追究。只是毛泽东未免小看了鲁迅,认为鲁迅这位没有丝毫媚骨的汉子,为了避免坐班房,可能会 呆在家里一句话也不说。依我看,倘若二者择一,鲁迅的选择只能是:关在牢里继续写他的。

不仅如此。毛泽东立国以来,炎黄子孙中因说真话而以言招祸、以言获罪者,可谓大有人在,不绝如缕。首先我想说,被以反革命 宣传煽动罪(1997年后改为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之名加以判刑乃至被处决的,高达数十万之众当是保守的估计。1957年,则有57万人被以言治 罪,打成右派。1959年,上万言书说真话的彭大将军被罢官,跟著就整肃了一大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1966年到1976年间,因私下议论被揭发 而惨遭专政者,因一言不慎而横遭批斗者,因无限上纲而受文字狱迫害者,更是司空见惯,不计其数。我的母校 常熟市中(当年叫常熟县中)的一位青年语文教师张振宁,因口无遮拦说过生的伟大,死的光荣(毛泽东给刘胡兰的题词)有语法错误,就被斗得死去活来,险 些送命。张老师当时的痛楚绝望之情让我刻骨铭心,以至37年后的今天依然历历在目,令人心悸。1979年,当西单民主?棤}始说出更多的真话时,就遭到封 杀和取缔。1980年代,以方励之、王若望、刘宾雁、王若水为代表的言者又遭最高当局整肃。1989年春,中国大地上爆发了一场空前规模的民主运动。当局 除了将其诬指为动乱并谎称演变为暴乱而加以血腥镇压外,还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之名在全国判了一批人。一大批八九民运中的呐喊者则被打入另册, 视为异类。1990年代至今,当局继续以《刑法》第105条第2款为标志来维持言禁,惩治直言不讳的持不同政见者。此外,其它敢说真话的人也继续受到权势 者的打击报复。1995年,时任河北省卢龙县法院院长的贾庭润,因恪守良知秉公直言、拒绝按县委领导的意思定案,而被革去职务,贬为县司法局一般干部;后 又受到留党察看两年的处分,行政级别和职务工资分别降两级(《南方周末》,2002年12月5日)。一名记者因为忠实于自己认为的新闻的真实而被单位开除 (《南方周末》,2002年12月12日)。曾任四川省泸州市人大代表的曾建余,因仗义执言为出租车司机争取合法权益,而被以诈骗罪之名判刑一年。北 京市人大代表吴青说:本来有人打算推荐我做全国人大代表候选人,但是他们不敢签名,我感到有很强的力量在阻止我成为全国人大代表。有一段时间,北京记者 都不敢对我进行报道(《南方周末》,2003年2月27)。吴青教授是敢于实话实说的,因此就有很强的力量在阻厄她。这种力量能使别人心怀恐惧,从而 不敢签名和不敢报导。

不过,应当公道地说,言禁不是中国的专利;在中国,言禁也不是自1949年始。作为人类蒙昧时期产物的言禁,它源于对有限理 性原理的无知,对拒绝谎言说出真话的人类天性的漠视,和对人类生活多元化、人的平权化的拒斥。在帝王专制时代,说了皇帝不爱听的实话,将被视为大逆不道, 脑袋搬家亦是常事。这里仅举两例。明世宗年间,大臣杨继盛向皇帝说了真话,上奏指摘奸臣误国,结果被皇帝廷杖,打了140棍。打完以后,又下狱3年。最后 还把他杀了。他死后20年,左光斗出生了。在左光斗51岁时,由于说真话,被廷杖、被下狱、被刑求,刑求中主要是炮烙,用烧红的铁条去浑身烫,烫得体无完 肤。后来左光斗也在狱里被杀死了,死在明熹宗年间(资料引自李敖所著《法源寺》一书)。所幸中国的言禁在民国时期曾经大大弱化,乃得以成就鲁迅、胡适、茅 盾、巴金、沈从文等大师级人物。民国之后,中国本该取消言禁、实行民主,以消解毛黄对话中黄炎培袒露之担心。然而,历史的真实却是黄炎培之子黄万里被 打成右派,一生坎坷!

21世纪的今天,代表制度落后和文化落后的言禁还在中国、朝鲜、古巴、越南和伊拉克等少数国家中存在著。作为一名因挑战言禁 而锒铛下狱的良心犯,我心情沉重。四年的牢狱之灾当然不可能让我放逐自己的良知,但是,我也不想把自己甘愿坐牢的行为视作人生的骄傲。我只是痛苦地觉得, 丑陋和恶心的言禁是今日中国之国耻;中国人直到现在还要被以言治罪,实在是民族的不幸和悲哀。

在即将走出大?棜姚穧菪悀宏?, 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坚信:没有言禁的制度优越于实行言禁的制度。后者不符合人类的天性,在容纳、适配和促进人类生活的多样性和生气勃勃,在激发人的创 造性和人的善意,并形成宽容、友谊和信任的社会氛围上,远不能望前者之项背。在此,我真诚地呼吁:渴望尊严地生存和发展的公民们,企盼中华民族复兴的同胞 们,让我们尽快在神州大地上确立那样一种良好的制度,她能够容得下鲁迅,容得下每一个说真话的中国人。


一生说真话

我的保证书

现在的中国,很多人可以不说违心话了。比起1976年丙辰清明时分,是个不小的进步。那时候,人们不说违心话不行,不说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不行。

对我来说,自1989年以来,我就对自己提出了如下要求:不仅不说违心话,而且要说真话;不仅要说一般的真话,而且要说官方不爱 听的真话。四年前,我写了《告全国同胞书》,指出1989年6月根本没有什么反革命暴乱,有的只是军队屠杀平民镇压民主运动的史实,要国人点燃万千烛 光,共祭六四英魂。结果是,真话既出,牢狱之灾接踵而至。狱中很多人问我,一篇文章换来四年冤狱,值不值?我说值。出去之后还写不写?我说写。于是就有人 表扬我,说我为了理想牺牲自我令人敬佩。

我深知他们的称道出自内心。然而,他们话音刚落,我会立即正色申辩道,我这么做一点也不崇高,只是为了自己,至少首先是为自己。我说,第一,说真话是天性使然。 我说真话只是自己作为人的一种本色表露。人生苦短,不顺天性,还活个什么劲儿?

第二,说真话的感觉真好。经历过不准说真话的压抑,憋气、窝囊和恼人的年代,你能体会到说真话是一种人格的张扬,是一种人生的幸福和享受,能给你带来问心无愧的踏实感和欣慰感。

第三,说真话的价值很大。只有说真话,才能领略人生的意趣和真谛,才能建立友谊和信任的平台,才能有独特的创见和卓越的建树。

一句话,只有说真话,才能实现自我;为了说真话,我愿意付出坐牢的代价。当然 ,我也并不讳言,我的具有精神特质的言行会在别人心目中被视为榜样。说真的,我的确希望:在不久的将来,在中国人的价值尺度上,说真话的份量应当至少不亚 于吃好穿好的份量,应当至少有一部分人先把真话痛痛快快说起来。

悠忽间,1460个日日夜夜就要逝去,冤狱将尽矣。此时此刻,我深深感念与我同甘苦共患难的骨肉亲人,深深感念所有理解我、关心我、声援我、帮助 我的人类同胞。此时此刻,我诚挚祝愿从我儿子一代开始,言者无罪将在中国被确认为客观真实和法律真实,将再不会有国人以言获罪身陷大牢。此时此刻,我愿对 天发誓以明心迹:此去别无求,一生说真话。


江棋生
2003年4月6日于北京市第二监狱六监区16分监区

(作者简介: 原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博士研究生。因参加八九民运, 1989年9月被捕﹐被关押1年零5个月。获释后协助六四难属丁子霖寻找六四死难者和伤残者,参加争取人权与民主的各种和平请愿签名上书活动。 1999年6月以涉嫌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正式逮捕。2000年12月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有期徒刑4年,剥夺政治权利1年。2003年5月从北 京市第二监狱刑满出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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